第11节

基础的“四大家族”发达了，留给中华民族的却是深重的灾难，这大概是人们诅咒这种婚姻样式的根源所在吧。

术篇第42节 培植自己的嫡系

借办黄埔军校之机，培植自己的嫡系 黄埔军校原名“陆军军官学校”，后来叫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因校址在广州市区的黄埔长洲岛，故简称黄埔军校。一进入黄埔军校的大门，就可以看到醒目的大字标语，就是“拥护三大政策”，“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等标语、对联。初期的校歌有“以血洒花，以校作家”的词句，后来的校歌又有“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这样一所革命气氛很浓的军校，后来怎么会成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代名词，成为蒋家王朝培养御用军的地方？这是人们百思不解的问题。 事例： 为了解读上述謎团，那首先要从孙中山办军校的初衷谈起。 孙中山在长期革命活动中是践行武装夺取政权的，然而，他不太注意建立自己的军队，基本上是借用他人之力，包括帮会和军阀。屡战屡败，无数次失败的教训，尤其是陈炯明的叛变，使他尤感建立一支真正的革命军，掌握军权的重要。早在１９２１年底，他在广西桂林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会晤时，就谈了“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的基础”的想法。１９２３年２月，他派廖仲恺与苏联代表越飞会谈时，也商议了设立军校的问题。

同年１０月，国民党常务会通过了《设立陆军讲武堂于广州的议案》，后来正式定名为“陆军军官学校”。 军校到底由谁主办，这当然是孙中山特别重视的问题。在１９２３年孙中山重回广州，组织革命政府时，建立军校的问题，便马上提到日程上。同年秋冬间，在宣布改组国民党的同时，孙中山立即派廖仲恺负责实际筹备工作。虽然廖仲恺十分可靠，但毕竟不太懂军事，于是他把办军校的任务交给蒋介石，因蒋介石是军事方面的人才，又在自己广州蒙难时表现了对领袖的忠心，不仅可信而且在办军校方面有为。革命形势的发展给了蒋介石展示自己的平台，而这对于奉行掌握军队为第一要义的他来说，对于肩扛耀眼的将星，却无一兵一卒急于改变这种尴尬处境的将领来说，是天赐良机。蒋介石自接受这一重任之日起，就要把办军校的大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并千方百计地按照自己的意愿把军校办成他培植军事骨干，以保证掌握军权的基地。 首先，竭力争黄埔军校的领导权。在黄埔军校筹备过程中，蒋被任命为筹备委员会的委员长。但孙中山明确表示党务之事由廖仲恺负责。蒋接任后，曾参与制订军事机关计划、预算，召开校务筹备会议，但他感到财源不济，权力不大，因而闹起情绪来。

特别是刚刚闭幕的国民党一大选出的领导机构中，没有他的位置。２月蒋被任命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的军事委员会委员。他感到这个职务，权限甚微，很不惬意，加上孙中山还特意指示他不必过问党务和军政大事，更使他灰心丧气。于是放出不办黄埔军校的风声。随后他又以“环境恶劣，办事多遭掣肘”为由，于２月下旬提出辞呈，弃职回老家。孙中山迅即委派廖仲恺代替他的职务，肩负起筹建军校的重任。同时，孙中山对蒋进行耐心的劝导。廖仲恺先后给蒋发出十多次函电，通报情况，批评他的错误，促其早日返回参加军校工作。 他分别给孙中山、廖仲恺等写信，在发泄对联俄、联共政策的不满的同时，要求赋予他更大的权力，他在给孙中山的信中直截了当地说，自己“如果回粤，焉能专心办学而不过问军事政治”。他在给廖仲恺的信中指责孙中山对人对事有“赏罚不明，邪正倒置”的毛病。在黄埔军校筹备工作基本就绪之际，戴季陶等人提醒蒋介石，要他先掌握实力，暂不表示不同政见，等羽毛丰满后再说，经他们的点拨，他决定返回军校，抢抓实权。 为了掌握对军校的领导权，他刻意在校内树立自己的权威。

