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节

对的集中指挥；最后，则是大搬家。并且谁不承认这些，就给以惩办，加之以机会主义的头衔，如此等等。无疑地，这全部的理论和实际都是错了的。这是主观主义。这是环境顺利时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急性病的表现；环境困难时，则依照情况的变化以次变为拚命主义、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这是鲁莽家和门外汉的理论和实际，是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博古听着毛泽东的发言，仍然是闷着头在那里记笔记，他没有勇气抬起头。而李德则是边听伍修权的翻译，边不断地抽烟，一支接一支地抽，垂头丧气，神情十分沮丧。毛泽东没有注意博古和李德的表情，他也没有必要根据他们的表情来决定自己的发言策略，因而他越讲越幽默而辛辣，直到讲到最后一个问题，有一段话却引起了会场爆发揶揄的笑声：“拼消耗”的主张，对于中国工农红军来说是不适宜的。“比宝”不是龙王向龙王比，而是乞丐向龙王比，未免滑稽。毛泽东自己也禁不住笑了，唯有博古和李德没有笑。

毛泽东在发言中，不仅对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更重要的是他对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因为他知道，批评一个人如果没有承担起启蒙的任务，那是太不公平的。中国人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只顾得批判，忘却了自己承担的启蒙任务，而启蒙者本身则需要有新的认识，新的思想，新的观念。一句话，就是要有足以启蒙别人的东西，假如没有这种能启蒙别人的东西，那你就没有批评别人的资格。如果真是牢记着启蒙别人的使命，那就没有随意的批评了。 生死攸关的较量(7) 毛泽东没有忘记自己承担的启蒙任务，并且追求着给与会者以更多更深的启发。因而他的发言，犹如一股巨大的冲击波，冲击着每一位与会者，陷入思想混沌的人被冲醒了；关闭思维大门的人被冲开了；极端固守的人被冲垮了；思想清醒的人被冲到了一个新的天地……这神奇的力量，正来自于毛泽东的启蒙。博古，不得不服。李德，不得不服。其他与会者，大有茅塞顿开的感觉。如果没有启蒙，那遵义会议便不会有希望的曙光。那么，面对这位来自湘江岸边的农家子弟，并且有着如此发达的头脑和深邃的思想的毛泽东，与会者将怎样对待他？决定历史的瞬间会议继续进行。

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都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观点与主张。但这次会议并不是一个学术研讨会，各自亮出自己的见解就完事了，要害的是要决定由谁来掌权的问题。权力，是推行政治主张的工具，没有权力的政治主张，就很难得到推行，除非被权力所认同。而这四个人都没有触及这一点。但这并不意味着权力可有可无，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权力太重要、太敏感的缘故，才使他们不轻易提出权力问题。博古不提这个问题，是因为他还想继续充当中共总负责的角色。周恩来实际上早已作出选择，他认为领导红军非毛泽东不可。他在发言中之所以没有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并非他自己有什么野心，而是考虑到谁掌权的问题将要成为这次会议的主要焦点，他要留有调解矛盾的余地，把握会议的走向，他作为党内“元老”，有这方面的政治资本，也有这方面的谋略。张闻天不提权力问题，更多的是考虑推举谁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如果得不到共产国际的支持，事情就不好办了，就可能引起党的分裂。这决定了他不会轻易提出这个人选问题。不过，如果有人提出由毛泽东来主事，他会赞成的。

毛泽东不提人选问题，主要是由其自信心决定的，他相信自己的主张是对的，特别是经过对这次失败的教训和以往成功的经验的比较中，使他真正发现了自己。毛泽东不是神，过去王明、博古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说他是泥腿子，不懂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还真有点理不直气不壮，因为他确实没有像王明、博古那样到过莫斯科的马列主义的高等学府去专门攻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书本。所以，当他自宁都会议遭到排挤以后，他真用功读了不少马克思和列宁的书。现在他发现只会背诵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而不会结合实际去运用，只是机械地照搬，对中国革命的危害更大。王明、博古虽然读了不少马克思和列宁的书，并自喻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结果又怎样呢？毛泽东相信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是对头的。因而他出于对自己的正确估量和一种历史的责任感，相信自己能够挽救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也深信党内多数人和整个红军都相信他有这个智慧和能力。一句话，他相信历史会选择他的。所以，他要让与会者来决定由谁来掌权这个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作为与会的其他人，只要会议继续进行下去，就必须作出选择。历史在这一刻停滞了。选择的结果，正如人们的预期。那么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毛泽东的是谁？

