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节
还剩下一件事。他的部下把体育馆一头的黑布帘拉直，布帘后放着棺材，并从卡车上取下担架。到他们完成这一切时，黎明的曙光正驱散夜晚的黑暗。他们全都挤上汽车，驶出了监狱的院子。马达的轰鸣声再次惊醒了克鲁格。这回他决定起床。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正如他们在固定的周而复始的生活中度过的其他日子一样。克鲁格收集洗脸盆，犯人们打扫自己的牢房，早餐是燕麦粥和咖啡。罗森堡希望他的抱怨能引起安德勒斯上校的注意。夜里越来越冷了，如果他把双手放在毛毯外面，他根本就不能入睡。尽管表面上平静，他们仍不断地问克鲁格，今天是不是就是行刑日？
战俘理发师跟平常一样先来到戈林的牢房。押送的看守交给他一个刀片，理发师把它装在戈林的剃刀架里。押送兵和牢房看守兴致勃勃地聊起棒球。戈林推断，那天晚上的比赛中发生了重要的事。理发师离开时，戈林问他，行刑是否就在今日？
牢房的门猛地被打开，让犯人出来做早躁——绕着走廊轻快地散几圈步。看守和囚犯的枷锁铐在一起。犯人一旦又给关起来，图书管理员奥托-施特轮就扮演起另一角色：监狱邮差。施特赖歇尔收到了一封信，里宾特洛南五封，约德尔七封，弗兰克九封。绍克尔一封也没有。弗兰克带着孩子般的爇切心情问他今天早晨是不是获胜者。有好几个人问施特轮今天是否是行刑日。
在法庭出示那些令人毛骨依然的证据的日子里，一股羞耻的气息时时刻刻充斥着牢区。但在法庭作出使犯人们又满怀希望的决定那天，昔日那种盛气凌人的傲气又弥漫在走廊里。今天，C牢区气氛十分紧张。
里宾特洛甫向军医罗斯卡中尉抱怨说，他患有失眠症。罗斯卡提醒他说，弗鲁克医生那天晚上会带来平常的镇定剂。这位前外交部长想给这位医生读一读他刚给妻子写的一封信：“成千上万人倒下了。德国被摧毁了，我们的人民一蹶不振。难道我不也应该倒下吗？我现在非常镇定，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都会昂起头来。我会在另一个世界里与你相会。”医生认为怎么样？里宾特洛甫很想知道。罗斯卡对这一“分裂中的人格”印象极深，他曾被告知要密切观察他，因为这一“分裂中的人格”显示了意料不到的尊严气派。信写得很好，医生答道。
罗斯卡打断了正在写回忆录的凯特尔。他对这位陆军元帅把牢房收拾得如此整洁光泽颇为惊讶。凯特尔垂头丧气，但他告诉医生他感觉很好，接着便又回去写作了。明天是10月16日，五年前的同一天，他起草了“报复令”。“人的生命在紊乱的国家里往往分文不值。”他曾在命令里写道。接着他便下令处决五十名人质以报复一名德国兵之死。就是这一命令和其他类似的命令使他进了这一监牢，在这里他的生命分文不值。
格雷克牧师与奥康纳神父坐在监狱办公室里，脑子里一直想着并议论当天晚上要举行的一连串世界级比赛。格雷克准备给他家乡的圣路易红雀队投下十美元的注，而奥康纳通常是道奇队球迷，却给波士顿红袜队下注。弗鲁克医生在旁听着，但什么也听不懂。一个看守来通知两位教徒和弗鲁克，上校想要在他的办公室见他们。
安德勒斯压低了声音。他刚接到四方调查委员会的通知，要在当晚11点45分叫醒死刑囚犯，让他们吃最后一顿饭，然后把他们带到体育馆，午夜过后将在那里开始行刑。能现在通知他们吗？弗鲁克问。不，安德勒斯说。在今晚叫醒他们之前，一切如常进行。甚至照常给服用安眠药的犯人发药。他警告，在此屋说的话，一个字都不得向他人转述。尽管弗鲁克是德国人，从法律上说还是个战俘，安德勒斯仍完全信任他。
那天下午，奥康纳神父探访了弗兰克、卡尔登勃鲁纳，还有塞斯一英夸特，问他们有什么想要供认，想不想举行圣餐仪式。他看出他们眼神恐慌，对他们的无法躲避的问题，他假装不了解。
弗鲁克医生要看守中的一个下士登齐尔-伊迪陪他去戈林的牢房，他说要给戈林一种轻度镇定药。伊迪陪着医生来到五号牢房，看着弗鲁克医生给戈林测脉搏，然后给了他一片白色小药片。戈林督促医生提供最新消息。上校的警告还在耳边回响。但弗鲁克仍认为他应该帮点忙。他只敢说一句话：“今夜可能证明是很短的。”戈林说，他不想改变化的生活规律，做任何可能引起对他注意的事情，但他仍必须保持警惕。如果他像往常一样服用安眠药，怎么能办得到呢？弗鲁克答应给他想办法。弗鲁克一离开，戈林立刻叫来奥托，施特轮，让他拿点纸和笔。图书管理员回来后，戈林便坐在破桌旁，用大胆泼辣而有力的笔体写道：
致盟国管制委员会：
