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回 大冲突北上起内讧 徐向前一言避火并９月１０日拂晓。
啾啾虫鸣中，不远处传来阵阵嘈杂声。
夜幕还没有完全从大地上拉开。徐向前睁开双眼准备起床，他盘算着：“今天应该向张国焘继续申明南下的弊端，求得一个两全之策才好。”
忽然，红军大学政委何畏坐着担架进了院子，他是在懋功战斗中负的伤，过草地后伤口复发，腿瘸得厉害。他下了担架，拄着拐杖，手中拿着毛泽东、周恩来亲笔署名要红军大学立即向北出发的命令，走进房间，向陈昌浩报告说：“政委，中央他们单独向北跑了！把我们红军大学的人也带走了！”
“中央？”
院外传来急促的跑步声，转眼间就见副总指挥王树声喘着粗气跑进了屋：“总指挥，叶剑英跑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
“什么？谁跑了，值得这样大惊小怪？”陈昌浩一只脚在床上，一只脚刚刚落地，急忙询问到底出了什么事。
徐向前闻言，折身起床下地。
“他跑了，叶剑英。”王树声指着叶剑英的床铺说。
陈昌浩望了望叶剑英整齐的床铺，一切都和平常没有两样，只是床上的确不见了叶剑英。
“他昨晚上说今天出去打粮，可能去检查部队。”徐向前解释说。
“不是，那完全是借口，他们真的逃跑了，把指挥部的那张挂在墙上的甘肃地图也带走了。李特已经骑马去追，现在不知追上没有。”王树声说。
陈昌浩趿拉着鞋，一边扣着衣扣一边站立起来。何畏等人仍在喋喋不休地说着他们的新发现。
电话中传来急促的声音：“他们利用我们四方面军经过重大牺牲所打开的北进道路，悄悄溜走了。１、３两军团原担任的对敌警戒任务，未作交代，就撤走了，使四方面军的一些阵地完全暴露，极易受敌攻击。”
房间内出现了短暂的寂静，大家都感到吃惊。
紧促的电话铃声，猛然间像是炸雷轰鸣而响，陈昌浩抓过话筒：“对，我是陈政委。”
话筒里的声音全屋都能听得到：“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
“前边部队打来的电话。出了件怪事，一方面军开拔了！”
陈昌浩面向坐在床沿上的徐向前说道。
这时，几个军长也跑进来，他们肯定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看到有的部队行动，他们还以为整个右路军都要出发，所以一进门就问：“总指挥和政委起床都这么早，是不是有命令让现在就开拔？我们的前卫部队……”
陈昌浩正在火头上，冲着几个军长说：“向哪里开拔？我们没有下开拔的命令！简直都乱套了！你，你，还有你，赶紧叫他们回来！”
几个军长退了出去。
这时，一些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的红四方面军的干部，纷纷打电话请示徐向前，有人还表示决心：“只要用１个团就可以把他们追回，给１个班就可以追几个戴眼镜的下来。”
有人问：“他们走了，还对我们警戒，这分明是对我们采取敌视态度嘛！我们拦截不拦截，打不打？”
一直愣在床沿上的徐向前在这时脑袋似乎是被谁猛击了一下，有点发怔，好长时间说不出话来。他心中在剧烈翻滚着：“这是怎么一回事呀？他们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真是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陈昌浩坐在电话机旁，接着一个又一个的电话，并命令部队进入战斗状态，准备去追。
红４军军长许世友奉命来到前敌总指挥部受令，等候在门外。陈昌浩准备让许世友带领该军的第２８团去追回中央，对红１、红３军团进行拦截。
陈昌浩按着电话筒，对徐向前说：“怎么办？下追击命令吧！”在军事指挥上，陈昌浩还是要听徐向前的。
半天无语的徐向前一按床沿，忽地站立起来，斩钉截铁地说：“岂有此理，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陈昌浩一愣。徐向前像一头咆哮的狮子在怒吼：“天下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徐向前的这几句话可说对中国革命起了关键性作用。
陈昌浩见徐向前突然间发这么大的火，愣怔了一下，又坐回到电话机旁。
红军内部在军政主官分工上有一条规则，权衡大事的最后决定权，不是在军事指挥员的手中，而是在政治委员的手中。也就是说，对北进的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是否追，是否打，眼下还要看作为政委的陈昌浩的最后意见。
徐向前扫视了陈昌浩一眼，陈昌浩正在盯着徐向前。两个人的目光刚好对视，都显得非常冷峻。这时，如果陈昌浩感情用事，对着话筒就说那么几个对方希望听到的汉字，一场红军内部的内讧火并就在眼前。
陈昌浩对着话筒的嘴张了张，又停住了。他面容上的每块肌肉都在运动，骤然间不动了，他深深地从胸中提了口气，用力吞咽下去的是一团唾液。
“对，都是红军，怎么能一家人打起来，让蒋介石看笑话。事态不能再恶化！”陈昌浩对徐向前的决定表示同意，他对着话筒命令道：“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有人接着说：“既然不能动武器，那就用喊的办法，喊他们回来。”
有些人便站到高地上，按照张国焘的口径向着北方大声喊道：“北上死路一条！南下吃大米！”
康先海等几个警卫员不明真相，也站在一边跟着别人起哄。徐向前很生气地喝斥道：“你们吃多了！”又说：“让他们先走，我们随后也要去的。”这些话对于那些政治头脑还简单的警卫员们来说，在当时显然是难以理解的。
“追，要追他们回来！”几个团长刚听说这一消息，又跑进司令部吵嚷：“打，打！”
“打什么？鬼东西！”徐向前开始骂人了。在往常，他如果在着急时，骂人最多的话就是这个“鬼东西”。
有个团长一时愣在那里，张口结舌地说：“打……打……小脑壳……”他的声音越来越小，因为他看到徐向前的脸色越来越难看，都快扭曲地变了形。
“谁再敢说打，我就枪毙了他！”徐向前的火气冲了上来，他把手枪“啪”的一下甩在木桌上：“绝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去对待我们自己的同志！”
陈昌浩呆坐在那里，无可奈何地说道：“既然这样，就分道扬镳吧，他们走他们的，我们走我们的。真没想到会弄成这个样子。”
整个房间站满了人，却没有一个人敢说话。
陈昌浩坐在那里，用手指敲打着电话机，气呼呼地不再言语。
王树声向众人使着眼色，许多人陆续退了出去。
