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节

回忆过，某次，陈延年自外地来沪，郑陪他往见总书记。原以为阔别数年的父子相见场景会很激动人，但爷儿俩却平淡如路人——陈独秀正在石库门房子的天井里等候，见到儿子出现，表情安之若素；而延年也一样，随手拖来张椅子坐下就谈起了工作。对亲生子女没表现出应有的慈爱，但对他的年轻的同志，如赵世炎、郑超麟等自欧洲回国的晚辈，却表现出了由衷的父爱。不知陈独秀“内外颠倒”的亲情，是否与他对两任前妻的嫌弃有关。人生有情泪沾衣，硬汉也有恸哭时。

同样在监狱，同样为儿子，他也爆发过山洪般的忆念，只不过，那时，长子与次子已经先他而为共产主义殉命。后来关在共产党狱中的“托派”骨干濮清泉在交代材料里写过，当初，“西安事变”的消息传进南京的大墙里——陈独秀对这件事，简直像儿童过年那样的高兴，他托人打了一点酒，买了一点菜，对我和罗世说：“我生平滴酒不喝，今天为了国仇家恨，我要痛饮一杯。”他先斟满一杯酒，高举齐眉说，“大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烈士，请受奠一杯，你们的深仇大恨有人给报了。”于是他把酒奠酹地上。他斟了第二杯，呜咽起来说，“延年啦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酹此一杯！”接着他老泪纵横，痛哭失声。他出狱后，国民党方面有意聘他出任国防参议会议员甚至政府的劳工部部长，他非但不识抬举，反倒切齿回答：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有两个儿子，我与他不共戴天！想拿我装点门面，真是异想天开！你看，他还是有骨肉之情的。“有出息”的儿子已经先父母而去，留下了“没出息”的儿子照料起他的晚年。因抗战猝发，日本人的飞机轰炸了南京，国民政府提前释放了陈独秀，而迎接他出狱的，便是松年与潘兰珍。

松年陪父亲先到武昌居住，后又去了四川江津，在安徽流亡学校江津九中找了份工作，与父隔江而居。1942年5月25日上午，也许是个日照江花红胜火的时辰，陈独秀却如深秋之落叶，摇摇欲坠，他艰难地喘息着把松年与潘氏等人召到病榻前，分别作了遗嘱。他告诉松年，日后将其棺带回故乡。两天后，斯人长逝矣！然而，直到五年之后，陈松年才得以将亡父与亡母的遗愿一并完成。 蒙尘独秀峰——祭陈独秀(4) 陈独秀归葬家乡两年后，江山易主，他始创的中国共产党终于把宿敌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岛上，他的学生毛泽东在世界东方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沧海桑田，万象更新，但陈独秀后人的生活却一如旧时代。因生计窘迫，在安庆窑厂工作的陈松年甚至不得不将父亲在北京的一处房子卖了。“叛徒”、“汉奸”、“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的遗属的日子可想而知。然而，到了1953年春天，情况突然有了变化——中共安庆地委统战部开始按月发给陈松年三十元人民币作生活补助金，且一直发到1990年陈松年过世！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的一个普通工人的月薪也不过三十多元啊！年复一年，在普遍困厄的年代，这是多大的一笔财富！

陈松年及其子女一直也弄不明白，共产党的这笔钱究竟是给陈独秀的儿子的呢，还是给陈延年、陈乔年两位烈士的遗属的？他们当然更不知道，这风雨无阻的关照竟然来自最高层！那年早春二月，春风满面的毛泽东乘军舰“洛阳号”巡视长江沿岸，21日上午，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和市委书记赵瑾山登舰迎接主席下地。“大革命时代”，毛泽东曾多次乘船经安庆往返上海与武昌，却从没在此登岸。这一天，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坐定安庆城，见傅大章等拿出厚厚的本本和各种文字材料要汇报工作，他大手一摆：今天不用你们汇报工作，随便谈谈。随即，毛便打听：陈独秀家在安庆什么地方？傅大吃一惊，没想到主席竟然会问起本地一向讳莫如深的人来，便谨慎禀报：在独秀山下。毛一怔：安庆有个独秀山？傅实话实说：独秀山是怀宁县内的一座小山，离这里有三四十里地。毛再问：是独秀山以陈独秀得名，还是陈独秀因山得名？傅答：原来就有独秀山——先有独秀山，后有陈独秀。毛颔首，释然。俄尔，问起陈的家人情况，当得知陈松年一家尚在此地生活且曾卖房以维持生计时，颇不以为然，说：“陈独秀后人有生活困难，可以照顾嘛！”最高领袖一言九鼎，陈松年一家遂有了固定补助。毛泽东与陈独秀缘份极深。

