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节

要单调得多、轻巧得多和平淡寡味得多。

瞿秋白短暂的一生中，写下了大量的文字，但某种意义上，这一篇不算太长的《多余的话》比其他全部文字都更重要。时间已经开始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瞿秋白做出在临死前一吐心曲的决定是极其正确的，他最终将以这一篇《多余的话》而真正捍卫了自己的人格和名誉。无论他生前有过多少过错、失误，有了这一篇披肝沥胆、抉心自食的《多余的话》，便都能洗刷了。白居易有《放言》诗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我在读陈独秀那些“最后的政治意见”和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时，每每想到白居易的这几句诗。如果陈独秀在移居江津前就死去，他那些关于民主与独裁、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最后意见”就将随着躯体而永久地被埋葬，那将是何等的憾事。同样，如果国民党在瞿秋白写完《供词》后就将他杀害，根本不给他写《多余的话》的时间，那留在历史上的就只能永远是一个表面的、“做戏”的瞿秋白，而深层的、真实的、戏台下面的瞿秋白则随着一声枪响而永不为人所知。我想，在中国现代史上，一定还有更多的历史性人物，因为种种原因，至死都未能把内心最真实的想法表达出来，至死都披着一层伪装，而陈独秀和瞿秋白却得以在“身便死”

之前将“一生真伪”向世人展露。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真应该感谢上苍；作为后人的我们，也应该感谢上苍。“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但上苍对瞿秋白并不像对陈独秀同样的仁慈。陈独秀是在宣布与一切党派脱离关系、不受任何政治力量左右的“隐居”状态下，写下了他那些“最后的政治意见”的，这些“政治意见”也就难以被说成是对国民党的屈膝投降。而瞿秋白只能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利用国民党提供的纸笔，写下他的《多余的话》，这样，《多余的话》就必然与瞿秋白的“名誉”纠缠在一起。瞿秋白是在写完《供词》后不久，即开始写《多余的话》的。据周永祥《瞿秋白年谱》，1935年5月13日，瞿秋白交上《供词》。而几天后的5月17日，瞿秋白便开手写《多余的话》。《多余的话》一开头，瞿秋白便强调“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久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在当时是形格势禁，没有余暇和可能说一说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

心上有不能自己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在《多余的话》快结束时，又一次强调：“我留下这几页给你们——我的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我觉得，瞿秋白在决定是否写这《多余的话》时，是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的。从交上《供词》到动手写《多余的话》，中间有过几天间隔。这几天，应该是瞿秋白反复考虑、权衡的时间。瞿秋白深谙党内斗争内幕，此前也饱受党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之苦，这篇《多余的话》将给自己的身后名带来怎样的连累，他是多少能猜到些的。这些话，是在他心的深处酝酿和涌动了许久的。他早就渴望有机会一吐为快。但当还在“形格势禁”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一定的角色”的时候，是不可能说出这些话的，否则，恐怕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但国民党的监狱也并非“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的理想场所。正因为如此，瞿秋白在交上《供词》后，有过几天的举棋不定。但最终，强烈的一吐心声的“冲动和需要”以及对历史负责、对自己负责、对后代负责的精神，使他决定不计身后是非，而抓住这狱中“最后”的机会，把自己内心的真相暴露出来。在《多余的话》一开篇和快结束时，瞿秋白都强调自己说出的是最真实、最坦白、最老实的话。

而我们记得，在那篇所谓《供词》的最后，瞿秋白也声明了自己所说的话是真实的。然而，如果将《供词》与《多余的话》做些比较，就会感到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二者的说法颇不同。例如，在《供词》中，说到那时期的所谓“苏区”时，都是径用“苏区”，并不加引号，表示着对这一政治性称谓毫无怀疑地认可；而在《多余的话》中，“苏区”不但往往加上引号，有时前面还冠以“所谓”二字，成了“所谓‘中央苏区’”，其语意明显不同。当然，更重大的差别还表现在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评说上。例如，《供词》中这样谈到“苏区”的教育：“初进苏区的感想，首先就是各乡各区------的政权的确握在另外一些阶级手里，同苏区以外是相反的。那些‘下等人’，无论他们因为文化程度的低而做出些愚蠢或者多余的事，可是他们是在学习着、进步着，在斗争中纠正着自己的错误。他们中间产生了不少干部，------。例如江西省苏维埃主席刘启尧（现在已经在战争中死了），他是一个长工，二十多岁还是一个字不识的，然而三年的苏维埃革命中，他努力学习，甚至晚上不睡觉——在一九三四年三月间我见着他的时候，他已经能够看得懂《红色中华》报，已经能够指导一个省政府的工作。”

