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回 两军雪山下大会师 将帅得座骑喜长征
“一将无能，累死千军”。小到班排长，大到方面军或一个政党领导人，同出一理。
遵义会议后，红一方面军因得毛泽东的领导而每战必胜，兵锋指处，势如破竹：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飞越大渡河泸定桥，一路斩关夺隘，所向披靡，直杀过大雪山来。而历史恰恰在这时找了一个配角，以图从另一个方面说明这个道理，这就是当时实际上是红四方面军总负责人的张国焘。为此，艰难的长征路又多了些深沉的壮烈色彩。
１９３５年１月，毛泽东掌管中共中央军事后，电令红四方面军由川陕革命根据地向西出击，以策应和配合中央红军作战。３月，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转而进军川西北。
嘉陵江，这条川中名江，当时的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对它的地理概念说不上十分明确，他们仅仅把强渡嘉陵江看作是一次进攻性的战役。然而，他们在那时怎么也不会想到，嘉陵江在此后他们的人生历程中，竟成了一条凸出于生命的子午线。事后明白，强渡嘉陵江，根本不是什么进攻，而是全面大退却；并进而恍然大悟，嘉陵江的强渡，实际上是红四方面军撤离原有根据地的开始。
这时，红四方面军中广大指战员甚至是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根本不知道此次战役的目的是干什么，不知道强渡嘉陵江是怎么一回事。他们都仍以为川陕根据地还存在，过嘉陵江只是为了扩大苏区。可到后来才知道，红四方面军已经全部撤出苏区，根据地就这样在莫名其妙中已经放弃。
红四方面军有着辉煌的战绩，但嘉陵江一渡，由此也就决定了全军数万人在此后革命生涯中的悲壮基调。几十年后，当你接触熟识这个方面军的老战士时，都会听到他们由于心理不平衡的倾述，他们对长征路的回忆多是充满哀与怨的，他们撰写的回忆文章多用“悲壮的历程”这个词语，有人甚至用“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的话来诅咒那段岁月和“熊将”
张国焘。
在那时，大权在握的张国焘认为中国革命是处在两个高潮之间，革命的形势应该是退却。他看到中央苏区丢了，湘鄂西苏区丢了，鄂豫皖苏区丢了，感到川陕苏区太靠前了。由此，他产生了一个总的指导思想，想把苏维埃区域向西边再退一步，退到第二线，到川康去建立根据地。在撤出川陕根据地时，仅留下刘子才所率领的很少一点人马，红军主力走后，很快就被地方军阀击溃了。
张国焘这种退到川康边一线建立根据地的总指导思想，此后贯穿了他在长征路上的全部言行，并由此差点葬送了整个红四方面军，也险些中断了毛泽东所领导的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这正是本书后面要重点叙述的事。不过，张国焘在最初对红一方面军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欢迎，绝对是百分之百的真心诚意。大家在危难中都希望红军大会师后的大联合，携手共创新的根据地。因此，红四方面军渡过嘉陵江，转战川西北后，他们一面在这里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一面做迎接中央红军到来的准备。在张国焘的号召下，红四方面军全军指战员捻毛线、织毛衣、毛袜，热火朝天地筹集物资。这时，新的根据地还远远谈不上建立，此时唯一能够激动人心的就是迎接红一方面军的到来。
６月初的一天，瓢泼大雨一阵紧似一阵，川陕苏维埃副主席余洪远在中坝通往北川的山路上策马疾驰，当他从雨幕中钻出来，走进北川城郊徐向前的指挥部时，浑身都在淌水。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连忙迎上来，拉着余洪远的手说：“来得这样快，看淋成了这个样子。”
余洪远答道：“接到你的命令，搁下筹粮扫尾工作就十万火急地赶来了。”
“十万火急？好，好。就是要十万火急！”徐向前一面忙叫炊事员做饭，一面拿出自己的干衣服让余洪远换上，然后把换下来的湿衣服拧了拧水，在火炉上边烤边说：“毛主席、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已渡过大渡河，正向天全、宝兴方向开来。李先念同志已于１０日带部分部队和炊事员迎接中央红军去了，部队已经攻占懋功和达维。叫你来，是想要你带领省政府、省委机关一部分和妇女独立团，赶去懋功一带，为迎接中央红军做物资准备，主要是筹措粮食。要给部队讲，宁可自己饿一点，也要把粮食送给一方面军的战友们。他们行程远，身体弱，要把粮食和好房子都让给他们。”
徐向前把湿衣服在火上抖了抖，又继续说道：“中央机关和部队西征以来，长途跋涉，历尽艰险，急需得到粮秣补充，不管有多大困难，也希望你一定完成好这一任务，并要做到十二万分的热忱。”
余洪远听出了徐向前话中的份量，当即表示：“请总部放心，我们保证以十二万分的热忱迎接一方面军战友，坚决完成总部交给的任务。”
余洪远从徐向前那里接受任务后，用最快速度组成了迎接中央红军筹粮队，带上物资，由１个工兵营开路，１个战斗团和政府警卫营掩护，即向懋功疾进。
此时的国民党军也在与红军抢速度，企图阻止红军两个方面军的会合。５月２６日，红军飞夺泸定桥。蒋介石闻讯大惊，连忙亲临成都指挥川西北作战，这里距离毛泽东所率领的红军已经很近，夜深时都能听到隆隆炮声。６月２日，蒋介石在成都发表《告川省绅耆书》
并进行演讲，慷慨激昂地宣布要剿灭“共匪”于川康边，说：“四川不愧为中国的首省，天然是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四川正如诸葛亮先生所言：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
昨天，我已决定派大批党政军要员入川，共同建设可爱的四川，以促协剿共匪。”
这个月，蒋介石即蹲在成都，亲自指挥与毛泽东、张国焘的对阵决战。
大雪山之南激烈的枪炮声渐渐向北延伸。渡过大渡河的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很快突破了国民党军的天全、芦山、宝兴防线，于６月７日占领天全，次日再占芦山，接着翻越白雪皑皑的夹金山，向懋功前进。１２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在北进懋功的达维镇途中，与红四方面军一部胜利会合。
大雪山下，红旗飞舞，一片欢腾。
迎接红一方面军的红四方面军部队统一由红３０军政委李先念带队，部队有红３０军的第８８师和红９军的第２５师。１４日晚，红１军团政委聂荣臻抵达维，见到红四方面军第９军第２５师的指战员，高兴至极。两个方面军的指战员拥抱在一起，流下了幸福的泪水！
“徐总指挥现在在什么位置？我真想念这位老校友呢！”聂荣臻连声问红２５师的参谋。聂荣臻在黄埔军校任教官时，徐向前是军校第１期的学员。这就是他所说的“校友”的来历。
“徐总指挥距离这里还较远，约在理番附近，到这里有４个马站的路程。我们常听他提起你和一方面军的战友，盼望着早点与你们会合。”
“大家很快就会见面的，有许多老朋友和战友这次要大团聚了。”聂荣臻说。
此时的徐向前与聂荣臻的心情一样激动，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谈到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前后的情况时写道：“大家盼望很久的两军会师，就在眼前。消息传来，我们极为兴奋。６月１２日，张国焘从茂县打来电话，要我代表四方面军领导人写一份报告，火速派人去懋功，转送中央。因我住理县，距离懋功近些。我连夜写报告，介绍了敌军和我军在川西北的部署情况，请示两军会合后的作战方针，表示热烈欢迎艰苦转战的中央西征大军。连同两幅地图，第二天一大早，就派人送走了。”
