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节

结果是：笼统地讲，物质主义；零碎地数，经济、实验、平庸、肤浅、虚荣、浮躁、奢华——物质的昌盛，个人的发达------。”接着，闻一多从这零碎地列举的“经济”、“实验”、“平庸”等七个方面对清华学生的“美国化”进行了批判。文章最后写道：“以上所述这些，哪样不是美国人的特色？没有出洋时已经这样了，出洋回来以后，也不过戴上几个硕士、博士、经理、工程师底头衔而已，那时这些特色只有变本加厉的。美国化呀！够了！够了！

物质文明！我怕你了，厌你了，请你离开我吧！东方文明啊！支那的国魂啊！‘盍归乎来’！让我还是做我东方的‘老憨’吧！理想的生活啊！”对于研究闻一多的思维方式、个性心理，这篇《美国化的清华》是很有价值的资料。闻一多写这篇文章时，已是二十四五岁的成年人，但这篇文章却显得不很理性。“美国化”本身应如何评价，是一回事；清华学校是否应该“美国化”则是另一回事。“美国化”纵然千不好万不好，也不足以说明清华学校不应该“美国化”。因为清华学校本就是“留美预备学校”。“美国化”是它的性质，也是它存在的理由和目的。如果清华学校像闻一多说的“不应该美国化”，那就意味着清华学校不应该存在，闻一多本人也压根就不应该投考和进入这所学校。——当作为成年人的闻一多愤怒谴责清华学校的“美国化”、力倡清华学校的“非美国化”时，显然忽视了这一前提。从《美国化的清华》中，我们知道近十年的美式教育和美式生活方式，非但没有在闻一多心中培植起对美国文化的认同、亲近、热爱，相反，倒是在他心中催生出对美国文化的逆反、厌弃、憎恶。也正因为如此，闻一多曾有放弃赴美留学的念头。但最后还是抱着“既有这么一个机会，走一趟也好”

的心态，于1922年7月16日登上了赴美的海轮。（4）旅途中，闻一多丝毫没有出国的兴奋和对新生活的憧憬，倒是满怀沮丧、怨艾，像是赴一场不得不赴的苦役。在船上，闻一多写了一首题为《孤雁》（5）的新诗，诗中把自己比作是“不幸的失群的孤客”、“流落的失群者”。至于将要去的美国，在闻一多心中是这样的：“啊！那里是苍鹰底领土——/那鸷悍的霸王啊！/他的锐利的指爪，/已撕破了自然的面目，/建筑起财力的窝巢。/那里只有铜筋铁骨的机械，/喝醉了弱者底鲜血，/吐出些罪恶底黑烟，/涂污我太空，闭熄了日月，/教你飞来不知方向，/息去又没地藏身啊！/------光明的追逐者啊！/不信那腥臊的屠场，/黑黯的烟灶，/竟能吸引你的踪迹！”——读这首诗，让人觉得闻一多的赴美留学，是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6）1922年8月1日，船抵西雅图。8月7日，闻一多到达留学的城市芝加哥。对初踏上的这片异土，闻一多似乎并无多少新鲜感。8月7日，在致顾毓琇、梁实秋等清华学友的信中，闻一多表示自己虽才到芝加哥一星期，但已“厌恶这种生活了”。（7）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对美国的了解越来越多，闻一多对美国文化的抗拒似乎越来越强烈。

如果说，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学校，其办学的重要目的是培养学生对美国文化的亲近、认同，是为了学生赴美后能尽快适应美国式生活，那这种目的在闻一多身上是完全失败了，尽管闻一多在清华学校学习生活了10年之久。 作为留美学生的闻一多(3) 三既然以“留学”的名义到了美国，总得选择一样美国的东西学一学。闻一多选择了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西洋画。但很快，闻一多就对西洋画兴味索然、视若敝屣。1923年2月10日，闻一多给父母和胞弟闻家驷各写了一封信，两信中都表达了对西洋画的失望。致父母信中说：“我来此半年多，所学的实在不少，但是越学得多，越觉得那些东西不值一学。我很惭愧我不能画我们本国的画，反而乞怜于不如己的邻人。我知道西洋画在中国一定可以值钱，但是论道理我不应拿新奇的东西冒了美术的名字来骗国人的钱。因此我将来回国当文学教员之志乃益坚。”致闻家驷信中则说：“我现在着实怀疑我为什么要学西洋画，西洋画实在没有中国画高。我整天思维不能解决。那一天解决了我定马上回家。”（8）闻一多虽学着西洋画，却并不认为西洋画堪称“艺术”。

