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节

竭力进行讨价还价。 由于蒋介石将军队主要放在“围剿”红军上，同时也由于国民党内的纷争内耗，使日本有机可乘，日益扩大对华侵略的战火。在内外压力下，１１月７日，在南京和广州分别召开了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然后共同产生一个统一的中央。尽管统一的中央有蒋介石的地位，但蒋介石并不甘休，他通过活动，把已投靠广州政府的汪精卫接到南京方面。代表广州政府与南京政府谈判的汪精卫的代表，得到汪的指示，宣称不去广州了。在广州和香港的汪派代表也都齐集于上海，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结果，国民党竟开了三个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闹出空前绝后的政治笑话。 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大上，蒋介石表示承认错误，要求大家能够“竭诚团结，来努力奋斗以完成革命使命”。他的这一举动收到较好的效果，北方的冯玉祥和阎锡山都表示拥护蒋介石。蒋介石看到政局开始发生微妙变化，态度又开始强硬起来，表示国难当头，他不能放弃自己向上的职责，凡是想让他下野的人，都是对党国力量的破坏，他要求广州国民党势力能够以大局为重，团结在他的身边。 广州方面并不示弱。没有办法，蒋介石不得不面对现实，以“走为上计”，作出下野的选择。１２月２２日至２９日，三个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产生的中央委员在南京召开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蒋介石于会前辞去自己所兼各职。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任行政院长。 蒋介石的这次下野的选择，尽管是被迫作出的选择，但在危殆关头，采取此举，使自己摆脱了困境，并掌握出重新复出的主动权。他对“走”作了周密的安排，布下杀机。 首先，使下野变成金蝉脱壳。在全国抗日热情高涨的情势下，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受到朝野内外的声讨，如果任其发展，他有可能遭到更大的反对。

鉴于此情，蒋介石希望有人能够代他受过，分担骂名，使自己窥避政治风险。 其次，在人事上进行安排。他在下野前，在国民党中央安排了大量亲信，使统一后的国民党中央中，支持蒋介石的势力能够占据相当比例。在军事上，依靠黄埔系，来维系他对军队的控制。在财政上，由宋子文控制财政部，把握经济命脉。宋子文在离开财政部时，把所有的文书和现金全部挪走，新的政府将面临资金和人才的短缺。一个没有军队和财政支持的中央政府，名存实亡。维持不到两个月，孙科呼吁汪精卫和蒋介石重新上台主持中央。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０日，蒋介石宣布恢复职务。 评析： 蒋介石此次被迫下台，是咎由自取。在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后，仍然奉行妥协退让的政策，引起全国民众的公愤；因政见不同将胡汉民软禁，引发了政敌的声讨。这是从大略上评判蒋介石的退。 从小谋的角度评判，蒋介石以“走为上计”，比较成功。虽然是被逼而采取的“走”，但不是仓皇溃退，在对方“逼宫”时，自己进行讨价还价，发表讲话和声明，陈述自己政治上如何地“清白”，赢得了冯玉祥、閰锡山等人的同情与支持，并且赢得了布置防守的时间与空间。

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都作了安排，使自己有了变不利的局面为有利的态势的本钱。在“退”中有所作为，使用“离间术”，瓦解敌对营垒，转守为攻，变被动为主动。 这次在处于下风的情势下，他“以走为上”，运用自如。若在四面楚歌的情势下，硬顶生扛，可能凶多吉少。选择“走”是明智之举，走不是结局，而是争取转机的开端，因此，走不应是仓促应付，更不能变成溃逃，而应沉着应对，精心安排，周密部署，为取胜创造条件。蒋介石在这方面又一次玩转了。

