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节

。据说，事后山上开了一个庆祝会，有人把这一战斗编成京剧《毛泽东空山计》，将诸葛亮在《空城计》中的那段著名唱词改为：“我站在黄洋界上观山景，忽听得山下人马乱纷纷。举目抬头来观看，原来是湘赣发来的兵。一来是农民斗争少经验，二来是二十八团离开了永新。你既得宁风茅坪多侥幸，为何又来侵占我的五井？你既来就把山来进，为何山下扎大营？你莫左思右想心腹不定，我这里内无埋伏，外无援兵。你来，来，来！我准备着南瓜红米，红米南瓜，犒赏你的三军；你来，来，来！请你到井冈山上谈谈革命。”（11）另一次是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中的转战陕北时。

一天，毛泽东被刘戡的追兵逼到了死亡的狭谷，“敌人占着两座山头，居高临下。另一面是咆哮的芦葭河。毛泽东随行只有二三百人，全部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下。”众人皆“把生死交给了命运之神”。而“忽然，毛泽东把烟头掷在地上说：‘放心跟我走，老子不信邪。’他从容地转身走上黄河岔的堤岸，不紧不慢地，顺堤向西北方向走去。------就这样，毛不紧不慢地在河堤上走着，身后二三百人紧跟着，屏住了呼吸。起初还有一两个子弹在毛的周围钻进泥土，离他只有二三米，随后，奇迹发生了，身后那些山头，枪炮声忽然停止了。刘戡的七个旅眼睁睁地看着毛从他们的枪口底下在河堤上走了三百多米，翻过一个小土岗，不见了。”事后，毛泽东谈及此事时，“得意”地唱道：“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番营，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12）这段故事传奇性强得令人对其真实性生疑。但即便是编造出来的，也很能说明问题：人们热衷于编造毛泽东巧用《三国》、《水浒》战术的故事，也说明毛泽东的确常用《三国》、《水浒》战术。毛泽东不但善于从《水浒传》、《三国演义》一类旧小说中吸取战略战术上的经验教训，还善于从这类小说中吸取政略政术上的经验教训。

毛泽东的“小说评论”，常常显示出一种特有的政治眼光。据薄一波在《回忆片断》中回忆，毛泽东有一次与他谈话时说：“看这本书（《三国演义》），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你们北方人——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13）延安时期的干部队伍，有“长征”过来者与陕北本地者之分，有“中央干部”与“地方干部”之别，常有种种矛盾冲突产生。针对此种现象，毛泽东才用刘备“组织班子南下”的经验教育广大干部。在各种各样的谈话、讲演和作文中，毛泽东常常将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故事与现实进行直接的联系。例如，1953年6月30日接见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时，说道：“要选青年干部当团中央委员。三国时代，曹操带领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现在要周瑜当团中央委员，大学就不赞成！团中央委员尽选年龄大的，年轻的太少，这行吗？”（14）有时也用这类小说中的“教训”来证明现行政策和措施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例如，1938年在一次关于保卫工作的谈话中，先是肯定了“梁山泊”的经验，说梁山上也有做“特务工作”的朱贵，也有做“城市工作”的神行太保戴宗。但梁山泊也留下了“教训”，就是对入伙的大地主大土豪“没有整风”，那个卢俊义由于思想没有得到改造，后来还是“反革命”了。（15）毛泽东把卢俊义这类人先“革命”后“反革命”的原因，归结为没有通过“整风”彻底改造思想。他那么热衷于于“整风”，那么重视“思想改造”，原来也从《水浒传》中得到过启迪。而当“整风”过了头时，毛泽东也会用旧小说中的故事来为之辩解。1943年的“抢救运动”，误伤了许多“好同志”。1944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作报告，当谈及干部要提高原则性和警惕性、善于识别叛徒、自首变节分子时，讲了《三国演义》中“古城会”的故事，称赞张飞对关羽的误解“是有很高的原则性”，并说：“我们一定要学张飞的原则性、严肃性。当然过火是要不得的，所以去年抢救运动，十几天，我们马上就停下来了。”（16）不断地“整风”以及给一些人戴上“政治帽子”，使他们“老老实实”而“不乱说乱动”，毛泽东认为是十分必要的，从《西游记》中，他也曾看出这种必要性。