从这里也可看出，置身美国的闻一多，怀着怎样深重的文化偏见，而这种文化偏见又怎样影响着他对美国文化的态度，甚至影响着他的艺术感觉。当然，从这里也能看出，闻一多的思维总是不够理性，总容易走极端。要问美国文化中是否还有可取的方面，是否还有值得中国人学习的东西，闻一多的回答是往往是否定的。置身美国的闻一多，时常对中美文化进行比较，并且总是得出中国文化远胜于美国文化的结论。“呜呼！我堂堂华胄，有五千年之政教、礼俗、文学、美术，除不娴制造机械以为杀人掠财之用，我有何者多后于彼哉？”（9）这是抵达美国半月后写给父母信中的话。在闻一多看来，除了“制造机械以为杀人掠财之用”外，中国并没有其他方面不如美国。换言之，一个中国人，如不想学习用以“杀人掠财”的机械制造，就根本用不着到美国来留学。类似的话，此后闻一多还不只一次说过。例如，在1923年1月14日致父母信中，闻一多又说：“我乃有国之民，我有五千年之历史与文化，我有何不若彼美人者？将谓吾人不能制杀人之枪炮遂不若彼之光明磊落乎？”除了“制杀人之枪炮”外，美国没有任何方面优于中国，——看来，这确实是留学美国期间的闻一多所牢固秉持的观念。

在这封家信中，闻一多还写下了这样让我瞠目结舌的话：“我归国后，吾宁提倡中日之亲善以抗彼美人，不言中美亲善以御日也。”（10）宁可联合日本以抗美，而不愿与美国携手以御日，——1923年的闻一多有这样的思想，真令人感慨。此时的美国，已向中国归还庚款。因为有了这还回来的款子，才有清华学校，才有闻一多在清华近10年的免费学习生涯，也才有闻一多在美国的免费留学。（11）至于日本，侵吞中国的野心此时已有所显露。甲午海战后，日本迫使中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1914年，日本出兵强占山东，随后又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侵略要求------这些，闻一多当然都十分清楚，然而，他仍然觉得宁可与日本“亲善”也不能与美国友好，说留美时期的闻一多其实满怀着对美国的仇恨，也不无道理吧。闻一多1923年说的这几句话之所以令我瞠目结舌，还因为令我想到了十五六年后汪精卫、陈公博们的汉奸理论。日本全面侵华后，汪伪汉奸便拼命强调“中日亲善”以抗欧美，强调以东方文化抵制西方文化。当然，结果是“中美亲善以御日”，而且也正因为“中美亲善”，才终于把日寇赶出国门。

读闻一多1923年在美国说的这些话，我惊异于汪伪的汉奸理论竟在这里找到了源头。不过，我得赶紧声明，我丝毫没有说闻一多也有汉奸思想之意。抗战时期闻一多是坚决的抗战派，绝不可与汪精卫、周作人等混为一谈。抗战时期，当闻一多坚决主张抗战并目睹“中美亲善以御日”时，不知是否想起过自己当初留学美国时说的这些话？如果想起过，又不知是否为自己当初思想的偏颇、混乱和情绪化而羞愧。讴歌中国和东方文化、咒骂美国和西方文化，似乎成了闻一多留美期间的主要工作。闻一多积极提倡所谓“中华文化的帝国主义”（12）对一些同胞表现出的在他看来是“数典忘祖”的现象痛加斥责。这期间，他写了《火柴》、《玄思》等新诗。他自己说写这些诗就是为了“痛诋西方文明”，并且因此而感到一种满足：“这几天的生活很满意，与我同居的钱罗两君不知怎地受了我的影响，也镇日痛诋西方文明。”（13）读闻一多留美时期的书信、诗歌等文字，我们感到他真是日坐愁城，难得有片刻的心情舒畅。只有写了几首“痛诋西方文明”的诗后，他才有一点“满意感”，他剌猬一般团缩的心才有所舒展。闻一多自己痛恨西方文明，对留学生中不像他那样痛恨西方文明者自然也生出些痛恨。

