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节

，一年下来可买一辆汽车。杜每年在这方面的支出达200万银元之巨。这笔钱可不是用来支持“神圣的新闻事业”的，有这层关系，上海的报纸就很难见到说杜的坏话的文章。《新闻报》资深编辑唐世昌某日见一头条新闻稿，内容是揭露杜的犯罪行为，他立即抽走。此外，如果其他社会名流有不光彩事要见报，他们知道杜在新闻界的能耐，便求到杜处请求遮掩，遂愿后必然对杜感恩戴德，更加俯首帖耳。杜月笙跟新闻界的结交及对其投入，为的就是控制媒体，操纵舆论，扩大声望和势力。

他与律师界的往来与之类似。当时著名的大律师秦联奎曾在杜开办的赌场“消费”，结果连输4000大洋，秦悻悻离开时恰被杜看见，杜问清秦的身份后立即将这4000大洋托人如数奉还，并传话体贴地说：“当律师的靠摇笔杆、用心血、费口舌为生，没有多少钱好赚，我不能赢他的钱。”秦联奎自然十分感激，从此他经常到杜处询问是否有事需要“帮忙”，后成为杜的忠实法律顾问。

今天看这些事颇可玩味。杜月笙作为“上海最具势力的人”（西方人语），不但需要亲自与记者、编辑、律师结交，还要供奉他们不菲的银钱，如果各家报馆都由市里一个“有关部门”管着，再有名的报纸也不过是体制内的一个“单位”，再有水平的记者、编辑也不过是一个按指示办事的“职工”，何需如此费力费钱？搞定他们的“主管部门”的领导乃至更高官员，对杜来说又有何难？至于律师，律师又不是掌握审判大权的人，笼络律师哪比得上直奔法院？可见，那个时候的事，跟今天有些不同。

除了维护和扩大实际利益，我们自然想到杜月笙结交文化界的另一目的是附庸风雅。杜有钱有势，可是出身贫寒，读书很少，独缺风雅，而一个人如果没有“文化品位”，终究“上流”不起来。要真的成为一个有地位的人，就必须让文化人看得起。杜在这方面更是煞费苦心，最著名的是他和大学者章太炎的相识相交。

章太炎就是辛亥革命元老章炳麟，这里有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一提章炳麟，我们面前就是一个身着和服、金刚怒目的革命家；而一提章太炎，似乎就是个身穿长衫、皓首穷经的老学究。

章太炎晚年定居苏州治学，以语言学家、哲学家名满天下，但经济并不宽裕。其时章的一个侄子在上海法租界和一个很有背景的人起了房产纠纷，向章求助，章名气再大也干预不了法租界的事，无奈之下章老先生只好卖把老脸，写信给上海头面人物杜月笙，请求帮忙。

杜月笙接信大喜，立即麻利地调动关系为章侄排难解纷，取得两边都满意的效果，然后亲自到苏州章太炎处“汇报”处理经过和结果。两人在章太炎书房相谈甚欢，临走杜月笙还悄悄将一张两千银元的银庄庄票压在茶杯下，不动声色地向章送了一份厚礼。章的感佩可想而知。此后杜还每月接济章太炎的生活。这样一来，杜在章的心里就真的有了地位。

杜月笙本名杜月生，因生于农历七月十五得名，章太炎引经据典为其改名杜镛，号月笙。语出《周礼.太司乐疏》，西方之乐为镛，东方之乐为笙，如此名号，多么高雅！章为杜做的另一件事更具轰动效应：一代朴学大师章太炎亲笔为杜月笙修订家谱，他根据杜的自述“祖先由浙江海宁迁来”，“考证”出“杜之先出于帝尧”，“直系祖先为山阴杜衍”，让出身微寒、父母双亡、近族寥落的杜月笙跻身帝王之系、名人之后。有了章大师的这篇笔墨，杜再也不必在名门望族面前自觉低人一等了，并于1931年风光体面地在故乡浦东高桥落成了他的杜氏祠堂。

章太炎的这段经历被看成一个污点，有人指责他“傍黑”；而章氏后人并不认同，称章根本没有这么一个在法租界和人争房产的侄子，言下之意是章为杜改名和修家谱不是得了好处之后的投桃报李。但我想此事应不是凭空捏造，学术泰斗和黑道巨枭，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人走得如此之近，杜月笙想必的确对章太炎下了大功夫，终得到了章的敬重，建立起了“平生风义兼师友”的交情。