1957年夏，在青岛召开了讨论反右问题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在谈到给“右派”戴“帽子”的必要性时说：唐僧这个集团，猪八戒较简单，可以原谅；孙悟空没有紧箍咒不行。朱正先生在《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一书中对此议论道：“他在这里虽是以神话小说作比喻，确实也说出了需不需要划右派的一条分界线，如果像猪八戒一样简单，不必借助紧箍咒也可以领导得了，就没有必要给戴上右派帽子；如果是没有紧箍咒就不行的孙悟空，当然少不了给戴上一顶右派帽子使他就范了。”（17）1996年出版的萧诗美所著《毛泽东谋略》一书，仍把1957年给50多万人戴上“右派”的“帽子”，看成是一种伟大的谋略，满怀敬仰地写道：“不捉不杀，不动用任何法律手段，也不剥夺选举权，仅仅50万个‘紧箍咒’，就使那些好翘尾巴的人驯服了。”并且“毛泽东不无兴奋地说：要是杜勒斯（18）愿意整资产阶级的见，还要请我们做先生。”（第295页）。既然以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来说明“戴帽”这种做法的必要性，那这种“伟大谋略”，或许也从孙悟空头上得到过启示吧。

毛泽东与中国古代小说(6) 毛泽东将中国古代小说直接地用于政治和外交斗争，最集中也最典型地体现在亲自策划、部署《不怕鬼的故事》一书的编选出版上。从1958年始，毛泽东在对内对外的各种场合，频频谈到“谁怕谁”以及“还是怕好，还是不怕好”的问题。到了1959年，“怕”的对象则成了“鬼”，反反复复地强调不要“怕鬼”，并用古代小说中不怕鬼的故事来说明鬼之不可怕和不必怕。对于那些令他满意的行为，他往往赞之为“不怕鬼”；对于那些令他不满的行为，则斥之为“怕鬼”。1959年4月15日，毛泽东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谈了炮击金门、马祖和平定西藏叛乱问题后，讲起了《聊斋志异》中“狂生夜坐”而不怕鬼的故事，最后总结道：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他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我们不怕鬼，所以炮击金门、马祖。（19）1959年5月6日，毛泽东接见苏联等11个国家的代表团和驻华使节，在谈了西藏叛乱和骤然紧张的中印关系等问题后，又大谈起“鬼”来：“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它好呢，还是不怕它好？中国小说里有一些不怕鬼的故事。我想你们的小说里也会有的。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小说编成一本小册子。

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接着，又说起了《聊斋志异》中“狂生夜坐”的故事。之后强调：“今天世界上鬼不少。西方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也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派。”“我们的策略是使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劳动人民得到一次教育，使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也学会不怕鬼。”（20）不久，负责编选不怕鬼故事小册子的使命，落到了其时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头上。在编选过程中，毛泽东数次会见何其芳，对编选工作做出具体指示。后又数次修改何其芳起草的序言。书定稿后，又指示立即“翻成几种外文”。1961年2月，这本汇集了中国古代笔记、小说中不怕鬼故事的《不怕鬼的故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并被定为中共党内干部整风的阅读书籍。在毛泽东心目中，“鬼”的所指十分宽泛，它既指国际上一切反华势力，也指国内的一切令他不满意的人事，包括对“大跃进”有所保留和怀疑的人。1962年，针对刘建彤创作的长篇小说《刘志丹》，毛泽东做了这样的批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说刘建彤“利用小说进行反党”，当然是天大的冤枉。

但说毛泽东善于利用小说进行“革命活动”和反对“反党”，是千真万确的。2002年12月25日夜注释：（1）转引自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六页。（2）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21页。（3）见《毛泽东读批诗文鉴赏》，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97页。（4）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4页。（5）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页。（6）见萧诗美《毛泽东谋略》，红旗出版社1996年版第21。“当山大王就当山大王”的壮语，见于许多关于毛泽东的著述中。（7）1996年版第六页。（8）红旗出版社1995年版第132页。（9）见《毛泽东读批诗文鉴赏》第990页。（10）见《黄人集》，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303页。（11）见陈晋《文人毛泽东》第79页。（12）见萧诗美《毛泽东谋略》第125——126页。（13）《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6日，转引自《听毛泽东讲古今故事》，红旗出版社2002年版第157页。（14）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00页。（15）见易严《毛泽东与鲁迅》，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6页。

（16）见《毛泽东读批诗文鉴赏》第994页，又见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287页。（17）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89页。（18）杜勒斯为其时美国国务卿。（19）见《听毛泽东讲古今故事》第465页。（20）见《毛泽东外交文选》。 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鲁迅丧事 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鲁迅丧事(1) 引 言鲁迅生前多次谈到“死后”一事。在逝世前不久写下的《死》中，鲁迅“立”了七条“遗嘱”，其中第二条是“赶快收敛，埋掉，拉倒”，第三条是“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不过，鲁迅确实是“人”而不是“神”，不论他怎样对“死后”担忧、恐惧，不论他怎样希望无声无息地入土为安，一瞑之后，他也只能任人摆布。实际上，鲁迅的丧事是办得极其隆重极具声势的，以致于给一些组织和参加者留下了十分强烈的印象。读顾准“文革”期间以“二度右派”之身写的“历史交代”，你会发现这样的回忆：“我记忆中的1936年3月至1936年9月为止的职救工作的经过，还是像《回忆》中所写的，只剩下这样一些印象了：这个时期主要是组织示威游行，——三八、五一、鲁迅葬仪等等，其他情节全记不起来了。”