这封信写好后，原先派出接应中央红军的最后一批部队已经在早晨走了。徐向前在当时很担心若仅派几个人去送信，距离前面接应中央红军的大部队远了，在路上会遇到麻烦。所以，他把信刚写完，就让警卫员康先海立即把通信连二班班长叫来，他要亲自布置送信任务。康先海是１９３２年初跟徐向前当警卫员的，红军长征期间，他一直在徐向前身边当警卫员。
康先海马上跑步到通信连，不巧的是二班长病得很重，去执行送信任务显然不行。康先海返转身赶紧回总部向徐向前报告这一情况，准备建议另换个班去。在回返的路上，康先海想：“我若是能去给毛主席送信，多好啊！这可是一个几年来做梦都想见毛主席的好机会。”以往，徐向前曾多次带着敬重的神情谈起过毛泽东，这给康先海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在那时康先海的心目中，徐向前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既然连徐向前都敬仰的人，那肯定更是一位了不起的大人物。
康先海回去见到徐向前后，小心翼翼地提出了自己的请求。没想到，徐向前很高兴地答应了康先海，说：“好嘛！合二为一。但要记住完成任务是首要大事，信送到了，也就见到了毛主席。这是我能在政治上给你的最大优待。现在，我宣布你为通信连二班班长。”
徐向前接着严肃地指着地图对康先海说：“你带二班立即从这里出发，今晚不要休息，一定要赶上早晨刚走的红３０军部队后卫，才能避免路上遇到过多麻烦。翻虹桥山后，沿江向南，就会遇上党中央机关，一定要亲自把信交给毛主席。路上注意安全，加强后卫警戒。
这封信千万不要落到敌人手中，记住，要与信共存亡。”
康先海把信紧捆在身上，带领二班的９名战士立即上了路。沿着徐向前所指的路线，机警地不分昼夜向南急行。１９日上午，他们终于找到了中央红军总部机关。
一个穿着与红军战士一样服装、个子高大的人走到康先海的面前，说：“我就是你要找的毛泽东。小同志，你辛苦了。”
康先海心情很激动，赶紧把信掏出来，双手递给毛泽东。
当毛泽东知道康先海是徐向前的警卫员时，很高兴地向康先海问这问那，然后，把信纸展开。微风吹动着，毛泽东就站在草地上聚精会神地看完了这封信。
“徐向前的信！”毛泽东高兴地举着信对人群讲道，大家围了上来。这时，红１军团参谋长左权因病落在了后面。军团长林彪不知怎么的，也没有跟上来。
毛泽东把信递给聂荣臻等人传看。大家都深深为徐向前信中所述“请西征红军固阵休息补充，把四方面军放在前面消灭敌人”顾全大局、不避艰险、勇挑重担的大将风度所折服；深深为徐向前信中表示的“红四方面军及川西北数十万工农群众正准备以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我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的真挚感情所激动，感慨万千。
这天下午，康先海所带领的通信二班跟随中央机关一道行军，天黑前到达抚边小镇。那时正下雨，毛泽东把康先海等人当作客人特别关照，让他们住进一间房子内，其他机关人员和部队大多数都是露宿。这使康先海等人倍受感动，经久难忘。几天后，康先海１０个人带着中共中央、毛泽东对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和对徐向前等领导人的问候，回到了徐向前身边。
两个方面军大会师的喜讯迅速传遍川西北。
本月中旬，一袋袋来自江油中坝的大米，一包包来自南部盐井的白盐，一壶壶来自资阳、郫县的豆瓣，还有川北山地的茶叶，川西平原的海椒面，阿坝草原的酥油糌粑和带着红四方面军将士体温的绑腿，凝结着当地人民群众和红四方面军将士的深情厚谊，塞到了中央红军指战员们的手中。
红军指战员们的嘴巴一个个笑得合不拢，大家拍肿了巴掌，喊哑了嗓子，祝贺两个方面军的大会师。
中央红军指战员们捧着红四方面军赠送的这些东西，真是万分地高兴。一位姓曹的团长，因伤躺在担架上，他紧握着余洪远的手说：“感谢老大哥部队，感谢张副主席、徐向前总指挥亲自派你们送东西来，这可是给了我们最大的支援啊！”
卓克基，是中央红军向北通往毛儿盖、包座方向的“丁”字路口，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和总指挥徐向前指示在这里设了一个大粮站，把小麦磨成炒面，青梨做成糌粑，玉米磨成粉，还储集了洋芋（土豆）、萝卜、白菜和南瓜等蔬菜，凡是从这里路过的部队都得到了补充。中央机关和总部也走这条路，因为他们不能像部队那样可以自己筹些粮食，所以，粮站按每人３０斤粮食给予重点补充。
几天后，中央红军在这里得到了较充实的物资补充和休整，体力得以恢复。肚中有饭，囊中有食，精神饱满，又继续北上。
红四方面军仅在卓克基附近就筹集了２００万斤粮食，２万斤食盐，还有一些牛羊、骡马和蔬菜。这里面包含着红四方面军对党中央、对兄弟部队的多少敬重和关心之情谊啊！
有一天，中央机关秘书长刘奇打电话给余洪远，说粮食在目前暂时差不多够了，眼下急需再办几件事：一是给中央再送点酥油、骡马和毛驴，因为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等老人喜欢骑毛驴；二是特别提出要给毛泽东选一匹温顺的驮马和一位有文化的男护士。
余洪远向徐向前汇报后，徐向前亲自谋划这些事，指示余洪远要千方百计办好。
第二天，余洪远就选送去了酥油、骡马和７头毛驴。毛驴都是买的土司家的挂红彩、吊铃铛的好毛驴。几位老人都很满意，徐特立还舍不得骑，只用它驮东西，自己穿着草鞋拄着木棍在后面走。因当时难以找到好马，余洪远便把自己的骑马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要的男护士，因当时红四方面军部队中的护士大多是女的，且识字不多，余洪远只好让在自己身边工作的符合毛泽东提出的这两个条件的医生孙玉华去到毛泽东身边工作，毛泽东对此很满意。
朱德也接受了红９军政委陈海松送的大青马，中央红军许多将领也都有了新的座骑。
聂荣臻在懋功与李先念会面后，李先念热情地招待了一番。
“你的牲口呢？”李先念见聂荣臻没有座骑，关心地问道。“原来有一匹茶褐色的大骡子，前几天推到河里去了。”聂荣臻说的话，让李先念一时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聂荣臻的警卫员忙解释说：“政委原来的那匹骡子可好啦，可几天前在灵关过铁索桥时，一只蹄子陷到桥板缝里，怎么也弄不出来。而那时大部队正在过桥，为了不影响部队行动，政委命令我们只好把骡子的那条腿砍断，推下了激流。”
“那真是一匹让人喜欢的好骡子啊！”聂荣臻的惋惜之情也感动了所有在座的人。
李先念什么话也没再说，但他把这件事记在了心上。仅半个小时后，李先念就把一匹膘肥体壮的大青骡子送到了聂荣臻的手中。
“你真行，从哪里这么快就找到了一匹好骡子，是不是你的座骑哟？”
“什么也别问了，反正我不是偷来的，也不是抢来的。从今天起，这匹骡子就归你了。”
聂荣臻翻身骑上骡子，跑了几圈，连声叫好。后来，聂荣臻就是骑着这匹骡子穿行出草地，一直走到陕北。
曾任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也是在这时喜得座骑的。他原来骑的马在过雪山前就死了，会师后邓小平遇到了与他在法国一同勤工俭学和一起在苏联学习过的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
傅钟高兴地招呼邓小平：“老同学，你需要什么就吭声。”
邓小平诙谐地说：“我人矮腿短，行军总是吃亏，别人走一步，我要赶两步。要是可能的话，你还是给我一匹马吧。”
“好，好。”傅钟慷慨答应。