在致闻家驷信中，他曾说：“我自来美后，见我国留学生不谙国学，盲从欧西，致有怨造物与父母不生为欧美人者，至其求学，每止于学校教育，离校则不能进步咫尺，以此虽赚得留学生头衔而实为废人。我家兄弟在家塾时辄皆留心中文，今后相袭，遂成家风，此实最可宝贵。吾等前受父兄之赐，今后对于子侄当负同等责任，使此风永继不灭焉。”（14）“盲从欧西”固然有所不妥。但背井离乡、抛妻别子，飘洋过海地到欧西，当然是要学习欧西的东西，如仍念念不忘“中文”、“国学”，又何必走出国门呢？ 作为留美学生的闻一多(4) 这一层，闻一多想到了吗？四他当然想到了。对出国留学的必要，对在美国生活的意义，闻一多还未走出国门就已经开始怀疑了。及至到了美国，这种怀疑更一天天深重起来，而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闻一多留美期间怀乡情绪那么强烈。读闻一多留美期间的书信、诗文，总能感到那种浓得化不开的乡愁。“归心似箭”四个字用来说明闻一多居美时期的心态，并没有多少夸张的成份。如果把这归因于闻一多感情特别“脆弱”、特别“没出息”，对故土有着异乎常人的特别深切的依恋，那恐怕就多少是一种误解。

闻一多的特别思乡，与其说是对中国这片故土有着异乎常人的依恋，毋宁说是对美国这片异土有着异乎常人的抗拒甚至厌恶。正因为感觉不到留学美国的意义，正因为不能为自己的背井离乡、飘洋过海给出一个有力的解释，所以对祖国的思念就如决堤的洪水一般汹涌泛滥。对留学意义的怀疑与怀乡成正比地增长着。在作于留学时期的那首著名的《太阳吟》中，闻一多对着太阳喊道：“太阳啊，六龙骖驾的太阳！/省得我受这一天天的缓刑，/就把五年当一天跑完，又与你何妨？”留学美国，对闻一多来说，竟如同受刑。正因为如此，他请求太阳：“让我骑着你每日绕行地球一周，/也便能天天望见一次家乡。”闻一多以“爱国”著称。这种“爱国”的情绪和精神在留美期间表现得最集中最典型也最“感人”。但同是“爱国”，其表现却可以大相径庭。陈独秀、胡适、鲁迅，还有郭沫若，都可以说是十分“爱国”的，但他们的“爱国”往往表现为对自己祖国和国家的尖锐批判，正因为对这“国”爱之深，也才责之切。闻一多则不同。对这种不同，他自己倒有明确的意识。1922年12月，赴美未久的闻一多写了《女神之地方色彩》一文，发表于国内的《创造周报》（15）上。

该文对郭沫若的《女神》以及国内新诗创作现状提出了批评。文章说：“《女神》底作者对于中国，只看见他的坏处，看不见他的好处。他并不是不爱中国，而他确是不爱中国的文化。我个人同《女神》底作者态度不同之处是在：我爱中国固因他是我的祖国，而尤因他是有那种可敬爱的文化的国家------”这里他将自己与郭沫若对“国”的“爱”做了比较。正因为他深爱着“中国的文化”，所以在文章中对包括《女神》在内的新诗创作表达了不满：“现在的新诗中有的是‘德谟克拉西’，有的是泰果尔、亚坡罗，有的是‘心弦’‘洗礼’等洋名词。但是，我们的中国在哪里？我们四千年的华胄在哪里？那里是我们的大江、黄河、昆仑、泰山、洞庭、西子？又那里是我们的《三百篇》、《楚骚》、李、杜、苏、陆？------”因为深情地爱着“中国的文化”，在美期间，研究、宣传和捍卫“中国的文化”便成了闻一多十分热衷的事。这期间，闻一多还参与发起成立了以“国家主义”为旗帜的“大江学会”。以这样一种情绪，以这样一种心态、以这样一种理念，可以想见，所谓“美国文化”对闻一多几乎不能发生什么影响。美国文化的核心是英美式自由主义，而英美国式自由主义的核心，则是个人主义。