早在西北的窑洞里时，毛泽东就对第一个采访他的外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坦言：青年时代与陈独秀的结识“成为我一生转变的原因”。他还说起早年在长沙读书时，“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以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对陈独秀的崇拜竟让这位湖南学生领袖在自己主办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喊出了“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的口号！成为职业革命家后，毛泽东更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昌等地与“老先生”有过亲密接触—当初，中共重要干部大都二三十岁，他们背后称四十来岁的领袖为“老先生”甚至“老头子”，有人在党的会议上记录陈讲话时，干脆只写一个“老”字。且看毛泽东与陈独秀同在一地时的概况—在北京时，陈乃堂堂的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系主任）和威名赫赫的《新青年》杂志的主编，毛是该校图书馆里的一个毫不起眼的助理员；在上海时，陈是中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即后来的政治局）委员长，毛为中共中央秘书，直接在陈的领导下工作；在广州时，陈是国共合作时的共方首脑，毛乃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担任过该党中宣部代理部长的高级干部。苏联人在中国大力推行的“国共合作”

政策，终以国民党统一了中国而共产党差一点被赶尽杀绝而告结束。斯大林恼羞成怒，乃让曾在莫斯科喝过洋奶的青年干部瞿秋白等取代了陈独秀。彼时毛泽东只是中央委员，尚不具备竞争领袖的资格，更重要的是，苏联人很不了解这个湖南山沟里走出的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所以，在清算陈独秀“错误”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只是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尽管几乎中外的传记都称毛泽东在那次重要的换班子会议上作过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长篇发言，且有会议记录为凭，但偏偏当时以中共湖北省委代表身份列席会议的郑超麟不这样认为——郑老生前在他的那本弥足珍贵的《怀旧集》里另有一说。郑文道：1927年8月7日上午，主要是十几位与会者听瞿秋白念了由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起草的《告全党党员书》，之后，几个人发言……最后，毛泽东从床沿上站起来发言，他只说了几句，我忘记了说的甚主编《新青年》时的陈独秀么，但罗亦农制止他说下去，理由是：我们现在很不安全，今天的会已经开得太久了，要快点散会。于是毛泽东坐下来。八七会议就此结束了。

郑超麟老人特别补充道：有一种传说，说毛泽东召集和主持八七会议，在会议上长篇大论批评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最后罢免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这个传说与历史事实有多大的出入！陈独秀在八七会议以前好久便已自己辞去总书记职务了。至于那份明明有毛泽东发言纪录的“八七会议记录”，郑超麟认为，那不过是在场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让人补记以向“国际”交差的材料罢了。郑说，那个年代，会后补记的事并不稀罕。以毛泽东当时的地位，他不一定知道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在华代表们的具体过节，但其刚强的个性与敏感的民族自尊心，他又与下台的总书记何其相似乃尔！随着陈独秀的被迫辞职，茫然登上黄鹤楼的毛泽东，无比悲凉地吟着自己的心境： 蒙尘独秀峰——祭陈独秀(5)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谁说那首悲情四溢的《菩萨蛮》，是“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强烈控诉”？或者，是对大批牺牲的革命烈士的缅怀？不，分明是作者面对党内骤变的形势的一种极大的困惑，是对被赶下台的“老先生”的深沉的凭吊——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酹，就是把酒泼在地上缅怀故去者的一种古之习俗。