（1）所谓“职救”是上海其时的“职业界救国会”的简称。上海当时的各界“救国会”由中共地下党在暗中直接领导，而林枫、顾准、雍文涛、王纪华等人则是“职救会”的中共负责人。尽管在鲁迅葬仪的日期上有一点小差错，但时隔30年，顾准在做“历史交待”时还记得“鲁迅葬仪”，可见这次“葬仪”的确非同寻常。顾准同时告诉我们，这场“鲁迅葬仪”实际上是他作为中共地下党员参与“组织”的一次“示威游行”。所以，鲁迅的丧事，尤其是葬礼，远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哀悼行为，它是一场有组织的政治运动，组织者和参加者也并不只是要表达对死者的哀思，更是要利用这个机会对国民党政府表达一种政治性的诉求。要明白顾准们当时为何为鲁迅大办丧事，就得明白其时的国际国内局势和中国共产党的处境。1935年日本加速对中国的侵略进程，策动“华北自治”，华北形势严重恶化。以“北上抗日”的名义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并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即《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号召大家“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做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其中十分明确地指出：“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其时正以全力“逼蒋抗日”，而“逼蒋联（容）共”则是“逼蒋抗日”的题中应有之义，或者说，是真正的目的所在。对于中国共党人来说，这种主动表示捐弃前嫌、愿与国民党并肩抗日的策略，无疑是高明到极致的，这的确体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瞻远瞩和目光如炬，因为这决不仅关乎“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更关乎中国共产党本身的生死存亡。但要让蒋介石停止对“苏区”的进攻和对红军的围剿，仅有宣言和口号当然不够，还要用实际的行动来迫使蒋介石不得不如此。中共为此目的而策划、组织和领导的第一场大运动便是在北平的“一二·九运动”。关于“一二·九”，有许多资料可供引用，不过，我们还是照抄《辞海》上的释义：“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后，又进一步控制了河北和察哈尔，------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中共发表了《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抗日救国。

1935年12月9日，北平（今北京）学生六千余人举行示威游行，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运动’。国民党政府出动大批军警镇压，打伤和逮捕了很多学生。次日，北平各校学生宣布总罢课。16日学生和市民一万余人又举行示威游行，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延期成立。杭州、广州、南京、天津、上海、武汉、长沙等地学生相继举行游行示威，各地爱国人士纷纷成立各界救国会，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实行抗日，掀起了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新高潮，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一二·九运动”大大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同时，中共慷慨激昂的“抗日话语”也赢得了广大民众的好感和信任。“一二·九运动”之后，全国民众强烈要求国民党不再视共产党为“匪”，停止与共产党为敌，这对蒋介石形成巨大的压力。许多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运动的青年学生，则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共产党，并在“七·七事变”后投奔了延安等共产党占领区。在中共党史上，“一二·九运动”其实是极其“辉煌”的一章，但因为这并不是“武装斗争”，其“意义”便长期未能得到应有的估价。

毛泽东在1935年12月27日做《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时，说“学生运动已有极大的发展”，应该就是指正在蔓延的“一二·九运动”。“一二·九”之后的国内形势，明显有利于共产党。“一二·九”之后，中共虽然在各地借各种机会组织了旨在“逼蒋抗日”的示威游行，但规模都不能与“一二·九”相比，而在运动的规模上堪与“一二·九”相提并论者，则是1936年10月22日的鲁迅遗体出殡和葬礼。在一定的意义上，鲁迅的丧事，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组织领导的又一场“一二·九”。“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旗帜打出去” 作为一场政治运动的鲁迅丧事(2) “一二·九”以后，上海各界的抗日热情高涨，救国运动风起云涌，大有众喣漂山之势。1987年12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选的《“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编辑说明”中说：“在党的领导下，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爱国学生运动。上海人民和全国人民一起，积极响应‘一二·九’运动。