他以进步和革命的姿态出现，发表大量训话和演说，长篇大论，口若悬河，在开学后的８个月的时间里，他先后发表长篇讲话达４６次，充满革命的词藻，通过大量的训话和演说，吸引学员，激起学员对他的崇拜。在治军理念上，他以封建军队的陈腐观念和军阀作风来训练军校学生，尤其强调对他的绝对服从。他经常说：“党员一定要服从上面命令，绝对没有平等的余地。”“现在本校就是以校长为领袖，大家就应该服从校长的命令。”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他改变了早先花天酒地的恶习，不抽烟，不喝酒，每天早起。以树立自己在学生中的良好形象，身体力行地增强自己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其次，培植亲信，排除异己。他在军校各重要部门安插亲信。军校初创时，蒋介石就安排由戴季陶、邵元冲等控制政治教育，由顺从自己的王柏龄、何应钦等控制军事教育，由他早年的老师、上海交易所伙伴周骏彦掌握军校的物资供应。同时派陈果夫等在上海、浙江招生，以封建的乡土观念建立自己的军事派系。对各队长都要用自己信得过的人，对带兵的军官抓得特别紧，不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染指。 以黄埔教导团的骨干为核心，形成黄埔系。蒋介石向孙中山提议，安排黄埔军校学生参加前线的军事行动。

孙中山采纳了这一建议，并责成蒋负责实施。黄埔教导团于１９２４年底东征前夕组建。蒋介石为了掌握这支新军，的确煞费苦心，他的着眼点放在对带兵军官的掌握上，所有连长以上的带兵军官，都安置上自己的亲信。如：何应钦、王柏龄分任第一、二团团长；钱大钧、沈应时、刘峙、顾祝同、蒋鼎文、王俊等任营长；陈诚、郭俊等做副营长、连长等。黄埔第一期毕业生胡宗南、黄杰、桂永清等任副连长以下的军事骨干。这些人不断得到提拔，成了蒋介石的嫡系，为他后来在国民党军队中建立黄埔系打下了基础。 在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假弘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名，指使军校内部的右翼分子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专门与军校的进步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对立，不断挑起事端，造成左、右两派学生间的冲突。１９２６年３月“中山舰事件”后，他借故解散上述两个组织，一手操纵，建立了“黄埔同学会”，自任会长，实际上使孙文主义学会得以借尸还魂，成为他的嫡系组织。 评析： 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的目的，是要建立一支革命的军队，用武装夺取全国政权，完成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

而蒋介石从接受黄埔军校校长的委任之日起，就偏离了孙中山办校的革命宗旨，把办黄埔军校当作培植自己的势力，建立自己掌握的军队的平台。 黄埔军校并不等同于黄埔系。作为蒋介石御用军的黄埔系是他假办军校之名，采取各种手段和途径，在军校内培植亲信，收罗打手，集聚反共势力，网罗军事人才，在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北伐战争中，逐步形成的一支以他们为核心力量的嫡系部队，蒋介石得意地将自己的这支御用军称为“黄埔系”。黄埔系自形成的时候起，就背离了接受孙中山革命精神的熏陶，经受北伐战争洗礼的黄埔精神。 从蒋介石及其所代表的统治阶级来说，他借办黄埔军校之机，培植自己的嫡系部队是成功的，后来，他依靠以黄埔系为核心的嫡系部队打天下，巩固蒋记天下。但事情也不完全如他所愿，在他利用黄埔军校培植自己的嫡系部队的同时，黄埔军校还“培养”了“蒋家王朝”的拙墓人，一大批黄埔军校的学生，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毅然拿起枪杆子，武装反抗这位反革命的校长。这是蒋某人始料不及的。

术篇第43节 编织关系网（1）

以乡情、亲情为纽带编织关系网 有句老话人们常常念叨：“美不美，故乡水；亲不亲，家乡人。”这句话虽然很直白，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以农为本，以血缘、亲情为纽带的农耕社会在人际关系方面的某些特征。这种讲究乡情、亲情的人际交往的传统，一直流传着，不仅深深地影响着下层社会，而且也对官场产生深刻影响。在官场上，大家可以政见不同，但同乡之间多少还是要讲究面子，关键时候更要互相关照。如果一个人违背了这个约定俗成的交往准则，做出了出卖同乡的事情，这个人的声誉就要受到很大损害。当然对同乡关系要客观地分析，好的一面说，同乡关系可以产生一种凝聚力，增加团结，互相帮助；从消极面说，同乡关系容易造成小圈子，影响大局。从权术角度看，一些权谋家运用乡情、亲情乃至于同学、朋友、师生等关系，培植势力，结党营私，以获得成功。 事例： 蒋介石十分看重同乡关系，也善于利用同乡关系网罗人才，集聚力量，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 １．利用同乡关系营造自己的政治势力。 蒋介石攫取最高权位后，在国民党内当权的，大都是浙江人。军事上有胡宗南、陈诚、汤恩伯，他们是蒋介石利用乡情网罗的军事人才。

