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节

，当时就有了中央队“三人团”的说法。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当初王明为了加强对中央苏区的控制，派了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的“三人团”；长征开始前，博古为便于控制，组成了李德、博古、周恩来的最高“三人团”。现在又有了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这三人形成的中央队“三人团”。眼下，中央队的“三人团”是“偶然”形成的，没有决定权，甚至这三人在一起行军的权力李德都要夺去。现在，李德已无法将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这三人分开，命运已经把他们拴在了一起。 红军向何处去(1) 红军在没有走出瑞金之前，最高“三人团”就确定了红军的去向。这就是到湘西与红二军团会师，那是贺龙的部队。1932年秋，在蒋介石的重兵“围剿”下，贺龙不得不率红二军团退出洪湖地区，前往湘鄂边界，暂避强敌，到了1934年6月，便转移到地广人稀的湘西黔东地区。最高“三人团”并不知道红二军团具体在什么地方，但在广昌战役失败，瑞金难保的情况下，只能退却向贺龙部队靠拢，建立新的根据地。为了探明这条退却之路，便派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由江西向湘西挺进。当博古、李德得知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会合的消息，便认定红六军团走过的路，就是红军主力的西征之路，并决定红军主力“大搬家”

，搬到贺龙那里。然而，蒋介石不是笨蛋，他很快判断出红军主力西征的意图，并制定了“剿匪计划”，布下了口袋，等待红军往里钻。于是，红军向何处去就成为党内斗争的焦点。毛泽东三次谏言遭拒绝红军走出瑞金已经一个多月了，冲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但走得异常艰难，有二万多红军被蒋介石吃掉了。但李德、博古仍不改初衷，非要在预定的地点越湘江天险不可。蒋介石也就倚仗湘江天险，筑起了第四道封锁线。毛泽东看着红军队伍一天比一天少，心急如焚，如果像这样走下去，红军是没有前途的。他虽然失去了参与谋划军事的权力，但出于对中国革命负责，对红军负责，仍然不时地提出自己的建议，但都被李德、博古拒绝。就这样，军事上的分歧上升到了政治斗争。当红军到达湖南宁远地区之后，敌情越来越严重，蒋介石布置了五路大军，100个团，40万人，在湘江东岸、广西北部一带追堵红军。蒋介石命令各军：“力求全歼，毋容匪寇再度生根。”面对这极严重的形势，毛泽东提出关于红军进军方向的建议：红军主力不要过潇水，不要攻道(县)江(华)。应沿潇水东岸经保和圩、雷家坪等地，攻占零陵的粟山铺，再向东北攻祁阳，过湘江，在两市镇或宝庆一带与敌决战。

然后再返回中央革命根据地去。毛泽东这个建议的意图，就是打乱敌人的阵脚，寻找有利的时机、地点与敌人决战。然而，这个具有战略眼光的建议，被李德、博古拒绝。在李德的心目中，毛泽东算什么，不就是一个乡巴佬吗？没有他照样能闯过去，第一、二、三道封锁线不是闯过来了吗？其实，第一道封锁线的突破，全靠了毛泽东。那还是在长征前，毛泽东在会昌期间，与粤赣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住在一起，共同分析了广东军阀陈济棠与蒋介石的矛盾。陈济棠曾三次通电反蒋，力图保住广东这块地盘，永居“南霸天”宝座。陈济棠深知蒋介石为人奸诈，反复无常，居心叵测。蒋嫡系部队在镇压十九路军后，屯兵闽西南地区，对广东虎视眈眈，蒋介石还以重金收买陈济棠的部下，陈济棠大为震惊。他看出蒋介石让他进攻红军是“一箭双雕”，“借刀杀人”之计。但因蒋介石实力强大，控制了南京中央政府，陈济棠只得暂且俯首听命，派兵围堵红军，但并不真想替蒋介石卖命，消耗自己的实力。因而，他表面上摆出继续进攻红军的架势，以骗取蒋介石供应他的军饷，暗地里却派人前来同红军作试探性和谈，采取“外打内通”、“明打暗和”的策略。

