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节

席、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1931年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长兼内务部长、江西省党团书记等职。这两个人中，只有古柏在寻乌县工作过，但那已是很早的事情了。当然，这两个人与邓小平、毛泽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抵制王明和博古他们那一套。其实，博古看得最重的还不是这个，而是谢唯俊和古柏与毛泽东有密切的交往，并且他们俩的名字都曾出现在毛泽东的文章里面，这是有据可查的。

毛泽东在《农村调查》中就提及他俩的名字：1930年11月18日，红军放弃吉安，19日我和古柏、谢唯俊二同志从吉安往永丰属之蘅田，会合红军主力，21日经水南到白沙。在木口村吃午饭，调查了村府委员的成分及本村所杀反动分子的成分。此次古柏、谢唯俊与毛泽东同行，是因为他俩当时都是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完全是工作需要。当然，人都是有感情的，在一起相处的日子长了，关系也就密切了，尤其在那艰难困苦的年代，大家在一起同舟共济，相依为命，特别需要感情的融洽和慰藉。更何况，古柏、谢唯俊与毛泽东早就相识了，并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谢唯俊是1928年随朱德、陈毅部队上井冈山，在红军中担任连党代表、营党代表、一纵队政治部主任。后来他成为总前委秘书，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他任江西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红军独立五师师长后，还与毛泽东经常保持通信联系。而古柏是在1929年1月31日，朱毛红军急行军途经寻乌县菖蒲区，古柏连夜赶去，与毛泽东见面，他给毛泽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所以，毛泽东在1930年5月去寻乌进行调查工作时，就急着找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这一次，古柏与毛泽东朝夕相处了二十多天，结下了很深的友情。

毛泽东也一直没有忘记他，并且在自己写的《寻乌调查》中，两处提到古柏这个名字，而且还不是一般地提一提：在全部工作中帮助我组织这个调查的，是寻乌党的书记古柏同志。我是下决心要了解城市问题的一个人，总是没有让我有了解这个问题的机会，就是找不到能充分地供给材料的人。这回到寻乌，因古柏同志的介绍，找到了郭有梅和范大明两位先生……就因为这些，博古后来就将邓、毛、谢、古捆在一起推出来批，并指责他们是“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博古的批判不断升级，批判大军也在不断扩大。有的是别有用心地批，也有的是善意地批，还有的是盲目地批，稀里糊涂地批。当时有个叫罗迈的人写了两篇文章，其中一篇《试看邓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评》，火药味很浓，但这个人1933年3月才从苏联回国到达苏区，新来乍到的他，见别人在批，他生怕落后，也急忙批起来。博古见他批得积极，便带他一同去参加江西省委的工作总结会议，对邓、毛、谢、古进行批判。果然，他在大会上慷慨激昂地说：“江西的罗明路线，是一条反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条与党的进攻没有丝毫相同而全相反的路线。这条路线根本不相信党的力量，不相信群众的力量。

因而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走上了悲观失望的取消主义的道路。” 乱云飞渡的岁月(10) 罗迈万万没有想到，由于这一错误批判给自己留下了终生的遗憾，由此在心里形成的一种深深的内疚，在他后来的回忆中已淋漓尽致的流露出来：参加会、寻、安活动分子会议后，我还是弄不清楚反“罗明路线”与毛泽东有什么关系。有一天，博古来找我：江西省委要在宁都开扩大会议，你同我一起去。我就同他一起去了。到了宁都，博古找省委负责人谈话，要我在旁边听。那时江西省委书记是李富春。博古说，毛泽覃、谢唯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还不满，这是派别活动。当时他还没有提到古柏的名字。古柏是在扩大会议上展开斗争时才把他找来的。后来博古要到前线去，叫我留下参加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到这时，我才知道福建反“罗明路线”、江西反邓、毛、谢、古，与毛泽东有关系。这四个人中我有两个熟人，即邓小平、毛泽覃，其他两人我当时不认识。我错误地认为王明“左”倾路线是正确的，所以我是积极参加了反“江西罗明路线”斗争的。我一次、两次、三次地提出要他们作检讨。……这是我一生中犯的一个大错误。反“罗明路线”，无论在福建还是在江西，矛头都是指向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

然而，我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是错误的。正是有了这些不同心态的批判，打击面也在不断扩大，许多人都因此受到批判和处分。中共福建军区司令员谭震林、苏维埃主席张鼎丞被撤职；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的密友何叔衡，被指责为“右倾”；……并且，博古把反“罗明路线”同已进行长达几年的苏区“肃反”结合起来，使大批的中共优秀干部被清洗或被处理。后来，博古反思道：“更沉痛的，是由于路线的‘左’倾错误，宗派主义干部政策，再加上一个错误的肃反政策，而使许多同志，在这个时期中，在这个肃反下面被冤枉了，这是无可补救的损失。”1933年5月5日，经中共临时中央批准，中共江西省委作出《对邓小平、毛泽覃、古柏、谢唯俊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内称：“邓小平同志对他自己机会主义路线的派别观念的全部，始终是隐藏的。”这个决议还作出了如下规定：省委最后一次责成四同志执行下列工作：(一)必须向党作第三次申明书。(二)邓小平同志，必须无保留地揭发他由第七军工作起，经过党代会、经过会、寻、安工作，直到写第二次声明书为止，一贯的机会主义错误和派别观念，以至派别活动，再不允许作任何掩藏。

