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节

有那些疲惫，厌倦等深深透着失望的情绪产生；事业上，由于非他所能为力的原因，他现在被‘解除了武装，拉出了队伍’，成为一个失败者——这两者，就是瞿秋白在《多余的话》里表现出那种无奈、痛苦、低沉的情绪的根本原因。”至于瞿秋白为何要以一种曲折、隐晦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林勃、吴小龙等都指出，是因为瞿秋白身处敌人狱中，不便于明白直接地谈论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的黑幕和表达自己的反思。上述三种对《多余的话》的理解，第一种和第三种虽在评价上相同，即都对《多余的话》表示肯定，但肯定的理由却大相径庭。第二种和第三种虽在评价上颇对立，但在对瞿秋白真意的体察上却更接近。其实，只要对瞿秋白投身“革命”

后的人生遭遇有所了解，只要对瞿秋白所身历的中共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情形略为熟悉，就不难看出第一种理解是过于皮相的。就我来说，越是细细品味《多余的话》中的那一行行文字，越感到它是一首悲怆的诗。它把一个“革命知识分子”对“革命”的反思表达得既朦胧又深刻，把一个“革命知识分子”临终之际对自身人生错位的痛悔表达得既隐晦又显豁。三瞿秋白1921年在彼得堡加入俄共，1922年正式加入中共。但从1928年开始，便饱尝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滋味。1928年至1930年，瞿秋白是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在苏联度过的，而正是在这期间身历的党内斗争的残酷无情和荒谬绝伦，使瞿秋白萌发了对“政治”的极度厌倦，也使瞿秋白开始了对自己人生道路的反思。据陆立之在《深藏在心底的瞿秋白及其它——王明对瞿秋白的打击迫害》（3）中回忆，在苏联时期，攀上了米夫做后台的王明，就开始对瞿秋白百般陷害，甚至必欲置瞿秋白于死地而后快。王明等人先是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内捏造了一个“江浙同乡会”，说这是一个“反党的秘密团体”，而背后的“大头头”就是瞿秋白。

于是，来了一场气势汹汹的清查运动，向忠发在大会上宣布：“在共产党内搞同乡会活动的人，都要枪毙！”陆立之回忆说，运动“升级”后，“有人被捕，有人失踪，还有人上吊自杀了。列宁学院有几个中国同学在休假日自己烹调中国菜小酌，热闹了一阵。因为他们的方言别人听不大懂，王明的耳目就做了汇报，于是，就说他们在开会，以图制造‘江浙同乡会’的口实。”在运动中，瞿秋白的胞弟瞿景白被王明诬为“疯子”，最后“失踪致死”，而“这顶疯帽本想扣在秋白头上但没有得逞，就让瞿景白做了替身。”“江浙同乡会”的棍子未能直接打倒瞿秋白，米夫、王明们便干脆“向秋白直接诬陷”，“米夫硬说秋白和黄平都有神经病，强制送精神病院检查。”再后来，米夫和王明又编写了一份《共产国际对中共代表团的谴责决议》，把一顶“分裂主义”的帽子扣到瞿秋白头上，理由是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中山大学学潮中犯了“分裂主义”的错误，“助长了托派小组织和其他反党活动。”

“最后，米夫又甩出王牌，必欲将瞿秋白置于死地，也就是把拎在手里的另一顶‘托派’帽子硬扣瞿秋白，大家可以想象：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这是一道催命符，米夫甩出这件法宝，喜形于色，料定瞿秋白逃不出他的魔掌。”只是因为斯大林最终并不认可米夫的构陷，瞿秋白才免于一死。然而，瞿秋白身虽未死，心却在开始死去。陆立之文章中说，其时的瞿秋白“对所谓《谴责决议》和‘分裂主义’的新帽子等打击逆来顺受，有时候他还嘲讽自己，轻轻地哼着越剧‘是我错’的曲调。但实际上他内心里是极度苦恼的。杨之华说：由于景白失踪又被说成是‘疯子’，他告诫（另一胞弟）云白必须言行谨慎，忧虑许多可能发生的事，他好几天连续失眠。以前那种说笑欢快的家庭气氛也消失了，夫妻俩都忧心忡忡，不知将会突发什么事故。但大白天，秋白仍是泰然自若的样子。”在这社会主义的苏联，瞿秋白其实生活在一种“红色恐怖”之中，人生安全毫无保障。他的“逆来顺受”，他哼着“是我错”的自嘲，都表明他已无意于去与那些“党内同志”争是非、论短长，表明他政治热情的冷却。不难想象，在那些连续失眠的夜里，瞿秋白一定对自己的政治道路有一遍遍的反思。