最后毛泽东对何长工作了这样一番交代：我们要吸取福建事件的教训，善于利用陈、蒋的矛盾，粉碎敌人的“围剿”，壮大自己的力量。但是，也要提高警惕，军阀毕竟是军阀，要“听其言，观其行”。总的是要摆正“打”和“和”的关系，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来的。我们要善于利用敌人的矛盾，壮大自己。毛泽东还交代：要向陈的部队和敌占区人民开展强大的宣传攻势，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毛泽东的一席话，使何长工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并照着去做了，使陈济棠看到了红军的态度。时隔不久，红军要转移，要突破的第一道防线，便是陈济棠的防守部队。事又凑巧，就在这时，陈济棠电约红军派代表举行秘密军事谈判，并点名让何长工去谈。这样，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决定派何长工为谈判总代表、潘汉年为副代表，前往白区与陈济棠的代表谈判。在谈判中，何长工以毛泽东的思想为基础，使谈判取得了成功，达成了如下协议：1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2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因无线电不保密)；3解除封锁；4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5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我们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40华里。

我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护照。正因为达成了这个协议，红军转移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时，比较顺利，只损失了3000多人。也正由于红军保存了实力，才有可能突破第二、第三道封锁线。但损失却越来越大。就是这样一个局面，却成了李德拒绝毛泽东建议的资本。尽管如此，毛泽东以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以革命利益为重，始终密切关注着党和红军的命运。当我军占领道县以后，毛泽东又一次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红军向何处去(2) 红军应沿潇水西岸北上，攻板桥铺、渔涛湾、华江铺、双牌、富家桥，再向西攻零陵，过湘江向北取冷水滩，越过湘桂铁路，进军宝庆，诱敌决战，夺取反“围剿”的胜利。对毛泽东的这一正确主张，李德、博古仍然不屑一顾，顽固地坚持他们的既定方针，按照蒋介石算定的路线走，硬往蒋介石布置的陷阱里钻；他们仍然坚持从桂北渡过湘江，夺路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他们似乎非到贺龙那里，红军就活不下去了。当然，如果能与贺龙会合，也确是一件好事，整个红军就可以形成一个拳头同蒋介石作战。但眼下会合的时机和条件还不成熟，需要付出很大代价，甚至要冒全军覆没的危险。而李德、博古没有看到这一点，就像拖儿带女奔娘家一样，不要命了。

11月25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我军兵分两路渡湘江，渡河点选在界首和凤凰嘴之间，以红一军团为右翼，红三军团为左翼，红五军团为后卫，八、九军团等部为侧应，从后卫和两翼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渡过湘江。但就在这时，蒋介石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红军在全州过湘江时，一举将红军全部消灭在湘江。面对如此的严重情况，毛泽东坚决反对李德、博古在全州南面强渡湘江的错误主张。这正像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所述的那样：“我建议，从南面绕过全县，强渡湘江，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之后，立即向湘桂黔交界三角地带前进，……毛泽东粗暴地反对这个建议……”当红军进入广西时，毛泽东第三次提出了改变进军方向的建议，并向中央郑重地提出：红军从文市北上攻占全县后，不要渡灌水，也不要在界首渡湘江爬越城岭，而应该在黄沙河过湘江，经庙头，攻白牙(今东安)，沿夫夷水东岸北上直取宝庆。接着可以向东攻两市镇、永丰，也可以继续北上攻醮溪(今新邵)，再穿过湘中丘陵，攻打蓝田，并在此摆开战场进行决战。待粉碎“围剿”之敌后，或在湖南中部建立革命根据地，或返回中央苏区。在这最后的关口，李德、博古依然没有采纳毛泽东的这一建议。这样，红军血染湘江就不可避免了。

