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节

经历过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考验，所以，他虚与委蛇——予谓：“此事关系太重，断非草率所能定。今晚即杀我，亦决不能定，且你今夜请旨，上亦未必允准也。”谭云：“我有挟制之法，必不能不准，初五日定有朱谕一道面交公。”予见其气焰凶狠，类似疯狂，然伊为天子近臣，又未知有何来历，如显拒变脸，恐激生他变，所损必多，只好设词推宕。见袁推托，谭又出示了一件在袁看来是非常可疑的“圣上”的“朱谕”抄件，并“再三催促”，“几至声色俱厉”，甚至有意无意地显示出腰间藏有凶器！谭云：“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须将一群老朽全行杀去，始可办事。”

予因其志在杀人作乱，无可再说，且已夜深，托为赶办奏折，请其去。传统的说法是说袁世凯骗取了冒险赶来求援的谭嗣同的信任，天一亮立即乘火车返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大惊，火速晋京面见慈禧太后。于是，戊戌政变发生，光绪皇帝惨遭囚禁，维新党人横尸街口，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猝死于血泊中。不过，看老袁的记录，却是另一种说法，即他不承认自己背叛了维新党人，相反，他一开始就反对他们的过激谋划。他坚持认为，是这班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激进分子离间了太后与皇帝的关系，激化了两位最高领导人之间的矛盾；而且，一旦事发，必然“内忧外患一时并起，中原疆域立见瓜分”！所以，他理应向上司反映实情以求“诛锄误君误国之徒”。静下心来读读袁氏的表白，其实有他的道理。尽管他的过于详细的记录与过于流畅的行文让人怀疑其事后的作伪，但对一个正受宠于朝廷的正统的军人，一个精明过人、深谙宫内权势消长的政治新秀，在狂风大作乱云骤起的紧要关头，他只能做出这样的抉择。用他的话说，他是不忍坐视疆域被瓜分；而身为人臣，他又何敢犯上作乱弑太后诛上司？而且，即便他的“为国避祸”

的动机是事后的贴金之说，那他也异常清楚贸然用兵的结果——那天晚上，他当面告诉过谭先生：天津为各国聚处之地，若忽杀总督，中外官民，必将大讧，国势即将瓜分。且北洋有宋（宋庆，掌“毅军”）、董、聂各军四五万人，淮、泗各军又有七十多营，京内旗兵亦不下数万，本军只七千人，出兵至多不过六千，如何能办此事？恐在外一动兵，而京内必即设防，上（皇上）已先危！平心而论，他说的是实情。且不说袁氏当时的实力（“出兵至多不过六千”），即便曾比他更拥有政治与军事资本的前辈汉臣曾国藩、李鸿章两人，又何尝在位极人臣之际有过发动政变的“邪念”？封建传统文化教化出的人臣只能选择“正统”。近年，关于戊戌变法的研究越来越引人入胜。有人考证出，围攻颐和园谋害慈禧太后一说并非清廷保守派捏造出的谣言，而确有其事。而且，慈禧回宫与袁的举报并无直接关系，她是从别的渠道知道了迫在眉睫的阴谋的，所以，她匆匆赶回皇宫，指着儿皇帝的鼻子痛骂：“我抚养了你二十多年，你竟然听小人的话想害我？”见光绪嗫嚅着欲辩白，她气不打一处来，竟一口唾沫啐过去：“痴儿，今日没有我，明天还能有你吗？”若光绪不知有此等阴谋，他何以面对母后的责骂哑口无言？

尽管老袁费了些口舌，但从那时一直到现在，人们从来不屑于听一个出卖正义的叛徒的申辩。想想囚禁多年的可怜的光绪皇帝，想想身首异处的谭嗣同他们，何人不起怨袁情？所以，法华寺里的仅存的古碑，与其说是数百年古刹的唯一见证，倒不如说是袁世凯的耻辱柱。从法华寺里走出去的袁氏，自兹背负起了骂名。洹上问洹河水从袁林前静静地淌过。这条河并不深，也不清，但挺长。清光绪三十四年底（1909年初），袁世凯被朝廷赶回到这里时，正好五十岁。宦游三十载，且年已半百，因功高震主被黜，囫囵着身子回籍，换个人来说，这结局也算不错了。但对袁项城来说，却极难忍受。伫立洹河边，他愤然赋诗发问：漳洹犹觉浅，何处问江村？只有瑟瑟林涛在为他叹息。没人给他回答。尽管他把从一位天津大盐商手里买下的这个洹上村改造成了自己的乐园，尽管这座深宫大院里有足够多的房子（每个妻妾及子女有一个院落），他还是不甘心在此颐养天年。他让下人们把他手写的“养寿园”横匾高悬于村门外，并把自己垂钓的照片送往上海的报馆刊发，那都不过是一种姿态，一种只想老死泉林决不重出江湖的宣言。读到这些信息，朝廷也许就不会死盯着自己了。他是从摄政的醇亲王载沣的杀机下逃出来的。