数年后的《多余的话》中，有一句自成一部分的话：“我的政治生命其实早已结束了。”不妨说，在这种“红色恐怖”中，在这些连续失眠的苏联之夜里，瞿秋白的“政治生命”正在死去。《多余的话》最后一章《告别》，是以这样一句话开头：“一出滑稽剧就此闭幕了！”这句话也自成一部分。我想，在苏联的那些不眠之夜里，当瞿秋白一遍又一遍地反思着自己的人生选择时，一定已有强烈的滑稽感一遍又一遍地袭上心头。 两代“革命知识分子”对“革命”的反思之一(4) 1930年8月，瞿秋白回国。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这次由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米夫操纵的会上，瞿秋白又成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靶子。尽管瞿秋白在会上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并主动承担此前的三中全会和政治局所犯的“错误”，但王明等仍毫不留情地将瞿秋白逐出了政治局。据邵玉健《试析王明一伙残酷打击瞿秋白的部分原因》（4）一文中说，王明等人在会上宣称，向忠发“是工人同志，他们虽有错误，我们现在决不让他们滚蛋，要在工作中教育他们，看他们是否在工作中纠正自己的错误。

如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纠正自己的错误。”邵玉健文章说：“之后，六届四中全会的中央连续两次强迫身患肺病的瞿秋白写声明书，公开承认强加给的莫须有罪名。------瞿秋白于1月17日和1月28日两次违心写了声明书。虽然他态度十分诚恳，但王明等仍不依不饶，欲彻底批倒批臭，最后在2月20日，由中央政治局专门作出了《关于1929——1930年中共中央驻国际代表团行动问题的决议案》，硬给瞿秋白戴上‘调和态度’、‘两面派态度’、‘右倾政治意见’等帽子。在生活上，王明中央每月仅发16.7元生活费给瞿秋白，远低于上海工人的一般工资，仅能勉强糊口，更何谈治病，实际上是欲置秋白于死地。”被逐出中共领导层的瞿秋白，可谓贫病交加。但即便这样，“党内同志”仍不肯放过他。1933年9月22日，已从上海迁到江西“苏区”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突然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对瞿秋白进行了毁灭性的政治打击。“决定”

指责瞿秋白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上发表的一些文章是“又来偷运和继续他过去的腐朽的机会主义，同时在客观上，他是整个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并号召“各级党部对于狄康同志的机会主义错误，应在组织中开展最无情的斗争”。这个“决定”传达到上海，上海的党组织立即召开了对瞿秋白的批判会。瞿独伊在《怀念父亲》中说：“我听母亲说：在一次小组会上，父亲对这样歪曲和污蔑进行了平静的申述，但是宗派主义分子竟蛮横地吼道：‘象你这样的人，只有一棍子敲出党外去！’”（5）在遭受这样的打击迫害后，瞿秋白于1933年9月28日写了《“儿时”》一文。细味此文，可知瞿秋白其时的心境，也能明白瞿秋白并非是在成了国民党的俘虏后才开始写《多余的话》的。《“儿时”》不长，才数百字，其中说道：生命没有寄托的人，青年时代和“儿时”对他格外宝贵。这种浪漫谛克的回忆其实并不是发见了“儿时”的真正了不得，而是感觉到“中年”以后的衰退。------衰老和无能的悲哀，象铅一样的沉重，压在他的心头。青春是多么的短啊！“儿时”的可爱是无知。那时候，件件都是“知”，你每天可以做大科学家大哲学家，每天都在发见什么新的现象，新的真理。现在呢？