红军一路激战向着湘江挺进。11月28日，空前激烈的湘江之战开始了。界首，一个不足500户人家的小镇，东临湘江西靠大山。一时间，这个弹丸之地成为红军临时司令部的所在地，博古、李德坐镇指挥，周恩来则在湘江对岸组织渡江。朱德虽是红军总司令，但被排斥在最高“三人团”之外，只能遵照“三人团”的指令行事。毛泽东连发言权都没有。蒋介石在给他的将领们下达命令时，则引用了战国兵家尉缭的话：“众已聚不虚散，兵已出不待归；求敌若求亡子，击敌若击溺人。”蒋介石还要求部下，依托有利地形，发挥优势兵力，上下同心，追得上，堵得住，打一个歼灭战。蒋介石的那些形合神不合的将领们，见时下已有利可图，也都非常卖命，要抢先捞取消灭红军的功劳。就在湘江把红军切成两半的时候，蒋介石下达了总攻的命令。兵书上所谓的“半渡而击”，是最厉害的一招。一时间，静静流淌的湘江，一下被拖入了从未有过的喧嚣。黑压压的机群，一波一波地轰炸，那不知从何方飞来的炮弹，也落在了渡口，落在了湘江。江中掀起的是水柱，岸边扬起的是尘土，那水柱和尘土被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了，像火山喷出的岩浆一样，落下来便是一条鲜红的血河。

江面上，漂着一具具戴八角帽、穿列宁式制服的红军战士的尸体，这一次漂走了三万余名红军官兵。湘江，是毛泽东少年时代梦中的河，他万万没有想到，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恰在湘江亲身经历这般悲惨的一幕。毛泽东的肺都要气炸了。他再也不能容忍李德的瞎指挥，再也无法容忍他“崽卖爷田”了。因而，在一江鲜血还没有流去的时候，毛泽东就尖锐地提出：“要讨论失败的原因!”败北后的最高“三人团”胜利时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失败后的心情却各有不同。红军主力虽然渡过了湘江，但伤亡损失过半，由从瑞金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到现在的三万多人。湘江大败，在红军中激起了极大震荡和不满。博古、李德受到了全军上下的强烈指责。从广昌失败引起的怒火，此时在红军官兵胸中炽烈地燃烧着。那么，作为最高“三人团”，他们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吗？李德面对红军官兵投来的愤怒的目光，心烦意乱。但他此时不是为那一江鲜血而感到不安，而是他将来回到莫斯科不好交代，他知道斯大林的厉害。他本想在中国这块地盘上大展宏图，不料想弄到这般地步。李德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有些绝望。

实际上，他从前的想法太天真了，他以为在苏联不可能有他大展雄才的天地，到了中国就可以铺下前程似锦的路，但中国不是苏联，更不是西方，更何况他连中国话都不会说，对中国又能知多少？这是他的可悲。现在，他知道自己的一切都不那么妙，心里很不是滋味。有一天，他见到周子昆和妻子曾玉说着什么，便指着周子昆吼道：“你带的什么兵？整个部队都叫你带没了，可老婆还带着!” 红军向何处去(3) 周子昆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弄得摸不着头脑，愣在那里不动。“红三十四师全师覆没，你这个师长还逍遥自在!”李德继续指着周子昆的鼻子吼着。周子昆这才明白，是李德搞错了。周子昆的确当过三十四师的师长，那是1933年3月至1934年2月间的事，在他离任之前几个月，李德来到中央苏区，所以他有这个印象。他离任后，已经有过两任师长，接替他的是彭绍辉，一个多月后，又由陈树湘接任师长。但陈树湘却在湘江战役中光荣牺牲了，很壮烈。那是1934年的12月10日，陈树湘在战斗中因腹部中弹而被俘，他把自己的手伸进腹部伤口，忍痛绞断肠子，牺牲于押往敌军指挥部的途中。周子昆刚要张嘴解释，李德就要警卫班把他绑起来，送交军事法庭审判。

可警卫班的同志就是不肯动手，李德大为恼火。好在毛泽东当时在场，博古也在场，只是博古默不作声。“把周子昆交给我处理好了。”还是毛泽东解了围，他挥挥手，让周子昆走了。博古见此情景，深知李德心中的不快，便把他的中国妻子萧月华从休养连里调来，安慰这位狼狈不堪的顾问。本来，按红军的行军纪律，女战士集中在休养连，行军途中是不准与丈夫生活在一起的，但为了安慰这位顾问，博古也只得破例了。然而，萧月华的到来，也只是给李德送来了“出气筒”，她被李德无端地揍了一通。萧月华是在苦水中泡大的。小时候，父母迫于子女太多，养活不了，就把她送给一个姓杨的家里当童养媳。13岁那年，她就到广东海丰县一家布厂当童工。在那里她结识了彭湃夫人蔡素萍，受到了革命影响。1926年，刚满16岁的她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此后不久，她就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担任她家乡大埔县的妇女部长。1931年成为少共闽粤赣特委负责人。1932年8月到瑞金，在少共中央文书科担任文书。不幸的是，她竟成为博古的牺牲品。李德刚到瑞金时，独身一人的他，不甘寂寞，便按西方的那种方式，讨好少共中央一位领导的妻子，不时给她送一些礼物。