身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兼红四方面军政委的陈昌浩在这时显然是站在张国焘一边。他写了一封给红１、红３军团领导人并转全体人员的信，明令林彪、彭德怀和红军指战员要认清“敌我”，反对逃跑的中央。
许世友的第２８团在徐向前等人的阻挡下没有派出，但陈昌浩还是又派出两个骑兵连去追中央，进行劝说。
“把这封致１军、３军的信分别交给林彪和彭德怀。一定要追上叶剑英，如果追不回来就打死他！他竟敢当大偷，偷我们的地图。”陈昌浩说。
信送出后，陈昌浩立即召集前敌指挥部和红四方面军在本地的高级干部开会。
会说开就开，因为许多干部早就围在指挥部周围，探听消息和听候指示。
陈昌浩在会上通报情况，说：“毛、张、周中央不经过总部组织路线，他们私自带一方面军部队及直属机关，昨晚开去投敌了。可恨有这几个人作恶，分散了革命力量，只能有益于敌人。中央在毛、张、周逃跑路线上，已经把一方面军几十万健儿葬送。但同志们不要惊慌，我们有张总政委在。张总政委在红军中久经战斗，他挥臂一呼，已揭此黑幕。现在，他要求我们立即率队返回阿坝。”
这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像炸了锅，乱哄哄的。徐向前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上头，不想说一句话，忍不住偷偷哭了一场。接连几天，徐向前彻夜难眠。
午饭后，前敌指挥部驻地又吵闹成一片。
“怎么回事？那个女的是谁？”陈昌浩听到嘈杂声中有女声，问刚进来的副参谋长李特。
“总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的老婆正好从这里路过，被扣留。是她在大吵大闹。”
“是那个会跳舞的李伯钊？”
“就是她。还能有第二个李伯钊能这样大吵大闹。”
“还有谁在那里？”
“还有刘志坚等人，好像都是总政治部搞宣传的。我看到杨尚昆已经跟随毛泽东他们逃跑了，怎么这个女人还在这里？”
陈昌浩正在火头上，挥了挥手下达命令：“先关起来再说！”
门外传来李伯钊等人更加强烈的抗议声。
李伯钊近日是被派到前敌指挥部政治部帮助工作的，昨天到红４军去培训宣传队员。今日凌晨毛泽东等人仓促离开阿西时，杨尚昆急忙派警卫员张秀夫去找李伯钊。张秀夫骑上杨尚昆的骡子紧赶快跑到了红４军，把杨尚昆的那封信交到李伯钊的手中。
李伯钊拆信一看，只有几个字：速回总政治部。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张秀夫也说不清楚为什么毛泽东等人带领中央机关昨天深夜就单独北上了。李伯钊只好决定立即赶回总政治部。途中遇到了刘志坚，他是带２０多个宣传队员到红３０军慰问的，现在也是赶回总政治部的。当李伯钊和刘志坚等人赶到前敌指挥部巴西时，方看到情况有些异样，穿灰布军装的红一方面军的人一个也不见了，村庄中全是穿黑色军装的红四方面军部队。
当李伯钊这些穿灰布军装的２０多个人刚进村庄，就被１个多连的人包围起来，刚才陈昌浩听到的吵嚷声音就是因为李伯钊等人拒绝缴枪的喝斥声。
“凭什么缴我们的枪，难道我们是敌人？”李伯钊和刘志坚等人抗争，但他们的声音很快被众多的喊叫声淹没。
“中央向北逃跑了，一方面军也单独逃跑了！不抓你们抓谁！”
“这个女的就是杨尚昆的婆娘。杨尚昆逃跑了，他的婆娘来到这里肯定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反革命勾当！”
“统统关起来审讯！”李特走出前敌指挥部，他秉承陈昌浩的旨意传达命令。
李伯钊、刘志坚等人被缴枪后，关在一所藏式木楼上。用一段圆木砍出锯齿状作为上楼工具的独脚梯被抽走，楼下四周站满哨兵。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呀？”几乎每个人都在问，但所有的人都不能解答。回不了原单位，又不能逃走追赶北去的部队。
大家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惊呆了。
李伯钊和刘志坚商量后，决定先见前敌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傅钟和副主任李卓然。
次日下午，李伯钊和刘志坚两人见到傅钟和李卓然，提出：“我们要求回原部队。”
“北去的部队已经走了两天了，你们不容易找到。”傅钟说。
“沿途又有藏族反动武装，他们的冷枪打得很厉害，有危险，你们还是留下吧。”李卓然也劝阻。
“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一定会赶上部队的！”李伯钊和刘志坚异口同声表示坚决北上的态度。
傅钟感到有些为难，最后表示自己的意见，说：“如果你们坚持要回原部队，这要请示陈昌浩政委。你们的事由他亲自管。”
李卓然要通了陈昌浩的电话。陈昌浩在电话中怒气冲冲地说：“让他们来吧，我要好好地教育他们迷途知返！”
几个小时后，李伯钊和刘志坚见到了陈昌浩，再次提出北上赶回原单位的要求。
陈昌浩是真的发火了，他拍着桌子叫喊道：“我是好心挽留你们，留在这里有什么不好？你们不要执迷不悟！”
“我们必须赶回去，跟中央一道走。”
“什么中央，假中央！中央没有开会，毛泽东、周恩来就带着一方面军逃跑了，杨尚昆和叶剑英也逃跑了，投降蒋介石去了！”
“投降蒋介石？这不可能吧。”李伯钊对陈昌浩的话表示不可理解。
“我们最好还是立即赶上部队，再耽误，我们就会真的追不上了。”刘志坚也仍是坚持回原部队。
陈昌浩大发脾气地说：“走吧！反正警戒是布置了的，出了事情不要怪我事先没有告诉你们。”他的意思到此已经很明显，李伯钊等人追赶部队是绝对不允许的。
李伯钊和刘志坚等人就这样被迫留在红四方面军，回头南下二过草地。李伯钊的党籍很快就宣布被开除了，原因很简单，因为她是杨尚昆的老婆。
在批斗会上，有人指着李伯钊的鼻子喝斥：“李伯钊，你说说你来我们前敌司令部的目的？我看你是一方面军派来搞阴谋诡计的，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侦探。”
会场上响起“打倒反革命侦探！”的口号声，气氛紧张起来。
有人阴阳怪气地挖苦和讽刺：“我看你这个李伯钊真不简单哩！又是留苏学生，一方面军派你来，还有一个武装警卫员保卫着，要暗算杀人吗？”
有人的拳头随着舌头冲到了张秀夫面前，有人呼喊：“他还带着驳壳枪呢，打死这个奸细！”
“啪！啪！”张秀夫被人打了两个重重的耳光。
“我是红军战士，不是奸细。你们凭什么打人？”张秀夫的声音在乱哄哄的会场上显得很微弱。
“不许打人！有再大的错误由我顶着。”李伯钊大声疾呼。
“你们这些反革命侦探，到四方面军来的目的就是破坏红军，我们不打你们又打谁！”