他惊魂未定地跑回老家，只是为了避杀身之祸。避祸的人只能随遇而安。人们每每说起袁氏退回洹上村是“窥测方向，以图东山再起”，这实在太抬举他了，似乎他未卜先知。 漳洹犹觉浅(13) 其时的背景恕我再唠叨一遍。没有生育能力的载（光绪帝）病死后，气息奄奄的慈禧太后便指定醇亲王载沣（载之弟）的三岁的长子溥仪继位，载沣摄政。不出一天，慈禧老太太也一命呜呼。皇帝与太后仅隔一天相继过世，自然使皇室内外弥漫起种种可怕的猜测。有人说是垂危的“老佛爷”或袁世凯通过大太监李莲英毒死了先皇帝，因为他们怕光绪爷掌握实权后要报戊戌年间的深仇大恨；更有人传言：隆裕皇后在整理光绪爷的遗物时，发现了一个“诛杀袁世凯”的先帝遗墨！所以，载沣一上台就欲斫袁颅以祭亡兄。幸有军机大臣庆亲王反问奕一句：“杀袁世凯不难，不过若北洋军造起反来怎么办？”载沣才冷静下来。加上另一位军机大臣张之洞洹上村内“养寿园”从旁说项，袁才侥幸活了下来，被责令“回籍养疴”。说他有“足疾”并非毫无由来，因为袁世凯的确曾崴过脚且一直没好利落。

那是上一年他过五十大寿（古人过虚岁），因场面过大收礼太多而被某御史奏了一本，慈禧太后召见他时大加训斥，以致他谢罪出宫时，“惊惶失足，从殿阶坠地，跌伤右腿”——他给正妻于夫人的家书如此写道。现在，人家二十七岁的摄政王就拿他的这个无关紧要的毛病“说事儿”了。摄政王以宣统皇帝名义颁谕旨：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后，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着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不是朝廷不用你，是你连路都走不成了，才让你回家“歇菜”吧——官场上的文字游戏玩儿得真让人哭笑不得！回到这洹水河边的老袁，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朝廷赐死或谋害（在封建时代，下野的显宦又被追杀的事例多得就像这洹河岸上的树），哪还有什么韬晦之闲心？至于后来，国内形势骤变，各方不得不将目光盯上了蜗居此地的袁世凯，正所谓天下归心，舍袁其谁了，他才重抖精神，频繁会客，密设的电报房也越来越热地嘀哒着他的不满和计谋。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是啊，袁世凯到底不是蛤蟆精（当时满京城都传说其父在他出生时梦见过一只硕大的癞蛤蟆），只能看懂眼前却看不透未来。

他哪知道有朝一日命运之神又起用了他，而且，一举升天。就像是一条被晾在旱地里过久的苍龙，正在奄奄等死时，却极为意外地遇上了一场瓢泼大雨。这场豪雨就是南方的革命党人于清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在武昌发动的武装起义。武昌首义，南方各省响应，一时间，风雨飘摇。满洲的八旗、绿营兵勇们早已毫无战斗力，而精锐的北洋军却全掌握在袁的旧部手里。气数将尽的清朝廷迫不得已，只得厚着老脸请出被轰回老家的袁世凯。那些年轻的爱新觉罗亲王们先是让袁世凯出任钦差大臣、湖广总督。哪知，从来不开玩笑的河南老头儿竟然大大地幽默了一把——他给朝廷复奏，说自己“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啊哈！我不是“步履维艰”吗？你们怎么忘了！载沣等人无奈，只好先把整个国家的军权都让给了他，最后，干脆连自家的王朝也让给了他。对一条复苏了的龙来说，漳洹实在太浅了啊！今我来思，也在洹河岸上问：我是否把这条蓄纳了沿岸太多的脏水的大河看得太浅？老袁在世时，没有人小觑他。