我不会反对你们枪毙我。但是，我不会那么容易让你们用绞刑来处决一位德国的“帝国大元帅”！而且，我认为我没有道义上的义务来服服贴贴地接受敌人对我的惩罚。为了这一原因，我选择了像伟大的汉尼拔将军那样的送命方式。最后，戈林流利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赫尔曼-戈林把自己看作一个荣耀的人。这一监狱中的某些人都冒着一定的危险向他表示过友好，尤其是惠利斯和弗鲁克医生。他欠着他们的情分。于是他又拿来一张纸开始写道：“指挥官先生：我从入狱之时起就随身带着毒药。”他接着说明，他把三瓶毒药带进了蒙多尔夫监狱，在他的衣服里可以找到他有意留下的第一瓶。另一瓶藏在行李间他的梳妆用具箱内的润肤霜的盒子里。第三瓶，他说，藏在“这间牢房里如此之隐密，以致经过反复而彻底的搜查，也是无法找到的”。他说，在法庭时他把它藏在靴子里。他最后写道，“这不应归咎于任何负责搜查的人，因为实际上是不可能找到这个瓶子的，就算找到了，也纯属巧合。”他签上名，然后决定另写一行。有一个人是他毋须加以保护的。他写道：“是吉尔伯特医生，把盟国管制委员会拒绝我要求将行刑办法改为枪决的请求这一消息告诉了我。”
下一封信是写给他妻子的：
我唯一的爱人，经过严肃的考虑和对上帝虔诚的祈祷，我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以免被我的敌人用那么惨绝人寰的手段来处决我……当我最后一次向你道别的时候，我的生命已走到尽头。从那时起，我感到宁静而安心自得，我把自己的死看成是一种解脱。我把死当作上帝给我的暗示，即在数月铁窗生活后，给我留下了从凡俗的生存中解脱出来的手段，并且这种手段从未被发现……我的一切思想都是与你、埃达和我最亲爱的人。心心相印，我最后的心跳是为了我们伟大而永恒的爱情。
他又用钢笔匆匆给格雷克牧师写了一张便条，要求他原谅，但又说：“为了政治上的原因，我不得不这样做。”
他把四封信装进一个信封，塞到他的毯子下面。鉴于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原因，他注明四封信的日期为1946年10月11日——这显然是不对的，因为吉尔伯特直到10月13日才同他谈起盟国管制委员会的决定一事。
国际新闻局的记者金斯伯里-史密斯，认识到对历史的所有权已赋予了他。史密斯是通过怞签选出来的八名目睹行刑的记者之一。他得到指示，是要他晚上8点向探视室报到。在过去十一个月里，探视室是被告会见律师以及最近同被告家属告别的地方。史密斯到达时，发现塔斯社和《真理报》的记者正同安德勒斯上校聊天。代表法国和英国报刊的其他记者后来也很快到达了。上校宣布，要让记者团参观一下C牢区。在那之后，直到执行处决之前，记者们不得与外界联系。他们也不得在体育馆里拍照。第三军团将法兰克福的通讯部队中他们自己的人派送下去，担任官方摄影师。他们毕竟有幸获准全面报导这一新闻。安德勒斯上校指出，劳轮斯法官和伯基特法官强烈反对任何报界人士光临这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场面”。但是，美国官员担心，若让所谓戈林或里宾特洛甫或卡尔登勃鲁纳仍健在的谣言传播开来，将生出更多的鲍曼之流。美国人要求报界向世人证实这些人的死讯。
弗鲁克医生去找狱中牙医霍赫大夫，霍赫是另一个因表现好而享受优遇的战犯。弗鲁克有一个难题。看守们每天晚上都看着弗鲁克交给戈林两片安眠药，红胶囊里是阿米要，此药见效很快但不持久，蓝胶囊里是使人沉睡的速可眠，他绝不能让戈林今晚昏睡不醒。他让霍赫把蓝色胶囊里的药倒空，换上小苏打。
当夜，即将行刑的官方消息已传到费伯一卡斯托尔城堡的报界。记者们全挤上公共汽车，驶向司法大厦。在那里一位军方公关官员向记者们做了情况简介。他告诫说，在执行绞刑之前，他们不要指望获得更多的消息，绞刑定于16日的一个未泄漏的时刻进行。他们会从记者团那里得到他们亲眼所见的第一手报导。记者们开始挤在窗前，从那儿可以看见C牢区里亮着的灯光。这位军官警告他们不要试图打开窗户把身子伸出窗口，看守奉命一见人就可以开枪。
在建筑群和炮弹壳附近，记者们纷纷抢占有利位置。带着一个三人小组的德国新闻局记者达纳，配有双目望远镜，占据无屋顶的顶楼，在那里可以看见仅两百码之遥的监狱场院和体育馆。
戈林不耐烦地打量着格雷克牧师那张肥厚而仁慈的脸。格雷克说，他专门给他写了一篇祈祷文。戈林让他把祈祷文放在桌上，他过会儿再读。处决什么时候执行？戈林问。格雷克没理睬这问题。戈林愿不愿同他一起祈祷？戈林回答道，不，他将从他的小屋中望着牧师祈祷。“如果你拒不接受主的救世方式，你将永远不能在天堂见到你的女儿埃达。”格雷克一边警告，一边跪下。牧师祷告完毕，戈林又问起关于行刑的事。戈林说，他做基督徒分内应做的事，就是不让这些人蒙受残酷对待，却又不知缘由，瞧瞧可怜的绍克尔。他实际上是在讲些莫名其妙的话。格雷克感到戈林强烈的愿望在他身上起了作用。他坚持说他不知道，并且很快就离开了。
戈林听见牢区沉重的大门打开了，并辨认出安德勒斯上校那高过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