(三)谢、毛、古三同志，必须向党忠实地从历史根源起，彻底地揭发反党的小组织活动，和小组织的形成，以及全部机会主义政纲，同时必须采取必要的办法，宣布小组织的解散。(四)四同志在省委所指定的群众工作中艰苦地担负起自己的任务，来表现忠实地为党的路线而坚决斗争!这个决议，目的就是要让这四人把博古认为的毛泽东是小组织的头目供出来，如果当时他们四人中有一人违心地编造事实，说毛泽东是他们的头目，那毛泽东的政治生命可能就到此结束了。好险啊!所以，毛泽东没有忘记。1972年8月14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在这封信上是这样批示的：邓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这是后话。那么，当时在批“罗明路线”期间，毛泽东在干什么呢？毛泽东在汀州休养了三个多月后，回到瑞金。1933年2月10日，博古代表中共临时中央，责成毛泽东负责领导“查田运动”。所谓“查田运动”，是认为中央苏区农村由于受“富农路线”的影响，有些地方划错了阶级，导致土地分配不合理，需要在农村开展“清查阶级、清查土地”

运动，这就是“查田运动”。实际上，“查田运动”用不着像毛泽东这样的领导人去管，只须“土地人民委员”，也就是土地部长去做就行了。看来，安排毛泽东去管这项工作，也是大材小用了。其实，令毛泽东痛苦的不在于“大材小用”，而在于让他自己去纠正所谓的富农路线。毛泽东意识到了自己的危险处境，只得服从，便把主要精力用在了“查田运动”上。在这次人为制造的反“罗明路线”斗争中，邓小平被撤销了省委宣传部长职务，给予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毛泽覃被撤销军内职务；谢唯俊被处分调离工作；古柏被撤销职务并给予“最后严重警告”处分。不过，邓小平被撤职以后，博古仍不放过他，把他关进了禁闭室，受到不人道的待遇。美国记者索尔兹伯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一天，在被卫兵押回禁闭室的路上，他遇到了陆定一的妻子唐义贞。“我饿坏了。”邓小平对她说，“肚子根本吃不饱。”她可怜他，花一块银元买了两只鸡。做好后，她给卫兵捎了个信，要他们把邓小平带到她的住所吃饭。邓小平吃了一只，把另外一只拿回禁闭室。邓小平遭受着苦难，当时毛泽东的日子也很不好过，他被压抑得喘不过气来。在批“邓、毛、谢、古”的声浪中，博古还要追查所谓“小组织派别活动”。

博古口出此言，谁还敢接近毛泽东？而毛泽东也觉察出这令人窒息的风声，便不再与别人单独往来，甚至很少与别人说话，他怕牵连别人。落到这个地步，其痛苦程度可想而知。三十年后，毛泽东还向外国友人说起过这段最痛苦的时期： 乱云飞渡的岁月(11) 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们反对那一套过“左”的政策。我们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6月上旬，毛泽东出席了在宁都召开的中共中央局会议。也许是宁都勾起了他的痛苦的回忆，也许是反“罗明路线”的浪潮稍有些平缓，便对前次宁都会议提出了批评，并对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提出申诉。他说：“前次宁都会议对我的批评和指责是没有道理的。明明我是对的，却硬说我错了，这哪还有什么是非，这不是有意整人吗？”会场一片寂静，大家都把目光投向了博古，而博古却一言不发，沉默了许久，他才说今天不讨论这个问题。于是会议继续进行。

毛泽东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博古的不安，他预感到有些不妙，虽然会议仍旧进行，但他的心却被毛泽东的一席话紧紧地揪住了。会议临近结束，博古在作会议结论时，提起毛泽东与前次宁都会议这个话题，他不能不提，不提就是一种默认，而默认就意味着要给毛泽东平反，这是绝对不行的。因而他如此说：“前次宁都会议是对的，如果没有那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说完，他便宣布散会。毛泽东想结束自己的痛苦时期，但没有奏效。此后，毛泽东仍一直保持沉默。然而，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此后，博古心间的危机感加重。然而，不在危机中升腾，就在危机中坠落。历史，在这种痉挛中艰难地前行。博古没有拉住梦的手博古虽然有王明在背后撑腰，但毕竟远水解不了近渴，所以整日忧心忡忡，惟恐毛泽东的影响超过他。他甚至想，如果王明在身边就好了。无论怎样，博古毕竟年轻，且不懂军事，现在又面临着蒋介石第五次对苏区进行“围剿”的严重时刻。他意识到，如果这次反“围剿”失败，毛泽东取代他是必然的。因而他做梦也在想能有一只手帮助他做好中共中央总负责这个工作。但苏区还没有这样一只手。博古在焦虑地等待。形势越来越严峻。