是王稼祥。王稼祥听完毛泽东那极富启蒙性的讲话后，更坚定了他支持毛泽东的决心。他没有等待，没有犹豫，从躺椅上欠起身，很吃力地站了起来，激动地发言。周恩来劝他坐下，他就坐着讲。他的发言不长，除了批判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和军事理论上的错误外，讲了三条：第一条，完全赞同毛泽东的发言；第二条，红军应由毛泽东这样富有实际经验的人来指挥；第三条，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解散“三人团”。至此，王稼祥获得了三个第一：他是从教条宗派集团转变到正确路线方面来的第一人；他是提议召开遵义会议的第一人；他是在遵义会议上继毛泽东之后紧接着发言支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第一人。这“三个第一”，决定了王稼祥这一票的分量。王稼祥作为从王明、博古“左”的阵营中走出来的人，能够如此坚定地支持毛泽东，这本身就宣告了王明“左”倾路线的破产。毛泽东对王稼祥的这一票，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之为“关键的一票”。20世纪70年代初，王稼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又一次检讨了自己在30年代前期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错误，并说自己“为此终生不安”。

毛泽东看完信后，和周恩来谈了很多关于王稼祥的事，并给了很高的评价：王稼祥同志写了一封报告给我，这样的老干部只讲过，不讲功，很难得，应该很快让他出来工作。他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他投了关键的一票。王稼祥功大于过。遵义会议后成立了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嘛，我嘛，你嘛(引者注：指周恩来)，还有王稼祥嘛，夺了王明等人的军权。 生死攸关的较量(8) 王稼祥对毛泽东的这一公正评价极为感动。当然，此时他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并非是为了获得毛泽东的公正评价，而是出于对党和红军的命运负责，投了这“关键的一票”。历史赐给每一个人发挥推动历史作用的机会并不多，就看你是否善于把握历史赐予你的机会。王稼祥当时身负重伤，行动不便，在开遵义会议之前，有人劝他，“你正生病，会议不必参加了”。而他却回答道：“这是头等大事，比我的病还重要，我要坐担架去开会。”他牢牢抓住了参加会议的机会。在会场上，所有与会者站起来都比王稼祥要容易得多，方便得多，但王稼祥却第一个站起来支持毛泽东。

王稼祥如果不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毛泽东，那他这一票的价值无疑地降低了，虽然对历史同样具有推动作用，但其作用的历史回音不免逊色一些。那么，第一个反对毛泽东领导红军的是谁？是凯丰(何克全)。凯丰在会前和会议开始时就很活跃，进行了私下游说活动，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道：教条宗派主义者也想争取主动，积极向人们做工作。会前和会议中，凯丰——即何克全，当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书记——三番两次找我谈话，一谈就是半天，要我在会上支持博古，我坚决不同意。我后来听说，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当王稼祥讲完自己的意见后，凯丰站起来以挖苦的口气讲道：“老毛懂个啥？他懂马列主义？他懂军事？他只会看看《孙子兵法》，翻翻《水浒》、《三国演义》!”凯丰的话，极大地刺痛了毛泽东的心，恐怕他在见马克思的那一天也没有忘记凯丰的话。在事隔三十多年后，毛泽东还多次这样提及这件事：当时党内有同志说我打仗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能照书本？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当时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

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尽管毛泽东后来谈及这件事，心情是很平静的，但当时他却是窝着一肚子的火听凯丰讲话的。凯丰攻击了毛泽东之后，接着又吹捧博古、李德，他不断地引用他早在莫斯科就背熟的马克思的话和列宁的话，以证明博古、李德是完完全全的布尔什维克。毛泽东忍无可忍，他反驳了凯丰，但不像凯丰那样用讽刺和挖苦的语调，而是语调平和地进一步说明了在他心中形成的那条真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只有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实际上，凯丰的发言没有起到他想起到的作用，反而给毛泽东提供了第二次发言的机会，这使得毛泽东的主张更全面更透彻地摆在与会者的面前，因而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和支持。夜，将被黎明取代。毛泽东结束他的“补充发言”之后，博古便宣布：今天的会议到此为止，明天继续讨论今天的议题。人世间没有不散的宴席，同样也没有不散的会议。不过，今天的会议虽然散了，但可以肯定，今天的夜，是一个骚动不宁的夜，是一个令与会者难以入眠的夜。16日，会议仍在夜间进行；17日，会议还是在夜间进行。因为大部分与会者军务在身，白天忙于处理军务，会议只能在夜间进行。

夜间开会，少去了许多干扰，与会者更便于集中精力来思考问题，冷静地发表意见，作出选择。继王稼祥之后，张闻天第二个站出来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发言。他说：“实践证明，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还是毛泽东行。”张闻天这一票也很重要，正像毛泽东后来所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张闻天)、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当然，遵义会议参加者还有别的好多同志，酝酿也很久，没有那些同志参加赞成，光他们两个人也不行；但是，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张闻天的名字就这样被载入了史册。与会者的发言在继续。伍修权回忆说：在我的印象中比较深的是李富春和聂荣臻同志。他们对李德那一套很不满，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批判很厉害。彭德怀同志的发言也很激烈。他们都积极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刘伯承说：“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毛主席是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陈云、刘少奇在发言中，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

