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节
、群战，是小艇打大舰，打得很好。
毛泽东发出五七指示1966 年5 月2 日，总后勤部向中央军委呈送《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汇报了全军多年来生产取得的成绩，强调要坚持“长期经营、稳定生产规模、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为主”的发展方针，并提出了军队在战备时期多搞点生产，为战备提供物质条件的设想。毛泽东看了这份报告后，5 月7 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简称五七指示）。
毛泽东在信中肯定了总后勤部上报的农副业生产计划，并指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毛泽东还指出：工人、农民、学生、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是有条件的，都要以本业为主，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同时指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1966 年5 月15日，中共中央全文转发到全党，要求全党有步骤地遵照实行。因此，“文化大革命”
10 年间，把“各行各业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口号风行全国，走“五七”道路成了一种时髦。
“五七指示”有正确的内容，对军队生产的发展等起了推动作用。但其中要求全国各基层单位、各党政机关都要“批判资产阶级”、要求军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以及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态度等，则是错误的。这些“左”的东西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广为推行，在许多方面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人民解放军院校参加“文化大革命”
1965 年11 月10 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1966 年2 月，江青、林彪相勾结，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由江青、张春桥、陈伯达制定了一个《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毛泽东修改和批示发至全国。
这个《纪要》提出：全国的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政，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大革命”。它还特别强调军队要“积极参加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彻底清除这条黑线对部队的影响。”依据《纪要》精神，总政治部于4 月8 日至6 月11 日召开全军文艺创作会议，断言：“部队文艺工作者十几年来受黑线的影响很普遍，涉及的面很广”，“在军队内部，也有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代表人物”。4 月18 日，《解放军报》发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号召全军“积极地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坚定不移地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5 月25 日，总政治部召开电话会议，部署部队开展“文化大革命”，以后总政治部多次发出指示或作出口头规定，提出“总的步骤是先搞正面教育”，在此基础上，“对重点单位和重点人物进行充分揭露，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彻底批判”。
运动主要在宣传、文化、院校、科研等部门进行，连队和师以下战斗部队着重进行正面教育。
8 月8 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8 月16 日，林彪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提出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应着重做到：一、检查是不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二、检查是不是突出政治；三、检查是不是有革命干劲。会议提出，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大体上从9 月份开始，用2 到3 个月时间进行，整个运动分为鸣放辩论、重点批判、整改建设3 个阶段。8 月23 日，林彪在军委常委会上提出“9 月、10 月、11 月大闹3 个月”，点名斗争某些军队高级领导人。这次会议否定了在此之前中央军委为稳定军队而采取的许多必要措施，成为军内出现动乱的重要原因。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由于林彪的干预，人民解放军的院校首先受到猛烈冲击，继而迅速波及各级领导机关，军队越来越难以保持稳定的局面。
10 月5 日，根据林彪的建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要求“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十六条的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并指出，以前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作出的“关于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等规定，“已不适合当前的情况，应当宣布取消。”同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一文件，并指出：“中央认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合”，要“坚决贯彻执行”。从此，全军除野战军以外各级党委受到严重冲击，军队院校党组织陷于瘫痪。
与此同时，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规定军以下部队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正面教育，不搞“四大”，这是从部队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全考虑所作出的正确决策，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在教育中采取了一学习、二讨论、三批判、四表态的方式，迫使干部、战士、职工家属反复理解“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重要性”和“正确性”。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来统一部队的思想和行动。
在军队“文化大革命”急转直下的形势下，经军委常委讨论决定，并报毛泽东主席批准，11 月13 日和29 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两次召开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中央军委副主席贺龙、陈毅、徐向前、叶剑英在会上就军队“文化大革命”问题作了重要讲话，对军队一些单位的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揪斗领导干部、大搞打砸抢等错误做法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他们指出：一讲黑帮，所有的都是黑帮；一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有的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打击面太宽太大。真理就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变成了谬误。凭主观空想干革命，就要犯错误。明明看到有的老同志心脏病发了，还要抓来斗，这些人没有无产阶级感情。少数人表现不好，败坏我军的光荣传统，如果不改正，就是废品，将来不能用。他们强调军队的特殊地位，要求保持军队的稳定、团结和集中统一指挥。
陈毅、叶剑英等人的讲话反映了对文化大革命本质的不同认识以及对左倾错误的觉察和抵制。但会后不久，他们的讲话遭到了错误的批判。
1967 年1 月初，中共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碰头会，讨论处理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有关问题。1 月10 日，由当时任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关锋、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等起草，经江青报林彪批准的军队报纸宣传要点提出，要“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于是，“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流毒全国全军。1 月11 日，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改组，徐向前任组长，江青任顾问，萧华、杨成武等任副组长。江青攫取了直接干预军队“文化大革命”的权力。随后，林彪、江青一伙为夺取更大权力，更加肆无忌惮地迫害军队领导干部，进行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虽然广大指战员，特别是一些军队的高级干部对不少“左”的东西进行了抵制和斗争，为缓解或制止“文化大革命”一系列的错误及减少所造成的损失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党的主要领导者坚持错误和其他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文化大革命”的进程。
人民解放军按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规定，参加“文化大革命”。
在“文化大革命”中，“左”的一套东西流毒全军。它颠倒了是非，搞乱了思想，涣散了纪律，败坏了作风。许多党委和机关受到冲击，许多领导干部遭到错误批判和揪斗，有的被迫害致死。军队各项工作受到严重破坏，派性的产生和发展损害了军队内部和军政军民团结，给部队政治上、思想上、作风上、组织上造成许多问题，使军队建设受到了严重损害。
第二炮兵领导机构成立为了保卫国防适应现代条件下反侵略战争的需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建立一支独立的核打击力量，并由周恩来主持筹建工作。根据中央军委1967 年6 月6 日的决定，在已建立的导弹部队的基础上，以原中国人民公安部队领导机构为基础，与军委炮兵管理导弹部队的机构合并，于7 月1 日正式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领导机关，直属中央军委领导。1967 年7 月4 日，中央军委任命向守志为第二炮兵司令员，李天焕为第二炮兵政治委员。
第二炮兵是人民解放军中装备地地导弹武器系统、担负核反击战略任务的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