于是，邓小平在此后谈起长征便说：“过了雪山后，傅钟送了我３件宝，一匹马，一件狐皮大衣，一包牛肉干。这３件东西真是顶了大事呀！”
连日来，欢笑声响起在夹金山北麓，中央红军下大雪山后由懋功向北前进，道路两旁站满了红四方面军的欢迎部队，口号震天，歌声飞扬。
懋功城很小，街道是长石板铺成的。街头有一座大院子，大门口挂着“中国工农红军鄂豫皖红军三十军”的军旗，红底黑字非常醒目。门口站立着一位威武的红军哨兵，他身穿黑色军衣，红色的领章格外鲜艳。
一位女红军唱着欢快的歌走来：“三月里来百花香，小妹送郎上战场，叫声我郎慢点走，有句话儿记心上。母亲虽然年纪迈，小妹在家奉高堂，愿你全力杀白匪，胜利归来再拜堂。”
这位女红军急匆匆来到红３０军司令部大门前。哨兵客气地问道：“同志，你找谁？”
“我找红３０军政委李先念同志。”
“你是哪一部分的？”
“我是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的宣传干事。”
哨兵走进院子汇报后把女红军领了进去。
“李政委，你好。”
“请坐，请坐。”李先念与女红军握手并让坐。
女红军自我介绍说：“我是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的宣传干事，叫李伯钊。今天来是有事向你请示。”
“不用客气，请讲。”
“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同志说，一、四方面军大会合，这是红军开天辟地的大喜事，让我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另外，想问你们人到齐没有，我们总政治部准备开个联欢会。”
李先念满面笑容地说：“奉张国焘副主席的命令，部队全部按时到达懋功。”
“陆定一部长让我带来了一首歌请你指教。歌名是《两大主力汇合歌》，这是歌本，我唱给你听听。”李伯钊说着，就轻声唱起来：“两大主力军邛崃山脉胜利会师了，欢迎红四方面军百战百胜的英勇弟兄！
团结中国苏维埃运动中心的力量，嗳！
团结中国苏维埃运动中心的力量，坚决赤化全四川省！
万余里长征经历八省险阻与山河，铁的意志，血的牺牲换得伟大的汇合！
为着奠定赤化全国巩固的基础，嗳！
为着奠定赤化全国巩固的基础，高举红旗前进赤化全国！”
“好，好！”李先念拍手叫好：“谁写的？这么好听，上前线歌调，又带劲。”
“曲子是由一位朝鲜族同志崔音波作的，词是陆定一部长和我合写的。”
“好，好！你看我都被你的歌声迷住了，忘了给你倒点儿水喝。”李先念说着，起立给李伯钊倒水，继续说道：“真是写得好，请你转告陆定一部长，我很喜欢这首歌，它唱出了两个方面军的长处，就让红军唱起来吧。”
“现在人员到齐了，是不是明天晚上就开联欢会？”
“可以。”李先念答应道。
会师的喜讯，很快传遍了两个方面军的机关、连队和川西北的县城，夹金山下沸腾了，《红星报》报导道：“‘太阳’纵队２１日在懋功开了一次干部同乐会，四方面军驻懋功部队的干部亦全部参加。在未开会之先，唱歌呀，谈话呀，两方面军干部互相谈说战绩，整个的会场，充满着欢快的表情。同乐大会正式开幕了。首先是党中央和总政治部的代表博古与朱总司令的演说，告诉了全体干部目前的有利处境，两大主力会合的意义，与我们的战斗任务。接着，便是５大碗的会餐。这时有同志起来报告‘猛进’剧社到了，掌声大起，表示欢迎他们的盛意。会餐以后，晚会开始。首先有‘火线’剧社的小同志的唱歌和跳舞，接着有‘火线’剧社与‘太阳’纵队的一些名角演《十七个》的名剧。最后，‘猛进’剧社表演《破草鞋》。这两出戏无论在剧情上或者在艺术上都是成功的。边章武同志的京调，李伯钊同志的跳舞，都博得了大家的各处的掌声。会场空气盛极一时，为反攻以来第一次！……
‘太阳’篮球队与四方面军驻懋功部队的篮球队举行友爱的比赛，开始是分开打，以后又混合打。球艺虽由于双方的长期行军与作战而表现的生疏，但活跃的精神，英勇的表演，处处都显示出百战百胜的英勇健儿的大好身手！”
这时，徐向前不断发出命令，要求前线部队坚守阵地，以杀敌立功的实际行动欢迎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各部队把慰问品如衣服、毯子、粮食等一批批送到了中央红军驻地。
两个方面军初会合的时期，从北川、茂县、理番到懋功沿途，处处是欢迎两军会师的醒目标语，是络绎不绝的运送慰劳品的马队、牦牛队。红旗飞舞，歌声四起：“一、四方面军大会合，多么欢乐。一个英勇善战不怕困难多，一个战略战术很不错。我们来会合，多么欢乐，多么欢乐……”
会师后的红一、四方面军，总兵力达１０万余人。两军的会师，使蒋介石在大渡河以南和川西北各个击破红军的企图失败。
６月１６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为庆贺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喜悦之情，溢于笔端：“中国苏维埃运动两大主力的会合，创造了中国革命历史上的新记录，展开了中国革命新的阶段，使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国民党惊惶战栗。今后我们将与你们手携着手，打大胜仗，赤化川西北。”
这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还就关于建立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权问题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指出：“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是应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目前两个方面军“均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给以坚决的打破，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
然而，毛泽东等人的这一主张却被张国焘在次日的复电中婉言拒绝，并提出相反的方针，认为应立即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或暂时向南进攻。
“这个老张，怎么会糊涂到这个地步？见了面我再向他详细解释。”毛泽东在这时对张国焘并没有什么成见，所以，他在次日的达维出席两个方面军联欢会讲话时，一个字也没有提“组织远征军”的问题。但毛泽东刚走下联欢会舞台，张国焘、陈昌浩的又一封给中央的电报到了，仍坚持提出红军应北攻阿坝，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或暂时向南进攻。
电称：“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再者水深流急，敌已有准备，不易过。沿岷江北打松潘，地形粮食绝无。”
“嗬！这个老张步步相逼来了。”此时的毛泽东仍没有把问题考虑得那么严重。
６月１８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到达懋功，会见了恭候在这里的红３０军政委李先念，并询问红四方面军及岷江、嘉陵江地区的情况。然后，毛泽东就战略进攻问题，专门与朱德等人商议，复电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指出：“目前形势须集大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其已过理番部队，速经马塘绕攻松潘，力求得手，否则，兄我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向雅、名、邛、大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望即下决心为要。”