“什么”都已经知道了，熟悉了，每一个人的脸都已经看厌了。宇宙和社会是那么陈旧，无味，虽则它们其实比“儿时”新鲜得多了。我于是想念“儿时”，祷告“儿时”。完全可以将《“儿时”》视作是《多余的话》之一部分的先期写出和发表。本来早已信仰了共产主义并立誓为“共产主义之人间化”而奋斗终身的瞿秋白，现在却感到自己是一个“生命没有寄托的人”。在感到生命失去了寄托的同时，瞿秋白如此深情又如此惆怅地怀念起“儿时”来。他怀念得之所以如此深情，无非是因为“儿时”的人，有着种种寄托生命的可能性，他可以选择做科学家，也可以选择做哲学家，还可以选择做其他各种正当有益而又干净有趣的事业，是因为“儿时”的生命是一张白纸，可以在上面画各种各样美好的图画。而他之所以如此惆怅，是因为“中年”的他虽感到原有的生命寄托已经失去，但却无由重新选择生命寄托；是因为他感到自己的生命虽像一张画满了错误图案的纸，但却不能把这些图案抹去重来。在瞿秋白如此深情又如此惆怅地怀念和祷告着“儿时”时，是多么渴望能从“中年”回到“儿时”，让生命重新开始；是多么渴望此生的一切原不过是一场恶梦，一觉醒来，仍然躺在母亲的怀里。

在《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下达之后，瞿秋白马上写了这篇《“儿时”》，但却并没有马上拿出去发表。想来，其时的瞿秋白对于公开发表这样的言论还有着顾忌。临近年底，中共中央派人向瞿秋白宣布了要他去中央“苏区”的决定。要瞿秋白离开上海赴“苏区”，实在说不上有什么正当的理由。在政治上瞿秋白已被打翻在地，当然谈不上“苏区”有什么工作非他去担当不可，而以瞿秋白的身体状况，无疑留在上海更适宜。但信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党内同志”，却偏是既不让他好好“工作”，又不容他好好“养病”。当时，有人劝瞿秋白以身体需要调养为由争取不去，瞿秋白“有些怅然”，“沉吟了片刻”，说：“去，早晚还是要去的，否则有人要说我怕死呢。”（6）早把命运交给了“革命”的瞿秋白自然只能服从“革命”的安排。瞿秋白只向中央提了一个要求，即允许夫人杨之华一同前往，但却被莫明其妙地拒绝。对此，有论者这样评说：“在全党一派无情斗争声中要瞿秋白去中央苏区，是好意吗？他的心情能舒畅吗？于是不准这个重病号要求生死与共的夫人同行，也就可以明白是一种什么样的性质的‘决定’了。就是人身迫害！

当时有同志实在看不惯，要为瞿秋白申冤叫屈，他马上制止，不准同志为他而去作无畏（谓）的牺牲。这个时候的瞿秋白，如果要讲一句俗话，简直是太窝囊了。然而如若不窝囊一点而表示半点不满，就更没法活了。”（7）对于瞿秋白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投身了“革命”，实际上就踏上了一条不归路，即便在思想上、情感上已与“革命”的极大地疏离，在行动上也只得与“革命”保持一致。他已经没有为自己重新选择道路的“权利”，只能老老实实地被“革命”牵着走，哪怕明知前面是“党内同志”布下的陷阱，也无由后退。这时，对有着无限可能性的“儿时”的怀念一定又袭上心头，于是，在离开上海不久前的1933年12月15日，瞿秋白从抽屉里拿出放了两个多月的《“儿时”》，交《申报·自由谈》发表。 两代“革命知识分子”对“革命”的反思之一(5) 四1934年1月7日的上海之夜，雨雪交加。就在这雨雪交加中，瞿秋白永别了妻子杨之华，踏上了去“苏区”的路。1934年10月，中共中央连同各路人马开始了“长征”。瞿秋白当然要求随中央机关“长征”。然而，这要求却被断然拒绝。就像当初想留在上海不走却不得不走一样，这回是想跟着走却不准走。