这种做法在中国是一个极为敏感的事，当博古知道这件事后，生怕这位洋顾问在红都惹出桃色新闻而身败名裂，如果真到了那种地步，博古就失去了靠山。正因为如此，博古才急忙给他找了一个中国姑娘做他的“妻子”。这位姑娘就是萧月华。受命在中间说媒的是在中央妇委工作的李坚真。萧月华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也不算漂亮，在今天一些姑娘们看来，她能做这位特殊洋人的太太，已是偷着乐的事儿了。但此时的萧月华难以接受，因为她经常见到李德，给她的印象李德是一个热情下面掩盖着冷酷的洋人。尽管如此，迫于博古的压力，她不得不去完成这一“政治任务”。少共中央所在地与李德的住处只有数步之遥。开始，萧月华只得遵命夜里去“照料”李德，白天就到少共中央工作，这是属于那种公开的秘密。后来就彻底公开了，萧月华被正式调到李德处，也正式做了李德的妻子。在一起生活的结果，不幸被萧月华言中，虽然她竭尽所能来照料李德，而李德竟常常怀疑她偷吃面包，又是打又是骂，萧月华受着皮肉之苦。萧月华多次向博古诉说自己的痛苦，并要求离婚。博古当然不能同意，以“服从组织”来迫使她维持这场政治婚姻。

如今，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萧月华应博古的召唤，例外地从休养连来李德身边受皮肉之苦。好在战事急，没几天，萧月华脱离了苦海，回到了休养连。李德彻底失去了昔日的威风，连发脾气的对象也没有了。面对惨败，面对数万名红军的死伤，博古的心情与李德不一样，他的良心受到了震撼。因为他毕竟还是中国人，毕竟还是一名中共党员。博古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是他自己造成的。在他春风得意的时候，他做错了两件事。本来，他与毛泽东没有个人恩怨，甚至在他到达瑞金前，还不曾和毛泽东谋过面。在上海时他也没有亲自出马批判过毛泽东。他完全可以和毛泽东合作。然而，他却惟恐毛泽东取代他，便无缘无故地批所谓的“罗明路线”，想引蛇出洞，把毛泽东排挤出去。但毛泽东对此却一直保持沉默，没有公开与他作对。就这一着棋，博古就已经成为失败者了。到了红军转移这样重要的时刻，博古最需要的是毛泽东这样的人，而不是李德，但他却把红军的最高指挥权交给了李德。对毛泽东适时提出的正确建议，又一概不予采纳，这就注定他的悲剧命运。这是他做错的第一件事。博古做错的第二件事，则是执行了王明的路线。虽说王明指定博古临时负责中央的工作，但既然是负责人，那你就得负起这个责任。

如果说中央还在上海的时候，因远离中央苏区，许多实际情况还不了解，执行王明的路线还有一定的客观原因。但当他到了苏区以后，却没有把心思用在研究中国革命的问题上，也没有广泛听取党内外人士的意见，只是王明怎么说他就怎么干。这也注定了他只能是一个失败者。就因为他做错了这两件事，给红军带来了几乎是毁灭性的灾难。博古也感到这个责任他难以担当。是啊，一个政治集团的领袖，特别是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人类最先进的政治集团的领袖，不是人人都可以当的，必须具有相应的才能、品质和胆略，才能胜任。现在，这些对于博古来说，都是马后炮，对惨败的局面已无回天之力，他无法解脱心中的痛苦，甚至有过自杀的念头。如果不是聂荣臻及时劝说，就可能自决了。后来，聂荣臻把这一幕记录了下来： 红军向何处去(4) 博古同志感到责任重大，可是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在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瞎比划。我说，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不是瞎闹着玩的!越在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经过聂荣臻的劝说，博古才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并且还打算继续干下去。怎么继续干下去？

