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节

攻大陆”了。蒋介石更感到“反攻”无望，但自己讲的“５年完成”，毕竟已夸了海口，轻易放弃不但会遭人嘲笑，而且更严重的是会动摇人心。 １９５６年，蒋介石在再次当选“总统”后，激励自己不忘这一使命，他鼓励自己说：“我今年已经７０岁，再连一任，还不能反攻，怎对得起国家？”又说：“此次国民大会乃是反攻前的最后一次会议。”１９５７年，国民党在台湾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国民党的中心任务是“反攻大陆”、“光复国土”、完成“革命”大计。国民党“参谋长”王叔铭在军事报告中则提出“军事反攻”是“重要工作”。

这项工作的重点包括：“一、继续促进大陆革命运动，策应军事反攻；二、加紧战地政务准备，发挥总体作战效能；三、提高军人待遇，改善军人生活，加强社会敬军风气；四、鼓励青年从军，充沛三军战力；五、扩大学术研究，发展国防科学；六、加强与盟邦军事合作，增进反攻力量”。国民党每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核心内容就是继续坚持反共立志，鼓吹反攻大陆，拒绝与中国共产党谈判。 为了激发台湾军民响应“反攻大陆”的热情，蒋介石把台湾比作“莒”，要效法田单，以小莒而成就“复国”之志。蒋介石在台北阳明山下专门刻了四个大字“毌忘在莒”，其目的在于激励大家，奋发图强，齐心协力，以实现“光复大陆”。 蒋介石“反攻大陆”的鼓噪，美国对其成功并不怎么相信。蒋介石自己对“反攻大陆”结果也十分清楚。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陆越来越强大，“反攻大陆”更不可能有什么好结果。他要增加别人的信心，其实他的激情也渐渐冷落下来，早在５０年代，蒋介石实际上从心底已经放弃了“反攻大陆”计划，其政策重点开始转到岛内，实施经济建设的“四年计划”，企望将台湾建设成为“复兴”基地，其政治、经济和军事策略较之以前冷静、理性了许多。据时任台湾省“主席”

的吴国桢后来回忆说：蒋介石自始至终就是没有真正“反攻大陆”的打算，但这一打算又不告知于人，为了维持国民党偏安孤岛的局面，蒋介石必须打肿脸充胖子，“反攻大陆”的曲调要一路唱下去。

博篇第22节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2）

为什么蒋介石在“反攻大陆”问题上，知其不可为而要为之呢？当然有蒋介石倔强、固执、敢赌的秉性的影响，但更主要的是，蒋介石是一种权谋，他想通过打“反攻大陆”牌，以达到偏安孤岛，维护其统治的目的。他曾向蒋经国透露过个中玄机：只有使台湾全民处于一种紧张状态，才便于国民党的统治。 首先，能稳定军心。从对军队的掌握来说，蒋介石一向认为治军要从治心开始，当时的国民党军队绝大部分是从大陆来，对台湾的环境比较陌生，思乡、返乡心切，如果不给予他们以“反攻回家”的幻想，军队就会人心涣散，造成军队不稳定。而蒋介石在治军的过程中，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用口号与政治宣传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尽管因其军队的反动性，决定其收效甚微，也要这样做。 其次，巩固独裁统治。从台湾社会而言，台湾长期在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下，抗战胜利后，虽然对祖国有认同感、归属感，但是，对国民党这样一个大多数人从岛外来的政权并非认同，尤其是蒋介石实行残酷的独裁，更是怨声载道。只有创造一个“反攻大陆”的气氛，才能分散民众的注意力，也更能说明蒋介石对台湾的独裁统治是必须的、“合法的”。