当事人之一的伍修权对有关“长征”和人员去留问题，曾有这样的回忆：“有的为‘左’倾路线领导者不喜欢的干部，则被他们乘机甩掉，留在苏区打游击。如瞿秋白，何叔衡等同志，身体根本不适宜游击环境，也被留下，结果使他们不幸被俘牺牲，贺昌、刘伯坚等同志也是这样牺牲的。事实证明，象董老、徐老等年高体弱的同志，由于跟主力红军行军，都被保存了下来，安全到达了陕北。”（8）让瞿秋白这样的人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打游击”，真可谓滑稽之至。当然，“打游击”是假，“甩包袱”是真，“借刀杀人”是真。从苏联时期起，“党内同志”就一次次地想置瞿秋白于死地，待到1935年2月瞿秋白以“共党首领”的身份被国民党军队抓获，他们也就如愿以偿了。对这一切，瞿秋白当然是心知肚明的。明白了瞿秋白投身“革命”后在“革命阵营”内的遭遇，就不难理解他为何以最后的生命时光来写《多余的话》了。实际上，瞿秋白早有满腔悲哀、屈辱、悔恨渴欲一吐为快。而在此之前，也在按捺不住时有过零星的吐露。丁玲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中说：“我第一次读到《多余的话》是在延安。

------我读着文章仿佛看见了秋白本人，我完全相信这篇文章是他自己写的------那些语言，那种心情，我是多么地熟悉啊！我一下子就联想到他过去写给我的那一束谜似的信。在那些信里他也倾吐过他这种矛盾的心情，自然比这篇文章要轻微得多，也婉转得多。------尽管是迂回婉转，还是说了不少的过头话”。如果说写给丁玲这些信已经预告着《多余的话》的怀胎；而离开上海前公开发表《“儿时”》，则表明《多余的话》已经孕育成熟。明白了瞿秋白为何写《多余的话》，也就能明白他为何在《多余的话》中写下这样的话：“但是我想，如果叫我做一个‘戏子’——舞台上的演员，倒很会有些成绩，因为十几年来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着大学教授，扮着政治家，也会真正忘记自己而完全成为‘剧中人’。虽然，这对于我很苦，得每天盼望着散会，盼望同我谈政治的朋友走开，让我卸下戏装，还我本来面目——躺在床上去，极疲乏的念着：‘回“家”去罢，回“家”去罢！’这的确是很苦的——然而在舞台上的时候，大致总还扮得不差，像煞有介事的。”“不过，扮演舞台上的角色不是‘自己的生活’，精力消耗在这里，甚至完全用尽，始终是后悔也来不及的事情。

等到精力衰惫的时候，对于政治舞台，实在是十分厌倦了。”“一出滑稽剧就此闭幕了！”“我这滑稽剧是要闭幕了。”------明白了瞿秋白为何写《多余的话》，也就能明白他为何在《多余的话》中写下这样的话：“我已经退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的队伍，已经停止了政治斗争，放下了武器。假使你们——共产党的同志们——能够早听到我这里写的一切，那我想早就应当开除我的党籍。------而且，因为‘历史的偶然’，这并不是一个普通党员，而是曾经当过政治局委员的——这样的人，如何还不要开除呢？”“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这是我最后叫你们‘同志’的一次。我是不配再叫你们‘同志’的了。告诉你们：我实质上离开你们的队伍好久了。”“永别了，亲爱的朋友们！七八年来，我早已感觉到万分的厌倦。这种疲乏的感觉，有时候，例如一九三Ο年初或是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间，简直厉害到无可形容，无可忍受的地步。我当时觉着，不管宇宙的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现在已经有了‘永久休息’的机会。”------半个多世纪以后，接续着瞿秋白的这种“感受型反思”的，是韦君宜。

韦君宜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1935年积极投身“一二·九”运动，1936年加入中共，抗战爆发后奔赴延安。1949年后，也可算是中共高级干部。1994年，韦君宜出版了自传体小说《露沙的路》，对于延安时期“抢救运动”的残酷无情和荒谬绝伦有深刻的揭示，对知识分子与“革命”之间的关系有十分耐人寻味的表现。1998年，韦君宜出版了回忆录性质的著作《思痛录》，对延安时期的“抢救运动”和1949后的“反胡风运动”、“反右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革命运动”有冷峻的反思。之所以说韦君宜的反思是瞿秋白式的，是因为韦君宜同瞿秋白相似，反思中的思维活动始终不离自己的经历、感受，很少进入抽象的理论思辨。关于韦君宜的反思，已有许多人作过评说，尤其《思痛录》出版后，在思想文化界颇有影响。2001年，大众文艺出版社了《回应韦君宜》一书，其中收录了数十篇对韦君宜的反思进行论说和阐发的文章。因此，我在这里就不对韦君宜的反思多作赘语，只将韦君宜的反思与瞿秋白作些比较。首先要说明的是，瞿、韦二人的反思虽然立足于自身的经历、遭遇，却并不意味着他们之所以反思，仅仅是因为个人在投身“革命”后饱受苦难。