在美国成为了一个“国家主义者”的闻一多，对个人主义自然不会感到亲切。而不能理解和接受个人主义，也就谈不上理解和接受英美式自由主义。许多英美留学生，在英美不同程度地理解和接受了英美式自由。有人在留学期间，还以充分开放的心态面对英美文化，尤其满怀热情地观察和研究英美式政治理念、政治制度和政治运作的方式，换句话说，他们满怀热情地理解和接受了英美先进的“政治文明”。胡适便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这些人回国后就成为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而闻一多与他们不同。对美国的文化，闻一多未出国时即已极为抗拒。到美国后，更谈不上关注、探究和欣赏美国的“政治文明”了。所以，因为闻一多曾“在美国受教育”便把他说成是“自由主义者”，是一种严重误解。明白这一点，也就明白了与现代中国的其他一些英美留学生相比，闻一多为何很“另类”了。闻一多也曾是“新月派”中的一员。“新月”以英美留学生为主干。但闻一多与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新月”人士可谓“名”合“实”离。闻一多被难后，熊佛西写了《悼闻一多先生》（16）一文，其中说：“有些人仅将你看成一位‘新月派’的诗人，------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

------不错，你曾加入过新月社，但你之加入新月社完全是由于你和（徐）志摩私人的感情关系，你的人格和文格都和他们的不同。”熊佛西所做的价值判断姑且不论，他指出闻一多与其他“新月社”成员并不是一路人，倒是符合实际的。以胡适为首的“新月社”文人在1929年曾掀起一场颇具声色的“人权运动”。这是面对国民党的以党代政、独裁专制所做的悲壮抗争。在“人权运动”中，胡适在《新月》月刊上发表了《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知难，行亦不易》等文章，闻一多清华时的同班同学罗隆基发表的文章则有《论人权》、《专家政治》等，也是闻一多老同学的梁实秋也发表了《论思想统一》。这些文章对国民党政权进行了异常尖锐的批评，甚至对蒋介石本人也指名道姓地谴责。“人权运动”终于遭到国民党政权的打压，《新月》被查禁，罗隆基被逮捕。但在这场运动中，没有闻一多的身影。这当然并非因为闻一多的怯懦，而是因为闻一多对这场运动本就不感兴趣、不以为然。对于《新月》月刊的争自由、争民主、争人权，对于《新月》月刊的谈政治，闻一多是“有些看法”的，并“投稿渐少”。（17）这也不难理解。

胡适、罗隆基们是想要在中国传播他们留美期间所了解、理解并接受和推崇的“政治文明”，而对这“政治文明”，闻一多本没有多少了解和理解，更谈不上接受和推崇了。他自然也就不会加入这场“人权运动”中。后来，则干脆当面对罗隆基的谈政治刻薄地嘲讽。梁实秋曾回忆说：“我是一九三四年夏离开青岛到北京大学来教书的。清华远在郊外，彼此都忙，所以见面次数不多。这时候日本侵略华北日急，局势阽危，在北平的人士没有不惄然心伤的，罗努生（隆基）主编《北平晨报》，我有时亦为撰写社论。一多此际则潜心典籍，绝不旁鹜，对于当时政局不稍措意，而且对于实际政治深为厌恶。有一天我和罗努生到清华园看潘光旦，顺便当然也到隔壁看看一多，他对努生不表同情，正颜厉色的对他这位老同学说：‘历来干禄之阶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当时情绪很不愉快。我提起这一件事，是为说明在抗战前夕一多是如何自命清流，如何的与世无争。”

（19）罗隆基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人物，先留美后留英，他谈政治时所依据的当然是英美式自由主义理念。而对他的谈政治，闻一多竟如此厌恶，以致于口出恶语。可见，对英美式自由主义政治理念，闻一多实在没有好感。再说，罗隆基留学美英时，学的便是政治学，回国后也曾当过大学里的政治学教授和政治学系主任。政治学是他的专业，是他养家糊口和安身立命的东西。所以，指责罗隆基谈政治，实在没有道理。 作为留美学生的闻一多(5) 所以，实在不能把胡适、罗隆基与闻一多同称为自由主义者，虽然他们同在美国“受过教育”。当然，闻一多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走到另一个极端，即变成一个狂热地谈政治的人。但闻一多最后几年的争“民主”、谈政治，也并不能与胡适、罗隆基们的政治言行等量齐观。五1925年5月14日，闻一多在美国西岸登船回国。6月1日，船抵上海。至此，闻一多在美留学时间不到三年。按清华规定，闻一多可公费在美留学五年。中断二年内，亦可复学。但闻一多终身不复踏上美利坚的土地。后来在清华大学任教，也总放弃出国的机会。按清华规定，教授任教满五年，即有一年休假期，可出国研究考察。