蒋介石到台湾后，实行政治上的高压政策，特务横行，压制各种民主思想的传播，以“反攻防谍”名义，对任何反对他的统治的思想、人士、组织进行打压。在“反攻”的气氛下，台湾一直处于准战时状态，人民为此而感到紧张，从而不免增加对政府的依赖感。 再次，借机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可以说，蒋介石提出“反攻大陆”是在演戏，这场戏与其说是唱给老百姓看的，倒不如说，是主要演给国际社会看的，尤其是演给美国人看的。在冷战的背景下，两大政治军事集团进行着殊死的斗争。台湾完全依靠美国的庇护才能得以苟延残喘。蒋介石为了继续能在美国这颗大树下乘凉，为了得到更多的援助，就必须唱反共的高调，作出准备打仗的姿态，才能赢得“自由世界”的同情。 评析：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鲁莽和愚蠢之举，然而，对蒋介石搞“反攻大陆”，明知没有多大的胜算而坚持要为之的姿态，应另当别论。这是一个类似于“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计谋。当年韩信公开地展示一个让敌人觉得愚蠢或者无害的战略行动，掩护暗渡陈仓的真实军事行动，声东击西，出其不意，获得大胜，奠定了刘邦大业的基础。蒋介石拼命叫嚣“反攻大陆”

，也是声东击西，当然，这不是军事上意义上的暗渡陈仓，更不能与当年韩信谋略产生的历史影响相提并论。但在手法上有相通之处，示阳而行阴、求阴，也就是说，他要通过军事姿态，达到政治上稳定台湾岛内政局，争取美国的庇护，以保障偏安一隅的目的。 蒋介石的“反攻大陆”基本上是停留在口号上，没有什么大的动作，更没有成什么气候，从军事意义上讲，“反攻大陆”的计划破产了。但是，正是凭着“反攻大陆”的造势，得以稳定岛内，争取外援，为台湾经济起飞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其政治目的达到了。 蒋介石的“反攻大陆”是以对“一个中国的认同”为前提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持续十多年的“反攻大陆”维系了“一个中国的认同”感，这就在台湾为反独促统保留了根基。就后两点而言，是“歪打正着”，由此说来，暮年的蒋介石仍不失为一位博弈高手。

博篇第23节 奇货可居，待价而沽

在蒋介石那个时代，政治风云变幻莫测，阶级关系错综复杂，权力争斗你死我活，适者生存，适者“为王”，不适者“出局”，不适者“死亡”。所谓适者，实为应变能力强者。蒋介石的政治生涯虽经几起几落，但自攫取中央政权后，就一直掌控着权柄，在最高权力的宝座上坐了２２年之久，败逃台湾后，居然能起死回生，在那个小天地里称王将又２０多年。他所以能在政坛创造这样的奇迹，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应变有术。 蒋介石应变所践行的是诡道，以诈成必以诈败，这是蒋介石成为集喜剧悲剧于一身的历史人物的一个重要原因。 奇货可居，待价而沽，是指投机商人囤积稀有商品，等待时机获取暴利。投机商人的经营之道被政客们引进到政治角逐场。蒋介石在自己初涉政界之时，就开始使用此法，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事例： 蒋介石是由陈其美引入革命队伍，依靠陈步步攀高的，陈其美被人杀害后，失去了靠山，也就失去了进入高层领导的机会。他想利用与孙中山的关系，寻找事业发达的新途径。由于交往不深，孙中山虽然对蒋有比较好的印象，但对其能否担起大任持怀疑态度，这样也就不可能委以重任。

护法运动伊始，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军政府，就任海陆军大元帅，并在积极准备北伐。蒋介石决心去广州投奔孙中山。但又考虑到，如果这样两手空空地去面见孙中山，未必能得到位高权重的职位。如果自己开口要官的话，有违于孙中山“不求做大官，但求做大事”的训导，意图太明显，被认为是为官而来，为孙中山所厌恶，那会把事情弄糟。如想当官，只能表现出自己有志革命，无意做官的姿态。但等待时机，还要通过自己的作为创造机会。 首先，向孙中山献策，以作敲门砖。１９１７年９月，蒋介石写了一份《对北军作战计划》，１０月又写了一份《滇粤军对于闽浙单独作战之计划》，提出：“我军主作战地，当定于东南沿海一带之地区，而于湘省暂取守势。先以海军为主力，向东南沿海一带之闽浙两省，扫除北军之势力，击攘湘沪之敌军。以吴淞之门户，东南之势力不难完全造成矣。若西南战局能有转机，则与之互相策应，出入于长江沿岸一带，肃清长江上下游之敌军，则第二期作战北伐之基本定矣。” 这两份“计划”寄出后，蒋介石忐忑不安地等待着。孙中山阅读了蒋介石的两份军事作战计划后，对蒋介石的军事才能有所了解，其谋略有参考价值。