胡宗南出身于浙江镇海，１９２４年报考黄埔军校，初试体检时，因个子过于矮小，检察官准备将其淘汰，他据理力争，正好被来到体检室的廖仲恺看见，廖见这个青年言语激昂，参加军校心切，个子虽小，比较机灵，于是手谕予以录取。在黄埔军校，他学习训练很刻苦，但思想右倾，是孙文主义的成员，是反对共产党员和进步军人的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积极分子。对于这个老乡蒋介石予以特别的关照，黄埔毕业后青云直上。 陈诚出生于浙江青田，也是黄埔一期的学员。蒋介石与这个老乡构成深刻印象，纯属一次偶然的机会。一天夜里，蒋介石查夜，发现一扇窗户还透着微弱的灯光，推门进去，发现是炮兵区长陈诚在读《三民主义》一书。次日早操完毕，蒋介石宣布：炮兵区队长陈诚发奋刻苦，精神可嘉，特提升为少校炮兵队长，以资鼓励。陈诚既惊喜又激动。这一偶然的机会，成为决定他命运的一个起点。从此，陈诚与蒋介石的事业紧紧联在一起。 汤恩伯是浙江武义县人，早期留学日本，在明治大学法科主修政治、经济。但他醉心于军事，对法科并不感兴趣。后弃学回国到军阀孙传芳下属师长陈仪那里请求资助，再渡日本入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在陈仪部任职。

陈仪在北伐期间投靠蒋介石后，把汤举荐给蒋，此后，成为蒋介石的红人。 这三人掌握着国民党势力最大，武器最先进的军队。 特务系统有戴笠、毛人凤等，整个特务系统都是浙江人的天下，以至于广东人郑介民和湖南人唐纵，简直无法在特务系统开展工作。党务系统中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掌握党务大权，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的一个家族，他们忠诚地辅佐蒋介石的统治，一直追随蒋介石败逃到台湾。 ２．利用同乡关系，笼络国民党中的要员。 国民党员中地域分布很广，有的早年跟随孙中山闹革命，名声和地位都很高。蒋介石为了笼络这些大老们，充分利用别人讲究乡情的心理，在涉及到这些人的家乡事务时，征求他们的意见，照顾他们的利益。 在国民党元老中，于右任和蒋介石的合作时间最长，虽然中间发生过几次插曲，但两人基本是合作的。于右任是陕西人，在国民党南京政府中担任监察院长。蒋介石就充分利用他在陕西人中间的影响，在处理陕西事务，安排陕西官员的时候，经常征求于右任的意见。于右任被蒋介石信任，又被经常叫去商讨陕西的情况，所以陕西人也将与于右任的接触，作为攀附蒋介石的捷径。

１９３０年中原大战期间，当时于右任的旧部杨虎城对冯玉祥作战非常勇猛，后来更是亲自率领军队，孤军深入，直捣陕西，截断了冯玉祥的后路，加速了北军的瓦解，蒋介石升杨为第十七路军总指挥。为使杨脱离冯而投靠蒋介石，蒋利用于右任与杨的关系，劝说杨服从中央，而杨当时能够对蒋介石有所信任，也是因为于右任在陕西人中有威望。以后，凡是关于陕西的人事安排，蒋介石都首先征求于右任的同意，方才公布，例如杨虎城、邵力子、孙蔚如担任陕西省主席，都是事先告知于右任，得到于右任的同意后决定的。 西安事变后，由于于右任与陕西的特殊关系，大家都认为于右任是解决西安问题的重要人选。于是南京政府组成“西北宣慰团”，由于右任宣慰使，赶赴西安，疏通关系，以求达到放蒋的目的。 于右任有感于蒋介石对自己的信任，决心利用他的陕西人身份，担当起此重任。他说：“中央命我入陕，因思东北与西北之将领子弟，情同骨肉，使我动无穷之感念。”他给杨虎城发电，要求“我奉命入关，盼派人见我一面详言也”。当时杨虎城只希望于右任以私人身份入陕，于右任被挡在洛阳。