出乎毛泽东所料的是张国焘再次电致党中央，仍然坚持己见，反对中央“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的方针。到了这时，毛泽东感到了问题的复杂性，他立即与张闻天、朱德复电张国焘，指出：“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有利，请你再过细考虑。打田敌方面是否尚有若干可能？如尚有可能，则须力争此着；如认为绝无办法，则需暂时抛弃川陕甘方针，改变为向川西南发展。”并要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张国焘接电后却没有立刻动身，故作姿态的等待在茂县，这里南距懋功还有近２００公里，道路并不怎么好走，骑马约需３天路程。
但又是１天过去了，张国焘仍没有动身的消息。博古有些火了，气愤地说道：“中央在我们这里，难道还要我们这么多人去接他一个人不成？”
“也许他有什么困难，我们主动些，再向前走一走。”善解人意的周恩来说。
“也许那个老张考虑到我们向北走，他在北面等着，免得再走回头路。”张闻天从另一个角度体谅到了张国焘的难处。
“好吧，我们走，等在这里也是等。”急于会合后解决红军根据地问题的毛泽东向来有只争朝夕的精神。
毛泽东等人说走就走，离开懋功向北行进。
毛泽东等人动身北行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张国焘的耳朵里。原来傲气十足的张国焘却有些坐不住了，他高喊道：“备马！”率队迎着毛泽东等人来的方向奔驰。与张国焘打过几次交道的人，都知道张国焘的性格就是如此古怪，遇事左右摇摆，爱拿主意却无坚定的主见，待人也是忽冷忽热。所以，在与毛泽东等人会合这个问题上，他也表现得如此显露。
“按这个速度，我们会在什么地方见到他们？”张国焘问时刻跟在身后的秘书长黄超。
“他们从懋功出发的时间比我们早１天，根据行军速度和道路情况，我们与他们相差约１００里，可能在两河口和抚边镇之间就能见到他们。”黄超回答。过去人们计算里程的单位习惯用华里，口语即简称里，１华里等于公制单位的半公里。
“从理番到抚边多远？”张国焘又问。
“１００多点。”
“那我们要快走！”张国焘扬鞭催马赶路。
第二回 七常委握手抚边镇 张国焘发难两河口红一方面军由中央苏区兴国出发，经历了８省，到达这川西北的懋功县。如果算里程，由兴国到遵义，是７１５０里。再加上从遵义出发到现在懋功的３２２５里，总共是１０３７５里。
刚好万里的长征路，前面的路还有一半多呢！
６月２２日下午５时，抚边小镇村头。毛泽东伸出宽大的手，欢迎张国焘前来。当时给毛泽东送信的康先海等人，目睹了长征路上这极富有戏剧性的一幕，记述说：毛、张二人见面后，先是对视无语，互相紧紧地握着、摇着对方的手，还是毛泽东先启口：“可惜啊！”
张国焘接着说：“我来接客，难道犯罪不成？！”“是吗？接客很好，但要有个家。没有家，把客放在何处？”
毛泽东的话语中明显带刺。
毛泽东、张国焘两人一见面就唇枪舌剑。至此，旁观人才明白毛泽东是在说红四方面军不该全部撤出川陕根据地，在两人未见面前已有电报交涉。
人们哪里知道，也许这正是两军分裂的不良开端。
此时不足３０户的抚边小镇，中共中央的重要领导人物几乎都在这里聚集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就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张国焘７人。政治局常委另外还有３人是留在江西苏区的项英、远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明、在川湘鄂黔边红军中的任弼时。因此，可以说抚边小镇一夜之间成了中共中央的首府，中共中央的７位政治局常委在这里相聚大握手。
张国焘是带１个骑兵警卫排从茂县赶来的，这高大的马队，整齐的卫队衬托着傲气十足的张国焘，愈显得张国焘的高傲。他下马后没有前行，而是站在原地，等着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人走上前来握手。
论年龄，这年，毛泽东４２岁，张国焘３８岁，两人仅相差４岁，但面色憔悴的毛泽东与丰满红润的张国焘相比，则显得要老得多，外表年龄至少也要相差１０多岁。特别是毛泽东等人破旧的灰色军装露出被泥土染成灰色的棉絮，与张国焘那身笔挺的中山装形成很大的视觉反差。这种会合的场面真像是穷亲戚在会大富翁。
会见时，沉闷的气候好像在预示着两个方面军会合后要有段昏暗的风波历程。天空中的铅云越来越低，雨点越来越密。贴在墙壁上的标语在雨水中被打滑，有的开始脱落；用白色石灰水刷上墙壁的欢迎口号在骤雨的袭击下开始化作白水下流。张国焘的晚到使他成为抚边小镇的“贵客”，红一方面军的部队就在如此大雨滂沱中为张国焘举行了欢迎仪式。
毛泽东等人由于在雨中等候了一段时间，衣服已被打湿，特别是那软塌塌的帽沿经雨水一淋，不免显得有点滑稽。
神气十足的张国焘在警卫员的打伞护卫下，大摇大摆走上临时搭成的主席台。
欢迎仪式由聂荣臻主持，朱德和张国焘讲了话。
朱德在欢迎词中说：“两大主力红军的汇合，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的胜利，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劳苦群众的胜利！欢迎会师快乐的不只是我们自己，全中国的人民，全世界的被压迫者，都在庆祝欢呼。这是全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党的列宁战略的胜利！”
在朱德讲话时，张国焘注意到了在座的中央领导们的穿衣着装都非常破旧，毛泽东的军装上还打着补丁。这种十分寒酸的样子，显然并不全因为是他们的军装在滴着雨水。
“他们怎么会是这样呢？一副败军的模样。”张国焘的心里在嘀咕，他向台下故意望了望，好像是在清点人数，然后转身低声问周恩来：“你们现在有多少人？”
“你指的是在何地的？”周恩来的缜密思维总是要比别人多转个圈。
“当然不是问台下这些人的数量，我指的是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现在还有多少？”
“四方面军呢？”周恩来从张国焘的眼神后面看出了问话的含义，也就故意绕着弯子不直接回答问题，并且机智地反问对方。
“１０万。”张国焘所报的数字是夸大了的，红四方面军实有８万，比实有人数多说了２５％。
“噢，会合后我们红军的力量就更加强大了。”倾盆大雨中，周恩来的声音比刚才更低，他好像是在静听朱德的讲话，实是想避开与张国焘再谈论红一方面军的实有人数问题。
然而，张国焘却不知趣地紧追不放，继续歪着头问周恩来：“我们１０万，你们呢？中央红军现在有多少？”
周恩来看来今天不回答这个问题是不行了，可究竟说个什么数字合适呢？中央红军在这时实有人数１万多，但对显然心存二意的张国焘不能以实相告。
张国焘的眼睛直视周恩来。周恩来从容地伸出３个手指头，扬了扬。
“３万？”张国焘的反问声。
周恩来点了点头。这个３万数字的夸大比例显然要比张国焘的还要大，比实有人数多说了近２００％。就这样，周恩来在事后还感到说少了，应该公布一个让张国焘认为是开玩笑的天文数字，或者干脆什么都不说才好。因为张国焘以后就是在这个人数问题上向中央发了难。
张国焘和周恩来的耳语和手势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毛泽东扫视了一下张国焘，注意到这位张副主席的身体这些年来并没有多大变化，低声问坐在一边的红四方面军秘书长黄超：“他的头部负过伤？”