自1933年4月以来的几个月，蒋介石都在忙着调集军队和飞机用于第五次“围剿”，其中有50万大军用于江西，以求“剿灭”中央苏区。一切部署妥当之后，便于同年的7月18日登上庐山，亲自给参与“围剿”的军官面授机宜。7月24日，博古主持下的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的决议》。内称：五次“围剿”是更加剧烈与残酷的阶级决战，……五次“围剿”的粉碎，将使我们有完全可能实现中国革命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虽然口号提得响亮，但博古心里却不免有些胆怯，他知道这不是耍儿戏。当他等到9月，苏区来了个德国人。此人名叫李德。他的本名叫奥托·布劳恩。李德是他的化名，意思是姓李的德国人。他还有个化名叫“华夫”，意思是中国的男子汉。李德这个人，颇有些传奇经历。1900年9月28日出生于德国慕尼黑附近的伊斯曼尼格镇，他的童年是在孤儿院度过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14岁的李德应征入伍，两年后，李德在作战中被俄国军队俘虏，送往西伯利亚进行改造，这竟成了他命运的一个新起点。“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德加入了苏俄红军，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并于1919年加入德国共产党。

1924年，他在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从事情报工作。就在这一年，24岁的李德做了新郎。1926年，当他准备再过8天就过自己生日的时候，他和妻子双双被捕。妻子3个月后获释，而他被囚车送入莫阿比特监狱。18个月后的一天，他居然成功地越狱，并秘密逃往苏联。博古很清楚，李德只是一个“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李德自己对此也很清楚，正像他在《中国纪事》中写到的那样：博古和洛甫动身前，要求尤尔特同志(即阿瑟·尤尔特，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的代表)将我也派到苏区去，尤尔特问我对此有何意见。……我表示同意去苏区，但提出一个条件，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一个相应的指示。尤尔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发出了几封电报。1933年春天，他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大意是：我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其他的命令和指示我没有得到。但李德到瑞金的当天晚上，博古、张闻天就跟他进行了长谈，即把军事指挥权交给了李德。李德在他的《中国纪事》中证实了这一点：当天晚上我们还规划了一下我的工作范围，我们一致同意，由我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等问题。博古为什么如此器重李德？

原因只有两条，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让他指挥红军，也等于共产国际在指挥红军，这是其一。其二，李德是军事顾问，而博古对军事又是一窍不通，他相信李德的军事天才。正因为如此，李德的到来，博古真正抓住了梦的手，心里踏实多了。 乱云飞渡的岁月(12) 于是，博古把李德抬到了红军主帅的位置，但如此把整个红军的命运系在一个外国人身上，这本身就意味着悲剧的开始。尽管如此，博古仍觉得毛泽东碍事，放心不下，便想办法要把他支走。毛泽东因受到博古的排挤而被架空，只当了个空有虚名的政府主席。他此时想到了红军的命运，心情郁闷，导致病魔缠身。博古见此机会已到，就建议毛泽东去上海疗养。而李德则建议他去莫斯科休养。毛泽东当然看出了他们的用意，执意不依，并说：“我不离开苏区，不离开中国。我身体还可以，就到会昌去休息吧!”对此，博古只得点头同意。其实，博古如此器重李德这样一个外国人，排斥洞悉中国情况的土生土长的毛泽东，并不是一个高明的政治家所为，更不能使他抓住梦的手。博古真正能抓住梦的手在哪里？在历史提供的机遇中。说起机遇，机遇就来了。

1933年11月20日，一个爆炸性的新闻从瑞金的东面传来：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和国民党内一部分反蒋势力李济深等，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同蒋介石决裂。这个事变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早在1932年1月，在东华山养病的毛泽东，从报纸上看到1月28日日本军队突然进攻上海和上海军民奋起抗战的消息，抱病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起草了《对日战争宣言》，郑重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向全国工农兵及一切被压迫民众宣言：要真正实行民族革命战争，直接与日帝国主义作战，必须首先推翻帮助帝国主义压迫民族革命运动、阻碍民族革命战争发展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由于这个宣言没有提“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所以拖到4月15日才得以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这个宣言发布以后，在全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福建事变的发生，便是这一宣言影响的必然结果。这极大地动摇了蒋介石的统治。