除了结交章太炎，杜月笙的座上食客还有学者章士钊、名士杨度、诗人杨千里、才子杨云史等，都是当时文化界大名鼎鼎的人物，有了这样一批文化名人朋友环绕左右，人们再不好把杜月笙看成“黑社会头子”、“大流氓”了，杜已成真正的“大人物”。更有很多文化人拜杜为师，按黑社会规矩，拜“老头子”必须开香堂，呈上写明三代简历的门生帖子，并行三磕头礼；杜十分通达：如今我在“明社会”也身兼几十个董事长、理事长、会长，是企业家、金融家、社会活动家，你拜我为师不丢脸，但要你一个饱读诗书的人向我一个半文盲跪拜磕头之类也太为难人了。于是杜改革礼仪：“老头子”改称“老夫子”，“门徒”改称“学生子”，开香堂改为点香烛，三代简历帖改为“永遵训诲”一句话，三磕头改为三鞠躬。这为文化人投入杜门大行方便。经过和文化界的接触交往，杜对文化人的心理已是十分了解，和“风雅”沟通起来已得心应手。

杜月笙如此热诚地“附庸风雅”，目的当然是为提高自身地位。由此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风雅还是值钱的，还是值得去趋附的。如果象今天，成龙周星驰牛群赵本山都是“兼职教授”、买了书号就可出书、给了赞助就可当文化社团理事，恐怕杜月笙对“风雅”就没那么大劲头了。

还有必要提及杜本人的心性。并不是每一个先低微后发达的人都有风雅之心，财势已在手，文化何值一提？何况“粗人”们很清楚文化人在心里瞧不起自己，更容易对知识分子产生敌视和仇视，君不见早些年的某些“工农干部”是如何对待文化和文化人的吗？“知识分子又怎样？还不是归老子管！”这种小人得志的浅薄蛮横嘴脸和报复之心杜月笙倒真是没有。他虽是粗人出身，但心里一直有对文化的向往和敬畏，“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等传统意识积淀在他心灵深处。成名后的杜月笙回忆童年：“当时一个月学费只有五角钱，可惜因为家里实在太穷了，读到第五个月，先母缴不出学费，只好停学。”不难看出话里含着缕缕心酸，他似乎真是有心向学的。等他有了足够的钱势，也想回头努力提高自身文化水平，在门厅高悬的对联是“友天下士，读古人书”，然而毕竟识字少，无法去“读”，他就重金聘请高明的说书艺人长期为他讲《三国》说《水浒》，学习历史知识和古人处世方式；他一度勤练书法，虽然没有什么成就，但“杜镛”二字终可潇洒地到处签写；他非常注重仪表文明，对手下说“衣食足，应该礼仪兴了，再不能让人一看就害怕讨厌”，不论天气多热，他长衫最上面一颗纽扣也从不解开，并禁止衣冠不整、赤膊袒胸的徒众出入杜门。

经过长期自律和培养，杜月笙的整个气质形象都起了很大变化。著名老报人徐铸成回忆他年轻时第一次见到杜月笙的情景时说，他原本以为此人会是怎样的青面獠牙，见了面才知道原来是位言谈举止都很斯文的瘦削老人。

象千千万万中国人一样，杜月笙对子女的教育高度重视，严格要求他们的学业，严禁他们沾染烟赌娼。儿子杜维藩高中时一次大考逃考，被他狠甩两个耳光；女儿杜美如一次外语考试成绩不佳，被他用鞭子责打十下。杜氏八子三女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培养，至今活跃在海外商界，其子杜维善还是一位著名收藏家和古钱币研究专家，近年来两次向上海博物馆捐赠古钱币共计1800余枚，上博专馆陈列。杜月笙还在法租界善钟路创办了一所正始中学，亲任董事长，聘陈群任校长；并在老家浦东耗资１０万元，建起“浦东杜氏藏书楼”，附设学塾。办学并不是赚钱的买卖，这除了扩大社会名声，也是他对自己早年失学的心理补偿吧

“三百年帮会第一人”杜月笙离世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他所建立的庞大黑帮王国和在中国现代史上刻下的独特印记至今还被人津津乐道，《剑桥中国史》的注释上说：“杜月笙是上海最难以认识清楚但最有势力的华人。”1927年到1937年，杜月笙的势力达到顶峰；1937年抗战爆发，他离开上海，先到香港后赴重庆；1945年抗战胜利，他以无可争议的民间帮会总代表的身份返回上海，而此时，已进入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六年。

