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节
听过成千上万的资本主义噪音，丘吉尔再来一点并不能伤害我们。”
在C牢区，弗鲁克医生在他的最后探视中愉快地发现，那天晚上被告们对安眠药的需求少了许多。
利昂-多斯特尔特上校离开纽轮堡，留下现在正式晋升为海军中校的阿尔弗雷德-斯蒂尔继任语言处处长。斯蒂尔很高兴见到那人回国。自从审判开始后，他就作为神经质的多斯特尔特的副手工作。在斯蒂尔的眼里，多斯特尔特是个好为人师的机会主义者，一个使役下级又迎合上级的招摇过市的家伙。每当他和上级见面回来，对斯蒂尔的一种吹嘘就是：“我刚把某某法官或某某将军迷住了。”
三十三岁的斯蒂尔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博士，既是津力充沛的实干家又是学者。他接下的是个艰巨的任务。虽然同步翻译复杂棘手，而且在纽轮堡刚刚使用，但人们很快就认为它是理所当然的。伯基特法官喜欢把他的天才用在抨击译员身上。备登科检察官爇情洋溢、男子雄性的俄语发言被一个声音虚弱的译员译成英语，伯基特抱怨说听起来像“一个死而复活的老朽牧师，一个在教区花园舞会上致歉的迟到者，而不是重大战争罪行的检察官”。声音粗壮的德国将军们由声音低如小鸡的年轻女人翻译，因而降低了证人们证词的威力。有一次，贵族风度的欧文-拉豪森将军的作证由一个受教育不多的德裔美国人做翻译后，伯基特问道：“那是什么语言？”斯蒂尔回答说：“是布鲁克林语。”
译员们有时也遇到语言陷阱。德国人习惯以“Ja”开始说话。假如逐字翻译，这个音可以理解为一种认罪。检查官问：“你知道你做的事有罪吗？”证人会回答“Ja”。其寒义不是“是”而是个间隔四头语，更为准确的翻译是“嗯……”
斯蒂尔认为，批评指责者应该知道他拒绝了多少参选人。五角大楼给他送来成批的新译员，其中大多数人准备仓促。当听到例如judgify或tribunalize之类生硬、编造的同源词时，斯蒂尔知道，即使有一位语言专家也不管用。落选译员被派到一个叫做“西伯利亚”的地区执行低级任务，直到他们受命返回美国。而当所有一切进展顺利时，有人总是失脚绊着弯弯曲曲穿过法庭的电线，整个翻译系统顿时沉默无声。
辩护预计在3月8日开始举行。两天前，一名为纳粹组织辩护的律师汉斯-拉腾塞尔撞入斯蒂尔的办公室。拉腾塞尔抱怨地说：“你难道不明白？我们必须尽快准备好，而你还有许多文件没给我们翻译出来。”斯蒂尔对拉腾塞尔解释说，他任务繁重，但人员缺乏，资金不足。拉腾塞尔指出，但是，就在安德勒斯的监狱里，他们关着全欧洲最好的翻译。斯蒂尔问，那人是谁？拉腾塞尔回答说是保罗-奥托-施密特，现在作为重要证人关押在狱。
施密特曾是希特勒的私人翻译，出席了希特勒与外国领导人之间的每次关键会议。1939年9月，当英国大使把“撤出波兰或面对战争”的最后通煤送交德国时，正是保罗-施密特把这一消息翻译给希特勒的。烦恼不堪的斯蒂尔去找安德勒斯上校，告诉他拥有施密特这个宝贝。安德勒斯同意斯蒂尔可以使用施密特，但是这个犯人必须安置在一个武装看守下的安全之处。