朱德发言虽不多，但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丢掉了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这话落地有声，整个会场都在震颤。周恩来在会议上全力推举毛泽东为中共和红军的领袖，并强调说：“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周恩来的发言和倡议得到了朱德、王稼祥、张闻天、刘少奇、陈云、刘伯承、李富春、彭德怀、聂荣臻等与会者的积极支持。 生死攸关的较量(9) 所有与会者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无论是支持毛泽东还是反对毛泽东，唯一保持沉默的是林彪。此时，作为中央红军主力的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是一个很红的人物，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自黄埔军校毕业后，以其聪明才智和卓越战功，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纵队司令、军团长，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著名将领，令国民党将领望而生畏。此时虽然他在党内没担任什么职务，但讨论军事问题，他是有发言权的。这次会议专门讨论军事路线问题，他应该发言。此时，作为毛泽东的得意门生并寄予了厚望的林彪，在这关键时刻，即使不从党和红军的命运出发，只看在他与毛泽东的情谊上，他应该勇敢地站出来为毛泽东呼与鼓。然而，他只是沉默。

沉默，是一种默认，也可能是一种对抗。沉默，令人难以琢磨。林彪在这关键时刻保持沉默，已成为一桩历史公案，人们对此有种种猜测，就连与会者也是这样。为李德担任翻译的伍修权认为：林彪本来是支持李德那一套的，会上被批判的“短促突击”等等，也是林彪所热心鼓吹的……会议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地批判他，他实际上也处于被批判的地位。所以在会上，基本是一言不发的。而当时和林彪搭档、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后来在回忆此事时只是说：“我记得在会上，林彪没有发什么言。”他猜不透，所以就不说别的了。不过，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谈了由于大力推行以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而陷入被动局面之后写道：为了从战术上另找出路，2月14日(引者注：指1934年)，我们军团由我和林彪署名，曾向军委提了一项“关于用运动战消灭敌人的建议”，……这项建议，在我们今天看起来，自然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但是，即使这种局限性的建议，军委也没有接受。……告诫我们要坚决服从军委命令……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还写道：林彪那时(引者注：指1934年)忽然在6月17日发表《论短促突击》文章……对林彪发表这篇文章，我开始感到突然，仔细想想，也不奇怪。第五次反“围剿”

开始以后，大约在1934年2月上旬，李德到一军团来过一次，在干部会上大讲一通阵地战。干部们都听不懂。林彪说：“你们听不懂，这种打法我也不懂，但不懂就学嘛！”突然发表《论短促突击》这篇文章，自然不仅是谈战术，实际上是他这时的一个政治上的表态。林彪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发表了《论短促突击》这篇文章，因为那时的政治气候就是谁不推行“短促突击”，谁就是违抗军委命令。聂荣臻说这是林彪在政治上的一种表态，符合事实。正因为如此，林彪在遵义会议上才保持沉默。如果林彪发言支持毛泽东，否定李德的军事指挥，李德就会把他当初发表的《论短促突击》端出来，可能指责他是反咬一口。如果林彪发言支持李德，支持毛泽东的人也可能把《论短促突击》这篇文章端出来，并指责他早就和李德串通一气了，这无疑将有损于他的政治生命。所以，林彪干脆什么都不讲，听听就是了，这样连毛泽东也没有看出他此时的复杂心态，甚至可能认为他年纪轻，又是自己的老部下，不发言更好一些，不发言也是对自己的支持。林彪鬼就鬼在这里，使他终于闯过了这一关。当然，后来林彪对李德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在遵义会议上遭到无情批判的李德，想起了一向对他很尊敬、很友好的林彪。

他在遵义会议上被解除指挥权之后，李德提出到红一军团去随军行动。这个要求被批准。李德拉着驮满特殊食品的一匹马，兴致勃勃地来到红一军团，没有想到受到了林彪冷冰冰的接待。寒暄之后，林彪指定军团管理科长照顾好李德的生活，说完便不再理他，一甩手离开了李德。这使李德十分恼火。二进遵义时，翻译伍修权去看他，他一肚子气没处发，见伍修权拿了小桌上的一个核桃，勃然大怒：“你为什么吃我的核桃？你和我只有工作关系，没有吃核桃的关系。”虽然林彪保持沉默，没有发言，但在最后的表决中，林彪还是举手支持了毛泽东。这从陈云遵义会议传达提纲的手稿记录中可以看出：扩大会议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引者注：指李德)完全坚决地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由此可见，20位出席者中，除了博古、凯丰、李德，有17位支持毛泽东，这17位中当然也有林彪。在这次会议上，又臭又硬的是李德，并被深深留在了伍修权的记忆里：会议上直接被批判的是博古，批判博古，实际上就是批判李德。