“你是说张主席，没有啊！”黄超回答。在红四方面军中，大家习惯称呼张国焘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张主席”，而不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和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张副主席”，这对毛泽东等人和中央红军广大指战员来说，听起来感觉到有些别扭。
“对，我是问你们的张主席。”毛泽东在这时把“张主席”３个字读得很重，继续问道：“他的右耳朵上怎么有这么大的伤疤？就是那个红圆圈。”
黄超听到毛泽东是说张国焘右耳轮上的那个酒杯大的红色印痕，笑着解释道：“你是说那个红圈。这是张主席工作特别忙的标志。”
“会忙在耳朵上，让别人咬了耳朵？”
“张主席从鄂豫皖到川陕苏区，党政军民的大事都要管，辛辛苦苦为四方面军操劳。他每天一起床就打电话，有时一个电话要打几个小时，饭都顾不上吃。那话筒常年累月地压在耳朵上，能不压出一道沟沟嘛！”
毛泽东点了点头，表示理解，没有再言语。
站立在一边的军事顾问李德因为听不懂别人的窃窃私语，也直盯着张国焘的右耳朵，看样子他也在琢磨：“张国焘的耳朵为什么会引起毛泽东的如此兴趣和注意呢？”
时年３５岁的李德摸了摸自己挺拔的耳朵，除他高高的鼻子外，耳朵似乎与中国人的没有什么两样。李德莫名其妙地笑了笑，也就再没有去观赏张国焘的耳朵。
台上的人在互相捉摸着其他人的心思，台下的指战员没有那么多“勾心斗角”，在认真听着朱总司令的讲话。朱德多次充分肯定了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到川陕根据地屡挫强敌、发展壮大的英勇业绩。他的讲话热情而朴实，给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张国焘在讲话中则十分强调红四方面军渡过嘉陵江是为了迎接中央红军，毛泽东却显然不愿意听这种“为了谁”的话。
“渡江怎么能与坚持川陕革命根据地对立起来呢？”毛泽东不满意的声音很小，只有身边的几个人能听得到。张国焘可能是没有觉察，他继续口若悬河地讲话：“渡过嘉陵江，支援第一方面军顺利进入四川地区，我们认为这是首要任务。第一方面军是全国红军的主干，中共中央和许多重要干部也都随一方面军行动，所以我们大家都习惯称一方面军是中央红军。中央机关自西征以来，一直处在艰苦挣扎之中，如果我们不能及时赴援，可能就会招致中国革命的无比损失，也会使我们负疚良深。就因这种大义所在，我们不惜放弃可以保卫的川北苏区，蹈险犯难，以为应援。”
毛泽东摇了摇头，把他长发上的雨水向一边甩了甩，没有言语。
本来中央有指示，是要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嘉陵江，策应红一方面军北上。但是张国焘却实行了大搬家政策。所以说，嘉陵江之役，实际上标志着红四方面军总退却的开始。而转战数省的中央红军历经艰难困苦，很想到了川北后，能有个歇息休整的地方，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最好能有个“家”接客，可是这一切都随着张国焘的大搬家化为泡影，这不能不使毛泽东等人感到很失望。
张国焘的讲话自然流露出傲慢的语调，并故意重复他在几天前给中央的电报中的意见，话语中明显含有与中央北上方针不一致的意向，他说：“这里有广大的藏、回弱小民族，有着优越的地势，我们具有创造川康新局面、大局面的更好条件。”
“哼，还是那个老毛病！”博古嗤以鼻声，低声对张闻天说道：“看来我们与他的分歧点还大着哩！”
欢迎会很快就散了，毛泽东的气却并未消，也许他意识到更大的风雨还在后头。总是善解人意的周恩来走上前来与毛泽东闲谈：“这雨看来一时半会儿还不会停。”
“风雨斜，昼夜行军脚未歇，何惧敌人围追堵截……”毛泽东的话似在吟诗，又似在回答周恩来的话，又似在表示一种决心。突然一列马队飞驰而过，溅起的泥水飞上了街道两旁正行走中的人们的身上，周恩来等人也不例外。毛泽东抖了抖被马蹄溅在衣服上的污泥，仍在思考他刚才说过的话或是新诗“何惧敌人围追堵截……”，但被张国焘的马队打断了的思路，他再也没有能续出下篇来。
“这些马真好，一匹匹都长得膘肥体壮！”有位警卫员情不自禁地赞扬。
“别羡慕那些马！有什么好羡慕的！”毛泽东是斥责的口气。他发火了！
毛泽东的心情在翻越雪山后一度很不好，本来这是因为他的警卫班长胡昌保在６月４日行军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而牺牲。当时毛泽东就十分悲痛，亲手把自己的毛毯盖在了胡班长的遗体上。此后，他有时有事时仍习惯地喊“小胡”，但每当是另一个警卫员出现在他的面前时，他方才醒悟胡班长已经长眠在身后的长征路上。现在，又遇到了张国焘这种情况。
毛泽东陷入沉思，他对张国焘并不陌生。张国焘，字桤阴，化名国焘、涛、特、凯音、天师等，出生于江西省萍乡县一个官僚地主家庭。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时，张国焘当时是北大的学生。在北京大学，毛泽东和张国焘可说是同时受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以及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进步思想开导，随后都参与了筹建共产主义小组，一并出席了仅有１２人参加的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张国焘被选为中央组织主任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从事领导职工运动的工作。１９２２年初，张国焘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同年６月在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后因为反对党的国共合作方针，不同意共产党员和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的决定，故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落选。１９２４年春，中共派张国焘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这年５月，张国焘在北京被捕，写了自首书后获释。后来，在中共第四、五、六次代表大会上，他连续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不久，他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留苏学习。１９３１年回国后，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旋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鄂豫皖苏区反国民党第四次“围剿”失利后，在入川途中，张国焘任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
这位中共创始人之一的张国焘，由于资历较老，因此他在这抚边小镇一时有点“众星捧月”的自我良好感觉。毛泽东把镇上最好的房子让给张国焘住。这是一所镇北端的店铺，柜台内是张国焘的办公处，柜台外则住着张国焘的随从人员。
毛泽东与妻子贺子珍则住在镇南端一所简陋的房子内。
晚上，毛泽东邀请张国焘聚餐。
张国焘对毛泽东的盛情却感到有些别扭，他对博古嘟囔道：“这老毛真的成了大当家的了？”
博古明白张国焘话中之意，没有言语。
张国焘以同情的口吻继续对博古说：“我看有人把你的错误看得太重了，权无论如何不该交！”