驱使他们对“革命”进行反思的原因，更主要的是对历史负责、对后代负责的精神。在《多余的话》正文之前，瞿秋白借古人语作卷头引语：“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正是对“革命”的“心忧”，促使瞿秋白不顾身后的荣辱，提笔写下了《多余的话》。《多余的话》刚开始，瞿秋白写道：“但是，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在《多余的话》快结束时，又写道：“现在，我已经是国民党的俘虏，再来说起这些，似乎多余的了。但是，其实不是一样吗？我自由不自由，同样是不能够继续斗争了。虽然我现在才快要结束我的生命，可是我早已结束了我的政治生活。严格的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如果不幸而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们我的最坦白最真实的态度而骤然死了，那你们也许还把我当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记得一九三二年讹传我死的时候，有的地方为我开了追悼会，当然还念起我的‘好处’。

我到苏区听到这个消息，真叫我不寒而栗，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实在太那么个了。因此，虽然我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我骗着我一个人的身后虚名不要紧，叫革命同志误认叛徒为烈士却是大不应该的。所以反正是一死，同样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冒充烈士而死。”这是在说明为何要写《多余的话》。瞿秋白非常清楚，以他的政治身份写出《多余的话》这样的东西，一定会举世哗然，也会令人百思不解。例如，丁玲这位知心好友，就至死不能理解瞿秋白为何要在临死前留下这样的东西。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中，丁玲在肯定《多余的话》的同时，也说：“何必写这些《多余的话》呢？我认为其中有些话是一般人不易理解的，而且会被某些思想简单的人、浅薄的人据为笑柄，发生误解或曲解。”连丁玲这样的知心好友都不知“我”实因“心忧”而“谓我何求”，那我的“心忧”要在短时间内广被理解，实不可能。这一点，瞿秋白是充分意识到了的。甚至死后的戮棺鞭尸，瞿秋白都应该想到了。但他还是要说出这些“多余的话”。这固然可以理解为是瞿秋白超乎寻常的真诚使然。“革命家”、“革命领袖”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等等，诸如此类的头衔，本不过是舞台上的戏装，瞿秋白内心对之厌恶已久，如果在临死之前不将这些戏装扯下，那就要在尸体上罩上“革命烈士”这样一件新的戏装，而这是瞿秋白决不愿意的，于是，他以这些“多余的话”撕扯下套在身上多年的旧戏装，也以这种方式预先表示了对“革命烈士”这件新戏装的拒绝。扯下和拒绝这些戏装，不仅仅是要以真面目面对历史，更在于让真实的自己成为“以后的青年”的一面镜子，让“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韦君宜在《思痛录》的“缘起”中，则这样解释自己为何以余生进行反思：“要想一想这些，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人民）今后生存下去的需要。”在《思痛录》之四“我所见的反右风涛”中，韦君宜说到在“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中，人们为了自保，往往不惜相互陷害、吮血卖友时，有这样一番慨叹：“我从少年起立志参加革命，立志变革旧世界，难道是为了这个？为了出卖人格以求取自己的‘过关’？如果这样，我何必在这个地方挣这点嗟来之食？我不会听众父母之命远游美国，去当美籍华人学者？参加革命之后，竟使我时时面监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真的人的选择。这使我对于‘革命’的伤心远过于为个人命运的伤心。”

据韦君宜爱女杨团说，在“文革”后期，韦君宜就开始在极为隐秘的情况下写《思痛录》：“而‘四人帮’粉碎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她才向我公开了她的秘密。她要写一部长篇回忆录，从抢救运动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