博篇第34节 导演双簧，他人受过（1）

表演双簧，是曲艺中的剧目和表演，通常在大众化的舞台表演。蒋介石把这种表演形式移植到政治舞台，演得十分逼真。经他安排与其合作演得很对路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政敌汪精卫，另一个是美国政客赫尔利。 事例： 汪精卫与蒋介石在一个较长时间里，既是国民党政坛上的冤家对头，又是相互利用，形影不离的难兄难弟。在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宁、汉、沪三方达成协议，成立了一个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特委会由宁、汉、沪三方人士组成。１９２７年９月特委会在南京成立。由于汪精卫不是实力派，再加上汉派内部有矛盾，在商谈过程中，汪精卫被凉起来了，起不到关键作用。于是汪精卫闹起别扭来。他以特委会不合党统为由，拒不参加联席会议。这样三个关键人物，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虽被列入特委会名单里，但三个人都宣布下野，拒绝就任。特委会实权掌握在桂系和孙科手中。蒋介石下台，桂系起了很大作用。桂系原本是蒋介石依靠的主要力量，现在成了肘腋之患，是其难以容忍的。 在日本的蒋介石，派宋子文到广州与汪精卫商谈合作。宋子文对汪精卫说，如能驱逐李济深，蒋介石回国后将到广州来，重办黄埔军校练兵，与汪合作建立中央。

李济深是支持桂系的，此时他在广州。后来，支持汪精卫的张发奎带第四军来到广州，大有反客为主之势。张发奎与李济深二人发生了矛盾。汪派人物云集广州，把广州作为反对特委会的基地。李济深历来与桂系关系很好，不赞同汪精卫的做法。汪精卫密谋驱逐李济深。汪假故邀李济深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在汪精卫、李济深一起离开广州到上海期间，受汪的指使，第四军军长发动了“广州事变”，结果，汪精卫、张发奎，在国民党内一下子被置于被告席上。 驱李倒桂，是蒋介石在暗中策动，汪精卫在前台表演。驱李最后输了，蒋介石却一点没输，还赚了许多。镇压广州起义后，南京政府授李济深全权处理广东的政局。李济深组织他手下的粤军和桂军，攻打第四军。蒋介石资助李济深３０万军费。第四军苦战不能胜，乃遵从蒋介石的意思，退往江西，接受蒋介石的保护。双方均不以蒋为敌，因此，蒋介石顺利复职上台。汪精卫在前台表演，只得替蒋受过，被白崇禧步步紧逼，最后不得不听蒋介石的劝告，逃避国外。 １９３２年１２月，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后，继续寻求与汪精卫联合。没有掌握到大权的汪精卫正需要蒋的力量。汪接到蒋的信后，立即派自己的老婆陈璧君到杭州，连夜与蒋介石密谈。

蒋汪联手，胡汉民拒绝合流。已担任行政院长的孙科把蒋、汪请回南京后，二人立即一致把矛头对准孙科主持的政府，孙科只好辞职。１月２８日，蒋介石主持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批准孙科辞职，选任汪精卫为行政院长。此后，汪精卫掌行政，蒋介石掌军事，国民党中央由蒋汪共掌。 蒋介石这次拉汪精卫合作，一方面是为了打击支持胡汉民的广东势力，减轻国民党内反对派的压力。另一方面，他还有更深的考虑，那就是对日外交。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要聚精会神地“剿灭”红军。这样，对日就必须努力寻求妥协。蒋介石自己又不愿意落卖国贼的骂名，那么由谁来承担这副“重担”呢？在他看来汪精卫最合适。在对日问题上，此时的汪精卫与他基本一致，当然汪精卫更倾向于妥协。再则，汪精卫在国民党内威望比较高，在社会上影响力也比较大，日本人自然也愿意同汪精卫打交道。 蒋汪合作，同日本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协定。１９３２年５月，在上海签订《淞沪停战协定》，１９３３年５月签订《塘沽协定》，１９３５年６月签订《秦土协定》，７月签订《何梅协定》。由于是汪精卫主政，他在前台表演，这些丧权辱国的协定签订后，声讨声朝着汪精卫滚滚而来。