“国焘同志，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博古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还是很讲原则的，说道：“作为党的总书记，我不可能没有错误。解除我总书记的职务，不是哪个人定的。既然组织上已经定了，我就应当服从和执行。”
张国焘连连摇着头，表示不可理解，摇头叹息道：“现在这个大当家的啊，我看他当不好这个家！”
抚边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欢迎会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感到党内潜伏着严重的分裂思想倾向，于是一面继续向北行军，一面决定立即召开一个政治局会议，就红军战略方向问题进行认真讨论和统一思想，会议地点拟定在抚边镇以北２７公里的两河口。
两河口，一个很有点巧合性的地名。它的得名，据说是来自于小镇旁两条小河，一条是汇北面大雪山梦笔山上流下的雪水而成河的梦笔河，一条是汇东面大雪山虹桥山上流下的雪水而成河的虹桥河。这两条奔流而下的溪水交汇处，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绿洲，两河口小镇就坐落在这盛开着满地野花的绿洲上。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的会合地点，就在这双溪并流的两河口。
饱含着太阳之光的雪水溶汇集到两河口后，在１９３５年阳光最充足的时令，同时清亮地映照出中国一代叱咤风云历史人物的音容笑貌与百结愁肠。
红军到来时正值繁花似锦的季节，星星点点的小花为两个方面军的会合献上了全年的美丽。兴高采烈的红军将士们庆贺两个方面军的会师，盼望着会合后红军的前程似锦，就如这绿洲身上遍地盛开的繁花；红军的力量将更加强大，就如这绿洲头上两水并一河的巨流。
６月２４日、２５日，中共中央领导和两个方面军的领导陆续到达两河口。
两河口的名字很响，可一走进镇子，却觉得它实在小的可怜。这是张国焘来到后的第一印象。他望着仅有三五家店铺的小街，数落着镇子中的房屋，这里充其量不过３０户人家。
全镇最显眼的是位于街中段的那座关帝庙，毛泽东就暂时住宿在那里。周恩来和朱德住宿在左侧山坡上的观音阁内。
张国焘在两河口街上走了一遭，他愈加觉得中央红军是有其名而无其实。经过万里之行的中央红军指战员，所穿军衣的确多是褴褛不堪，很不整齐。在张国焘眼里，中央红军显然不如红四方面军有战斗力。这时的红四方面军，总数有８万多人。张国焘即把这个数字当作他闹独立的资本。由此，张国焘的野心开始萌动。
连日来不停思索的张国焘决心已定，他要把两河口会议作为他向中央发难的踏板。
两个方面军会合后，第一方面军中也确实有人从不良动机和个人利益出发，歪曲事实，把遵义会议和红一方面军的情况，偷偷地告诉了张国焘：“张副主席，你是知道的，原来的中央领导，第一位是王明，王明去苏联后就是博古，第三位是张闻天，第四位是王稼祥。他老毛是排不上号的，可现在中央的一切好像就是他说了算，周恩来和朱德也支持老毛。
这一切都是从遵义开的那个会后就变了……”
张国焘睁大眼睛，对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每一句话都感到新奇：“这个老毛怎么就会这样轻而易举地把博古赶下台了呢？博古和张闻天简直是软蛋两个！”
从这时起，张国焘的野心开始剧增，他就此认为中央红军内部不团结，有机可乘。
可以看出，张国焘在最初的攻击目标还不是毛泽东，而是博古、张闻天等人。张国焘和博古两人一见面，就互相就领导人之间的称呼问题发生了口角。张国焘由于受中国传统教育的熏陶，称呼毛泽东只称其别号“润之”，称呼朱德则为“玉阶”，有时还要在别号之下再加上个“兄”字，或者“老兄”。这对在莫斯科吃过洋面包的博古听来却有些不顺耳，往往是正在讨论问题时，张国焘一个别号或某某老兄的称呼，就会引得博古撇开正题，大发一通“革命道理”，质问道：“我说张国焘同志，想不到你怎么这样喜欢称兄道弟，这是与中共布尔什维克的意识极不相称的，这是国民党军阀的习惯作风！”
张国焘则反唇相讥，轻蔑地说：“我说博古老弟，你怎么说起话来，满口这个同志那个同志，什么毛同志、张同志的，真是莫斯科气味的充分流露。”
博古的话仍带有以中央领导自居的口气，说道：“中央在军队中改正了官长与士兵间的阶级观念，而代之以同志的亲切关系。如军师团长改称指挥员，伙夫马夫改称炊事员、饲养员等，而四方面军却仍沿用军阀时代的老名称。我说国焘同志，难道沿用这些旧的名称，不会保留旧的军阀观念吗？”张国焘则反驳道：“沿用旧名称，不一定就是保留旧观念，如果你去详细考察一下四方面军的内情，就会发现官兵之间是充满了同志友爱的。我们决不能因为四方面军仍沿用旧有军队的名称，就认为它是保留有旧传统。何况我们并没有接到中央有关这方面的改革的命令。如果我们自己根据新概念制定一些名称，那可能与中央制订的有些出入。那么，今日我们在这里相会，你作为总政治部主任，便会以为四方面军妄立名目，近于要造反了。”
“我没有说你们要造反，我只是说四方面军中有军阀作风。四方面军中的指挥员对战士的管理，仍采用打骂手段，这就是军阀统治的象征，我就亲眼看见四方面军的一个连长，高声喝斥他连队的一名战士。这就说明在四方面军官兵之间缺乏同志间的友爱，指挥员对战士缺乏说服教育的精神，所实行的自然是军阀统治。”
“博古！你这是对四方面军的污蔑，我表示坚决抗议！”张国焘怒气冲冲：“你以为布尔什维克只你博古一家，四方面军就不是布尔什维克了。我告诉你，博古，四方面军虽然不在中共中央身边作战，但并不缺少布尔什维克的气味，更不是军阀！相反，我看你博古还不如国民党军阀，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证明这一点：杨虎城部的一位代表，从汉中翻过巴山到通江来，经过我们在巴山的前哨连，目击前面的哨兵穿的是狐皮或羊皮大衣，而连长和排长则只穿棉袄棉裤，他认为这是红军与军阀军队最大的不同之点。”
张国焘继续说道：“四方面军的官兵，彼此充满友爱和民主的精神，各连官兵不仅生活打成一片，而且一般士兵对于连内生活常常开会讨论。他们的意见，往往有决定性的作用。
官长爱护士兵已经蔚然成风；优待新兵，救助伤病员等，都做得无微不至。当然，我也承认四方面军中仍有打骂现象，但这是个别的，不是普遍现象，更不能因此就认为是军阀式的统治。红四方面军的打骂事件，在鄂豫皖时很少发生，到川北后有些增加，这与新兵太多和强迫戒烟等事有关。同样，红一方面军中也有打骂现象，但我决不因此就说红一方面军就是军阀统治。”
面红耳赤的博古又把问题扯到战略方向的问题上。两人又是一场谁也说服不了谁的大争论。
博古拍着桌子指着张国焘质问道：“在两军会师之前，６月１６日、１８日，中央和军委两次致电给你，告知党中央关于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意见，你看到没有？”
“我不太清楚。反正我有意见。”
“好吧，我在这里再向你重复一遍。中央认为两个方面军会合后应以嘉陵江与岷江上游中间地区为目标，争取建立根据地。如不成，则应北出平武，到陕甘南部地区去创建根据地，切不可向川西发展。因为以懋功为中心的地区，纵横千余里，均为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眉山，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出川西地区，均为下策。中央还指出实施这个计划的关键，当前是要将茂县、北川、威州控制在我们手中。
但你张国焘就是不听，非要放弃川北的茂县、北川等地，率领第四方面军大部队向川西懋功一线转移。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我有意见。我没有兴趣和你吵，你博古也当不了什么家，被人家赶下台，在此谈何勇？”
