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鉴赏第54节 韩嫣金弹与掷果潘安（2）
三 弹弓怎么就能够这样咸鱼翻生，这样神气活现地重新在思想观念的世界中占据一席之地，成为塑造一类神气活现的人物类型的必要因素，要把这个现象讨论清楚，那是一本大书的内容。“挟弹少年”之产生，有着非常复杂的文化、历史和社会因素在其中交互起作用，绝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够说清的。但有一点很清楚的是，打弹弓的技艺，在魏晋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得到了空前绝后的重视。 这一现象可以从文献中找出很多痕迹。 其中，以唐代留下的资料比较多。比如，《太平广记》“报应”中记载唐初一位叫李知礼的人，“少矫捷，善弓射，能骑乘，兼攻放弹，所杀甚多”。而在《太平广记》“绝艺”一项里，竟然列了两条都是有关打弹弓的，“僧灵鉴”一条讲述唐德宗贞元末年的一个善放弹子的和尚，打树节能够“百发百中，皆节陷而丸碎焉”，不但能击中树疤，而且能在树疤上打出坑来；另一条讲述军人张芬，不仅“曲艺过人”，而且是个惊人的大力士，他的一项本事，就是“弹弓力五斗”，使用的弹弓力道非常之大，而且还“每涂墙方丈，弹成天下太平字，字体端妍”。“攻放弹”几乎可以与“善弓射”、“能骑乘”
并列，成为引人注目的一项本事，一个人会因为擅长使用弹弓而获得声名，这些线索，都反映出那个时代对于打弹子这一门技艺非常的重视。 有意思的是，“僧灵鉴”一条里一本正经地记录了这位和尚制弹丸的独家配方，而“张芬”一条也讲到了做弹弓的特殊方法，都说明打弹子的一套工具造价低廉，弓和泥丸都可以自制。另外，它杀伤力不大，但足以用来打鸟和小动物，推测起来，打弹弓可以作为射术的一种辅助练习，在多方面锻炼人准确击中目标的能力，从某种程度上，它有身为弓箭的“替补”的意味。在一个重视骑射，重视年轻人作战能力的时代，打弹子与正经武艺一起，大大地吃了香。毕竟，从汉末以后，中原地区就进入了长期的战乱动荡之中，社会需要大批的年轻人永远在生理和心理两方面都处于备战状态，随时拿起武器都可以精准地打击敌人。因此，青年人日常弹弓不离手，等于是处于一种准军事训练的状态中，这既是防止军人们“手艺”生疏的有效方法，也带有一定的象征意味。打弹弓，在当时并不是顽童的游戏，恰恰是年轻人时时要操练的一门技艺，也为青年们普遍精熟。那时发弹的弹弓也与我们幼时看到的不同，其形式与放箭的弓非常相像。
南朝诗人徐悱的《白马篇》，一定程度地揭示了“挟弹少年”与时代形势，与国家和战争的关系。诗中主人公正是一个“弹把隋珠丸”的“上郡”少年，平日的生活内容，就是一身惹眼打扮，骑着宝马四处逛荡，但是，一旦“闻有边烽急”，却慨然从军，“捐躯良不难”，根本不知道怕死。这大概正是当时社会上一类勇武少年的写照，也是人们对青年人的一种期许。以“挟弹”为象征姿态的这些预备战士，平常尽可以游手好闲，专干出格的事，非常之可恶，“猪狗嫌”，只要到了战争危急的关键时刻，真能顶事就行。这就难怪全社会看待他们的眼光不仅充满宽容，而且简直就是饱含着爱意。 四 但是，文学世界中的“挟弹少年”现象，并不只是对现实中尚武风气的机械反映，而是一种非常完整的文学创造。韩嫣、潘安的故事体现了相同的一个模式：弹弓与少年，与风流少年，特别是与风流少年的出游联系在了一起，此后一切“挟弹少年”的故事，无不以这一基本模式为出发点。最奇特的是，在这一模式中，一再强调男青年的容貌、风度之美。现实中，玩弹弓的年轻人当然是什么样的都有，左思那样的丑男想必少不了。
