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服饰第11节 万里远来的衣衩（2）

衣衩一旦在北朝晚期被引入中原服饰之中，很快就受到了广泛的欢迎。我们可以从墓室壁画中清楚地看到，到了初唐，它已经悄悄现形在了众多唐代男子的圆领袍的两侧，并且就此在这个地方安营扎寨，再也不打算离开了。中原人从外来的胡服——波斯服装、西域服装那里受到了启发，把胡服上的衣衩“拿来”到了自己的袍子上，至于为什么胡服上会有衣衩？为什么中原服装要把衣衩“拿来”？文献记载没有给我们提供明确的答案。比较合理的推论是，在衣服两侧开一道衣衩，可以方便骑马，人骑在马上，或者上下马的时候，都会较少受到衣服的束缚。至少，唐人采用衣衩，最初是出于在马上行动方便的目的。如《新唐书•车服志》中记，唐初，军将们“有从戎缺骻之服”，而“不在军者服长袍”。所谓“缺骻之服”，在马周上议中说：“开骻者名曰缺骻衫。”开骻、缺骻，显然都是指衣服在两胯上有所开缺，亦即使衣襟开裂为前后两片的衣衩。由此，我们知道，唐人把开有衣衩的上衣、袍称为缺骻衫、缺骻之服，而这种带衣衩的服装，最初主要带有“从戎”即作为军服的意义，这当然是因为有开衩的衣服让人行动起来更方便，特别是跨在马背上时不会受到衣摆的困扰。

在当时一般守礼的人看来，这种服装样式是很不雅观的，马周就给唐太宗上书，以“礼无服衫之文”为理由，希望把“缺骻衫”限制为“庶人服之”，让需要劳作的平头老百姓才去穿它，对此，皇帝也批准了。在传世绘画《步辇图》中，立在禄东赞之前的唐代官员，所穿长袍上就没有衣衩，也许，这正反映了当时的穿衣制度：在正式场合，有身份的人所穿的正式服装上，是不可以有开衩的。 不过，马周把穿“缺骻衫”当作一个问题提出，其实恰恰从反面说明了衣衩在当时社会上下各阶层普遍受欢迎的程度。想必是上层社会成员的服装上纷纷出现了开衩，才激起了马周的责任感，要引经据典，力挽狂澜。可是，从唐代艺术中可以看到，这种努力根本不可能成功。在唐代，开衩绝不仅限于庶民的服装和军人的战服上，显贵、文人也一样采用这样的服式，这可以从敦煌壁画等处的唐代男性供养人形象上看到，另外，如佚名唐人作品《游骑图》中的贵公子们与其仆从，相传为韩滉作品的《文苑图》中的几位文人，都一样穿着有开衩的圆领袍。相传为五代周文矩作品的《重屏会棋图》，据认为是描绘南唐中主李璟与他的几位兄弟一起下棋为乐的情景，画中，两位尊贵的皇室成员所穿圆领袍上一样带有开衩。

显然，人们发现，即使不骑马，就是在平常生活中，有衣衩的服装也给人行动更方便更自如的感觉，于是，衣衩从此就在中原服装中扎下根了。 可是，在唐代的前中期，衣衩也还是和中原女子没有发生什么关系。大约是到了晚唐时代，女子们时兴穿一种对襟的长上衣——披衫了，这时，这种所谓“披衫”上竟赫然出现了开衩，这在《簪花仕女图》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原女性为什么也要在衣服上开衣衩呢？也是为了方便吗？还是仅仅为了装饰性？这恐怕很难回答。不过，在中外服装史上都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女性不断地模仿男性服装样式，把另一性的服装形式或直接或砌头换面地，改装到自己的服饰上。中原女子之采用衣衩，或许也是这样的一次“拿来”吧。于是，男服模仿胡服，女服又模仿男服，结果是到了宋代，无论男女贵贱，长袍和上衣都一律带有开衩了，到了这个时候，只怕没有开衩的上衣，在人们的眼中才反而会显得奇怪。 当然，开衩不仅仅传入了中原地区。从历代艺术表现中可以看到，从唐代开始，在中国的整个北部地区，从西北到东北，各少数民族的男女服装也都采用了开衩。

比如，敦煌壁画中的回鹘贵族就穿着这一衣式，传世绘画和墓室壁画则表明，契丹人与蒙古人的服装，都是无论男女，皆有开衩。对这些马上民族来说，开衩当然是一种很便利的设置，所以很容易地就被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北方游牧民族所接受。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才导致了满族妇女所穿的旗袍的出现，这应该也算是一种“胡服”吧，不过，此“胡服”与《魏书》中所记载的彼“胡服”，在时间和空间上都相隔着遥远的距离，在二者之间，有着一部复杂丰富的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历史曾经发生。由满族妇女的旗袍经过改良，最终演化出了现代旗袍的独特形式。当然，与传统大不同的是，以往，无论衣服怎样开衩，女性在其下总要穿裙或裤的，而今女性却是直接把一双秀腿显露在外，于是，至少已有上千年历史的开衩，才忽然有了另外的一种妙用。当我们欣赏着旗袍的下摆飘飘合合的时候，又怎会想到，衣衩这一精彩的发明，乃是昔日从西域一带传来的外来样式，并且很可能是为了骑马方便而发明出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