“你，张国焘，你……你……你这是侮辱我的人格，好吧，我不与你谈了，咱们会上见！”博古气冲冲地转身走了。
６月２６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正式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求达到统一思想，明确两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目的。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张国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以及刘伯承、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林伯渠、李富春等人。陈昌浩和徐向前因还在茂县、北川一带，路途较远，来不及赶来参加会议。
在会上，相继发言的是张国焘、彭德怀、林彪、博古、毛泽东、王稼祥、邓发、刘伯承、聂荣臻、凯丰、刘少奇、张闻天、朱德等。总的说来，与会人员一致的意见是赶快离开这个吃糌粑的地方，能暂时避开战争，到一个能休养生息的地方建立起新的根据地。但是，对究竟到什么地方？却存在着严重的争议，这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北进派和以张国焘为首的西进派之争。
会上，周恩来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分析了两军会合后的形势，指出：懋功、松潘、理番地区的经济条件和群众条件都不利于红军主力在这里建立根据地，部队向东、向南和向西北都不可能得到发展，应该北上到川陕甘建立根据地，以实现“背靠西北，面向西南”的发展战略。并建议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把兵权集中于军委。
毛泽东发言说：“我同意恩来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所作的关于战略方针、战略行动和战略指挥问题的报告。我认为，红军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可以把创建苏区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这是向前的方针。我们的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我军必须高度机动，集中兵力，把主力集中在主攻方面，要迅速打退敌人，我的意见是今天决定，明天就行动。这里人口稀少，天冷，衣食困难，应力争在６月底突破，占领甘南，建立根据地。”
有人干咳了一声，毛泽东环视了一眼，是张国焘。就在座的中共党员资历讲，张国焘是个“老”字号。今天在座的只有他和毛泽东出席过中共在上海建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以，张国焘已经摆出了发难的劲头。
毛泽东继续讲道：“是这样。我们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这里的条件太坏，后退不利，应力争在这个月底突破，经松潘到决定地区去。关于统一指挥问题，责成常委、军委解决。”
朱德发言强调说：“要迅速打出松潘，进占甘南，我主张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一致行动去打击敌人。要从政治上保障战争的胜利。”
张国焘开始发言了，他故意压住调子，瞟了一眼博古，讲得慢条斯理，也很有理论性。
他的发言主要是评论和否定了红军在西北活动可能要实行的两个方案。
但是，会议上很少有人发言同意张国焘的意见，大多数表示同意北上的方针。
会议最后确定了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张，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进行了批评。最后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革命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部，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顺利向甘南前进。……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这个决定以参加会议代表的绝对多数赞成而压倒少数反对获得通过。张国焘对此耿耿于怀，仍持异议，态度蛮横地说：“我保留自己的意见，坚持主张到川康边境去创建根据地。”因此，两河口会议虽然作出了北上决定，张国焘则是根本不愿去执行的。
两河口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张国焘忽然请客吃饭，客人是聂荣臻和彭德怀。饭桌上，话题一直就是东拉西扯。张国焘关心似地说：“你们很疲劳。走了这么远，干劲很大。”
聂荣臻和彭德怀的心中都在嘀咕：张国焘今天的请客肯定还有重要的话在后头。他们很少开口谈中央，只管多吃菜。
可张国焘从始至终并没有提出什么要求。
最后，张国焘决定分别拨１个团给聂荣臻和彭德怀补充部队。实际上，是相当于两个营的兵力，共有１０００人左右。
饭后，聂荣臻和彭德怀走出张国焘的住处。聂荣臻问彭德怀：“他为什么请我们吃饭？”
彭德怀没有直接回答聂荣臻的问话，却反问道：“拨兵给你，你还不要？”
“要，我当然要……”聂荣臻说，再往下的话他却没有说，此刻他的脑袋里充满了疑问，问号在大脑里四处打转转。
彭德怀乐呵呵地走了。
聂荣臻低着头，思考着。
张国焘的言行引起了毛泽东等人的不安。为了做好团结工作，朱德代表党中央在两河口诚恳地与张国焘作了一次彻夜长谈。
朱德提醒张国焘，说道：“我说国焘同志啊，蒋介石虽然派来１０万人攻打我们，可是我们也有大约１０万兵力。第四方面军经过长期休整，兵强马壮，我建议还是按照中央的会议精神，就由四方面军去占领松潘地区，夺取战略要点，借以打开北进的道路。”
“这……这……恐怕难以做到。敌军在这一带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势力明显比我们大，打不得，打不得！”张国焘一口拒绝了朱德的建议。
在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等人于两河口商讨会师后的战略行动之时，红１军团的前锋部队已经前伸向两河口以北６４公里的卓克基。他们翻越夹金山从懋功出发后，溯抚边河而上，经双柏、八角、抚边、两河口，进入大石板昭沟。６月２４日，前卫红６团翻越了终年积雪，海拔４５６４米高的梦笔山。在山下腊足沟通往卓克基的路上，红６团遇到了卓克基土司索观瀛所率士兵的开枪阻击，红军向导当场被击中。红军在喊话无效后，进行还击。士兵依靠有利地形，与红军对峙数小时之久。这天夜里，天降大雨，士兵火枪失效。红军趁机进攻，士兵退守卓克基官寨。
第二天，军团参谋长左权赶到前线指挥攻打卓克基的战斗，这是中央红军过雪山后所打的第一个攻坚战。林彪和聂荣臻因为参加两河口会议，这时还没有抵达卓克基。
攻取卓克基这个小镇子本来是轻而易举，但红军为了不伤害藏民，在开始时没有作硬攻的准备，反复喊话解释：红军只求借路北上，并不占领村寨。可是当地土司顽固执行国民党地方政府的旨意，坚决阻止红军进境。