对于蒋汪合作的内幕，汪派骨干分子陈公博十分清楚。１９３２年８月，汪精卫曾辞职，以养病为名去了法国。蒋介石不同意汪精卫辞职，只准假三月。三个月后，正值热河吃紧，蒋多次发电报催促汪回国复职，汪精卫于１９３３年１月自法国启程，３月至上海，陈公博就此事写道： “汪先生这次归来很使我担心，他主持了一个淞沪协定，已给人家批评不少，这次回来，准又再订一个什么的协定。因为汪先生虽然离国几个月，行政院长还是虚悬，他虽然三番四次推荐宋子文，蒋先生只是不答应。我又怎样能够帮助汪先生呢？只能听其自然吧。蒋先生之虚位以待汪先生，我看得非常明白，也许因为汪蒋合作的关系，也许蒋先生要对日缓和，不愿意自己嫡系人物首当其冲。”陈公博所言，对蒋的意图揣摩得太透了。 汪精卫受蒋介石之托对日妥协，不能说是被迫而为之，因汪精卫从骨子里说，就有亲日倾向。但是，他这次主政对日妥协退让，却是中了蒋的圈套，他只得替蒋受过，背卖国的“黑锅”。汪精卫挨骂，他的朋友们替他打抱不平，劝他说，你何必替蒋介石“背黑锅”？汪精卫回答说：“我既已跳下茅坑，就臭到底吧！”

在蒋介石的精心导演下，汪精卫与蒋两次合演双簧，蒋介石安排巧妙，汪精卫表演得“精彩”，一个需要替身，一个愿意让人当枪；一个看重名声，怕落骂名，一个愿替人受过，不怕“背黑锅”，这大概是这对政坛冤家的区别所在吧！ 另一个被蒋介石聘任演双簧的人，是美国政客赫尔利。１９４４年９月，美国总统派前陆军部部长赫尔利少将作为总统特使来到中国。罗斯福派他来，是有其战略考虑，调解国共矛盾、协调蒋介石与史迪威将军的关系，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以保证战后的中国置于美国战略利益内。１０月，赫尔利在重庆同中共代表董必武和林伯渠多次交谈，向他们表白，自己受罗斯福总统派遣到中国来，是为了帮助中国团结，决不对党派有所偏袒。他还表示，在必要时愿意访问延安。

博篇第35节 导演双簧，他人受过（2）

对于赫尔利的访问，毛泽东非常重视，１１月，在赫尔利到达延安的前一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专门研究了这件事。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这样的分析：蒋介石要赫尔利来调停，可得救命之益。蒋想给些小东西对我们加以限制，至于能拿出什么东西来，多少可以拿一点。对国民党问题，赫尔利感觉相当乐观。会议决定，对谈判应采取积极态度，基本问题是要改组政府，对国民党仍要批评。 赫尔利到达延安受到热烈欢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同赫尔利举行第一次会谈。他说，我受罗斯福总统的委托，作为他的私人代表，来谈判关于中国的事情。我这次来，还得到蒋委员长的同意和批准。蒋介石表示愿意与共产党达成谅解，承认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还考虑吸收共产党人参加军事会议。共产党军队将获得和其他军队一样的平等待遇。 接着，赫尔利宣读了一份由他所起草的《停战协定的基础》，共有五条建议，其核心内容是同意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承认中国共产党地位，共产党的军队在经费、武器装备分配方面与国民党军队享有平等待遇。对于赫尔利能提出如此宽松的条件，毛泽东等人有点半信半疑。

毛泽东在赫尔利讲完后提出一个问题：赫少将刚才所说的基础究竟是什么人的意见？赫尔利说，原来是我的意见，后来蒋介石做了若干修改。 在会上，毛泽东就赫尔利的五点建议提出具体修改和增补意见，这些意见合情合理，分寸适当，易于对方接受。赫尔利对毛泽东的修改意见很满意，他说：“从今天的谈话中，我感觉到毛主席的热忱和智慧。” 经过双方反复讨论修改，定稿。赫尔利问毛泽东是否可以在协定草案上签字，毛泽东说可以，赫尔利说，那我也要在上面签字，题目可以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政府的基本协定”。 当天晚上，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向全会报告与赫尔利会谈情况。他说：经过三次会谈修改的五项协定，把蒋介石要破坏解放区的企图扫光了。破坏了国民党一党专政，使共产党得到合法地位，使各小党派和人民得到利益。如果蒋介石签字承认这个协定，就是他最大进步。大会一致同意批准这个协定，并且授权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这个协定上签字。 这个经过讨论修改的协定草案全文是： 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