接着，又是一顿噼哩啪啦的拳打脚踢。
李伯钊强忍着心中的愤恨，带着千万个不理解，忍受着侮辱，盼望着有一天能有机会与红一方面军会合，见到自己的丈夫和面孔熟悉的战友们。她在盘算着，一定要去请教一下同在红四方面军的朱德：朱总司令总是有办法的。
前敌指挥部一片嘈杂声和混乱，陈昌浩似乎有些稳不住阵脚，他很希望徐向前在这个时候能站出来帮他说话，可徐向前一直是愁眉苦脸，他在得知毛泽东等人北去并捎话回来后，更是一言不发。
“通知各部队师以上主官，到指挥部开紧急会议！”陈昌浩发令。
陈昌浩在会上又就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的“逃跑主义”进行了一通声讨，让大家对南下行动表示个态度。
各位军、师长和政委已经对中央深夜出走北上的事了解一二，到了这时，都表示听从总部的指挥。
陈昌浩的发言到了这时毫无疑问地是对张国焘唯命是从，他力主“听张总政委的”，坚持南下。
徐向前坐在床沿上，讲了自己此刻的矛盾心理，他对中央关于再次劝说张国焘北进的意见表示同意，但对南下问题没有明确表态，也表示对毛泽东等人的悄悄离开感到心情沉重，毫无思想准备。
“总指挥是南进还是北进？”几个师长问。
徐向前左思右想，感到很为难，他在这时怎么也舍不得把左、右两路军分开，把红四方面军分成两半，这支部队从小到大，他花了很多心血，不容易啊！
“总指挥的具体意见呢？”陈昌浩直接问。
徐向前焦急地对着自己的影子在暗自叫苦：“是跟中央走还是跟着部队南下呢？走嘛，自己只能带上个警卫员，骑着马去追中央。因为陈昌浩在这时的威信不低于自己，他能说会写，打仗勇敢，又是政治委员。他不点头，我一个人是带不动队伍的，最多只能悄悄带走几个人。”
徐向前想来想去，最后定下决心：“还是和部队在一起，走着看吧。”
总指挥和政委的态度在这时即是前敌指挥部的命令，众师长、军长和政委都表示与左路军会合，不随中央北上。
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就此下达了返身向南的命令。徐向前到了这时心中仍是憋着一肚子气，他想起了昨晚上毛泽东站在院子中对他所讲的话，原来毛泽东已经做好了潜出的准备，并在暗中试探自己的态度，这说明毛泽东对自己还是信任的。可惜的是，自己的脑袋没有转过弯来，拒绝了毛泽东的好意。
现在反而被逼上梁山，只有南下。
“就这样，我执行了张国焘的南下命令，犯了终生抱愧的错误。”这是徐向前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所作的忏悔。
窗外，雨飘飘，路迢迢，马萧萧。
上层领导之间的斗争，使处于最基层的红军战士们感到迷惑不解。有战士在日记中写道：“近几天来，不知怎么回事，有些情况反常，师里的领导同志显得忙乱不宁，可又不像个打仗的样子，更令人诧异的是把带不走的枪支全部拿去烧掉了。我心想，这些枪支是多少同志用生命换来的，怎么能一把火烧掉呢？难道没有别的保存办法了吗？”
师级干部参加前敌指挥部召开的紧急会议后，又把团、营干部召集来，传达前敌指挥部的会议精神，其内容主要是重复陈昌浩的话，有的有所发挥，说道：“北上抗日现在是去不得了，我们前进的道路和桥梁已被右倾机会主义破坏……你们回去后，马上召开全团党、团员大会，要向大家讲清楚右倾机会主义的危害性。”
留在巴西附近的红军部队在这几天真是人心浮动，什么议论都有，战士们根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都在互相猜测。
几天后，大家终于从党、团员大会上听到和证实了上级所发生重大事件的消息。
在全团党、团员大会上，各团政委奉命统一口径，只讲３个问题：“一是通报情况：中央在９月９日晚上向北逃跑了。毛、周、张的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是逃跑主义，他们把我们前进的道路和桥梁都给破坏了，我们再要北上，还要走半个月的水草地，那我们都会死在草地上。二是张国焘主席来电讲，为了革命，为了活命，生存下去，我们不能再北上，而要南下。我们宁可向南走一千，也决不能向北走一天！陈政委指示，我们在包座之战中伤亡很大，说什么也不能再向北走。三是我们要打回老家去，我们四川人要打回四川，回四川吃大米去！革命不能不要家，而且要保卫家乡。”
半信半疑的红军基层干部战士，顿时被这突如其来的政治大风暴所震惊，对又要过草地感到恐惧。他们都倍尝第一次过草地的艰辛，现在心中极不情愿再第二次过草地。对师、团领导所讲的政治路线问题，战士们似乎考虑得并不多，那离他们太远，他们在这时考虑的最迫切的是如何不再挨饿和少走些冤枉路。
“怎么又回草地走啊！”
有些人不满地说：“愿走的走吧！我们不想走了。留在这里跟那些土匪拚到底，死了也是光荣的，反正人总是要死的嘛！我们不怪党，不怪同志们。”
但是，“南下吃大米”的口号也很具有吸引力，更有军队严密的组织纪律约束，停留在巴西的红军毕竟是没过几天就南下了。
部队到了这时已经变得不好带，干部的思想都乱了套，何况战士们的思想。当然，也有头脑清醒者。红３０军政委李先念及时了解到部队的思想动态，在巴西召集了排以上干部会议。他在讲了当前的形势后，针对部队中的思想情况进行教育，说：“党中央北上了，我们却要南下。因此，我们必须保持部队思想稳定，执行命令，听从指挥。一方面军经过长途跋涉，在近１年行军作战中得不到休整，小的战斗不计其数，消耗大，伤亡多，兵员有减无增，物质生活更差。但他们都是坚强的革命战士，和我们走到一起来了。可我们有些同志对别人的长处看不见，对别人的缺点却看得多，传得快，这是一种极不正当的风气。我们才走了多少路呢？哪一个连队又没有掉队的呢？他们为革命流血牺牲，经过一万多里的行程，冲破敌人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如果没有党的正确领导，没有坚定的革命意志，没有钢铁般的团结和英勇善战的精神，能到这川西北来吗？在我们军，以后不准讲中央红军的怪话！这是一条纪律。现在，一方面军还有红５军团等许多同志没有北上，特别是朱总司令、刘伯承同志还和我们在一起，我们一定要尊重这两位领导。今天在场的都是干部，要以身作则做出榜样。什么样的干部带出什么样的兵，这是关系我们部队的大问题，我们一定要教育好部队。当前重要的问题是稳定部队的情绪。”
巴西一夜之间突然失去中央的红军部队，也尤如失去了主心骨，人心躁动，但由于有徐向前、李先念等这些高中级指挥员的极力防止事态的进一步扩大，波动的部队情绪得到及时而有力的缓解和稳定。
９月中旬，在分裂公开化的形势下，右路军前敌指挥部率领红四方面军部队再次步入草地，走回毛儿盖。
道路两旁出现了政治宣传员连夜拟制的许多标语口号：“革命为了保家乡！”
“打回四川吃大米！”