远远向卓克基寨中望去，一座７层高的城堡式宏伟建筑雄踞在小金川畔高高的石崖上，枪弹就是从这里打出来的。两条小溪从城堡根下急速流过，成了天然的护城河。红军若要从正面攻上去，如果不发起强攻，只这样轻敲慢打显然不能解决问题。
“怎么打了一天还没有前进一步？”刚从后面赶上来的左权询问。
“土司武装的火力很猛，我们已经伤了几个人。喊话他们又不听，过一会他们再不投降，也只好硬攻了！”一个营长回答。
“不能强攻，那样会伤亡寨中很多人。在战术上想点办法，天快黑了，另调一个团从侧面迂回过去，前后夹击，收效会快些。”左权边说边下命令。
“打信号弹，让后续部队赶快从两侧迂回！”
红、绿色各３发信号弹升向半空中划了一个半弧，在黄昏时的天色下十分耀眼。
随着信号弹光亮的渐渐淡化，卓克基寨内突然响起一片骚乱声，大叫：“神火！神火烧来了！”紧接着就从寨后冲出许多藏兵，抱头四散。
许多藏民也一边跑还一边望着刚才信号弹闪亮的天空喊叫：“天灯，天灯！”
严阵以待的红军指战员都感到很奇怪。通司笑着解释说：“你们刚才放的红、绿色神火点燃的天灯把他们吓跑了，他们不知道这是你们的什么法术，要烧毁官寨。”
“天火？神灯？哈哈！哈哈哈！”左权也大笑起来。
红６团及其跟进的红４团，在左权等人的率领下进入卓克基。
卓克基的寺庙很有气派，金碧辉煌，面积大的可以容纳下五六千人。进入寨子的红军指战员个个都睁大眼睛，望着这座独特的藏族人民的艺术杰作宫殿，赞叹不已。
几天后，红一方面军继续北进，红四方面军部队进入卓克基。就在红军大队人马进入卓克基官寨的时候，有一位红军高级将领却是被蒙着双眼带进寨子的，进寨后又被秘密关押在一间土司所用的马厩中，此人是原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曾中生。
曾中生是湖南资兴人，２５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与林彪是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学。他多才多艺，能文能武，参加北伐战争进驻汉口后，曾主编过《民国日报》。１９２７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出席了中共六大。１９２８年冬回到上海后，在中共中央军委工作。１９３０年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６月由中央派往鄂豫皖根据地工作，历任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委员和军委副主席，红军第４军政委和参谋长等职。他和徐向前、许继慎、旷继勋、蔡申熙等人一起，领导红军迅速打开了鄂豫皖的新局面，红军发展到４个师近２万人，全区人口近２５０万人。
但是，自１９３１年张国焘来到鄂豫皖根据地后，曾中生因为不满意张国焘的家长式作风，继而受到张国焘的排挤，职务愈降愈低。１９３２年红四方面军转入川陕后，曾中生被调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中共川陕省委委员等职，为此，他多次提出申辩，但越申辩，罪名却越多，也越来越大。１９３３年９月，曾中生被监禁。一直到长征，他都是在被监押中随部队行动的。
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毛泽东向张国焘问起过曾中生，张国焘支支吾吾回答不上来。
在毛泽东的一再追问下，张国焘只好撒谎说：曾中生的身体不好，现在后方休养。其实，此时的曾中生就随张国焘的保卫人员一同行军和宿营，被关押在近处。
曾中生得知中共中央领导人来到后，非常兴奋，认为他的问题应该是解决的时候了，张国焘想瞒也瞒不住了。于是，他在夜深人静时提笔给党中央写了一封长信。遗憾的是曾中生的举动被张国焘发觉了，时在两河口的张国焘怎能容忍有人告他的状，由此决定杀人灭口。
６月底，一个漆黑的夜晚，卓克基寨外一片小树林中，曾中生被秘密带到了这里。突然一根绳索从后面勒上了他的脖子。
“张国焘，你反党……”曾中生破口大骂张国焘，倒地气绝。时年３５岁。
当曾中生身亡的消息密报给张国焘时，恰好毛泽东在会上再次问及曾中生现在在何处。
张国焘为了掩人耳目，竟说曾中生昨夜逃跑投敌了。毛泽东等人不禁感到愕然，但又不好追问什么。
在长征路上被张国焘绑架着行军的还有曾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罗世文，他在率领游击队加入红军后也没有得到张国焘的信任，被软禁起来。后来，他被国民党抓获，牺牲在重庆歌乐山；还有在莫斯科留学时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其中那半个的徐以新，他本是“第二十九个”，但当时他因年龄最小，只能算作半个。他回国到了红四方面军后，也因对张国焘的有些做法有意见而被囚禁。他幸运的是走完了长征路，在新中届成立后曾出任驻巴基斯坦大使。
在红四方面军的囚徒中，还有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廖承志，他是中华民国创始人廖仲恺的儿子，由于他曾指责张国焘的过“左”政策而被关押。廖承志算是幸运的，他之所以没有被暗害，是因为他有一双艺术之手，会画画和刻制蜡板。廖承志是在张国焘的捆绑中走完了长征路。到了陕北后，在周恩来等人的干预下，廖承志获释。廖承志获得自由后的第一件事是把在长征路上用过的刻刀、笔供奉在桌子上，烧上３柱香，连连鞠躬致敬。他感谢这些手中的工具，口中念念有词：“如果没有你们，也就早没有我的今天了。”
被张国焘捆绑着行进在长征路上的人还有不少，他们应该算是长征路上所遇艰难最多的人，所吃之苦当为之最。
第三回 索专权漫天飞电报 隔激流两帅投奇石两河口会议，张国焘不同意毛泽东等人所提出的北进计划，并且提出了与之正好相反的“南下川康边”方案，终被大家否定。中共中央政治局最后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６月２９日，中央政治局又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形势和组织问题。
会议在听取博古关于华北事变和日军进攻北平的情况报告后，毛泽东发言指出：“日军进攻北平，明显地要侵占华北。日本帝国主义想把蒋介石完全控制在手下。我党对时局应有表示，应发表文件，并在部队中宣传抗日，反对放弃华北，以发动群众。”
“我同意泽东同志的意见。”周恩来、朱德在毛泽东说完后，立即表示赞成这一提案。
会议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通电和文章，并向国民党军队中派工作人员。会议接着研究了红军的组织问题，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
常委会散会时已是中午。张国焘在餐桌上正在吃饭，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神秘地从口袋中掏出一张报纸，递给了张国焘。这是一份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报》，是在懋功地区出版并发行的第一张报纸。
“这里。”李特打开报纸，指着第一版显著位置说。这张报纸的头版头条登载的是中央宣传部长凯丰的署名文章：《列宁论联邦》。
“论联邦！主要讲了什么？”张国焘边吃饭边用眼睛粗略地浏览着报纸。
“大意是说列宁反对欧洲联邦，进而推论我们的西北联邦政府是违反列宁主义的，是违反了中央的苏维埃路线，否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李特简要地回答。
张国焘的脸色沉下来，他把饭碗一推：“不吃了，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