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三、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原则。…… 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物资应被公平分配。 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合法地位。 随后，毛泽东和赫尔利在一式两份的文本上签字，赫尔利是作为美国总统私人代表和见证人的身份签字的，文本留下了给蒋介石签字的空白处。 赫尔利回到重庆后，蒋介石断然拒绝接受这个协定草案。接着，赫尔利却提出一个“反建议”，完全站在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立场，拒绝了联合政府，限制中共武装。这时，他虽然口头上继续表示原来的“协定”草案的内容是公平合理的，实际上却完全转到蒋介石一边。蒋的“反建议”通过赫尔利转交给周恩来，周恩来将同赫尔利会见的情况电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在来电上批示：“党治不动，请几个客，限制我军。”

毛泽东在会见美国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时，拒绝了蒋介石的“反建议”，并且严肃批评了赫尔利背信弃义的行为。毛泽东尖锐地指出，蒋介石提出的三点建议等于要我们完全投降，交换的条件是他给我们一个全国军事委员会的席位。赫尔利说，你们接受这个席位，就是“一个脚跨进大门”，我们说如果双手被反绑着，即使一只脚跨进大门也是没有任何意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没有上蒋介石的圈套。后来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的赫尔利公开宣称不与中共合作，其扶蒋反共政策，进一步助长了蒋介石的气焰。蒋介石执意召开以粉饰其独裁统治为目的的四届国民参政会，不但中共方面无人出席，其他方面也有很多人未出席。第一次会议到会的人数只有一半多一点。“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越来越多的人再也不相信国民党一党专政下的政府还能给中国带来什么光明前途。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题为《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的评论，对赫尔利与蒋介石狼狈为奸的笨拙表演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蒋介石先后曾与汪精卫、赫尔利一起表演双簧。在与前者合演时，演得惟妙惟肖，其权术玩得天衣无缝，收到奇效；在国民党政客中，他的确是鹤立鸡群。

然而，与后者搭档演双簧，却演砸锅了。按理说，美国后台老板不仅全力支持，而且亲自出马与蒋合演双簧，胜算的可能性应更大。可是，却弄巧成拙。根本的原因是蒋介石的对手不同了，蒋介石的权术，碰到在政治上已经成熟了中国共产党，与有雄才大略的毛泽东过招，必败无疑。这除了个人因素外，更主要的是阶级本性所使然。

术篇第36节 术篇

在国民党内，蒋介石起初仅是一个无名小辈，论资历，在国民党内虽属“首义党员”，只是小字辈，充其量不过是二等“公民”而已，根本不能与“元勋公民”中的汪精卫、胡汉民等元老派这些重量级的人物相提并论；论实力，他在一段时间里，无权、无兵、无钱，远不及拥兵自重的大小军阀。然而，正是这样的一个后来者，却花了不到十年的功夫，在争权夺利的博弈中独占鳌头。其成功之道，众说纷纭，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在于在权谋权术上比他的同类要高明得多。 然而，权术并非万能，正是这位精通权术的蒋某，却在上个世纪４０年代末，在不到５年的时间里，把自己的本钱几乎输尽，蒋家王朝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所推翻。 蒋介石的驭权之道，用权之术，五花八门，自成体系，择其主要，概略论析。

术篇第37节 未发迹时善交人（1）

近代权术大师曾国藩说：“结网天下，雀无所逃。”他把结交关系，编织从政网络，培植势力，视为“一生成败之所系。”视曾国藩为“祖师爷”的蒋介石，对于此道倍加欣赏，颇有心得。建立关系网络，不分黑道白道；网罗人才，不计历史恩怨；攀附权贵，不择手段；培植势力，不计成本。在他的精心编织下，形成了一支“船坚炮利”的蒋记“联合舰队”。他依靠这个网络，夺“天下”，坐“天下”。 早做准备，未发迹时善交人 曾国藩在广结关系网方面，一条重要准则就是“未发迹时善交人”。其好处在于一方面，未雨绸缪，超前蓄势；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多少功利色彩，更可能成为生死之交。蒋介石对此术心领神会，很有心计。 事例： 陈其美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个头面人物。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期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与他相见。陈比蒋大１０岁，属于忘年之交。据说两人一见面，就有相见恨晚之感。此时的蒋介石没有任何资本，更不用说“发迹”了。然而，这笔感情投资，使他获得了超额政治“红利”。 当时，陈其美处于革命力量的核心领导层，能够给蒋介石介绍很多革命领袖人物。他介绍蒋介石加入中国同盟会，在他的引荐下，蒋介石与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见面。