民国十六年（1927）春在武昌的毛泽东，面对即将被轰下台去的政治导师，能不“酹滔滔”欤？是的，在“倒陈”的那段时间里，善于独立思考的毛泽东不会人云亦云，他也许猜得出，陈独秀的出局恐怕是斯大林在找替罪羊罢了。性情耿直的“老头子”的观点有什么错？“中国的事只有靠中国人来办！”——“老先生”痛彻肺腑的喟叹理应一直回响在毛泽东的心壁。只不过，一直被共产国际当面领导并监督着的陈独秀成了斯大林错误决策的牺牲品，而毛泽东则利用长征途中与“远方”失却联络的一段宝贵的时间，成功把中国共产党引上了胜利之途，让苏联人不得不接受毛泽东领导中共的现实。毛泽东在遥远的大西北悄然执掌中共之时，正是陈独秀被国民政府提前释放之际。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0月15日落入敌手的陈独秀之所以没像后来的中共领袖向忠发、瞿秋白那样一被逮捕便被蒋介石下令就地处决，除因他乃五四时期大名鼎鼎的知识界领袖外，还因他已经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他不过是另类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亦即中国托派）的总书记。该“共党”只有理论，并无军队，全国各地总共也不过百人，并且坚决反对斯大林主义，所以对“党国”

的危害远不及已在江西苏区的那个中共。“托派”者，托洛茨基一派也。陈独秀因接受了斯大林在党内的头号政敌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而被苏联人指责为“托陈取消派”的中国头子。所以，本以为终将“共匪”首脑一网打尽的国民党白白欢喜了一场。加上昔日朋友蔡元培、胡适等民国要人的吁请，陈独秀非但没被戕杀，倒是按司法程序受了审。次年4月14日上午9：30，他和彭述之、濮清泉等十名同案被告被押至江苏省高等法院审判厅，那位谁都得让其三分的老友章士钊大律师自告奋勇前来为被告辩护。陈与章是在日本结交的好友，但自从离开北大后，两人即没了交往，相反的，他还曾十分无礼地公开著文骂章是“放屁狗”、“狗放屁”、“放狗屁”。章先生不计前嫌，毅然接受委托，一时颇受国人称颂。检察官朱隽依《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提起公诉。之后，彭述之等九被告暂退审室，首审陈独秀。审判长胡善例行公事地问完姓名、年岁、籍贯后，开始从头问起：问：以前做何事？答：在教育界做事。问：在何处？答：在北京。问：在北京何校？答：在北京大学当教授。问也简明，答也简明。问：退职后往何处？答：到上海。问：做何事？答：未做事。……问：共党活动，是否受莫斯科指挥？答：是。

……问：当时共党之活动，第三国际态度如何？是否满意？答：无所谓满意不满意。问：共党书记是否总秘书长？答：是。问：何时被开除？答：记不清，大约在民国十七年、十八年。问：为何被开除？答：因意见不同。问：被开除后做何事？答：未做事。问：共产党分几派？答：分托洛茨基派与史他林（即斯大林）两派。……这边“胡问”，步步紧逼；那边“陈述”，直言不讳。一问一答，如同一部传奇，章节越来越引人入胜。问：中国共产党反对派即“托派”最终目的如何？答：世界革命。在中国需要解放民众，提高劳动者生活，关于夺取政权，乃当然的目的。……问：与皖湘闽赣等省共党不能合作，是否因政策不同？答：是。……问：被捕十人中，有几人认得？答：以政治犯资格，不能详细报告，作政府侦探，只能将个人情形报告。陈独秀真乃幽默大师，估计说完这句话，“胡问”的法官怕也忍俊不禁了。但人家正在扮演正义的化身，遂压抑住笑意，貌似生气地发问：“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这下可正中下怀！陈独秀遂慷慨陈词：这是事实，不否认。至于理由，可分三点，简单说明之：一、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既无发言权，即党员恐亦无发言权，不合民主政治原则。