在这里，瞿秋白似乎要以刘启尧的成长，来证明“苏区”教育的可观成就。然而，在《多余的话》里，却写道：“例如，最近一年来，叫我办苏维埃的教育。固然，在瑞金、宁都、兴国这一带的所谓‘中央苏区’，原本是文化非常落后的地方，譬如一张白纸，刚刚着手办教育的时候，只是创办义务小学校，开办几个师范学校，这些都做了。但是，自己仔细想一想，对于这些小学校和师范学校，小学教育和儿童教育的特殊问题，尤其是国内战争中工农群众教育的特殊问题，都实在没有相当的智识，甚至普通常识都不够！”这番话虽然直接的意思是强调自己并没有在“苏区”这样的地方办教育的资格和能力，但却能间接地构成对“苏区”教育成就的否定。因为瞿秋白在“苏区”时是所谓“苏维埃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员”（教育部长），主管“苏区”的教育。作为“教育部长”的瞿秋白并没有资格和能力办教育，那教育又能办出怎样的成就呢？言外之意是，只因为原来是“一张白纸”，所以办些义务小学，办几个师范学校，就显得很有成就了，实际成就是并不可观的。又例如，《供词》中这样说到“苏区”百姓的经济生活：“经济建设方面，除兵工厂、印刷厂、造币厂等一些国有企业外，农业方面在后方也有可惊的成绩。

例如去年的春耕运动教会了几万妇女犁田。苏区去年没有灾象是事实，虽然红军扩大了好些，就是在家耕田的壮丁少了好些，而米粮能够吃到今年秋季。------”“苏区的生活，在一九三四年二月到八九月，还是相当安定和充足的，不过盐贵些，布缺乏些，这是国民党封锁的关系。我见着一般农民当时的饭菜，问他们比革命以前怎样，他们都说好些，因为分了田。”在这里，把“苏区”的物质生活说得不错，也说到了自己与农民之间似乎很亲切的对话。然而，在《多余的话》里，却写道：“雾里看花的隔膜的感觉，使人觉得异常的苦闷、寂寞和孤独，很想仔细的亲切的尝试一下实际生活的味道。譬如‘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已经有三四年，农民的私人日常生活究竟有了怎样的具体变化，他们究竟是怎样的感觉。我曾经去考察过一两次。一开口就没有‘共同的言语’。而且自己也懒惰得很，所以终于一无所得。”从这番话，就看不出对“苏区”农民生活的丝毫的赞扬了。当然，瞿秋白并没有说“苏区”的农民生活不好，只是说因为自己与他们“没有共同的言语”，因而无法知道他们对自己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感觉”。几天前写的《供词》中还说农民告诉自己生活比“革命以前”要“好些”

，几天后写的《多余的话》却说因“一开口就没有‘共同的言语’”而对农民生活的考察“一无所得”，这不是很矛盾吗？ 瞿秋白的“名誉(3) 我觉得，瞿秋白《供词》与《多余的话》的矛盾，并不很难理解。例如一棵树，某根树枝上有几片绿叶，其他则都是枯枝。说这棵树上也有着绿叶，这并没有说假话；说这棵树满是枯枝，则更是真话。——瞿秋白在《供词》和《多余的话》中对“苏区”的两种说法，某种意义上就像对这样一棵树的两种说法。在写《供词》和写《多余的话》时，瞿秋白的心态是大为不同的。《供词》是作为阶下囚的瞿秋白写给过去的“敌人”看的自供状，《多余的话》是作为将死者的瞿秋白写给过去的“同志”看的诀别词。两篇文字在写作时都有着明确的“隐含读者”。《供词》是明确地说给作为敌人的国民党听的，在写作时瞿秋白的脑中眼前会始终有着国民党官员的影子，甚至蒋介石的身影都可能出现；《多余的话》是明确地说给作为过去的“同志”的共产党人士听的，在写作时瞿秋白的脑中眼前会始终有着过去的“同志”的影子，甚至王明、毛泽东、周恩来这些要人的身影也会时时出现。 即便在“文革”