1945年8月底，在全国欢庆抗战胜利的喜悦氛围中，57岁的杜月笙返回阔别8年之久的上海。火车上的杜月笙有喜有忧，心事重重。

杜月笙喜的是自己在抗战中不但没有象上海另一“大亨”张啸林那样落水当汉奸，还积极参加了各种抗日救国运动。他和黄炎培等筹组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为抗日活动募捐了不少钱款；他组织了抗日民间武装“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多次配合正规军作战；他还部署门徒协助军统刺杀了上海市伪市长、大汉奸傅筱庵以及自己几十年的把兄弟、投敌的张啸林。有这样的累累功劳，如今抗战胜利，杜月笙想蒋介石理应给他一碗好饭吃，当时上海坊间也确实盛传他即将被任命为上海市市长。

上海社会上对“杜先生”即将归来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其门徒和一些名流人士为表达对他的欢迎，决定以民国迎客的最高规格——搭牌楼迎接。得知此事，杜月笙立即传话制止，他说：“我不过是个老百姓，这就搭牌楼，如果是中央领导人来了该用何礼节？”

他的担忧却更深重。老于世故的他十分明白，他之所以坐大如此，是因为上海“四边三角”的独特格局：抗战前，上海被公共租界（美英租界）、法租界和市政府辖地划分为三大块，他的黑社会组织就在这三者间的交界缝隙处生存、繁衍，成为第四股力量；并且，由于前三者互不买帐，协调各方关系的角色自然落到了他这股不官不民、似匪似商的势力身上。由此有人认为，他的杜公馆才是真正的上海市政府。

现在抗战胜利，上海的租界消失了，市政归于统一，他的黑社会组织不仅失去了赖以存活的治安死角，而且失去了最有力的奥援——帝国主义，他和他的集团已不再具备勾结帝国主义的媒介和租界别动队的价值；国民党现尽可使用军队、警察、特务等统治上海，犯不上再利用这股名声不好又颇难驾驭的黑社会势力——自己过去呼风唤雨、纵横捭阖的好时光只怕要成为明日黄花。

然而好事没有出现，立即有消息传来，上海市长一职已由钱大均出任；坏事倒比想象的还糟：杜月笙人还未到上海，上海北站已出现大字标语：“打倒社会恶势力！”“杜月笙是恶势力的代表！”“打倒杜月笙！”惊惶之下，杜月笙临时决定改在南站下车。下车时冷冷清清，没有一名政要迎接。

杜月笙得知，使他一返沪就挨当头一棒是他的门生吴绍澍主使。当过他10年徒弟的吴绍澍如今已是身兼上海市政治军事特派员、上海市副市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等六职的头号接收大员。吴绍澍知道蒋介石“对帮会的长远政策是消灭”的内部精神，他既要和杜月笙脱离瓜葛，又要扳倒杜月笙以树威，因此公开向尊敬了10年的“老夫子”树起叛帜。杜月笙尴尬抵沪后一直等待他的拜见，然而始终不见人影，后来吴绍澍终于上门，杜月笙大喜，抱病热情接待，不料吴绍澍态度倨傲，丢下几句官话即扬长而去。杜月笙的亲信顾嘉棠、叶焯山及杜门中人咬牙切齿，发誓要把“欺师灭祖”的吴绍澍剁成肉泥，杜月笙强压怒气，一一劝止。他很清楚，如今已不是当年。

接着，打击接踵而来。他的门徒谢葆生因汉奸罪被枪毙，他也相救不得；他的总管家、万昌米行老板万墨林被蒋介石的黄埔嫡系、上海警备司令兼市警察局长宣铁吾投进监狱，罪名是“经营私运，垄断市场，操纵物价，资款作弊”；甚至，杜月笙本人后来也被变相扣押。国民党在上海征集“救济特捐”支撑内战，筹款目标无法达到，宣铁吾就变相扣押杜月笙8小时，杜月笙被迫出钱才赎回自由之身。上海市当局已把当年“亲密朋友”杜月笙当成重点打压的对象，杜月笙及其集团的伸展空间大为压缩。他悲哀地看到，昔日左右逢源、一呼百应的黄金时代的确一去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