二、中国人已穷至极点，军阀官僚只知集中金钱，存放于帝国主义银行，人民则困苦到无饭吃，此为高丽亡国时的现象。三、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政府不接济。至所谓长期抵抗，只是“长期抵抗”四个字，始终还是不抵抗。根据以上三点，人民即有反抗此违背民主主义与无民权实质政府之义务。4月20日上午第三次开庭时，前来观赏陈独秀精彩表演的观众爆满——“旁听席上，已无地可容”。看客盈门，陈先生格外来劲，这一次，他对强加在头上的“危害民国”罪名，抗辩得最有道理：谓我“危害民国”，因为我要推翻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但是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因为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例如满清政府，曾自认朝廷即国家，北洋政府亦自认代表国家，但是孙中山、黄兴等，曾推翻满清，推倒北洋政府。如谓推倒政府就是危害民国，那末国民党岂非已叛国两次？…… 蒙尘独秀峰——祭陈独秀(6) 肃穆的法庭上终于爆响了会心的笑声！人们差一点要为这位被告的抗辩喝彩了！害得胡审判长连忙制止，场面才没失控。

法院审了三天，陈独秀的精彩答辩也让旁听者大叫过瘾了三天，而辩护律师章士钊的辩护词亦十分精彩。两位老友的辩护词竟成了经典的法律教材！而最幽默的是，陈独秀竟然不仅要求法庭宣告自己无罪，而且还要求赔偿自己“在押期间之经济上、健康上的损失”！不过，南京政府不比北京政府，“司法独立”已经成了一党专政时期的蒙人幌子。因此，陈独秀还是被判有期徒刑十三年，经上诉后改为八年。曾从莫斯科跑到土耳其秘见托洛茨基的彭述之，与他同刑期，其他同案犯各领刑五年和两年六个月不等。但只服了一半的刑期，陈独秀即获得自由。那一天是民国二十六年（1937）8月27日。“八一三”后，上海已为日军占领，南京政府迁都在即。外寇当前，国共已二度合作，中共方面提出的合作条件之一，即释放一切政治犯。陈独秀乃全国最大的政治犯，虽已被中共开除，但当然也在释放之列。于共产党来说，此翁乃本党创建人之一、早期唯一的领袖，还是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核心人物的思想导师，况且坚持反对国民党政权，故敦其回归党内，于公于私，都更为有利。所以，陈出狱后，中共元老董必武马上衔命登门造访。

于国民党来说，此人乃一代文坛盟主、独自于国共之外的思想巨子，是坚决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民族主义者，而且只是一位精神领袖，不是暴力斗争的鼓吹者，故出狱后可供奉高位以招揽人心。然而，要把陈独秀释放，政府总得给自己台阶下呀！于是，狱方便奉令通知陈写个悔过书。不料，这位性情不改的囚徒闻后大怒：“我宁愿炸死狱中，实无过可悔！”陈独秀说这句话后的数日，日军飞机果真夜袭南京，大肆轰炸，仅狱中就挨了八颗炸弹！不悔也罢，反正要放人——8月21日，司法院院长居正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呈递了《请将陈独秀减刑》的公文：查陈独秀前因危害民国案件，经最高法院于民国二十三年六月三十日终审判决，处有期徒刑八年，在江苏第一监狱执行。该犯入监以来，已愈三载。近以时局严重，爱国情殷，深自悔悟，似宜宥其既往，藉策将来。拟请钧府依法宣告该犯陈独秀原处刑期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因为陈独秀从被捕至眼下，已经被囚近五年矣，将其刑期减为三年，就等于无陈独秀被国民政府逮捕判刑后,1937年春在南京第一监狱中留影，仍是一副”龙性岂易驯“（陈诗）的轩昂气宇。照片旁的字为他亲笔所题。条件放人。非常时期，当局“依法”