试想，在那个风云际会龙争虎斗群雄竞起的纷乱时代，一个屡屡失意于科考的落魄举子，一个默默奉献于军营的下级官员，能力争上游，赢得时代的认可，并成为收拾江山第一人，何其不易！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大人垂死时，是这样向皇上推荐自己的继任者的：“环顾宇内者，无出袁世凯右者”——须知，那个翘着白胡子的合肥老头儿可不是会轻易看得上别人的。湖北武昌的兵变爆发后，清政府知道，唯有“回籍养疴”两年多的袁世凯方能剿灭革命党人。而影响着中国政局的外国势力也把眼光盯到了安阳，东交民巷里传出的消息更干脆：“大多数国家的代表均表示愿意看到袁氏出来掌权。”奇怪的是，最先“闹革命”的湖北革命军政府，竟然也把袁当成推翻清廷的第一人选。军政府首领黎元洪甚至许诺：只要你袁大哥回到革命路线上来，未来的国家一把手就是你的啦！有黎致袁信为证：公果能归来乎？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然不难从容猎取也。其他的革命党人也致电洹上村，称只要袁“回旗北上，犁扫虏廷，”则“汉族之华盛顿唯阁下是望”。

更让今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孙中山在接到袁的赞成共和的电文后，大喜过望，竟然对袁说出如此“刺耳”的颂语来：文（孙自称）以菲材，辱膺国民推戴，受任以来，拮据张惶，力不副愿。……幸得清帝逊位，民国确立、维持北方各部统一，此实惟公一人是赖。语云：英雄造时势。盖谓是也。文（孙自称）徒何功？过蒙奖誉，曷胜愧汗。新旧交替，万机待举，遗大投艰，非公莫办。谨虚左位，以俟明哲，曷胜伫立，翘望之至。把他捧得多高！ 漳洹犹觉浅(14) 而革命党人说话算话，在此后的民国首任大总统选举中，代表全国十七个省的十七位议员们，所有的票上都写着一个名字：袁世凯。要知道，这是连孙中山也未曾享过的一致首肯——先前选举临时大总统时，禀性各异的各省议员们就只让“国父”得了十六票（另一票得主为黄兴）。所以，民国元年（1912年）2月15日，临时参议院在大总统选举结果出来以后，当即致电远在北京的袁世凯：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有华盛顿一人，公为再现。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第一华盛顿。革命党人对未曾谋面的袁世凯客气得很呐！

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与黄兴两位革命党首领应袁世凯之邀，先后抵达北京与之共商国是，这是近代中国三巨头的第一次相见。多次密谈后，孙中山的感慨是：“今日之中国，唯有交项城治理。”黄兴也表示：袁总统“实为今日第一人物”。这和前清李鸿章的遗言“环顾宇内者，无出袁世凯右者”有什么两样？后人多称孙中山不做民国首任大总统是出于革命家的博大胸襟与谦让精神，而实际上，孙氏当时确没把握坐稳江山，不然，他哪会如此轻率地牺牲自己浴血奋斗多年争来的胜果，而让一个前清的备受争议的人物去独享！故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练、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这是“国父”当时的说法，虽内蕴激励袁氏的含意，但又何尝不是中山先生政治观点的坦白！既然中华民国的开国领袖都这样讲了，你能说这漳洹水既浅薄又粗俗吗？看来，满天下传闻是老袁曾出卖了谭嗣同，捎带着也出卖了“旷代之圣王”光绪皇帝，但他的声誉在当时并未受太大的损失；而且，尽管他悍然称帝得罪了天下人，但以他的侧面头像为标志的民国货币——银元（俗称“袁大头”）却一直使用到他死后的好多年。中国人不光在货币流通上需要他。

北洋军阀集团只是在这个首领死了之后，才分化了——安徽籍的段祺瑞的皖系，直隶籍的曹锟、冯国璋、吴佩孚的直系，奉天省（今辽宁）籍的张作霖的奉系，相继成为袁世凯身后的北京政权的统治势力。极为巧合的是，各系独霸北京政府的时间竟和袁世凯秉政的时间完全一样，各领风骚整四年——袁氏：1912年4月～1916年6月。皖系：1916年6月～1920年7月。直系：1920年7月～1924年10月。奉系：1924年11月～1928年6月。袁世凯之后，他的军阀小兄弟们明争暗斗为的是权力，轮流执政凭的是武力。他们脾气不同政见不同手段不同，但自始至终有一点他们是共同的，即他们谁也不能不高举着袁世凯的旗帜。尽管他们也知道老袁晚年犯糊涂得罪了天下人，但其统御天下的思想和手段却是继任者们离不了的宝贵遗产。他们自愧弗如，他们一脉相承。只有多变的冯玉祥对先大总统不客气：爱写丘八诗的二流军阀冯玉祥，通过背叛而跻身为一流巨头，在其独揽河南省军政大权之后，就下令将占地足足有二百多亩的洹上村的“袁氏逆产”用作安阳高级中学。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又将该校改称河南省第二高级中学。

