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节
战争最后胜利等问题。
首先,他正确地阐明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指出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解放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的政治目的,离不开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普遍深入的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只要“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其次,毛泽东还进一步探讨了实行持久战总方针所应采取的具体作战方针与原则。指出:在战略上是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在战役战斗上必须实行外线的速决进攻战,变战略上的劣势、被动的不利态势为战役战斗的优势、主动的有利态势;而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作战方针,又必须发挥组织指挥上的能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
在作战形势上,要善于根据战争发展的不同阶段,正确地运用运动战、游击战和阵地战三种不同形式。就全国抗战的三个阶段来说,战略防御和反攻两个阶段是以运动战为主、以游击战与阵地战为辅,而战略相持阶段则应以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与阵地战为辅。同时,毛泽东还进一步明确我军的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最后毛泽东进一步阐明了人民战争的思想,正确地解决了人与武器的关系问题。
他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有力地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进一步坚定了全国人民持久抗战的胜利信心,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为全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和具体道路。
毛泽东就一些人轻视游击战争,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作用缺乏正确的认识等问题,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军事论著。他指出:中国是一个处于进步时代的大而弱的国家,而日本是一个小而强的野蛮的帝国主义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和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但日本是小国,兵力不足,必然在其占领区中有许多空虚地方,因此游击战争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在战役战斗上配合正规军作战,而是在外线即在敌后单独作战,在战略上配合正面友军的正规战。并且由于有共产党坚强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广大群众的广泛参加,因而游击战争就不是小规模的,而是大规模的,于是战略防御和进攻一整套的东西发生了。由于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于是根据地问题和向运动战发展等问题也发生了。这些情况决定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于是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毛泽东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的科学论述,对统一和提高全党全军对抗日游击战争战略地位的认识,促进抗日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解决战争问题的光辉典范。它从思想上、理论上武装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对统一和提高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的认识,对全国坚持持久抗战,对夺取抗战最后胜利有着极大的动员和指导作用。
八路军挺进敌后开展华北抗日游击战争日军侵占太原和上海之后,继续向中国腹地发展进攻。至1937 年11 月中旬,华北部分地区的主要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已被日军占领和控制。日军为安定已占地区,开始对存留于华北地区的中国军队进行围攻,华北正规战争业已结束,游击战争开始转入主要地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鉴于华北形势,及时指示八路军在华北实行战略展开,广泛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粉碎日军的围攻,继续创建抗日根据地。
平型关战役后,八路军第115 师一部(独立团、骑兵营、教导队以及总部特务团等各一部共约3000 人),在副师长聂荣臻的率领下挺进五台,并以此为中心向四面发展,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第115 师主力则转向吕梁山脉,创建晋西南抗根据地。以吕梁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南地区,是陕甘宁边区的东部屏障。在太原失陷前,毛泽东即指示:对以吕梁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南,八路军应作适当部署,第115 师师部和343 旅,应立即向这些地区转移。据此,八路军总部于1937 年11 月9 日令第115 师由正太铁路南进,由于国民党阎锡山部的无理阻挠,第115 师于12 月进抵赵城、洪洞地区后,即停止向吕梁山开进。1938 年2月中旬,日军第20 师团由祁县向晋西南发展进攻,先后侵占介休、孝义等地。国民党军纷纷退向晋南和黄河西岸,吕梁部分地区已成为敌后。此时,第115 师师部率第343 旅立即进至灵石、孝义以西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同时工作队赴石楼、永和等县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抗日武装,开创抗日根据地。