于是，于１１月正式委任蒋介石为大元帅府参军。不过这是一个虚职，职位虽高但权不大，还要看别人脸色行事，不是一个能一展宏图的平台。在蒋介石看来，这种可有可无、有虚名无实权的职位，宁愿不做，也因此举降低身份。因此，以种种借口不应孙中山之召，这一手果然奏效，在追随孙中山革命的人中，很多是以紧跟孙中山为做官之路径的，蒋介石居然不看重“官”字，促使孙中山刮目相看。 孙中山身边有为的军事人才奇缺，求贤若渴，就再次邀请蒋介石。１９１８年３月，蒋介石来到广州，孙中山立即委派他赴广东汕头前线，担任援闽粤军总司令部的作战科科长。这是一个实职，所以欣然接受。 其次，目标清高，以退求进。粤军派中有派，明争暗斗，纷争不断。蒋介石是一个客籍人来统率一支队伍，既要遭到地方主义的排外倾向的排斥，又在派系斗争中如同夹糖饼，夹在陈炯明、邓铿、许崇智这三大派派系之间，感到左右为难。 为表示不与粤军的派系斗争同流合污，他于１９１９年６离开粤军，跑到福建厦门的鼓浪屿游历，做“隐士”。又是浏览风光，又是赋诗填词，似乎既清高又悠闲自在。其实，他不是真正要成为一个淡出“江湖”

的隐士，真正的隐士是不过问时事的，要不然陶渊明怎么会“不知有魏晋”呢？而他却并一天也没有闲着，貌似闲居，却时刻关注着政局的变化，因此，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揣摩推算，同时继续有所作为，以免弄巧成拙。他不断地给孙中山上书，发表对时局的看法，献计献策。 １９１９年１０月，他到上海面见孙中山，详细陈述自己辞职的缘由，进而表示到欧美去留学的意向。此时的孙中山处于军阀的压力被迫离开广州回到上海，身边正需要一大批得力干部，因此，不同意蒋长期离开中国，留下在军事方面辅助于他。 蒋介石赴欧美留学的计划是否确有此打算，这种没有记载的心理活动很难推断，但从后果看，是投石问路，以试探自己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分量。这一招又奏效了，孙中山用命令的口语表示挽留之意，蒋介石心领神会，当即表示放弃留学计划，留居上海，准备为革命领袖孙中山效力。这是口头上的答应，内心还在盘算着，鉴于粤军的现状，重返粤军，不可能有大的作为，若轻易应孙中山邀请到粤军中谋职，不但成就不了什么大的事业，反而难以引起孙中山对自己的重视，他决定再等待。 １９２０年，蒋介石又一次离开广东。

此时正是用人之际，孙中山在军事战略上有远见，但对具体些的军事谋划却不太熟悉，急切需要蒋介石这样的军事人才。于是发出数份电函，急招他到广东就职。并让戴季陶到蒋介石家里去劝说。这时，蒋介石感觉到自己的身价看涨，没有立即应召。戴季陶觉得他做得太过分了，责骂蒋介石，两位好朋友大吵起来。 再次，以缓应急，见好即收。１９２０年３月，粤军征打广西，十分需要一个懂军事的人才谋划，孙中山亲自急电蒋介石，要其到粤军面事，但蒋介石接到电报后，却领着自己的亲属游山玩水去了。 蒋介石之所以仍不愿出山，其缘由是内心对孙中山有所不满，他觉得孙中山希望他做事，但又不给实权，如果只是个配角，当不了主角，即使胜仗打得再多，那也是别人的，不仅如此，还会产生负面影响，招人嫉妒，不可能带来多大的政治上的利益。正是因为有这样盘算，没有急于成行，也不把自己的心思挑明，而是用打太极拳的套路应对孙中山的“急招令”。以缓应急，等待孙中山给自己更大的好处。 蒋介石不愿意轻易应召，果然取得了良好的功效，在用人之际，孙中山觉得蒋介石确实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而且任劳任怨，不计较个人得失，对革命对领袖忠心耿耿。