但是，在文学中，手拿弹弓的，必定都是美少年；光是青春貌美还不够，还要同时满足另外两个条件：既富且贵。这显然不符合现实。 实际上，“韩嫣金弹”这则记载，已经为后世一切挟弹少年形象定下了调子：富贵优裕的出身，青春美好的容貌和风度，旁若无人的骄纵性情，轻松自由的人生姿态；心目中根本没有“社会成规”的概念，行为必定是无法无天，荒唐卤莽，却不失纯真坦率；对他来说，生命本身既没有任何负担，也没有任何禁忌可言，如果没有战争的话，那么人生内容基本上只有两项，就是无休无止的享乐和冒险，而冒险，则是以违法乱纪为主，是蔑视和挑衅国法、社会成规以及正常的社会秩序——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才是真正的享乐，是赋予人生以分量的那枚砝码。这样的少年，在当时的社会上想必确实是有的，但理想的外貌、地位、人格都完美地统一到一个人身上的情况，恐怕也不会很多。当文学热情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展示这样一种完美的形象的时候，应该说，是反映了一种观念，反映了一个时代对于男性人生，对于青春，对于生命的一种理想。也许正因为如此，当潘安以自己的青春和漂亮，让这理想似乎真的化作了现实的时候，才会引起那么大的轰动。
而左思的问题，可能是他上述条件样样都不具备，可偏去瞎凑热闹，这就亵渎了公众的集体梦想，是很严重的冒犯，难怪大大地激怒了异性。 有意思的是，在“韩嫣金弹”的故事叙述当中，对于当事人韩嫣的态度很是暧昧，韩嫣的形象，仍然带有鲜明的负面色彩。这一事实几乎有一种象征性，象征着弹弓从“晋灵公不君”中的反面角色向正面转化的过渡，或者说，青年玩弹弓打弹子这件事，在人们心目中由负转正的过渡。故事的谴责之意，当然是通过其主要情节——金弹丸来表达的。毕竟，这美少年的非常身份，他获得尊贵地位的方式，实在有悖正统，按道理，他只配做个反面教材。因此，说他仗着汉武帝的宠，不干好事，恣意挥霍民脂民膏（他不是“赏赐拟于邓通”吗？可见他金弹的消费，实际是由国库买单的！——故事这么暗示着），这当然就有在道德上一棍子打死的作用。但是，这个故事的意象组织是如此美妙，被用如此轻悦的语气讲述出来，打金弹这个情节是如此的气派不凡，如此的浪漫不羁，让听故事者的价值判断不由地就产生了动摇。这就是文学的妙处，其感染力往往是声东击西的，连创作者自己也不能控制，不清楚自己究竟想讲些什么和真正讲了些什么。
读者在这个故事中强烈感受的，实际倒是生命的欢快，青春的幸运，甚至可以说，是作为人的幸运感。如果韩嫣的真人确实像在故事中这样“有型”，那也就难怪汉武帝要对他一往情深。想一想此时此际的汉武帝也是个矫健少年，雄心勃勃，生命力旺盛，这二位倒是完全可以像意大利人那样高唱：“我们是最美的一对……” 到了“掷果潘安”的故事里，负面的阴影已经完全地被剔除了，在这里洋溢的只有青春的幸福感。一个年轻人，就因为漂亮，有身份，生气勃勃，合乎人们所想象的男性标准形象，就受到异性的热烈追捧，成了全社会的宠儿。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让人吃惊的发现。在传统文化中，青春似乎总是备受压抑的，因此，文学中一提到青春，就总是充满受尽压抑的哀恨之感，是诉不尽的一腔曲折幽怨，典型如《牡丹亭》中的“游园”，《红楼梦》中的“葬花”。但挟弹少年们的青春却与这种状态截然不同。应该说，闪烁在他们的故事中的，有一种看待生命的根本态度，为我们完全陌生。我们所熟悉的预想人生的方式，总是认为生命天然地与不幸感相联系在一起，活着就必然不幸。
由此养成的习惯作风就是，坚决地认为自己不幸，并且，越渲染自己不幸，就越觉得自己有趣（典型的就是《西厢记》张生自道“小子多愁多病身”），对于个体生命的感受，就是无限的自艾自怜。这种态度几乎已经成了我们的气质的一部分。但是，挟弹的韩、潘二少年，却透露出一个奇异的信息：历史上的中国人对生命曾经有过另样的眼光。中国人曾经相信，人是可以幸运的，幸福的人生是可能的；一种美好的生命状态，完全有可能出现，即使其存在只是暂时的，是需要充分条件的。 作为文学史上一系列“挟弹少年”的开路先锋，“韩嫣金弹”与“掷果潘安”实在是一个光芒四射的开头，同样挟着弹弓的后来者，却再没有人能创造出更有气魄的故事，也不及他们有光彩。不管是出于真事还是传说，这一双美丽（除了美丽，还有什么词可以形容呢？）的身影，都让我们震惊于古人创造世界、创造人生、创造故事的能力（在古人那里，这三种创造活动曾经是一体的，不像今天分工这么细）。青春的幸福感，生命的幸福感，通过两个少年的身影，得到了永远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