八路军第120 师挺进晋西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早在1937 年9 月中旬,日军侵入晋西北地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当即指示第120 师开赴以管洋山脉为中心的晋西北,展开于大同、太原之翼侧,并向绥远方向发展。
第120 师遵照这一指示于9 月下旬进入宁武、神池地区后,便一面以主力侧击沿同蒲铁路南进之敌,配合友军作战;一面以教导团和师政治机关等共700 余人组成工作队,在师政训处主任关向应(11 月2 日后任师政治委员)率领下,分赴朔县、偏关、临县、岚县等14 个县的广大地区,进行群众工作,组织各种救国团体,建立各级战地动员会,执行合理负担政策,从而调动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积极性。经一个多月的发动与组织工作,各县先后建立了抗日游击队和脱离生产的自卫军,总人数达1.1 万余人。至1938年初,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第120 师由出征时的8200 余人扩大到2.5 万余人。
八路军第129 师挺进晋冀豫边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1937年9 月下旬,在日军侵占保定、继续南犯威胁正大铁路的情况下,中央军委电令第129 师主力迅速向正太铁路以南地区开进。10 月中旬,该师挺进晋东南平定地区后,随即以主力侧击沿正大铁路西进之敌。与此同时,以教导团第五连及部分干部在太谷、榆次、阳泉、昔阳、和顺等县进行群众工作。11 月初,又派骑兵营深入冀西的临城、赞皇地区开展群众工作。随着各项工作的开展,全区掀起了抗日救国热潮,许多青年踊跃参军,抗日武装则不断袭击日军据点和交通线,曾一度中断敌之平汉铁路的交通运输。与此同时,第129 师还以教导团的部分干部组成挺进支队,越过平汉铁路进入冀南地区,与中共当地组织取得联系,随后于1938 年1 月初又以6 个连的兵力组成东进纵队,由第386 旅副旅长陈再道率领挺进冀南,加强冀南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1938 年1 月邓小平接替张浩为第129 师政治委员,他与刘伯承一起领导创建与发展抗日根据地的工作。2 月下旬,在日军向晋南进犯时,第129 师又派出部分干部,协同中共晋豫边特委建立了晋豫边游击支队,开展该地区的游击战争。至此,晋冀豫边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全面展开,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
1938 年4 月至10 月,在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和毛泽东《论持久战》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军事论著思想的指引下,华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迅速由山区发展到平原,由山西扩展到整个华北。八路军不仅粉碎了日军对山区根据地的围攻,而且以主力一部挺进平原,协同当地人民抗日武装,广泛开展平原游击战争,打击和钳制了敌人,作战千余次,歼敌2 万余人,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友军作战。
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晋察冀边区地处恒山、五台山、燕山山脉的连接地带,是威胁日军占之平绥、同蒲、正大、平汉4 条铁路及平、津等大城市和坚持华北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在这一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具有重要意义。
早在1937 年9 月20 日,毛泽东在给八路军的指示中就指出:“五台山脉应使之成为重要的游击战争区域之一,现在就宜加紧准备。”据此,八路军总部在平型关战役后,即令第115 师以一部兵力深入敌后,开展群众工作,着手创建抗日根据地。该师以师政治机关和教导大队分别组成工作队,在政训处主任罗荣桓率领下,于五台等地协同当地组织开展群众工作。10 月11日,毛泽东电示聂荣臻:“你们应着重一个月内建立武装与群众工作之基础,以便一个月后有充分力量反对日寇的进攻。”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和八路军总部的命令,第115 师随即以独立团、骑兵营、教导队以及总部特务团等各一部共约3000 人,在副师长聂荣臻(11 月2 日改任师政治委员)率领下,以五台地区为中心,向四面发展。以师独立团向晋察冀边区之浑源、广灵、灵丘、阳原、蔚县以及涞源、易县展开,并收复了上述7 座县城和广大乡村;以骑兵营向冀西地区展开,先后收复曲阳、完县、满城等县城及广大乡村;以一部兵力掩护工作队向西发展,开辟五台以西和定襄地区。
各部队一面作战,一面配合工作队与当地中共组织首先摧毁日伪组织,尔后放手发动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政策;随后建立各级战地动员委员会或抗日救国会,通过这种带有政权性的组织形式,进一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立农会、青救会、妇救会等抗日群众团体;同时号召广大青年参军或参加民兵自卫队,保卫家乡;陆续建立起县、区、乡的民兵自卫委员会和不脱离生产的抗日救国自卫队,以及脱离生产的抗日义勇军。