办事的速度也突然非常地快了——国民政府当天就发出指令：“呈悉。应予照准。”第二天，“国府明令”即在《中央日报》等各大报上刊出。第三天，陈独秀这个令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深感恐惧的思想巨兽便从笼中踱了出来。到底是斗士，陈独秀出狱后的头一件事，就给《申报》写了一纸声明：鄙人辛苦狱中于今三载，兹读政府明令，谓我“爱国情殷，深自悔悟”。“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前此法院科我之罪，诬以“叛国”。夫叛国之罪有明文，外患罪与内乱罪是也。通敌之嫌，至今未闻有人加诸鄙人之身者，是外患罪之当然不能构成。迩年以来，国内称兵据地或企图称兵据地之行为，每役均于鄙人无与，是内乱罪亦无由周内。无罪而科以刑，是谓冤狱。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铜头钢牙，决不言败，还是那个铮铮硬汉陈独秀！陈独秀接受托洛茨基思想，是必然的。他从切身经历和旧友被屠戮的残酷现实中，认清了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斯大林主义的本质，他非常自然地接受了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陈独秀与托洛茨基同庚，都生于1879年，但两人素不相识。

最早，陈独秀是从一批自莫斯科留学回来的年轻中共干部那儿知道了托氏关于中国革命的论断，而这些论断与他自己的痛苦思索结果极为相似，即：大革命的失败，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它对人民的统治已趋稳定，中国社会已是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得到和平发展的社会。因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资本主义是不可逾越的——半个世纪后方被证实为正确的陈独秀思想，在当时却被冠以“取消革命”的恶谥大受批判，陈独秀由此成为与托洛茨基齐名的“托陈取消派”首领。因“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斯大林的态度，中共理应比国民党更为痛恨托派的中国领导人。但毛泽东在党内有了发言权后，中共对“老先生”的态度开始有了变化。陈独秀提前出狱后，中共领袖们欲将本党创始人接至延安养起来，但前提条件是陈必须公开声明悔过。陈独秀哪是为了苟活而说违心话的人？他当场就回绝了代表中共前来看望的董必武。董亦为选举陈为中共首任领袖的十三名中共一大代表之一。陈慨然曰：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惟书面检查，碍难遵命。所以，此事只得作罢。但毛泽东心有不甘，即使到了“神仙”

从天而降后，他仍想着陈独秀呢——“神仙”乃毛泽东对被苏联飞机送来延安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康生的称呼，尚未被“远方”正式认可的毛泽东对王明的出现正心怀忐忑，中共其他领导人也把目光转向了天外来客，所以，王明一时也就真把自己当成了斯大林派回来的中共当家人。由是，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2月9日至1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成了毛泽东忍让王明的一次非常会议。时任政治局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的张国焘晚年在《我的回忆》中，记下了他叛逃国民党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中共高层会议的情景： 蒙尘独秀峰——祭陈独秀(7) ……他（毛泽东——笔者注，下同）似也怀念陈先生的旧谊。他曾向我表示，可以与陈独秀先生等形成某种合作关系，以期一致抗战。……由于毛泽东的这种态度，张闻天（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也只好遵照实行。……这件案子拖延到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才提出讨论。王明知道了这件事，不问情由，便声色俱厉的表示反对。他指出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在国际上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的政客军阀甚至反共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茨基的信徒们合作。

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他用字典里最恶劣的名词，如“汉奸”、“托匪”、“杀人犯”等来攻击托派，并诬指陈独秀是每月拿日本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我们曾在会议上说过一些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究竟有所不同等类的话，也有人提到：说陈是日本间谍，究非事实。但王明却坚持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的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还说反对托派，不能有仁慈观念，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斯大林的这条狗如此狂吠，政治局委员们谁还能说什么呢？张国焘继续写道：王明这些斩钉截铁的话，使大家为之默然。从此，在中共宣传上，陈独秀就变成了“每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了。中共历史上最大的一出冤案，就这样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炮制出来了。我从有关史料中，查到了参加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的十一位与会者名单：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彭德怀、项英和此会议后不久即叛逃国民党的张国焘。表面上看，是狗仗人势的小个子王明，仗着自己是共产国际的“钦差”，左右了会议的方向和与会其他人的良知。

是啊，这个比陈独秀更矮小的皖南同乡忘了自己正是喝着《新青年》的奶长大的晚辈，同为陈氏的前辈陈独秀在上海滩创建中共的时候，他陈绍禹（王明的本名）还不过是刚考上安徽一所农校的中专生呢！正是陈独秀领导的大革命运动在武昌地区轰轰烈烈地展开以后，他才得以加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