“宁可向南走一千，也不向北走一天！”
一首“即景”歌也应急诞生，并迅速强制性地在部队中教唱：“红军南下行，要打成都城，继续前进攻敌人，首先赤化四川省。消灭敌人的残兵，创造川陕根据地，革命胜利才有保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我们有了新的中央来领导。”
这标语，这歌声，的确诱惑了不少四川籍战士。他们由面向北斗，转而脸朝太阳，这该是他们戎马生涯中所做的最大一次“向后转”队列动作。
第十三回 俄界改编陕甘支队 二十五军长征传奇阿西一夜之间发生的事，意味着红一、四方面军的分裂已经不可避免。毛泽东的深夜仓促出走，说明张国焘也是逼人太甚了。张国焘闻言，仅撇下一句话：“木已成舟，就由他们去吧！”
毛泽东等人是于９月１１日到达俄界的，顺利与红１军团会合。俄界，位于川甘两省交界处，是一个很小的村庄，即现今的甘肃省迭部县达拉乡高吉村。一身汗水的彭德怀对前来迎接的左权说道：“老左，你知道我现在的感觉是什么？我看到你们真是比亲人还亲。昨天那一阵子大折腾哟，我是真正体会到了阶级友爱高于一切友情。张国焘的牛肉和银洋，见他妈的鬼去吧！”
“老彭，话不要说得太绝对了，友情还是要的。张国焘同志的思想也许会转过弯来的。”毛泽东说。
看来刚刚脱险的毛泽东仍盼望能说服张国焘一同北上。因此，他在抵达俄界后，一离马鞍，即以中央名义再次致电张国焘，指令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
但张国焘无视中央对他的一再争取，仍坚持南下，并撇开中央，电致红１、３军（即红１、３军团）领导人，劝诱林彪和彭德怀等人也一同南下，声称：“１、３军单独东出，将成无止境的逃跑”、“不拖死也会冻死”，“将来真悔之无及”，要红１、３军团“速归”，共同“南下首先赤化四川”。
张国焘亲自拟定好电文后，拿给朱德签阅。朱德一看电文，气得把这份电报扔在地上，断然拒绝在电报上签字。
“你不签，我也照样发。”张国焘仍是把这份电报发给了林彪和彭德怀。
林彪和彭德怀接电后，立即将这个电报送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半天没说上话来，他的心情沉重到了极点，似是无意又有意地说道：“难道真的不可挽回了。我们的团结工作没有做好。张国焘的错误是严重的，红军如此大分裂是个悲剧。但一个巴掌拍不响，中央都有责任，我也有责任。”
对于两军合后又分的原因，张国焘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曾经这样解释：“民国二十四年（１９３５年）夏毛泽东领导之一方面军与本人所领导之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时，当时曾发生不同意见，毛泽东等估计长征是胜利，主张应北出陕西，形成川陕甘根据地，重建所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本人彼时估计长征是失败，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前途早成过去，吾人应在川西和西康地区域或甘肃西北部之甘凉肃一带，首先求得与中央军休战，再图举国一致抗日方针之实现，因为两种主张未能一致，遂至形成中共之分裂。”
张国焘的自我解释没有提及他的“逼宫”要权，这当然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如果像他所说仅是一种政见不同，即使吵得天昏地暗，毛泽东也是不会如临大敌，被逼得深夜出走。
历史对此早有公论。
毛泽东与张国焘自夹金山下抚边小镇的握手拥抱，到了这大草地中便彻底决裂。两个人背道而驰，毛泽东向北，张国焘向南，但他们红色的旗帜下仍各自聚集着同歌“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的人们。
此时此刻，毛泽东和张国焘两个人的心情是截然不同的。要说也是怪事，脱离险境的毛泽东没有一点胜利喜悦，而本是从此走上政治生涯下坡路的张国焘却在这时兴高采烈。张国焘由噶曲河岸边返身率红军总部回到阿坝，大有要举行一次庆功会的架势。
在阿坝，张国焘受到红９军的欢迎。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参谋长除伯钧专门来到张国焘的住处表示迎接，并听取指示。张国焘谈起了红一、红四方面军之间的纠纷，说：“这个毛泽东是拿中央压人，我是无论如何不能咽下这口气。结果呢，听说他们单独向北逃跑了，我也没有说什么呀，就把他们吓跑了，真是胆小如鼠，还吹牛自喻是小毛奇呢。”
孙军长、陈政委也随声附和道：“就是嘛，我们为什么非要同他们一道北上呢？他们那么多伤病员，行军打仗，还得要我们掩护，那不就把我们拖垮了吗？”
“谁有军队，谁有实力，谁就有发言权，谁就应说了算！”
黄超插话说。
“中央可不重视我的意见呀！”张国焘叹息道。
“中央为什么不重视我们的不满呼声？中央应该清楚，张主席您是政治局的一员，领导着我们８万红色战士。不重视张主席的意见是不行的！”还是黄超的声音。
坐在一边的陈参谋长却坐不住了，因为他是从红一方面军新调来的，听别人贬低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就心中很不是滋味，他深为张国焘等人暴露无遗的宗派思想和过火态度表示愤慨，当场就与黄超等人争吵起来。
在这种场合下，可想而知，陈伯钧是有理也难争辩的。
晚饭后，耿直的陈伯钧当即给张国焘写信，要求当面谈话，发表自己对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纠纷问题的不同看法。张国焘接信后表示明天上午即可见面交谈。
这天晚上，孙玉清军长集合团以上干部讨论工作，未讨论前，即按照张国焘的布置，先将目前的各种纠纷和党内斗争问题，向与会者大肆宣扬一番，讲道：“中央有人说我们南下是麻雀钻阴沟，我就不信南下会是他们说的那个样子。今天，张主席告诉我一个好消息，毛、周、张等人在前天晚上，让国民党的势力吓破了胆，竟然向北逃跑了。”
会场上传出哄笑声。
一夜难以入眠的陈伯钧打开日记本，洒泪写道：“是夜静思，痛彻肺腑，以致暗泣，有生以来，伤心事，莫过于斯。”
次日上午，陈伯钧见到了张国焘，说到痛切处，慷慨陈词：“我深感部分同志观点之不正确，立场之不对头，无中生有，言之无度，互相猜忌，隔膜日深！既不坦白承认错误，又不以快刀斩乱麻手段，迅速解决各种纠纷，假敌人以间隙，置自身于危局！血性男儿，忠勇同志，闻听之下，能不为之痛心疾首？所以，我要求总政委采取有效手段立即解决这些问题，以挽转危局，匡扶革命。”