之后，仍有人认为瞿秋白之所以写《多余的话》，是为了赢得国民党的好感从而达到求生的目的：“秋白始终存在着一种幻想：他也许能够骗过敌人的眼目，用不着伤害党而把自己保存下来。丑化自己，是他付给敌人的一笔赎款，写《多余的话》，就是他援救自己的一种尝试。”（5）这也就意味着《多余的话》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作伪，是瞿秋白在狱中演的一出戏，说出的都是最不“坦白”最不“老实”的假话。当然可以从多种角度证明这种理解的荒谬。而从“隐含读者”的角度一句一句地体会、寻味《多余的话》，也是证明这种理解之荒谬的一种有效途径。如果《多余的话》真是所谓“付给敌人的一笔赎款”，那它实际上就是写给“敌人”看的，它的“隐含读者”就是“敌人”，然而，一字一句地咀嚼《多余的话》，实在品不出丝毫这样的意味。细细琢磨《多余的话》，可看出这是一个明确意识到自己会成为“历史人物”的人对历史的交待。这种交待的听众首先是过去的党内“同志”。当然，有时候也能感觉到瞿秋白是把话说给世人听的，有时候则是说给后代听的，也有几句话是说给亲人听的。

《多余的话》中也有这样一段话：“我写这些话，决不是要脱卸什么责任——客观上我对共产党或国民党的‘党国’应当负什么责任，我决不推托，也决不能用我主观上的情绪来加以原谅或者减轻。我不过想把我的真情，在死之前，说出来罢了。总之，我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声名十来年，这不是‘历史的误会’，是什么呢？”这番话，可以看成是对世人、对后代说的，也不妨看成是说给国共两党共同听的。至于专门说给国民党听的话，半句也没有。在《多余的话》中，许多话干脆是对着过去的党内“同志”，以第二人称的方式喊叫而出的：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这是我最后叫你们“同志”的一次。我是不配再叫你们“同志”的了，告诉你们：我实质上离开你们的队伍很久了。唉！历史的误会叫我这“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的脱离队伍，不简单的因为我要结束我的革命，结束这一出滑稽剧，也不简单的因为我的痼疾和衰惫，而是因为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的绅士意识，我终究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永别了，亲爱的朋友们！七八年来，我早已感觉到万分的厌倦。

这种疲乏的感觉，有时候，例如一九三零年初或是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间，简直厉害到无可形容，无可忍受的地步。我当时觉着，不管全宇宙的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现在已经有了“永久休息”的机会。我留下这几页给你们——我的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永别了！判断一切的，当然是你们，而不是我。我只要休息。如果说瞿秋白写《多余的话》是在作伪，是在演戏，是在向国民党付一笔“赎款”，那就意味着他实际上字字句句都是写给国民党看的，在写作时眼前始终有着蒋介石的影子（因为只有蒋介石才有权决定瞿秋白的生死）。然而，上面的这些话，像是在作伪、像是在演戏、像是在撒谎吗？读这些文字，让人感觉瞿秋白在写下它们时，已经很有些忘情了，他不但眼前没有站着一个蒋介石，甚至根本就忘了是在蒋介石的监狱里。前面说过，瞿秋白这样的革命知识分子是十分珍爱自己的名誉的。他没有向国民党叛变，就说明他把名誉看得比生命更重。然而，从“革命”的立场上看，这篇《多余的话》却又分明是在自我作贱、自我贬损，分明是在自毁“革命声誉”，是在对用多年生命建立起来的“革命形象”进行不留情的摧残。这该怎样解释呢？