当时许多人都选择了出国，但闻一多则自留美回来后便再无兴趣走出国门。1937年，轮到闻一多休假。是年清华休假教授只三人未选择出国，其中就有闻一多。闻一多打算回湖北浠水老家度过这一年休假期。后来由于抗战爆发，未回成湖北，随校到了湖南。（19）有的传记这样写到闻一多回国时的举动：“轮船驶进吴淞口，------他突然脱下上身的西装，扔到江里：让祖国的滔滔江水洗尽留学生活中所受的洋气吧！------”（20）此一细节或许出于传记作者的虚构。但这样虚构闻一多的举动，却并不离谱。不到三年的留美生活，闻一多带回了什么呢？带回了“中华文化的帝国主义”。但这并不属于美国这块土地上固有的东西。闻一多从美国带回的属于这块土地上固有的东西，可以确认的，首先就是这身西装了。现在，这西装也被扔进了江里。回国后的闻一多，在一些生活细节上，也的确与其他一些留学生很不同：“虽然他在美国留过几年学，他却不爱讲英语，连平时在谈话中插进几个英文的名词或术语的时候都很少。我想起了有两次在徐志摩家集会，我们都遇到一位西装笔挺、洋气十足的中年教授，他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同一多攀谈，象开了龙头的自来水，停都停不住。

一多则自始至终都用中国话回答。------时间一久，他（闻一多）也不大耐烦了，叨着雪茄，笑而不答；后来率性歪着身子，斜靠在长沙发上闭目养神。------两次的情况都差不多。虽说是件小事，我们却可以看出两种不同思想的具体表现。”（21）从这样一些生活细节，也确实可看出闻一多与那些西装革履、爱讲英语的英美留学生有着“不同”的“思想”。在美国居留不到三年的闻一多，实在不能说在美国受到了怎样的“教育”。所以，如果以闻一多“是在美国接受教育的自由主义者”为逻辑起点来把他的死与美国联系起来，那这个逻辑起点是不能成立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根本不能把他的死与美国相联系。撇开他的留美经历，也完全可以把他的死与美国相联系，而且会联系得更自然。当时有的报刊也正是这样做的。1946年10月4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题为《实现四大自由——敬悼闻李二先生》的社评，文章把闻一多、李公朴的被杀与罗斯福所标举的“四大自由”相联系，并不提闻李留美经历。社评说：“李闻二先生之死是死于政治暗杀；这是无可掩饰的事实，这便是美国故总统罗斯福所标揭的四大自由中特别指出并坚决反对的恐怖行为。

罗斯福曾明白地向全世界宣告，民主生活的精神与理想不外是实现四大自由——言论与发表的自由，信仰的自由，不虞匮乏的自由，与免于恐怖的自由。李闻二先生的宝贵生命，便是牺牲在这恐怖的行动中的。而且致死之由，仅仅因为发表了言论，而且言论中所涉及的又仅仅是对于民主理想的信仰。这些无耻的凶徒，因为反对二先生有言论与发表的自由，反动他们有信仰的自由，就出以无耻的恐怖行动。所以这一行动是彻头彻尾地违反美国故总统罗斯福所标揭的民主精神与理想的！”这比“美国的枪打死的从美国受过教育回来的自由主义者”一类的声讨要理直气壮得多，也令人信服得多。2003年11月5日注释：（1）见1946年7月26日《新华日报》，转引自《闻一多纪念文集》，三联书店1980年8月版第33——34页。（2）一说招4名，见闻黎明 侯菊坤编《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页。（3）见《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4）见梁实秋《闻一多在珂泉》，收入《梁实秋怀人丛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2月版。（5）收入诗集《红烛》，并以“孤雁”为海外篇篇名。

（6）事实上，闻一多也确曾把留学美国比作“闯入十八层地狱”。（见《闻一多年谱长编》第217页。）（7）见《闻一多年谱长编》第182页。（8）两信均见《闻一多年谱长编》第211页。（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