张国焘说道：“这其中尚有很多隐情，中央政治局也有很多争论没有彻底解决，总部机关也一样。若要彻底解决问题，必须自上而下的予以纠正。但现在相隔太远，还不能及时办到。”
“可党内斗争是党内斗争，行政系统是行政系统，应该分开，党中央的事，红军中的党员当然可以提出意见，但在未解决前，决不容许随便胡闹，破坏红军，分离团结！行政组织上仍须按照红军组织系统，执行权力，下级对上级也必须逐级绝对服从，这样才有利于解决问题，也才是党内斗争的正当方法。要不然，纠纷日深，团结日乖，对革命损失很大！”
“你提的意见很对，我一定好好考虑，对有些同志提出严肃批评。”张国焘打圆场说。
陈伯钧回到了军部，周围不利于团结的话仍然充盈耳中，而且越来越盛。军长和政委的态度显然对陈伯钧不利。陈伯钧决定请求调离红９军，以避免冲突。一天下午，他去找朱德和张国焘，但都未找到，却见到了刘伯承。他俩详谈了一切问题，刘伯承表示同意陈伯钧的意见，并提醒说：“伯钧同志，斗争可要注意方法呀！不要以为张国焘只是闹分裂，不会伤人，张国焘是要杀人的！”
晚饭后，陈伯钧写出了给朱德和张国焘的请求调换工作的信。
军部会议室内，声讨中央“逃跑”的大会又在召开，竟也是群情激昂。
心中憋了一肚子火的陈伯钧在一边听着，这时已经没有了前两日的激动，一则是他经过这么几天的痛苦思索，也想通了，想明白了，并决心调出红９军；二则是朱德、刘伯承都在暗中给他捎了话：遇事一定要镇静，冷静。所以，他现在听到那些专向中央和红一方面军泼污水的话语，也就置若罔闻，坐在那里考虑其它的事情。
接连两天，陈伯钧又三番五次找张国焘，请求调离工作。但张国焘这几天却是忙得很，陈伯钧也就仍是一遍遍的向总部跑。９月１３日，陈伯钧总算见到了张国焘，但在总部，他也遭到了多人的围攻。陈伯钧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晚又去总部请求解决我的问题，后王树声等同志向我提出很多问题与我进行斗争，如，此次中政局，１、３军北进问题，第５次“围剿”及突围问题，提拔工农干部问题，目前中央领导的改造问题等，当时我均有答复。
不过，对重组中央问题，尚须思考，不能随便。最后总政委意见，决暂调我到总部休息，待斗争解决，我的态度表明后，再分配适当工作。”
９月１４日，陈伯钧在日记中把这一天标记为“受辱之日”，他写道：“午间，准备东西。午后，得孙军长及总部来信，调我至总部工作，但９军东西应还９军。当即将原９军之马两匹交下。继之如狼似虎的一些传令兵，汹汹然要这要那，并声言奉命不准我带一点东西，只许只身去总部。当面交涉无效。写信给孙军长，回答找不着人。最后竟动手强搬东西，强拉所有马匹，由５军带来的马匹亦被没收。我当时实在难处，只好愤然舍弃所有东西人员，去总部请示办法。黄昏前后，才由总部去信将一些东西人员要回，但望远镜被抢去，骡子也被换了！慨自参加革命以来，算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若说真正革命的同志，其何以出此？若说政见不同，需要斗争，亦断不能采取如此卑劣手段！老实说，共产党人是一切外力和压迫所不能屈服的！”
陈伯钧作为一个军的参谋长，在两个方面军公开分裂之后受到了如此歧视和非礼待遇。
朱德和刘伯承闻知，也感到无可奈何，因为在红四方面军一手遮天的张国焘是得罪不起的。
一场政治大风暴正向上至朱德、刘伯承，下到红一方面军留在南下红军队伍中的干部和战士们身上袭来。
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了。两大主力红军就这样在会合整整３个月后分离。朱德的心情非常沉重，他本想冲出张国焘所设置的监视网，回到中共中央，但他又考虑到这里还有由８万指战员组成的红四方面军，还有编在左路军中原红一方面军的第５、第９军团和其他人，不能把他们丢给张国焘不管。这样，朱德只剩下一个选择：“留下来，跟着这支队伍，哪怕遇到再多的艰难曲折，也要把他们最终带回中央的正确路线上来。”
朱德拿着毛泽东等人发的电报多次找到张国焘，要求严格按照组织程序执行，但张国焘就是置之不理，有时甚至是笑而不答，把朱德气得直打哆嗦也没有用。
毛泽东于俄界对张国焘的再次劝说犹如草地之雨落入泥潭，最终连个泡也未起。
“这个张国焘同志，他要造反了！”毛泽东气愤异常。
当晚，毛泽东在俄界召集会议，讨论与张国焘斗争的问题。大家的心情都不好，会议开到深夜也没有个结果。
“那就再等他一个晚上，明天上午张国焘同志再不给回电，那就说明他是造反造定了。”毛泽东打着哈欠说，他太疲劳了。
次日，毛泽东在黎明就醒了，他再也睡不着，心中有事，怎么能躺得下。他接连问了五六次，电台都说没有张国焘的电报来。马上就到中午了，仍不见张国焘有音信。
“这个张国焘真地要造反了！我们不能再等他的什么电报，若再来电肯定就不会是什么好消息。我们开会，马上开会，开会！”毛泽东把桌子擂得震天响。
１１时过，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在俄界进行。到会的政治局成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此外，参加会议的还有蔡树藩、叶剑英、林伯渠、杨尚昆、李维汉、李德，还有红１军团的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红３军团的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纯青，共２１人。
“我们现在开会，张国焘至今没有回答中央的问题，我们不能等他觉悟后再行动，我们要干我们自己赶快必须做的事。”毛泽东说。他在会上首先作了关于与张国焘的争论及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谴责了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方针的错误，指出：“我再一次断定，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如不迅速北上，部队会大部被消灭，中央不能把红１、红３军团带去走这条绝路，不能变更北上方针。不管张国焘等人如何阻挠破坏，中央坚持过去的方针，即继续向北的基本方针。”
译电员走了进来，把一封电报交给毛泽东。毛泽东停下讲话，打开电报看了一遍，顺口说道：“是陈昌浩的牢骚电报。
我们不管他！”