就在蒋介石的假意推辞之中，他的影响和身价直线上升，孙中山终于委以重任。蒋介石见好即收，借助孙中山的信任，得到了自己想要得到的，甚至超过自己的期望值得到的东西。 评析： 蒋介石有在大上海闯荡的阅历，他把投机商人“奇货可居，待价而沽”的经营之道，运用于政治领域，在这方面运用得比较得法。 待价而沽中的“待”是策略和时机，“价”是关键，是“标的”和“目标”。就“标的”而言，应是实标而不是“虚托”，也就是说，应该是“物有所值”，自己确实有与追求“目标”相匹配的资本；就“目标”而言，应是可望而又有可能得到，开价或者说期望值不能太高，更不能搞满天要价，就地还钱那一套。其要旨在于把握时机，讲究方法，适度作为，以求抬高身价，实现增值，达到自己的期望值。否则，不得要领，弄巧成拙，会被贬值，甚至有可能一文不值。蒋介石在这方面颇有心得，时机得当，方法得体，张弛有度，收获颇丰。

博篇第24节 巧伪装，静观其变

蒋介石擅长伪装，他往往在局势没有明了的时候，将自己的真实意图隐藏起来，以达到左右逢源，自己攫取更大的权力的目的。 事例： 为了学习苏联的经验，争取更多援助，１９２３年８月，孙中山派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蒋介石一行在苏联的参观访问，对于俄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增加了了解，对一部分革命的情况和经验有所认识，对军队组织和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尤在较深体会，汪精卫后来谈及此事时说，代表团“经过一番切实考察，知道红军的组织、共产党森严纪律，遂为日后回国后改组本党创建党军之一大动机。” 蒋介石以实用主义的眼光对待苏联的建军经验和党的组织领导，贬斥苏联的社会改革政策。他对苏联的外交政策、共产国际对各国党的态度，以及未来两党两国关系，国共合作，产生重重疑团，后来他在《苏俄在中国》中说：“我考察苏俄归来后的结果，是使我冷静下来，我深信和断定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有助于对抗西方殖民主义于一时，但在我们革命奋斗的过程中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代表团回国后，蒋介石将写的一篇《游俄报告书》寄给孙中山其中包括对联俄联共的疑虑。

《游俄报告书》到底如何说的，我们不得而知，但从蒋经国对《苏俄在中国》的诠释中略知其大意，他说：“回国的时候，（父亲）便秘密向总理报告：第一，苏俄的共产主义，实行起来，一定要为害人类；第二，今日的‘朋友’苏俄，正是我们未来的最大的‘敌人’。”蒋介石还在给廖仲恺的信中说：“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俄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 他到了广州，向孙中山汇报了苏俄建军经验，也谈了自己的一些疑虑。孙中山认为蒋介石“对于中俄将来的关系，未免顾虑过甚，要适合于当时革命现实环境”，勉励他为中俄合作多做贡献。尽管他未接受孙中山的忠告，懾于孙中山的威严，他把自己的观点隐藏起来。 １９２４年，蒋介石受孙中山的委任，到广州创办黄埔军校。此时的广州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的鼓舞下，革命热情高涨。孙中山倡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深入人心，因有共产党的参加，日益衰落的国民党开始有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大批青年响应号召，到广州参加革命，黄埔军校招生，报名十分踊跃，同当时的军阀抓丁，逼人当兵形成鲜明对照。

在共产党的影响和推动下，广东革命势力发展迅速，共产党的思想观点对广大青年有很大的吸引力。在这种革命气氛下，如果公开自己的不同政见，极有可能革命势力所被抛弃。 尽管蒋介石对共产党人的理想，有着天然的反感，为了自己的前途，他只好把这种情感隐藏起来，尽量伪装进步，以赢得黄埔学生的拥戴。載季陶等人也提醒他，要他先掌握实力，暂不表示不同政见，等羽毛丰满后再说。在公开言论和著述中都有很多漂亮的革命词藻，盛气凌人的锋芒也有所收敛，表现得颇为谦恭。他对苏联顾问很虚心，对共产党表示团结和尊重，黄埔军校的校训‘亲爱精诚’是他提出来的，内含着加强联合战线的意味。“他亲笔题写了这四个大字，呈请孙中山核准颁布，挂在军校门上。在一些训话中，大谈俄国革命的经验，号召学生学习俄国革命精神”，声言“我们要党成功，主义实现，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他对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加伦也表示尊重和信任。加伦当时写道：“蒋介石将军与我国教官的关系尚属融洽。” 在此期间，他曾多次表示要同共产党人合作。“三民主义信徒与共产主义信徒非联合一致不能完成国民革命。”“三民主义之成功，与共产主义之发展，实相为而不相悖者也”。