译员们站在房内四周，像一群来听海费茨演奏的小提琴手。大家集中注意的是一个满脸胡子拉碴、内衫外穿着一件破旧夹克外套的人。这位身材高大、脸色苍白的人就是施密特。斯蒂尔已经把一组速记员集中在一起轮班工作，因为这是跟上保罗-施密特翻译的唯一方法。施密特从一堆文件里拿起一份英语文件，就在来回踱步时，一边浏览一边译成德语，然后又译成法语。翻译工作者大多数是一个方向上的翻译做得很好。但是对施密特来说，这没有什么区别。像从德语译成英语时一样，他轻易地从英语译到德语，而且其他语言的来回翻译世一样。他工作相当长时间才停下去洗手间，或者用可口可乐和三明治充饥止渴。
在几乎不分昼夜的几天工作后，施密特筋疲力尽地回到牢房，手里缀着斯蒂尔犒劳他的几盒香烟。他倒在他的小行军床上。施密特曾尽力想让安德勒斯上校理解，他直到1942年才成为一名纳粹党员，而那是因为他的非党员身分在希特勒身边的圈子里显得越来越引人注意。他希望这次为法庭翻译的表现将使他获释出狱，可是他仍然作为一名普通罪犯被关押着第三章 抗辩(1)1
冬天终于离我们而去。天气暖和起来，白天也变长了，颓垣断壁中的野草籽开始冒出嫩芽。新来的美国兵远足齐柏林田径场，相当于现今的朝觐活动。他们登上希特勒曾经发表演说煽动人民的讲台，做出模仿纳粹分子致敬礼的姿态，用廉价的照相机拍下这些镜头。
3月7日傍晚，几名被告的辩护律师在星球旅馆碰头，一边喝啤酒一边讨论第二天有关他们经手的案子的开庭陈词。他们说话的样子，像是在陌生的新场地受训的运动员，就要第一次在这个场地参加比赛似的。盎格鲁一撒克逊法律制度对他们就像是一身裁剪失当的西服，他们甚至对审判的核心还感到茫然不解。真是要作出诚挚的努力来惩治罪魁昭雪无辜？抑或仅仅是胜王败寇？应该说，劳轮斯爵士的公正无私是毫无疑问的，凡是德国人的对手能获得的文件，他们都能获得。对他们与当事人的商议几乎没有时间限制。盟国当局付予他们的酬劳相当不错。可这是为什么呢？胜利者为什么要搞这个耗时耗财的举动呢？这在德国人的历史上可没有先例。
审判室里的气氛可不是这样，大家立刻就感觉到了。证人席一直设在法官席和被告席的正中间，却在前一天夜里给挪动了。俄国法官得知被告将和原告在同一证人席上做证，感到很愤慨。劳轮斯爵士在最后一刻找到妥协办法。为了使俄国人不因离被告近而感到大受冒犯，他提出把证人席干脆挪到离法官远而靠近被告席的位置，而不是另行替换。
旁听楼座里被挤得水泄不通。纳粹主义的黑色之星戈林预计将作为第一个被告证人出庭作证。但是，奥托-斯塔马尔传唤出庭的第一个证人却是纳粹德国空军将领卡尔-B-博登沙茨。博登沙茨曾是戈林在里希特霍芬空军中队服役时的老战友，后来担任帝国元帅与希特勒之间的联络官。他的证词旨在证实：1943年以后戈林在希特勒面前名誉扫地，并不再行使任何重大权力。第二个出庭的是陆军元帅埃哈德-米尔希，前飞机制造总监。这时，从检察官席传来一阵抑制不住的笑声，因为其中一个律师低声提醒他人注意戈林眼中的米尔希的地位，称他是“我屁眼里放出的屁”。
法庭休庭。星期一上午复庭。斯塔马尔继续传唤证人。在星期三即3月13日下午之前，戈林不会出庭作证。
弗鲁克大夫在前一天晚上去看过戈林，发现他的病人焦虑不安，坐在桌子旁边，手里捏着一张绔巴巴的纸，说话嗓门大。汉斯-弗里奇是一个职业广播家，在分析前几位德国证人失败后，写了一份名之为“给发言人的建议”的忠告书。他注意到，德国人的话往往给译错了，因为他们使用长句而把动词放在句末，而且说得太快。他们应该慢慢讲，用短句，尽量把主语和动词放到一起。在思考之间稍作停顿，使翻译有时间跟得上。戈林现在努力记住弗里奇的这些忠告。