毛泽东继续他的讲话：“我们要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从当前的敌我形势出发，我们的行动方针应有所变化，应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以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靠近苏联，在陕甘广大地区求得发展。”
“对张国焘怎么办？我们不能容忍他这样肆意破坏党的团结，应该马上展开斗争！”彭德怀见毛泽东一直没有提张国焘的问题，直接插话提问。
谈到对张国焘的错误性质和处理办法，毛泽东说：“张国焘的错误发展下去，可能成为军阀主义，或者反对中央，叛变革命。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应采取党内斗争的方法处理。中央的具体意见，下面请张闻天同志向大家说明和讨论。”
与会者互相窃窃私语，多数认为中央对张国焘的处理应该重一些。
张闻天的发言是有准备的，但他今天的情绪很不稳定，对张国焘的“造反”极为愤慨，他开口即说道：“对张国焘这一事件，我认为应当广为向部队解释。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一条是中央的路线，一条是右倾的军阀主义，这就是张国焘主义。他们从退出通南巴起，已形成了反对中央的路线。他们对敌人是惧怕的。在红军建设上，张国焘不要党的领导，把红四方面军变成了他个人统治的军队。对干部的培养，更是要拥护他个人。无论在哪一方面，张国焘都充分表现了军阀主义倾向，这是很明显的。这个问题，应使干部全部了解。而且要了解张国焘的下一步行动必然是组织第二党。当然，问题的转化有没有其他可能呢？也可能有。我们还有朱总司令、红５军、红３２军在那里，还有广大的好的干部。经过我们的工作，还是有争取他的可能，我们应尽量争取后一种可能。”
毛泽东见有人在议论关于“争取”的话题，便插话说道：“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中央为什么不能马上开展斗争？因为过去中央站在布尔什维克的路线上，如同对红一方面军一样看待张国焘，后来才知道他有严重的错误，我们就用许多办法来争取他。大家都知道用了许多方式，又是派代表，又是谈判，又是让步等等，但终于还是分裂。中央争取他的这些步骤是失败了，但中央是采取了许多正确的办法的。就是现在，只要还有一线可能，我们还要争取他。到最后，做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这只是在完全没有可能争取的时候。”
张闻天又继续讲道：“我们目前战略方针是改变了，因为红一、红四方面军分开，我们的力量削弱了，所以中央的战略方针不能不有所变更。目前队伍的编制要缩小，德怀同志的提议，我是同意的。同时要注意干部的保存。现在要指定一些同志负责改编队伍，到麻牙即行改编。现在，我们应该通过对许多问题的解释，使我们的干部更加团结，坚信我们是唯一正确的。一些同志觉得我们更加团结了，这是很对的。”
“对张国焘的处理，我主张还是要开除他的党籍，这样才能说服部队。”性格刚强的彭德怀一直要求对张国焘实行严格的组织纪律制裁。
“不行，至少说现在不行。尽管张国焘所犯的错误已经构成可以开除他党籍的条件，但这还有一个时机问题。”毛泽东表示意见说：“我们应该看到，这还不是他个人的问题，应看到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联系。我们现在就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那我们以后就不好与红四方面军的同志见面了。”
“还是主席看得远，考虑得全面。”彭德怀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这一不开除张国焘的党籍的做法，无疑是非常正确的，高人一筹的。后来在张国焘另立中央时，又有人提出要开除他的党籍，毛泽东仍坚持不同意。如果当时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以后争取红四方面军过草地，就会困难得多。就不会有以后红二、红四方面军的会合，更不会有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师。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的做法，可说是中国共产党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的典范。
俄界会议上尽管有许多人提出要开除张国焘的党籍，但最终因为毛泽东的劝说而没有成为决议。会议只是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揭露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号召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与张国焘的错误作坚决斗争。“这个《决定》只传达到中央委员，不要向全军传达。”毛泽东交代说：“我们这样做主要还是为了挽救和团结张国焘同志，给其改正错误的机会。”
会议同时作出一个重大决定，北上的红军到了这时已经不好再用原来的部队番号，决定将红１、红３军团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并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负责军事指挥的５人团，作为全军的最高领导核心；成立了以李德为主任，叶剑英、蔡树藩、李维汉为委员的编制委员会，主持部队的整顿编制工作；会议还决定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说明战略方针和迅速行动的必要性。
在《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中，中共中央第一次把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称为“二万余里的长征”。在这之前，中央红军自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开始的战略大转移，在刚开始时因为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到湘西去与红军第２、第６军团会合，“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因此当时把这次转移称为“突围行动”、“长途行军”。遵义会议前后，仍然把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称为“突围行动”或“西征”。