又过了十多年，共产党与国袁世凯就任大总统时接受外国驻华使节祝贺并与他们合影。民党的数百万军队展开了人类史上规模空前的内战，河南安阳一带乃“淮海战役”（国民党称“徐蚌会战”）的必争之地，战火无情，把这个中西合璧的豪华建筑群炸成一地残砖碎瓦！洹上村没了，只有瑟缩于洹河上的袁林孤零零地留在中原大地上，任流年慢慢剥蚀，几近被世界遗忘。袁氏一生，骂名累累，而最为国人所诟病的，就是他竟然批准与日本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我一直跟着人们骂，但从未自己解读过当时的文字。直到有一天，读到当事人曹汝霖晚年撰写的回忆录后，才知道，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干脆说吧，即“卖国贼”并非无缘无故而“卖”；而且，我还新知道一点，就是人们所辈辈指责的“二十一条”并没悉数签订。援引曹氏的话，可知一二：世人不察，混称廿一条辱国条件，一若会议时已全部承认者，不知廿一条之第五项各条，不但辱国，且有亡国可能，已坚拒撤回不议。而所议定者，不满十条。世人对此交涉不究内容，以讹传讹，尽失真相。关于当时的背景不可不交代：民国三年（1914年），德与英、法在欧洲交火，中国宣布中立。

日本人正想在中国攫取更大的利益，便瞄上了德人在远东的租借地青岛，与英国人连手出兵山东，向青岛的德军宣战。德国无暇东顾，日本如愿战胜。但日本人却在我的家乡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赖着不走。袁命人与日本人交涉从山东退兵事，日本人反向袁出示了一个极不平等的《觉书》（外交文件），有五号（项）共二十一条款，故时称“二十一条”。无耻的日本人瞅准了时机：英、法、德、意、奥、比和美国这些有实力的世界强国正忙于在遥远的欧洲大战，一时谁也顾不上东方，而虚弱的中国自身又定然打不过日本，所以，他们乘虚而入。曹汝霖时任中国政府外交部次长（副部长），因参加此项条约的谈判而一生都被“亲日派”和“卖国贼”的恶谥死死压着，“五四”那天怒不可遏的学生们火烧赵家楼，烧的就是他的家。该“贼”居然一直活到了1966年！ 漳洹犹觉浅(15) 他生前在美国发表的《我与廿一条》是这样记述的：（1915年春）日置公使（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回到北京，即请见总统。总统以为回任之仪式访问，令我同见。岂知日使寒暄后，即说：“本国政府为谋两国永久亲善和平起见，拟有《觉书》一通，希望总统重视两国关系之切，速令裁决施行。”

本应向外交部递交的文书，却要当面交给驻在国总统，且敢令其“速令裁决施行”，可见日本人对我国之蔑视。对这等如此无礼之倭国使节，袁世凯早就在朝鲜见过，所以，他以国家元首之尊，不软不硬地顶了回去——总统答言：“中日两国亲善，为我之夙望，但关于交涉事宜，应由外交部主管办理，当交曹次长带回外部，由外交总长与贵公使交涉。”言已即将日使觉书向桌上一搁，并未展阅。……翌晨，总统即召集外长孙宝琦、秘书长梁士诒、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及余（曹自称）四人到府（总统府）。总统说：“日本这次提出的觉书，意义很深，他们趁欧战方酣，各国无暇东顾，见我国是已定，隐怀疑忌，故提此觉书，意在控制我国，不可轻视。至觉书第五项，竟以朝鲜视我国，万万不可商议。”日本人提出的“觉书”到底都有哪些条件呢？曹氏云：揣日本所提廿一条，包罗万象，集众大成，势力由东北、内蒙以至闽、浙，权利由建铁路、开矿产以至开商埠、内地杂居。甚至第五项要求政府机关设立日本顾问，两国用同一军械，警察由日本训练，小学用日本教师，日本僧人到内地传都。凡此苛刻条件，思以雷霆之压力，一鼓而使我屈服。若使遂其所欲，直可亡国。