并实行抗日的经济政策,没收汉好的财产,进行减祖减息,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合理负担,发出“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力出力,有枪出枪”的号召,为抗日救国贡献力量。由于深入动员和广大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初步解放,因而抗日热情高涨,抗日武装也随之迅速扩大。经一个月的工作,北部地区除组建了一批游击队外,独立团扩编为独立师(后改为第一支队);东部地区组建抗日义勇军和游击队共4000 余人;南部地区建立了平山团、井(陉)获(鹿)等游击队;西部游击武装也有很大发展;而主力部队也由近3000 人扩大到7600 余人,从而为进一步发展和扩大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
11 月7 日,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成立晋察冀军区,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该区下辖4 个军分区。12 月,各军分区主力部队均整编为支队,每个支队下辖3 个大队(相当于团),每个大队下辖3 —4 个中队(相当于营)。第一军分区兼第1 支队,下辖第1 、第2 、第3 大队;第二军分区兼第2 支队,下辖第4、第5、第6 大队;第三军分区兼第4 支队,下辖第10、第11、第12 大队;第四军分区兼第3 支队,下辖第7 、第8 、第9 大队。
1938 年1 月10 日至15 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阜平召开。会议决定统一边区的军事、行政、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和民运工作等各项方针政策,并以民主选举的方法产生了边区的政权机关——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以聂荣臻等9 人为委员。军区和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标志着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的胜利建成。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促使游击战争蓬勃发展和迅速扩大,对敌占据的交通线和中心城市构成严重威胁。
新四军开辟华中敌后战场开展敌后杭日游击战争日本侵略军自1937 年“八一三”事变以来,不断在上海方向增强兵力,以保持其沿长江而上向中国腹地进攻的势头。11 月12 日占领上海后,日军则沿京沪线向南京进攻,12 月13 日攻占南京,25 日占领杭州,至1938 年春,苏浙皖大部分地区已成敌后。然而,日军只能控制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广大乡村无力控制。同时,国民党军队和政权机构大部已撤走。这对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是一个有利的时机。
而且在苏浙皖地区,共产党的影响较深,群众基础较好,有较高的抗日热情,这就为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创造了条件。
根据华中战略地位、形势及开展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条件,毛泽东于1938年2 月15 日致电中共东南分局书记项英等,指出新四军“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新四军基地。”新四军军部依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开展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指示和方针部署,于5 月间向所属各部发出指示,明确提出该军的任务是“深入敌人后方,开展广泛的游击战,达到牵制和分散敌人的兵力,配合国军主力正面作战,在持久战中,争取最后的胜利。”遵照中共中央确定的方针和军部的指示,新四军各支队迅速向华中敌后挺进,开辟华中敌后战场。
第1 、第2 支队挺进以茅山为中心的敌后地区,创造苏南抗日根据地。
苏南地处京、沪、杭之间,战略地位十分重要。5 月中旬,第1 支队在陈毅率领下由岩寺出发,向苏南开进,6 月中旬,第1 支队到达苏南傈阳竹桥,随即展开于镇江、句容、金坛、丹阳地区。随后第2 支队在张鼎丞率领下也挺进苏南敌后,并展开于江宁、当涂、溧水、高淳地区。第1 、第2 支队在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和着手创建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的同时,积极开展枫日游击战争,取得多次战斗的胜利。7 月1 日夜,第1 支队以第2 团第1 营突袭了京沪铁路镇江与丹阳之间的新丰车站,全歼守敌40 余人,摧毁车站,拆除路轨,使京沪铁路交通一度中断。8 月12 日第1 支队又以第2 团主力袭击句容县城,歼敌40 余人。虽然没有最后攻占,但能袭击敌占中心城市南京附近的县城,对敌人的震动和对群众的影响颇大,使敌感到恐慌,群众受到鼓舞。8 月23 日,第1 支队又进行了反“围剿”作战,以抗击和伏击相结合的战术手段,歼敌49 人,粉碎了敌人200 余人的围攻。在此期间,第2 支队也进行多次战斗,均取得胜利。第1 、第2 支队在对日军作战的同时,还大力摧毁伪政权,发动群众扩大自己的武装,建立各级政权。从而使以茅山为中心包括溧阳、溧水、金坛、丹阳、句容、镇江、江宁、当涂、武进、宜兴、无锡、吴县的苏南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
