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起居第35节 冰块的遭际（2）
文献中传达的另一个信息，就是唐宋天子每年夏天赐冰的数量相当之大，因此，可以肯定，当时皇家冰窖的规模一定十分巨大。实际上，从北朝时代起，不仅京城有皇家专用冰窖，而且地方上也设有属于国家的官用冰窖（参见王仁湘：《古代冰井与冰厨》，载于《饮食考古初集》，中国商业出版社，1994年）。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比从前大大提高了，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对冰这种基本生活资料之外的消费品较大规模的开发，社会才能承受得起。意味深长的是，正是从唐代起，开始出现有关民间经营冰雪买卖的记录。比如唐代佚名之作《迷楼记》中说，隋炀帝的宫人为了邀宠，“各市冰为盘”，以致“京师冰为之踊贵，藏冰之家，皆获千金”。这一传说反映的情况是很重要的，它提到冰成为了商品，可以在京城的市面上直接买到；根据供求关系的规律，作为商品的冰块可以因为需求的增加而急速涨价；出现了“藏冰之家”，即专靠藏冰、卖冰赢利的专业户，真是“有行有市”了。既然宫女与这些“藏冰之家”的关系是“市”即买卖关系，而且还得服从市场规律，说明这些“藏冰之家”不受官方控制，是完全按照商业规律来运作的独立商家。
《全唐诗》中录有一位虚中和尚的一首诗名《卖冰者》，可惜原诗已佚，只留下两句残句：“盘中是祥瑞，天下恰炎蒸。”但已足以说明唐时民间在炎热盛夏有“卖冰者”，也就说明隋炀帝宫女“市冰”的传说产生在唐代，是有现实依据的。这些“卖冰者”、“藏冰之家”要想收藏冰雪，当然就得有自己的冰窖，换句话说，商业性的民间冰窖和民间藏冰活动在唐代出现了，并且形成了一个“特种经营”的行业。《云仙杂记》的一则记载也印证了这一状况，它说，“长安冰雪，至夏日则价等金璧”，可是由于白居易的诗名“动于闾阎”，所以能够“每需冰雪，论筐取之，不复偿价，日日如是”。话说得很清楚，“闾阎”，即民间、老百姓，白居易是因为诗名在民间很大，受到了老百姓自发的尊重和爱戴，所以才能够从卖冰雪的商家那里一筐筐地白拿。这就说明，当时经营冰雪生意的商家完全是民间背景，另外，即使是官宦人家，在需要用冰的时候，也是直接到市场上买，在特殊情况下，甚至宫廷也会向民间买冰。 不过，从诗文记载来看，冰雪成为商品，成为商业买卖中的一个行当，主要是在长安、洛阳两京出现的特殊现象。李贺《出城别张又新酬李汉》一诗中极力述说长安是生活昂贵奢侈之地（“长安玉桂国”
），其中提到的一条证据就是：“开贯泻蚨母，买冰防夏蝇。”——人们在夏天可以大把花钱在买冰防暑上。这样的描写说明，民间经营冰雪买卖，似乎是京城生活的特色，在其他地方并不普遍。另外，即使在京城，民间冰窖的藏冰能力也是有限的，如《云仙杂记》的记载所说，“长安冰雪，至夏日则价等金璧”。也因此，唐代诗文中提到夏日用冰，多是说“赐冰”，冰雪终究还是“非常之物”。即使上层社会用冰的主要渠道，也还是来自皇家冰窖的赏赐，因此贵族高官们在夏天还能常靠“赐冰”来解决问题，而下层官员、老百姓赐冰得不到，买冰又太贵，对他们来说，冰仍然是一种难得的奢侈品，所谓“实大王樽俎之常品，非小民造次之所致”（韦应物《冰赋》）。而杜甫在老病苦热之中，除了感叹“敢望宫恩玉井冰”之外，就没什么其他办法了。 这一情况到宋代有了惊人的变化。在两宋的京城中，民间的冰雪经营业极其发达普遍，夏天市面上卖冰雪，已经是很平常的事情，《东京梦华录》中记六月“巷陌杂卖”，说是：“是月时物，巷陌路口，桥门市井皆卖……冰雪凉水……”冰雪被放在水饭、水鹅梨、金杏、红菱等食物水果之列中，当作“时物”、“杂卖”