俄界会议澄清了张国焘的错误，“长征”一词也由此诞生。９月１４日，党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明确说明：“中央率１、３军团北上，只是为着实现中央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之３０军、４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的北上。”
俄界会议后，刚刚改编的陕甘支队继续出发北进。
１５日，毛泽东率领陕甘支队第１纵队到达黑拉。电告彭德怀：第１纵队明日向车眼前进，要求第２纵队及军委纵队明日到达黑拉附近宿营，向北挺进。
就在这同一天，张国焘不顾中央的命令，在阿坝发布《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公开了其分裂红军的活动，继而上升到分裂党的严重地步。他在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上，公开了他与中央分裂的问题，高喊：“反对毛、周、张、博逃跑主义”的口号，挑拨两个方面军的矛盾，以致使他在台上讲，台下的红一方面军留在这里的干部战士遭到围攻和辱骂。时在红军总部担任无线电总队政委的伍云甫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参加总支召集的活动分子会议，总政委报告一、四方面军兄弟团结问题，并解决贺诚捆侦察科政指问题，黄超喊打，会场秩序不好。”
草地的９月，一个多云多雨多冰雹的季节，毛泽东与张国焘最终没有能再握手言和。
红一、红四方面军两路军一个向南一个向北，分道扬镳。就在这时，向北的道路还行进着一列红军的队伍，这就是红２５军的单独长征。
红２５军，原属红四方面军建制。１９３２年秋，红四方面军主力向西转移川陕甘边区后，中共鄂豫皖省委将留在苏区的部队重新组建红２５军，吴焕先任军长，辖第７４、第７５两个师，约７０００人。从１９３２年到１９３４年夏季，红２５军独立坚持了鄂豫皖苏区第４次反“围剿”后的反“清剿”斗争，开展了反国民党军的第５次“围剿”。由于敌人强大，红２５军虽然打了一些胜仗，但自身也损失很大，根据地锐减。中共中央曾先后发出训令，指示红２５军“在情况严重不能继续在指定地区活动时”，可进行战略转移，去建立新的苏区。１９３４年９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派程子华来到鄂豫皖苏区，传达中央的指示。
１１月１１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河南省光山县花山寨召开常委会议，讨论红２５军实行战略转移问题。会议决定红２５军在行动中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向西转移；红２５军由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徐海东任副军长；留省委委员高敬亭领导一部分武装组建红２８军，继续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武装斗争。１１月１６日，红２５军由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鄂豫边区的桐柏山区挺进。
红２５军的长征就此开始。
这支焕发着蓬勃朝气的队伍，在鄂豫皖省委书记徐宝珊、政委吴焕先等人的率领下，于此后的征途上打了许多恶仗、硬仗、胜仗。
红２５军部队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在年龄结构上年纪普遍较轻。从军的领导到每个战士，平均年龄要比别的红军部队年轻几岁。这年，军长程子华２９岁，军政委吴焕先２７岁，年龄稍大的副军长徐海东，也才３４岁。团、营干部多是２０岁多点，有的还不到２０岁。连队干部战士的年龄更小一些，年逾１８岁以上的战士就是“老兵”。军首长直接领导下的军部交通队，都是不到１８岁的小伙子，个个雄姿英发，朝气蓬勃，每人１把大刀，１支冲锋枪，１支盒子枪，佩着红缨穗带，神气得很。以青少年居多的红２５军，还有为数不少的１２、１３岁的少年儿童。甚至个别还只是８岁的小孩子。他们跟着自己的父兄，在红军长征的“摇篮”里长大成人。长征路上，红２５军唱得最为响亮的一支进行曲，就是《红军青年战士之歌》：“红色的青年战士志气昂，好比那东方升起的太阳；不怕牺牲，英勇杀敌如猛虎。
冲锋陷阵，无坚不摧谁敢挡！
红２５军的年轻将士们就是唱着这激动人心的青年战士之歌，走上了漫漫征途。
大别山的峰峦，在红军将士身后渐渐成为地平线上的一抹淡淡的墨绿。猎猎战旗下，红军向着豫西奋勇挺进，他们的面前是铺满了艰难险阻的荆棘之路。
大别山区红军突围西进的消息，使蒋介石感到震惊，他判断红２５军有经象河关及独树镇、保安寨之间西出的可能，急忙调动４０多个团的兵力，设下层层包围，前堵后追，企图围歼红２５军于西进途中。国民党军的部署是：第４０军第１１５旅进至方城县独树镇、七里岗、砚山铺一带，作迎头堵击的准备；驻叶县的第４０军骑兵团，南下保安寨配合行动；第１１６旅由新野北上南召，以阻止红２５军进入伏牛山；“豫鄂皖３省追剿队”５个支队和第４０军骑兵第５师，均随后紧紧尾追。１１月２５日，红２５军长征刚好整１０天。这天晚上，吴焕先率部在河南省象河关西北地区王店、小张庄一带，击败尾随的国民党军“追剿队”后，继续朝方城县东北方向前进，计划越过许（昌）南（阳）公路，西入伏牛山区。
此时，红２５军距许南公路已不远，过了公路即是伏牛山东麓，一入山那就如鱼得水了。
为了防备国民党军的追堵合围，保持部队有回旋余地，争取时间迅速穿过公路。军领导决定以第２２４团、第２２５团和军直属队为前梯队先行出发；第２２３团为后梯队，占领王店、赵庄，阻击尾追之国民党军，掩护全军行进。
气候好像有意要考验红军的意志，豫西大地一夜间突然寒流滚滚而来，呼叫的北风裹着雪粒搅得天地间一片乌烟瘴气，气温骤降。部队在风雪中连续急行军，于２６日下午１时左右，进到靠近许南公路的独树镇附近。