他想来想去，没有勇气放弃原来的设想，如果放弃，那就意味着自己已经彻底失败。人，在没有认识自己错误的时候改变其错误做法比上天还难。最高“三人团”里还有周恩来。他在“三人团”里的职责，就是督促军事计划的执行，所以红军开始转移后，他就忙前忙后，向各军团指挥员交代如何执行作战计划。在突破第二道封锁线之后，他亲自跟随先头部队的红一师的三团行动。当时担任这个团党总支书记的萧锋回忆道：一天早晨，部队在广东归仁、长江圩北一个茂密的树林里小憩，周恩来副主席和刘伯承总参谋长来到我们红三团。周副主席穿一身灰色军装，披一件旧黄布雨衣，脚上穿着草鞋。从他那张消瘦的脸上，大家都知道他是够劳累的了。周副主席、刘总参谋长交代任务后，就加入到我们团直属队的行进行列中去了。在急行军中，周副主席很少骑他那匹黄骡子，经常将骡子给害病的战士骑或驮武器。他利用行军小憩和防空时间，找机会同战士拉家常、讲战史。中午大休时，他也是边吃饭边回答干部战士提出的各种问题。一宿营，周副主席总是找机会到连队看一下指战员，十分关心战士的思想、生活。来到团部，他总不忘告诫我们及时查看地形，研究敌情，规定紧急集合场，调查行军路线。

常常是他刚回到自己的住房，还没有来得及休息一下，参谋人员又送来了电报、文件。团领导向他汇报，他总是边看文电，边听汇报，并迅速准确地加以处理。夜里，我们这些青年人一躺下就睡着了。当时半夜起来检查内外警戒时，可以看到周副主席屋里的小油灯还在亮着。周副主席跟三团行动期间，经常看到他通宵达旦地工作，却看不到他一丝一毫的倦意。那充满血丝的眼睛，始终闪烁着充满精力的光辉。湘江惨败之后，周恩来很疲倦，心情格外地沉重，好像不是原来的他了。他觉得自己作为最高“三人团”的成员之一，当然也有责任，因而他面对红军在湘江的失败，除了痛心之外，更多地是在反思。他认为现在最要紧的是如何挽救红军。最高“三人团”在失败面前，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心态。那么，这最高“三人团”还能继续维持下去吗？初次正面交锋过了湘江，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要讨论失败的原因”，周恩来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只是湘江惨败后，损兵折将，蒋介石的军队又尾追甚急，无暇顾得上开会。周恩来许诺稍微安顿一点的时候召集会议，加以讨论。是的，红军现在仍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迫切需要甩掉后面的追兵，而目前甩掉追兵的唯一办法，只有钻大山了。天无绝人之路。

过了湘江，前面就是桂北的高山密林。12月11日，红军走出高山密林，攻占了通道县城。通道，名副其实，虽然它是湖南西南端的一个县的镇子，但它地处桂、湘、黔三省交界之处，是通往东西南北的一个通道。红军如今到达这里，从地理上看，是红军必须作出选择的一个地方。因为向北可以进军湖南，向西则可以挺进贵州，向南还可以退回到广西的群山之中。周恩来并没有忘记他给毛泽东许下的承诺，也许他看中了这个地方。12日，周恩来在这里主持召开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会场设在城外一个农民家的厢房里，因为当时这家农民正在举行婚礼，所以不能在正堂里举行这次会议，但却时逢一个喜庆的日子。也许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要从这里转弯。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参加了这次会议，史称“通道会议”，而李德把这次会议称为“飞行会议”，因为军情紧急，红军只在通道城停留了一天，便匆匆赶路了。无论称什么会议，都是后来的事儿了。现在通过参加会议的人员可以看出，这是一次“三人团”对“三人团”的会议。因此，激烈的交锋也在所难免了。会议开始后，周恩来要求与会者讨论以后的作战方案。讨论未来，就离不开回顾过去。

因而大家在讨论中就自然触及到过去的作战计划。就在这时，李德坐不住了，他急急忙忙地说出了自己的主张。正像他在《中国纪事》写到的那样：我们举行了一次飞行会议，会上讨论了以后的作战方案。在谈到原来的计划时，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