“除了共产党之外，其他团体肯定我们本党真正合作革命事业的，就很少了。”“我们国民党只有左派与右派之分，不能有共产党与非共产党之分，更不可能有国民党与共产党之分。”他要求国民党员“不可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党，就是背叛了总理定下来的方针和主张。” 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深得人心，蒋介石也高喊这一口号。他多次说，现在我们生在这个乱世，是一个最不幸的事。我们的国家，已经衰落不堪，我们的党，也是积弱不振，所以我们今后要特别努力奋斗，来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以雪我们国家以前被人压迫的耻辱。他还说：“中国的革命事业为什么如是延长？乃是因为军阀身后有个牵线之帝国主义者做他的背景。帝国主义宰割中国必须假手于中国军阀，方得肆意残暴，而使中国人民默予敢毒。故帝国主义不倒，中国军阀之乱绝无已时。我党革命目标，与其专革军阀的命，毋宁先革北京东交民巷太上政府帝国主义的命。” 尽管蒋介石在这个时期在一定程度上执行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但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态度在本质上是偏右的。他在国民党内左、右派之间两面讨好，又两面开弓，以达到个人的目的。

周恩来后来在论述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时指出：“蒋介石开始办黄埔军校时，表面上赞成革命，但他的思想实际上是反共反苏的，并不是真心诚意地与共产党合作。”他“随时提防和限制共产党”。 蒋介石的表现，迷惑了很多人，当时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对蒋介石很是好感，他说：“现在蒋介石先生手创了有力的党军，用这包打军阀绝不扰民的党军，不顾成败得失地肃清了那些拉夫开赌、税苛捐、各霸一方、历年扰害广东人民的滇、桂、粤各派小军阀，以图广东军政财政之统一，这不但为国民党建立了惊人的勋劳，并且为已死的中山先生出了多年力不从心的怨气。”１９２５年１２月，陈独秀发表文章，把已经是国民党新右派的代表人物的蒋介石列为国民党左派领袖，看成是仅次于党首汪精卫的第二号领袖人物。 不仅陈独秀被蒋介石的假象所迷惑，连苏联顾问也称赞蒋介石“在政治上是个左派，并正往左发展。”即使在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向共产党和苏联顾问发难，苏联军事顾问仍认为蒋介石是一个左派。 评析： 善于伪装，是政治权术家的看家本领。蒋介石在涉政之初，基本少有伪装，其傲慢加直率，常常导致自己受排斥。

经过政坛的磨炼，得势后他比较善于伪装，尤其是，随着权位的增大野心膨胀，更不轻易表明自己真实的内心世界。他内心不同意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却在公开场合大唱革命高调，左右逢源，确实迷惑了不少人。 由于蒋介石伪装巧妙，左右逢源，赢得左派和右派的支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的得票仅仅比汪精卫少一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二届执委第一次会议上，又被推选为常务委员。他已成了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人物。

博篇第25节 借题发挥，一举多得

借题发挥，是说假借某一个事情为题目，用来发表自己真正的想法。这本是文人们的戏法。运用到官场，那则是借用某事为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蒋介石精通此道，最为典型的就是利用“廖仲恺案”，借题发挥，以实现自己的政治企求。 事例： 廖仲恺在辛亥革命时期，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在国共合作筹备期间，积极协助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逝世后，他坚决维护三大政策，批判右派势力的反共分裂活动，针对广东省内军阀部队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坚决主张改组军队，统一财政。因此遭到帝国主义和右派分子的仇恨，于１９２５年８月在广州惨遭杀害。 廖仲恺案发生，激起了广大革命人士的义愤，特别是广大工农群众和黄埔军校官兵，纷纷要求严惩凶犯。廖案发生当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和军委会立即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派汪精卫、许崇智、蒋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