雪越下越大，四野一片灰蒙蒙，几步以外就什么也看不清。凛冽的寒风如利刃一般，刮过指战员们裸露的手和脸，那真像刀割一样钻心疼。冰冷透湿的单军装紧紧贴在身上，冻得浑身哆嗦，牙齿打战。因烂泥粘掉草鞋的指战员，冻成紫红色的赤脚上，又被冰渣、石块和荆棘划开一道道血口，雪地上留下殷殷红迹。此时，饥饿、疲劳、寒冷一齐袭来，指战员们仍咬紧牙关硬撑着，拖着沉重的双腿，艰难地向前移动。大家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坚持下去！
望着风雪中默默行进的队伍，几位指挥员不由得小声说道：“这个时候可千万别碰上该死的敌人，快过公路。”
真是担心什么，偏偏就来什么！当前梯队进至方城县独树镇附近，正准备由七里岗过公路时，雪野中突然枪声四起。抢先到达此地的国民党军第４０军第１１５旅和骑兵团已埋伏好，对着正行进中的红军队伍猛烈射击。因雨雪交加，能见度差，红２５军先头部队发现国民党军时已经很迟。
“打！”红军指挥员发出的命令，已迟于敌人的枪响。“打！打！”红军指战员吼叫着就地卧倒把枪口指向敌群。
然而，红军一方的枪却大多数没有响。原来是寒冷的天气，把枪栓都冻住了，战士的手指也冻僵了，一时怎么也拉不开枪栓。
“这该死的枪，临急还不如一根烧火棍。”战士们大声咒骂天气，抡起枪托向包围上来的敌人砸去。
独树镇四周的地形对红军十分不利。隆冬的旷野，树叶都没有一片，茫茫雪雾中连那棵“独树”的影子也看不到，没有任何依托的地方。国民党军乘机发起冲击，并从两翼包围上来，形势十分险恶。
红军被迫后撤。
前卫部队陡然爆发出的激烈枪声传到后面正行进中的部队。队伍猛的站住了，一张张疲惫的脸上露出愤怒的神情。
“敌人？是碰上敌人了！”
“该死的，到底又堵上来了。”
“来找死吧，白狗子。老子正等着你呢！”
“来的正好！老子冷得慌，打一仗热乎热乎。”
指挥员急忙跑上路旁的高地，命令部队就地分散隐蔽。子弹乱飞着，从头顶上呼叫而过。红军前卫部队渐渐不支，退了下来。呼号的寒风中夹杂着国民党军疯狂的喊叫声：“你们被包围了，缴枪吧。”“抓活的！”
就在这万分危急时刻，从后面跑步赶到队伍前沿的军政委吴焕先，一面指挥第２２５团３连冲到队伍前面去反击，一面大声疾呼：“同志们，就地卧倒，坚决顶住敌人，决不能后退！”战士们立即卧倒在泥泞地上，各自利用地形地物，顽强抗击敌人。
吴焕先随即从交通队员身上“嗖”的抽出一把大刀片，高声呼喊：“同志们，现在是生死存亡的关头，决不能后退！共产党员跟我来！”他带领部队奋不顾身地冲上前去。跟随吴政委的交通队两个班，人人一手持枪，一手挥刀，与国民党军展开白刃搏斗。
红军指战员们热血沸腾，勇气倍增，端起明晃晃的刺刀，挥舞着大刀片，冒着密集的火力，与国民党军厮杀在一起。有的刺刀折断了，用枪托砸；有的武器坏了，就抱住敌人用手用脚扭打，冻土也成了杀敌的武器。
激烈的战斗中，徐海东副军长率领后梯队红２２３团跑步赶来，立即投入战斗。国民党军的进攻被打退了，紧张的局势稍微得到缓和。
战斗间隙，吴焕先政委立即和程子华军长、徐海东副军长商量对策，设法找来１盒干火柴，点燃小草垛，让大家轮换着烘手烤枪。不一会，在敌人发起新的进攻时，红２５军几十挺机枪、数百支步枪突然齐吼，子弹像雨点般地射出。国民党军乱成一片，有人惊叫：“坏了！他们的机枪修好啦，快撤！”纷纷扔下武器，抱头鼠窜。
国民党军的突袭合围被击败，但眼前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国民党军数万步骑兵像铁桶似的把红２５军这支不满３０００人的队伍团团围住。这一带地势平坦开阔，既无险可守，又不便于部队运动，怎样才能冲出敌重围呢？大家紧揪着的心，并没有因刚才把冲到眼前的敌人打下去而放松。这可是决定红２５军命运的关键一仗啊！
面对险情，吴焕先镇定自若。他和程军长、徐副军长等人仔细观察敌情，迅速制定突围方案。在组织红２２３团冲开一个缺口的战斗行动未成功后，决定先指挥全军坚守住几个小村庄，待天黑后突围。
部队刚进入阵地，国民党军又发起了进攻，一阵炮击后，成群的国民党军密密麻麻地涌了上来。
弹雨中，亲临火线指挥的吴焕先政委始终和战士们在一起，哪里战斗最激烈，他就出现在哪里。他看到国民党军败退下去的狼狈相，放声大笑：“打得好，打得好！”
警卫员廖辉担心吴焕先的安全，多次拉他下去。他发火说：“现在是什么时候？我怎么能离开阵地！”
整整１个下午，红２５军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阵地前堆满了敌人的尸体。
黄昏时分，枪声渐渐平息下来。红２５军按照原定突围计划，悄悄从各个阵地集结到杨楼村。军领导决定由地下党的交通员带路，穿过国民党军封锁间隙，绕道急行，趁夜色冒雨突围。
指战员们到了这时，已是极度地饥饿和疲劳。
吴焕先一回到军部，没顾上喝口水就去看望伤员，他挨个探问伤势，亲切安慰说：“同志们打得很勇敢，为革命流血挂彩吃苦了。再坚持一下，夜里突出去就好了。”然后他对有关同志详细安排了护送伤员突围的事项，特别交待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能丢掉１个伤员。
吃完饭休息片刻，稍微恢复了体力，部队在村中一块空地上集合起来。吴焕先表彰了作战勇敢的指战员，痛斥了参谋处主任临阵逃脱的可耻罪行，代表军领导宣判立即枪决。接着，吴焕先作突围动员。他幽默地说：“国民党军用优势兵力伏击我们，想把我们一口吞掉，可惜他没那么大的福份哟，倒被我们敲落了门牙，落个猪八戒照镜子——自找难看。”
说到这，他轻蔑地笑起来，队列中也发出一阵轻轻的会意的笑声。停顿片刻，吴焕先用坚定有力的语气大声说：“同志们，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拿出我们红２５军的威风来，一定要冲出去。任何敌人都挡不住我们英勇无畏的工农红军！”
吴焕先的话，激起了每一个战士的勇气，群情振奋。许多负伤的指战员忍着极大的伤痛，坚持随军突围。
夜幕降临，天空中飘洒着蒙蒙雨雪，锅底般的黑夜伸手不见五指，从敌阵地上不时打来几声冷枪。红军指战员们裹紧了绑腿，系牢了鞋带，清理了不必要的东面，将子弹顶上枪膛，手榴弹揭开了盖，有条不紊地做好了突围的一切准备，静静地站着，紧张而又焦急地等待行动命令。
独树镇战斗，是红２５军战略转移中的关键性一仗，战局一度极为险恶，关系到全军的生死存亡。但红军指战员在地形不利、气候恶劣和部队极度疲劳等重重困难下，以不足３０００人的兵力迎战国民党军数万步骑兵的突然袭击合围，英勇拚杀，不畏强敌，靠顽强的战斗作风和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击退了敌人的多次围攻。后终于在夜间于叶县保安寨以北的沈庄附近，跨过许南公路，胜利突围。２７日拂晓，进至伏牛山东麓。接着，在拐河打退国民党军骑兵团和第１１５旅的追击，然后潜行伏牛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