难怪袁世凯忿忿地在日本人留下的《觉书》上批注：荒唐荒唐！实堪痛恨！遵照大总统的指示，外交部正、次部长与日本公使等举行谈判，从冬谈到春，前后三十多次会议，谈判殊为艰难。曹氏的回忆文章中屡屡出现这类记载：“彼此辩论很久，直至散会，没有解决”，“会议多次，各执一辞，终未获解决”，“争到舌敝唇焦”，“遂于不欢中散会”，等等。然而，从来弱国无外交。至5月7日下午，日方突然向我政府提交了最后通牒，要中方必须于两日内接受除第五项条款之外的其余几条，“如到期不受到满足之答复，则帝国政府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此前，日本已经在山东、奉天增兵，在渤海沿岸派军舰游弋，关东宣布戒严，日侨准备撤退，战争迫在眉睫！高压之下，袁世凯召集副总统以下的政府要人开会。老袁问段祺瑞：“中日交战，有无把握？”性情刚烈的段将军，此番却只能实事求是地禀报：“三日即亡。”其余各位皆默不作声。外交总长陆徵祥迟到，因为英国公使朱尔典（JohnNewellJordan）方才找他，要他务必传话给袁大总统，以他在中国四十年、与袁三十年的交情，特来劝中国忍辱接受日本人的通牒。

陆总长说，这位当年掩护过康有为成功逃离京城的英国老外交官甚至声泪俱下，要中国忍气吞声待十年后再与日本一较高下。事已至此，袁世凯流泪了，他只能衔恨宣布：（日本人）现在即已撤回（第五项）。议决各条，虽有损利益，尚不是亡国条件。只望大家记住此次承认是屈于最后通牒，认为奇耻大辱，从此各尽各职，力图自强，此后或可有为，如朱使（朱尔典）所言。若事过辄忘，不事振作，朝鲜殷鉴不远。我固责无旁贷，诸君亦与有责也。这番痛切的表示，让我看到了一个比较更符合历史真实的袁世凯。老袁能不大感耻辱？从青年时代驻守朝鲜，到人生暮年主政中国，他一直在日本人的欺凌之下生存。没有一个丈夫愿如此苟活，况且是一个大国的最高领导人！果然，批准签约后，袁氏亲书两道密谕，要各省文武长官勿忘签约的五月九日为国耻日，密谕号召“凡百职司，日以‘亡国灭种’四字悬诸心目”，“申儆人民，忍辱负重”。他还授人写就《中日交涉失败史》印行五万册，秘存于正处于日本人占据的山东境内的一所监狱里。有人说，当时，大总统曾咬牙切齿地说：终有一天我们翻身，会将此书公开发行！

掩卷沉思，我忽然想到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问题，即最应该对日本人有深仇大恨的袁世凯，哪有什么卖国之动机？若要亲日卖国，早在山高皇帝远的驻朝时期即可大卖特卖，何苦等成为一国之君后再倒手？他死前写下的最后一纸，竟是自题的一幅耐人寻味的挽联：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他认为，自己死了，日本就会少了一个大敌。你看，他给自己的定位与后人对他的定位实在差得太远。不过，有道是“翻案不得人心”，故老袁再发牢骚也没用，他和他的部下曹汝霖等参与过谈判的外交官们还是永世不得翻身的“卖国贼”，没人愿意听他们的唠叨，沾在他们花白胡子上的那几滴可怜的老泪早就让世人的唾沫给淹没了。书读多了真是麻烦！就如走在草深林茂的山上，突遇多条小径一般，一时不知哪条才是正道，倒不如一直走在前人踩实的大路上，只管跟着走到底就是了。读书多了，就不再愿老是遵从别人踏过的路前行，有时难免想冒一点险另辟蹊径，哪怕是条死路，但独自发现尽头的不同别处的风景又有何不可？书读多了，思想之脚就往往不老实。 漳洹犹觉浅(16) 说到袁世凯吧，就不再跟着别人一味地骂他从小坏到老从头坏到脚。

依我不愚之见，袁世凯该骂的，还不是他在戊戌变法时的无耻叛卖或曰挺身举报（这是对一件事情的两种表述方式，下同），也不是他对山东境内的义和拳运动的无情镇压或曰果断平暴，更不是他的妻妾成群、家资万贯、生活腐化、儿子不肖，甚至也不是以不太光彩的手段当选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任民选大总统。至于众口铄金的袁氏主谋刺杀宋教仁案，近年已经被不止一位近代史专家所置疑，他们考证的结果是：袁与宋案并无直接关系，恰恰相反，他非常赏识国民党头号实干家、内阁农林总长宋教仁先生的才干，是手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