尽管如此，于右任还是为蒋介石的被释放做了贡献，这是蒋介石始终信任于右任，并让其担任监察院长长达数十年的一个原因。

术篇第44节 编织关系网（2）

３．利用地域之间的矛盾，分化瓦解对手。 同乡关系具有自我封闭性，容易造成地域矛盾；而且同乡是一个几乎可以无限分解的圈子，在全国范围，同省是同乡，在一个省的范围，同县是同乡，以下还可以细分。因不同的同乡关系，造成地域矛盾，特别是容易形成政治上的小派别、小集团，而同乡关系是一种表征，其内在联系纽带，那还是利益关系。蒋介石正是利用同乡关系，特别是因为同乡关系所产生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他在分化瓦解地方实力派别的时候，特别注重利用对方集团不同籍贯人们之间的矛盾。 在蒋桂战争期间，蒋介石成功利用桂系地域之间的矛盾，达到打败桂系的目的。当时，桂系拥有３０万大军，大部分是广西人，也有相当部分是湖南人，他们是在桂系进入湖南时，湖南的一部分军队投降的。湖南人进入桂系当兵，有一种客居他人屋檐下的感受。广西人的老乡观念很强，对湖南人持排挤态度，这种排挤在高层表现得不是那么明显，但在军队中下层则十分明显。蒋桂战争之初，湖南唐生智给蒋介石出了一个主意，就是要利用桂系省籍之间的矛盾，予以分化。

当时，唐生智的旧部李品仙和廖磊是湖南人，是桂系军长一级的将领，这两位都是唐的旧部下，桂系在打败唐生智的时候，他们投降了桂系，得到桂系重用，但手下大都是湖南人。当时，李品仙和廖磊驻扎在北平，他们的司令官是桂系的第二号人物白崇禧。 唐生智携带２０万元的大洋，到李、廖处做工作。李、廖看到“老上司”亲自前来给了他们很大的面子，答应反桂。结果，战争没有打响，李、廖两军先投降，宣布服从中央，这是桂系在此次与蒋介石抗争中失败的主要原因。蒋介石成功地利用因同乡关系所引进的地域矛盾，兵不血刃，打了一胜仗。 ４．利用同乡关系，实现对地域的控制。 在讲究地域血缘关系的中国，人们通常是不满意外人治理自己家乡的。为了对抗蒋介石，他们往往打出自治的口号。蒋介石为了使地方统一于他的领导之下，也充分利用这种心理，他常常委派自己的亲信，到他的家乡去当最高长官，管理自己的家乡，从而达到统治地方的目的。 四川是大后方，但四川打满清王朝垮台时起，就成了中央政府鞭长莫及的地方。蒋介石管不着，而内部长期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前期，蒋介石定下了以“空间换时间”

的战略方针，到了紧急情况时，将迁都重庆，四川的战略地位本来就十分重要，这样就显得更为重要了。但四川的大军阀刘湘对蒋介石是阳奉阴违的，四川成为蒋介石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地方。为了让四川地方势力臣服于他，蒋介石决心利用四川同乡，打入四川内部。 当时，蒋介石的亲信中，戴季陶、张群和康泽是四川人。他们或是四川籍，或出生于四川，但都在四川有自己的关系网。张群早年从四川到日本留学，是蒋介石的把兄弟，也是当时四川在蒋介石所把持的中央中最有实权的人物。康泽则是蒋介石的黄埔系学生。为了进入四川，蒋介石命令康泽先行入川。 康泽入川，担任了四川省保安政训室主任、四川军训会主任委员和峨嵋军官训练团政训副组长等职，蒋把四川方面的事情全部委托给康泽负责。以康泽为代表的蒋记势力，进入四川后，充分利用他的四川人的身份，与地方势力明争暗斗，发展了很多地方势力加入国民党，使刘湘受到很大威胁。后来，刘湘指使自己的部下抓捕康泽，康泽在副官的帮助下，得以逃生。虽然强龙难压地头蛇，但毕竟为以后蒋介石入川打下了基础。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虽然进入了四川，但四川地方势力仍然强大，蒋介石感到对四川势力指挥不灵。