对此，瞿秋白在《多余的话》里也明确地做出了回答：“虽然我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我骗着我一个人的身后虚名不要紧，叫革命同志误认叛徒为烈士却是大大不应该的。所以虽然反正是一死，同样是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冒充烈士而死。”真有名誉心的人首先是一个真诚的人，否则他爱的就不是“名誉”而是“虚荣”。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说自己多年的政治生涯如同虚假的做戏，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却表现出极大的真诚；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也说自己是软弱的、是缺乏勇气的，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却表现出惊人的肝胆。品味《多余的话》，我感觉到瞿秋白在一字一句地写下它们时，心中有悲哀、有痛悔、有无奈，但又不仅仅只有这些，还有着兴奋、有着痛快；而当他划上最后一个标点符号时，我相信，他感到了难言的舒畅：“一生没有什么朋友，亲爱的人是很少的几个。而且除开我的之华以外，我对你们也始终不是完全坦白的。就是对于之华，我也只露一点口风。我始终戴着假面具。

我早已说过：揭穿假面具是最痛快的事情，不但对于动手去揭穿别人的痛快，就是对于被揭穿的也很痛快，尤其是自己能够揭穿。现在我丢掉了最后一层假面具。你们应当祝贺我。我去休息了，永久休息了。你们更应当祝贺我。”这是在《多余的话》接近尾声时写下的一段话。揭穿别人的假面具是痛快的，自己的假面具被别人揭穿也是痛快的，而自己动手撕下自己的假面具则更是加倍地痛快。写《多余的话》的过程，就是瞿秋白亲自动手，一分一寸地撕下自己的假面具的过程。因为这假面具戴得太久，已与真实的肌肤相粘连，撕扯的过程中必然要流血，必然有痛楚，然而，也有巨大的快感。撕完之后也必然血肉模糊，然而，瞿秋白宁愿以血肉模糊的真面目示人，也不愿戴着金碧辉煌的假面具进入历史。 瞿秋白的“名誉(4) 就是对于最亲密的爱人杨之华，“也只露一点口风”，这说明这些“多余的话”在瞿秋白心中已积郁多时，他渴望倾诉却又不能倾诉，他必须在内心筑起一道堤坝，并时时防范着它的溃决。而如今，他可以用一支笔掘开这堤坝，让被禁锢已久的心潮喷涌而出，他怎能不感到从未有过的舒畅呢？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瞿秋白之所以写《多余的话》，仅是为了逞一时之快。

做过多年“所谓‘杀人放火’的共产党的领袖”，作为中国最早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之一，瞿秋白清楚地知道自己必然要进入历史，必然要被后来的文人、学者、政客评头品足。与其自己的面目被他人善意或恶意地胡涂乱抹，不如自己临死前揽镜自照，画下自己的真面目；与其自己的历史角色被他人善意或恶意地随意分派，不如自己在离开人世前为自己做出准确的历史定位。——这才是瞿秋白写《多余的话》的一部分真正目的。既如此，对瞿秋白的最真实的尊重，就应该是尊重他的自我描绘和自我定位。“我愿意受历史的最公平的裁判！”由于种种原因，《多余的话》写出后，竟长期并未对瞿秋白的“革命声誉”带来“损害”，这也许是瞿秋白握笔之初所未料及的。1945年4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所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十年前遇难的瞿秋白做了这样的“结论”：“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他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直到“文革”时期，《多余的话》才成了严重的问题，瞿秋白被说成为革命的“叛徒”