与陈其美的交际，蒋介石得以参与重大的革命活动，使才能能够很快发挥，从而得到党内同志的认同。武昌起义爆发后，陈其美给蒋介石发电报，要他回国。蒋介石立即启程回国，与正在策划上海和杭州起义的陈其美会面。受令前往杭州，组织“敢死团”，在起义中冲锋陷阵。 陈其美对蒋介石有提携之恩，蒋介石也能知恩图报。革命成功不久，受陈的指使下，蒋介石暗杀了陶成章。陶是光复会的著名首领，跟陈其美一样，也是当时革命阵营中的重量级人物。但陈与陶二人的关系很差，武装起义的硝烟未散，两人为争夺控制权，斗得死去活来。浙江总督人选有三人竞争，这就是陈其美、汤寿潜、陶成章。陈是上海都督，但不愿浙江的大权落到陶的手中。陈其美决定除掉这个政敌。蒋介石为了哥们两肋插刀，收买歹徒将这位民主革命家在医院里暗杀了。陶案发生后，全国为之震惊，革命党人极为愤慨，纷纷要求严惩凶手，孙中山指出：“陶君抱革命之宗旨十余年，奔走运动，不遗余力，光复之际，尤有钜功，猝遭惨祸，可为我民国痛惜。”他电令缉拿法办凶手。陈其美一时惊慌不已，为掩盖真相，给蒋介石一笔钱，让他离开上海到国外去避风。蒋介石便以出国深造为名，于１９１２年２月，逃往日本避风。

陈其美搞暗杀，自己不久也被人暗杀。１９１４年，袁世凯派特务将他暗杀，当时蒋介石不在身边，慑于袁世凯的暴政，没有人敢前去认尸，陈尸三天，惨不忍睹。蒋介石闻讯后，冒着被抓砍头的危险，将陈的尸体安葬，并亲自写了祭文：“义弟蒋介石致文英士兄之灵曰，呜呼，自今以后，世将无知我之深，爱我之殷，如公者乎？所约者和如辞，非生死相共之誓词乎。” 虽然蒋的这位领路人已死，但他为蒋打通的关节起着长期效应。孙中山对陈其美之死，甚为惋惜，痛感失去了一个重要助手，他了解到蒋介石与陈其美之间的密切关系，开始对蒋介石重视，不久便派蒋介石到居正任总司令的山东，担任中华革命党东北军参谋长。而陈其美的侄儿陈果夫、陈立夫也为蒋介石的这种哥们义气所感动，后来成为蒋介石夺“天下”，坐“天下”的中坚力量。 曾国藩还有一句与以上交友准则相配套的话，那就是“识于人未发迹之时”。对此，蒋也是心领神会。与戴季陶的结交，是最为典型的一例。 蒋介石与戴季陶也是相识在日本，当时，戴季陶同他一样是一个无名之辈，而且境况更差。戴季陶，原籍浙江吴兴，后迀四川广汉。早年家境贫寒。

为了资助戴季陶留学日本，长兄卖掉家里的土地，作路费，这点路费却在上海码头被流氓抢劫一空。所幸运的是，同行的四川老乡对的处境很同情，携其一起东渡日本，这样，才得以进日本大学法律系学习，时年仅１５岁。他家里接济非常有限，常常衣食无着落，全靠同学帮助，才得以渡过难关。正在日本军校留学的蒋介石，就是在东京与戴季陶相识的。从此，两人难舍难分。 由于家中经济状况越来越糟，同学帮助也是无济于事，戴季陶只好决定放弃学业回国。临行时的路费也没有，与其同结为“松滨四友”的伙伴，卖掉了讲义、妻子的首饰，为他凑足了盘缠，于辛亥革命前夕，返回中国。 回国后，他在上海参与了陈其美组织的起义行动，就在这时，在上海巧遇已在日本相识的蒋介石。上海武装起义胜利后，蒋介石极力拥护陈其美出任都督，戴季陶也极力说服与陈其美在上海有同样大的影响的纽永建，不要与陈争夺这个位置，避免了一场内讧。可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