苏南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和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严重地威胁着敌人的后方。敌遂调集4500 余人,并配有飞机、坦克、大炮,于8 月22 日和23 日由秣陵关、溧水、当涂、采石、江宁等地,兵分八路,水路并进,企图攻占小丹阳地区,消灭我第2 支队,摧毁初建的抗日根据地。我第2 支队从23 日黄昏开始,在内线以灵活机动的战术手段,以阻击、牵制、外线袭扰等相结合方式与敌作战,我第1 支队在外线积极配合第2 支队的内线作战,以积极的行动,袭击敌补给线,攻击敌据点,使敌彼此难顾,最终粉碎了敌8 月份对小丹阳的围攻。9 月以后,敌又连续对苏南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至12月,苏南地区军民先后粉碎敌之“扫荡”近30 次,初步巩固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
第3 支队挺进皖南地区,开辟皖南敌后抗日根据地。1938 年7 月1 日,新四军第3 支队亦进入皖南抗日前线,活动于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青阳、大通(镇),南起章家渡,北至长江的横宽百余公里,纵深约60 公里的狭长地带。这个地区面对敌之长江交通线,系日军第15、第116 师团的结合部,两部敌军经常出动“扫荡”,敌我战斗比较频繁。9 月底,国民党军第三战区令我第3 支队担任坚守青戈江阵地的任务。10 月29 日,第3 支队侦悉敌在湾址、凤凰闸、大洋桥地区增兵800 余人,企图向我青戈江阵地进犯,以配合其主力对铜陵、大通镇沿江地区的“扫荡”。
我第3 支队首长决心坚守青戈江阵地,以掩护南陵,配合友军作战,在作战行动上采取正面防御与翼侧出击的方式,打击敌人。30 日,湾沚之敌500 余人向我红锡镇阵地发起攻击,我军在歼敌百余人后,主动撤出战斗。敌占清水潭后,于11 月3 日,又增加400 余人兵力,并分四路围攻马家园我军,我给敌以大量杀伤后,主动撤离。敌占马家园后,我第3 支队随即调整部署,集中主力对敌实施反击,收复马家园。当日夜,第3 支队另组派精干小分队袭击湾沚及九里山敌军据点。敌人于4 日上午退回湾沚。经4 天战斗,我军共歼日伪军300 余人。12月,第3 支队奉命转至铜陵、繁昌沿江地区担任防御任务。
第4 支队挺进皖中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1938 年4 月底,新四军第4 支队即展开于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地区。5 月上旬,该支队先遣队东进至巢县以南地区,侦悉蒋家河口渡口为敌西进必经之地,遂在此设伏,12 日歼路经此地日伪军20 余人。6 月中旬,日军攻占安庆后,第4 支队便在安(庆)
合(肥)公路两侧,积极开展游击战。7 月间,第4 支队第9 团以4 个连的兵力,袭击无为以东运潜地区伪军,击毙50 余人,俘伪副司令以下100 余人,缴获步枪150 余支、轻机枪6 挺。9 月3 日,该支队一部袭击敌汽车运输队(80 辆),经30 分钟激战,毙敌70 余人,俘敌4 人,击毁汽车50 余辆。10月,该支队一个连又在安(庆)桐(城)公路袭击敌车队,毙敌29 人。第4 支队连战皆捷,牵制了日军的西犯行动,重创了伪军,鼓舞了皖中人民,配合了友军作战。此外,新四军游击队,在1938 年下半年,还开辟了豫东抗日战场,初步打开了豫东抗战的局面。
新四军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完成改编、集中之后,迅速向华中敌后挺进,开辟敌后战场,在苏南、皖南、皖中和豫东广大地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有力地打击和牵制了日伪军,支援了正面战场上的友军作战。
东江、珠江地区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对开展华南地区的抗日斗争非常重视,派廖承志等到广东,先后建立了八路军驻广州、香港办事处。1938 年4 月,又成立了以张文彬为书记的中共广东省委。这些领导机构成立后,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和抗日救亡运动。广州失陷后,国民党军退守清远、新丰一线与日军对峙,广州外围和广九铁路两侧地区相继被日军占领。中共广东省委根据华南的形势和中共中央对华南的指示精神,确定广东地区党组织的基本方针和任务是:动员组织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在长期的抗战中发展力量,使党逐步成为在华南地区最后战胜日寇的决定因素。同时决定,把东江作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重点地区之一。
东江地区包括东莞、惠阳、宝安、增城、博罗等县,地处珠江门户,广九铁路纵贯其中,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38 年上半年,华南沿海的形势日益紧张,种种迹象表明,日军企图扩大对华南的侵略。据此形势,中共广东省委指示成立中共东莞中心县委,并立即在东江地区筹组抗日武装。1938 年10 月12 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后,中共东江地区的党组织加快了建立抗日武装的工作,10 月24 日,中共广东省东南特委从香港派中共海员工作委员会书记曾生等到惠阳县坪山圩,成立中共惠宝工作委员会,进行组建抗日武装工作。12 月2 日,成立了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由曾生任总队长,100 余人。1939 年1 月,又对东江地区的其他抗日武装进行整编,成立东(莞)宝(安)惠(阳)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由王作尧任大队长。曾生、王作尧领导的两支抗日武装,是东江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骨干力量。
1939 年春,日军为确保广州和珠江、西江的交通线,收缩了兵力,撤出惠州等一些城镇。国民党军进占惠州,并设立第四战区游击纵队指挥所。曾生、王作尧领导的两支抗日武装,分别编为其所属的新编大队与第二大队。
部队虽然接受国民党军的番号,但仍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在这一地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军。9 月初,日军500 余人占领大亚湾沿岸的葵涌、沙渔涌,威胁惠州。9 月12 日,新编大队乘夜暗袭击日军,战至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