戈林很有风度地跟来访的客人寒暄。弗鲁克大夫的关心对他总是一种激励。大夫询问那天夜里他是否要服用药性更强的镇静剂，他对自己哪怕是浅睡片刻也没有把握。弗鲁克提醒他，自然睡眠和服药入睡是不同的。还告诫他在第二天必须保持警觉。戈林决定吞服平时用的药片。
如果说保罗-施密特是纽轮堡的译员所亲眼见过的最佳译员的话，那么，沃尔夫-弗兰克则紧随其后屈居第二。当初，这位身着英国陆军上尉的佩有饰带的制服、惹人瞩目的人来参加考试时，彼得-尤伯拉尔可没想到碰上了一个语言家。跟施密特一样，弗兰克躁一口上流社会的英语，在英语和德语之间随意转换，毫无瑕疵。他是犹太人开办的巴伐利亚发动机公司（BW）的工厂厂长的儿子，明年代末逃到英国。他放弃了为他提供的安稳的语言工作的职位，自愿加入突击队。在纽轮堡，他为自己定下一个目标：成为英文德文之间独一无二的译员，当戈林步入证人席时，他并不感到轻松。斯蒂尔处长找不到拒绝接受他的理由。
下午2点30分，身着淡紫色罩袍的斯塔马尔从辩护律师席上站起来，传唤证人。戈林移步向那扇小门走去，这扇门从被告席通往审判室发言席。他那身蓝灰色的制服刚刚烫过，穿在身上却像没有挂好。锒铛入狱后，他掉了七十六磅肉。小门打开，露出戈林那双擦得发亮的黄色皮靴，裤子松松地垂在靴子上。他的脖子上围着一条深红色的围巾，让人想起他那王牌飞行员的日子。他拿着一个紫色的厚文件夹，迈着坚定的步子走向证人席。当劳轮斯法官要他宣誓时，他涨红了脸：“请跟我重复誓词：我向全能和无所不知的上帝起誓，我将毫无保留地陈述真实情况！”戈林举起右手，手抖得厉害，用颤巍巍的声音复述誓词。
戈林是否相信纳粹党是合法上台的？斯塔马尔问道。他打开笔记本，笔记本纸页在手里颤抖。他的声音一开始模糊不清，然后逐渐恢复自信，变得洪亮起来，发音准确，发RS音时尤显力量。戈林几乎不看笔记，井井有条地讲述了纳粹主义兴起的历史。“我们一旦上台，”他说，“就决定不顾一切执掌政权……我们不想把政权留给机遇、选举和国会多数……”这些话如同猛然浇到审判室里的冰水，戈林陈述中没有道歉，毫不躲避，绝无软化迹象。他解释说，一旦跨上马鞍，纳粹党就想取消国会、解散地方议会、结束个人权利。杰克逊恼火地注意到，戈林的回答花了二十分钟，劳轮斯却未加干预。
斯塔马尔暗示戈林解释一下，将礼仪性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集于希特勒一身的主意是怎么来的。这很简单，戈林说，他们从美国总统类似的双重角色中找到榜样。那集中营呢？斯塔马尔问。戈林详细叙述了为什么以及怎样开始搞集中营。纳粹党在建立秩序之前怎能进行统治？如果任其死敌尤其是共产党人肆意妄为，又怎能维持秩序？“问题是如何消除危险，”戈林说，“只有一个办法行得通，这就是保护性监禁。”至于说集中营名称的由来，可不是起源于纳粹分子，而是来自外国报章，纳粹党人只不过接受了这个名称。他讲了两个多小时，由怯场紧张而恢复自信，而后显然陶醉在自己的表演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