，遭受严厉的谴责、谩骂，自己的墓和父母的墓都被砸。对于瞿秋白，这真是迟来的审判和“报应”。不少人为瞿秋白在“文革”中的遭遇深感不平。但我以为，瞿秋白如果地下有知，或许既不会感到突然，也不会觉得怎样的委屈。去年，我在旧书店买到一本《瞿秋白批判集》，编辑出版者为“北京师大革委会井冈红军”，出版时间是1968年2月。这本书收集了从中共高层到“红卫兵小将”对瞿秋白的批判，也辑录了包括《多余的话》在内的瞿秋白的“反动言论”。翻过扉页，背面贴着一张署名“编者”的铅印字条，上写“本书原引戚本禹讲话及所有关于戚本禹的论述全部作废。”在书店时，翻到这张字条，我哑然失笑，并立即决定买下。《多余的话》作为瞿秋白的历史旧账，是在“文革”开始前数年便被翻出的，而这要“归功”于后来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戚本禹。戚本禹在1963年第4期《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与罗尔纲等人“商榷”的《评李秀成自述》一文，说李秀成被曾国藩捕获后写了自供状，因而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叛徒”，将要“遗臭万年”

：“无情的事实说明了：李秀成的自述并不是为总结太平天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而写成的‘革命文献’，它只不过是为投降的目的而写的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此文引发了学术文化界的一场争论。争论正进行时，毛泽东出面支持了戚本禹，在他的文章上批示道：“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1964年7月24日，《人民日报》又重新发表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8月23日，戚本禹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批李秀成只是一个幌子，目的是牵出瞿秋白。李秀成被捕后写了“自述”，因而是“遗臭万年”的“叛徒”，瞿秋白被捕后写了《多余的话》，也自然是“叛徒”无疑。所以，在“文革”时期的瞿秋白一案中，戚本禹是一个很关键的人物。1968年1月，戚本禹在险恶的政治风浪中翻船，锒铛入狱，去写他自己的“自供状”了。1968年2月出版的《瞿秋白批判集》，自然就只能宣布所有戚本禹的讲话和关于戚本禹的论述“全部作废”了。“文革”时期的许多事情，从很大很大的事到很小很小的事，都一方面显得无比庄严神圣，一方面又给人以强烈的儿戏感，这本《瞿秋白批判集》的出版就是一例：瞿秋白的“叛徒”

问题是由李秀成的“叛徒”问题引起的，而李秀成的“叛徒”问题是由戚本禹提出的；既然戚本禹的言论都已“作废”，那李秀成就并不是“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叛徒”；既然李秀成并不因被捕后写了“自述”而成为“叛徒”，那被秀成所牵扯出的瞿秋白，就也应不因被捕后写了《多余的话》而成为“叛徒”；既然瞿秋白并不是“叛徒”，那就意味着对瞿秋白的批判毫无道理，也就意味着这本《瞿秋白批判集》出版的理由和前提都不再存在。然而，尽管批判的理由和前提都已“作废”，批判却仍要进行下去。这就像一个满街叫卖老鼠药的人，一面说他的药老鼠吃了必死，一面又说世上本没有老鼠这种东西。——“文革”时期的事情，往往就是如此荒谬。直接把李秀成与瞿秋白挂上钩的，是某要人。1964年6月，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首次揭发了瞿秋白投敌变节的事实”。此后，他又在多种场合提出瞿秋白的“叛徒”问题。据这本《瞿秋白批判集》中的“在瞿秋白问题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35.6——1967.11）”记载，这位要人1966年8月30日在接见科学院代表时指出：“在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瞿秋白，象李秀成一样，晚年变节了。

我们应当向青年历史学家戚本禹同志学习，学习他对李秀成的分析。”而“这个指示马上为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所接受。按照这一指示，北京师范大学井冈红军《文革简讯》编辑部随即派人到瞿秋白的家乡常州市和瞿秋白重要活动地区上海等地进行调查，除《多余的话》外，还发现了瞿秋白在长汀所写诗词五首、给郭沫若的信、上伪保守十四团钟团长信两件、伪三十六师审讯记录、瞿秋白访问记等一系列瞿秋白叛党投敌的铁证。”这个“大事记”又载：1967年1月15日，“北京师大井冈红军赴常（州）革命造反队出版《文革简讯·讨瞿专号》第一号（总第四期），详细地揭露了瞿秋白的叛变事实，分析了瞿秋白投敌变节的思想根源和陆定一之流吹捧瞿秋白的反革命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