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等一批爱国领袖和进步的知识分子，出面组织救国会，出版救亡报刊，开展广泛的抗日救亡活动。自‘一二·九’运动至‘七·七事变’止，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以‘救国会’为主要形势的救亡团体广泛建立。在团结御侮的斗争中，救国会所掀起的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群众救亡运动，对逼蒋抗日、推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实现全面抗战等，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翻阅这些史料，仍然感到被一种强烈的救国热浪所淹没。各种各样的组织、形形色色的宣言、此起彼伏的游行示威、接二连三的请愿、罢工、罢课，告诉我们在当时的上海，救国运动是怎样如火如荼的展开。根据性别、职业等，成立了上海妇女界救国会、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各大学教授救国会、上海职业界救国会等多个组织，在这些组织之上，则有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负统一协调指挥之责。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也在上海成立。“救国会”热潮，虽然表面上是一种民间行为，但其核心却是中共地下组织。

从上海各界救国会到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公开的领导人是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沙千里、李公朴这些人，但实际领导着“救国运动”的则是冯雪峰、邓洁、王尧山、胡乔木、胡愈之、潘汉年、林枫、钱俊瑞、沙文汉、周扬、徐雪寒等中共党员。在各个分支救国会里，起实际作用的，也是中共地下组织，例如，顾准就是职业界救国会的中共领导人之一。徐雪寒回忆说：“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救国会诸领袖与共产党员是紧密配合、亲密无间的。他们对党的意图是积极贯彻执行的，------据我了解，潘汉年、冯雪峰有时直接和他们见面。李公朴同艾思奇、柳湜等党内同志有很密切的关系。------据我所知，1936年全市性重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内部有一个极其秘密的行动指挥部，参加者有胡乔木、徐雪寒、王纪华、沙文汉四人。这个指挥部是钱俊瑞通知我去参加的。指挥部内，着重研究每一次行动的具体部署，开完会就分头贯彻。”（2）吴大琨则回忆说：“党对救国会的领导是不具形式的，在‘全救’是通过钱俊瑞贯彻党的意图的。据我所知：冯雪峰和沈钧儒，潘汉年和章乃器有些问题是直接见面的。”（3）其时的中共中央，对上海的“救国运动”是十分重视的。

亲历者王翰回忆说：“据说刘少奇是‘一二·九’运动以后到北方局工作的。一九三六年初，他派人（传说是黄敬）来上海联系工作。刘少奇认为上海便于联系华中、华南，上海地方大，便于掩护。他主张把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全国学联设在上海，并提出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旗帜打出去。后来救国会就是用这个口号发动群众，在全国影响很大。以后，张申府教授等和北平、天津的学生代表就来上海联系了。刘少奇在一次闲谈中提到：他在北方局，还管着上海呢。”（4）“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那时的确是耀眼的旗帜和响亮的口号。这期间便鲁迅的心态和行为如何呢？“九·一八”之后，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鲁迅也是不能理解的，并屡屡予以抨击。但对民众的爱国豪情和救国豪举，鲁迅却并不无条件地认同和赞美。例如，当马占山在东北对日军奋起抵抗时，上海青年组织了一个“青年援马团”，声称要赶赴东北援助马占山。鲁迅针对此事写了《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5），其中说：“------中国式的‘堂·吉诃德’的出现，是‘青年援马团’。

不是兵，他们偏要上战场；政府要诉诸国联，他们偏要自己动手；政府不准去，他们偏要去；中国现在总算有一点铁路了，他们偏要一步一步的走过去；北方是冷的，他们偏只穿件夹袄；打仗的时候，兵器是顶要紧的，他们偏只重精神。这一切等等，确是十分‘堂·吉诃德’的了。然而究竟是中国的‘堂·吉诃德’，所以他只一个，他们是一团；送他的是嘲笑，送他们的是欢呼；迎他的是诧异，而迎他们的也是欢呼；他驻扎在深山中，他们驻扎在真茹镇；他在磨坊里打风磨，他们在常州玩梳篦，又见美女，何幸如之（见十二月《申报》《自由谈》）。其苦乐之不同，有如此者，呜呼！”这就不仅嘲讽了“青年援马团”，也嘲讽了以“欢呼”送迎他们的民众。“青年援马团”曾抬棺游行，并有人断指写血书，鲁迅在文章中又说：“不错，中外古今的小说太多了，里面有‘舆榇’，有‘截指’，有‘哭秦庭’，有‘对天立誓’。耳濡目染，诚然也不免来抬棺材，砍指头，哭孙陵，宣誓出发的。然而五四运动时胡适之博士讲文学革命的时候，就已经要‘不用古典’，现在行为上，似乎更可以不用了。”鲁迅曾一再说中国人惯于“做戏”，在他看来，“青年援马团”之类的言行，也不过是“做戏”吧。

对其时的“爱国学生运动”，鲁迅也颇有保留。在1935年12月19日致曹靖华信中，鲁迅说：“青年之遭惨遇，我已目睹数次，真是无话可说，那结果，是反使有一些人可以邀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