打算换掉四川省主席，而由自己的把兄弟张群取而代之。蒋介石之所以要把这一重任交给张群，所看重的是张群的四川人身份，认为这样一层同乡关系，可以软化四川军阀势力的抵抗，缓和了因权力的让度而激化了的矛盾，因为，这既可以照顾了四川人的“川人治川”的面子，又能通过张群的同乡扩大自己的关系网，使四川处于自己的绝对控制下。 评析： 以乡情亲情为纽带，编织关系网，是曾国藩培植势力的成功之术，蒋介石精通之术，并有所发展，他利用同乡关系编织关系网络，收罗人才，集聚势力，结党营私；同时，他还利用乡亲、亲情关系，去瓦解政敌营垒、传递重大信息、控制地方，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屡屡收到较好的功效。 不过，他在这方面也有失误的时候。究其原因，同乡关系天然地有一种无限可分性、内聚性和排他性，因此，既会因为圈内有圈，产生内耗；同时，他又可能遭到另外的同乡结成的势力集团的顽强抵抗，因此，它的适应范围是很有限的。从技术层面而言，它并非是良策，更深层地分析，它是有很大的阶级局限性，是落后的、没落的阶级的笨拙表演。

术篇第45节 建立特务体系（1）

建立特务体系，加强内外控制 封建君王为了控制臣子，巩固皇位，总是要亲自掌控一支秘密队伍，充当耳目和工具，这支秘密队伍，称呼五花八门，到了明朝叫做“东厂”，也最为发达，尽管各朝各代的叫法不一，组织各异，但功能都一样，是封建统治者的鹰犬。在西方一些实行法西斯统治的国家，建立了组织严密的特务机构。 蒋介石为了镇压共产党和人民革命运动，剪除异己，加强对国民党内、军内的控制，维护和巩固其独裁统治，在建立特务组织，运用特务组织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方面，与封建统治和法西斯统治有过之而无不及。 事例： 蒋介石的特务组织庞大，主要有两大系统，一个是中统特务系统，另一个是军统特务系统。这两个特务系统各自独立，自成体系，相互制约，都只效忠于蒋介石。 ＣＣ系是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掌握着国民党党务大权的特务派系。１９２７年为了拥戴蒋介石把持中央大权，二陈与戴季陶、丁惟汾等人组织起“中央俱乐部”（英文译名为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ｌｕｂ，简称ＣＣ，恰好与二陈的英文第一个字母相同），纠集了一批亲信，从而形成了以二陈为中心的ＣＣ集团。

他们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为基础，逐步扩大，在各省市党部设置“肃反专员”等形成了全国性的特务系统。 ＣＣ派系内有一个核心组织。１９３１年，ＣＣ集团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派出一些骨干到德国、意大利进行考察，效法希特勒、墨索里尼法西斯的模式，准备在国内建立类似的秘密组织。１９３２年由陈果夫、陈立夫出面组织一批亲信，秘密成立了“青天白日团”和“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作为整个ＣＣ集团的核心组织。这两个组织均以蒋介石为最高领袖，以陈果夫、陈立夫为正副干事长。他们招纳一批盲目崇拜蒋介石的分子，仿效德意法西斯和封建帮会的做法，入团、入会者都要在阴森恐怖的气质场景里，改造手续，并举行带有神秘色彩的仪式，宣誓绝对拥护蒋介石为国民党唯一领袖，一切唯一蒋之命是从，如违背誓言甘受严厉的制裁。二陈通过这种核心组织，操纵整个ＣＣ系统。还成立了各种外围组织，把势力渗透到政府部门和文教、经济等机构中去。 ＣＣ系是为了维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的使命成立的，自它成立那天起镇压共产党和人民革命运动，控制国民党内部是他全部的罪恶勾当。１９２７年“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中央和各省党部都组织了“清党委员会”

，成立这个机构的目的在于彻底反共，肃清进步力量。蒋介石亲自部署“清党”工作，指出：“第一期之清党，为紧急处分，其时共产党徒谋叛正亟，非各地同时采用极严峻之手段，无人遏抑乱萌；第二期为根本整理，肃清共产党徒之根株勿使复活，此必有待于缜密统一之方案。”ＣＣ系秉承蒋的旨意，大量逮捕和杀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在各省市“清党”结束后，各省市党部将“清党委员会”改组为指导委员会或整理委员会，办理党员登记，确定党籍。ＣＣ特务机构把一些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或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有所怀疑者视为异端，不予恢复党籍，甚至进行打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