之一种，街头巷尾随处都有出售，那么，当时民间窖藏的数量一定非常之大，以致冰雪成了很普通的东西，既不稀奇，也不珍贵。当时不仅有多家“藏冰之家”，而且其中更有靠专营冰雪而出了名发了财的，如《东京梦华录》同条接着便说：“冰雪惟旧宋门外两家最盛，悉用银器。”揣其语意，汴梁经营冰雪的显然不止这两家，但以旧宋门外这两家规模最大，他们的实力雄厚到了什么程度呢？——盛卖冰雪的家伙全是银器！ 既然藏冰、卖冰的规模很大，宋代市民连同上层社会使用起冰雪来也就大手大脚，不必精打细算。夏天市面上的各种消暑食物、饮料往往是用冰雪冷镇的，或者干脆用冰雪制作。如六月“巷陌杂卖”中就有一种“冰雪细料餶饳儿”，此外还有“冰雪冷元子”，冷饮则有“绿豆、甘草冰雪凉水”（《东京梦华录》“州桥夜市”）、“雪泡豆儿水”（《梦粱录》“夜市”）、“雪泡缩皮饮”（《武林旧事》），茶肆“暑天添卖雪泡梅花酒”（《梦粱录》“茶肆”）。最有意思的是，有钱人家还要“散暑药冰水”（《西湖老人繁胜录》），作为一种慈善行为，无偿向路人提供解暑药和冰水。
《东京梦华录》中记载顾客在食店中点饭菜的情形是：“都人侈纵，百端唤索，或热或冷，或温或整，或绝冷、精浇、膘浇之类，人人索唤不同。”《梦粱录》中有一段关于杭州“面食店”中“杭人侈甚”的文字，与《东京梦华录》中的记述差不多，也是说顾客可以随时点“冷”或“绝冷”的面食和下饭之菜。如果没有大量的民间藏冰，“绝冷”的食物显然很难在民营饭店中做出来。这样的情况，与唐诗中表现出的情形，有着天壤之别，显然，冰雪在宋代早不是什么“非常之物”了。 近年来，一些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特别是一些国外的汉学家，往往强调在唐宋之际中国社会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冰块由特权标志到普通商品的身份转换，或许可以作为这一说法的一个小小的注脚。不过，需要一提的是，在宋代，虽然民间藏冰已经随处皆有，而且价格便宜，但是，如在本文前面已经提到的，皇帝颁冰的仪典还是被继续执行着，并且相关制度制定得更细，规模也更大了。那一时代的臣民们也还是以使用“赐冰”为殊荣，如宋词中一提到夏天用的冰，往往说是“赐冰”。这当然是人们的观念意识在顽强地起着作用。都是冰块，但是一说是“赐冰”，那冰块本身，以及使用冰块的人，身份地位似乎就陡然地升了一个档次。
不过，冰块的这一特殊身份并没有一直维持下来。在宋以后的年代里，民间冰雪经营业始终活跃，并持续发展，在明清时代，夏天使用冰雪，在大中城市都是很普遍的事情（王仁湘：《古代冰井与冰厨》）。这似乎造成了冰块的地位在政治生活中、在国家制度中无可挽回的衰落。关于明清皇帝赏赐臣下冰块的记录似乎很鲜见，《红楼梦》中，宫中不断往荣宁二府上送来各种象征多于实用意义的赏赐品，但不见有冰。这也难怪，像西门庆这样开生药铺的商人家里，一到夏天都可以“冰盆内浮瓜沉李”，享受“冰盘”里冷镇出来的酸梅汤，冰块也实在没有什么神秘感了，赐一块冰，又怎么能让臣民增加对“天家”的畏惧和景仰？所以，皇家就得另寻花样来作为操练君臣关系的手段，于是，一匣宫花、一碗蒸酥酪都显得比冰块更适合作为赏赐的物品，毕竟，这些东西是“内造”的，宫外没有，于是就更容易化身成“天恩”的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