因此，会议一开始，李德的处境就很狼狈，别人都是围着长桌子坐的，他却坐在会议室的门口，我坐在他旁边，他完全像是处在被告席的地位上。别人发言时，我把发言的内容一一翻译给李德听，他一边听一边不断地抽烟，一支接一支地抽，垂头丧气，神情十分沮丧。由于会议的时间很长，前半段会议我精神还好，发言的内容就翻译得详细些，后半段会议时精力不济了，时间也紧迫，翻译就简单些。会议过程中李德也曾为自己和王明等人的军事上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辩护，说自己本来只是作为军事顾问提提建议，是中国同志自己搞坏了。他把责任推到临时中央及别人身上，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毕竟是理不直，气不壮，没有说出什么东西。 生死攸关的较量(10) 会议进入尾声，尽管博古、李德为自己的错误进行了辩护，但局面已经完全明朗化了。于是会议作出了四项决定：一、毛泽东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现在，还有一个最关键最紧迫的问题，就是红军向何处去，虽然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都决定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根据地，但到遵义实地一看，这个地方也不理想。这样，刘伯承和聂荣臻在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对于今后行动方向，伯承和我在会议建议，我们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因为四川条件比贵州要好得多。从我们到贵州看到的情况，这里人烟稀少，少数民族又多，我们原来在贵州又毫无工作基础，要想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实在太困难了。而到四川，一来有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可以接应我们；二来四川是西南首富，人烟稠密，只要我们能站稳脚跟，就可以大有作为；三来四川对外交通不便，当地军阀又长期有排外思想，蒋介石想往四川大量调兵不容易。会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红军的行动方向就这样确定下来了——北上川西北。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发生了变化，除了博古、周恩来、张闻天仍是常委外，此时正在瑞金进行艰苦斗争的原常委项英消失了，排在其后的陈云进入常委，在政治局委员名单上排在最后的毛泽东也进入了常委。遵义会议专门就毛泽东进入常委作出一条决定。看来，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确实受到与会者的高度器重。

不过，毛泽东只是政治局常委，进入了决策圈，但并没有掌握党和红军的领导权和指挥权。这也难怪，直到遵义会议结束时，博古仍没有交出中共中央总负责这个权力。然而，这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变化。“阴差阳错”的权力更迭1月19日，红军撤出遵义，毛泽东骑着一匹大白马走出了遵义城。他实际上已经成为红军最高的指挥者。早在1月11日，蒋介石的黔军总指挥蒋在珍在遵义之北的正安发出的关于遵义动态的电报中称：“遵义设匪军总机关，毛泽东当主席。”蒋在珍用词不准确，毛泽东从1931年11月起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并非进遵义才“当主席”，但蒋在珍的电报意思很明确：“毛泽东当了中共总负责”，因为毛泽东是政府主席这在国民党报纸上早已披露过，已不是什么秘密，蒋在珍更清楚。他的这份电报表明，红军进入遵义后，毛泽东已是红军“总机关”的“主席”，连国民党的密探都已得到这样的情报。后来，红军撤出遵义，第一个回到“柏公馆”的柏章辉的表弟余大勋，却愣住了，这里的一切如旧，二楼的餐桌仍放在原处，四周的木椅也整齐地摆放着，只是多了些简易的木椅和那张藤躺椅。

红军变了，并不像从前那样丢盔弃甲，他立刻意识到红军没有溃败而去，肯定是毛泽东当了红军的头头。余大勋没有猜错，此时的红军确实在由毛泽东指挥。毛泽东被压抑几年的激情，此刻爆发了。他期望着打一个漂亮的大胜仗。这个机会终于来了。据侦察，在贵州西北部与四川交界的小镇——土城，驻守着“双枪”黔军，不过2000多人。毛泽东得知这一情报后，于1月26日在前往土城的途中，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察看地形，决定消灭这股“双枪”黔军，因为在毛泽东眼里，“双枪”黔军是不经打的。在离土城不远的青杠坡村里，毛泽东坐镇指挥，周恩来和朱德在一旁协助。谁知一交手，对方火力很强，人马众多。原来对方是川军，足有1万兵马。结果，导致战役失利。世上没有常胜将军，而毛泽东恰恰在他“复出”后的第一仗失利，尽管这是由于情报错误，但也使得对他甚高的呼声顿时跌落下来。这对他的打击太大了，以至于事隔21年后，毛泽东对土城之败仍记忆犹新。1956年9月，他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会议上历数他的“真错”时，说：“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