因而，蒋介石迅速从“围剿”苏区的前线抽调九个师入闽，讨伐十九路军。这个机遇，对博古来说，没有第二次，抓住了将使党和红军乃至整个中国的民族革命出现转机。毛泽东看出了历史提供的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立即向临时中央建议：以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包围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如果按照毛泽东的建议实施，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大本营也许就不会设在荒凉的陕北，更不会被迫进行艰苦卓绝的长征。蒋介石最担心的是红军挥师东进，援助十九路军。令人痛心的是，博古由于推行王明的极“左”路线，使他的政治眼光更加浅薄，竟认为像十九路军这样的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同时，他还担心和害怕红军转向敌人统治区会丢失根据地，便拒绝采纳毛泽东的这一建议，以至于红军未能主动及时地援助十九路军，并错失了粉碎敌人“围剿”的有利战机。博古帮了蒋介石的大忙，让蒋介石躲过了一劫。

失去这次机遇，就决定了博古的政治生命的走向，决定了党和红军的走向。福建政府由于没有得到红军的援助，势单力薄，孤立无援，很快被蒋介石压下去了。蒋介石从容地解决福建事变之后，便回过头来集中兵力对付红军。1934年4月，蒋介石调集十一个师直接向中央苏区的北部大门广昌推进，实行“进得一步，即守一步”，“稳稳推进，步步为营”的堡垒战，在中央苏区周围，竟有5000多座钢筋水泥构筑的堡垒。博古把毛泽东支走以后，便和李德一起去广昌前线。早在1933年12月，李德以便于统一指挥为名，将原方面军前方司令部撤回瑞金，另组临时司令部，博古亲自任政委，李德实际上就是司令。调集了红一、三、九军团的九个师，死守广昌。李德提出“以堡垒对堡垒”和采用“短促突击”的战术，于是红军在广昌也建造堡垒，可红军没有钢筋水泥，只得用木头作架子，垒上泥土，就算是堡垒了。广昌战役的开始，标志着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的决战时刻已经到来。然而，经过数十天的决战，红军伤亡5500余人，占参战红军的五分之一。而国民党军队只死亡600余人，伤1800余人，不及红军的一半。4月28日，红军被迫撤离广昌这个中央苏区的北大门。

博古、李德亲自指挥的这场战役，以失败而告终。当广昌失败的消息传来，毛泽东大为震怒。可是，指挥大权握在博古和李德手里，他已奈何不得。他只能等待时机。广昌之败，虽然博古没有抓住梦的手，但他的梦并没有破灭。 乱云飞渡的岁月(13) 广昌之败，红军上上下下对博古和李德怨声载道。红军官兵在想念他们真正的领路人——毛泽东。 第二章 长征初期：谁主沉浮 魂断瑞金(1) 历史每向前发展一步，都必然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而当历史被盲从的人物所操纵的时候，那代价则更加沉重。中国共产党，自从将其命运之舵交给了王明、博古这两个狂热而固执的年轻人以后，就开始为此而付出代价。1934年的春夏之交，天总是阴沉着脸，整个瑞金被笼罩得喘不过气来，也许是它不忍心目睹这里所发生的一切。红军战士的鲜血已经染红了瑞金周围的山山水水，如果说红军战士的鲜血能够换来革命的胜利，那也是值得得，然而换来的却是失败。

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当然看不见从红军战士身上流淌出来的血；而博古看见了，可他还在坚持着自己错误的主张；李德看见了，兴许他已经意识到这是他的瞎指挥带来的恶果，但却是崽卖爷田心不痛啊!毛泽东看见了，但他被博古排挤在决策圈之外，即使有回天之力，此刻也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急得他大病一场。历史在这里落脚，又在这里起步。红军战士的血还在流!广昌战役的失败，给红军带来了几乎是致命的损失。然而，博古依然推行其错误路线。在以后的日子里，博古、李德似乎更忙了，但忙得乱了方寸，面对蒋介石的步步进逼，只一个劲儿地要红军节节抵抗。广昌战役失败后，红军的处境日渐艰难，虽经连连苦战，但蒋介石的包围圈依然越收越小，中央苏区已经危在旦夕。在1934年5月，博古主持召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鉴于广昌失守后，蒋介石的军队开始逼近中央苏区腹地，红军内线作战已十分困难，决定将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并将这一决定报请共产国际批准。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转移。1934年7月23日，在会昌休养的毛泽东接到来自瑞金的急信，要他火速赶回红都。那么，毛泽东被召回瑞金，究竟是为什么？“意外”的“倒戈”

毛泽东告别了会昌，冒着酷暑，行程七八十里，风尘仆仆的赶到了瑞金，这时他才知道博古、李德已决定派红六军团西征，以求与贺龙、关向应的红三军(即原红二军团)会合。他们断定，如果此举成功，红军主力在无法守住中央苏区时，可以西征。毛泽东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