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节
容易的。经过这样多的磨折，这样多年，这次高干会才把历史搞清楚。”[44]
接着，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对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六届六中全会前的政治局会议上，已经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在领导机关中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陈云等提议由毛泽东担任总书记，后来根据毛泽东本人的意见，没有把这个问题拿到六中全会上去讨论，但张闻天已主动地把工作逐渐向毛泽东转移。王明留在延安工作后，张闻天把政治局会议的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住处开，他虽然仍主持会议，一切重大问题实际上都已由毛泽东作出决断。一九三九年七、八月的政治局会议后，张闻天主要是做宣传教育方面的工作。他这样说：“我自己及中央秘书处在一九四○年五月间也搬了过来，实际上把我的全部工作交出来了。”[45]中共中央的工作其实已在毛泽东主持下进行。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减的决定》。决定规定：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的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毛泽东作为主席而具有“最后决定权”的是“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而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由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有的研究工作者以为，这个《决定》给予了毛泽东在整个党的工作中一切重大问题上的“最后决定权”，这是由于过分粗心或以讹传讹而产生的误解。
在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是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毛泽东任宣传委员会书记，刘少奇任组织委员会书记。为了统一各地区的领导工作，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进行了分工：华北党政军民工作统归王稼祥负责；华中党政军民工作统归刘少奇负责；陕甘宁、晋西北党政军民工作统归任弼时负责；大后方工作统归陈云负责；敌占区工作统归杨尚昆负责。中央党校校长由毛泽东兼任。四月五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又决定，为指导工作便利，驻重庆办事处工作由毛泽东直接管理；驻西安办事处工作由任弼时管理。
这是一次重要的人事调整，经过一年多的整风学习，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组织上也进一步得到巩固。
[34]??《毛泽东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版，第８５９―８７７页。
[35]??《毛泽东文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２月版，第４３０、４３２页。
[36]??《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１２月版，第２２２页。
[37]??温济泽：《征鸿片羽集》，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４月版，第７６０页。
[38]??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上的发言记录，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１９日。
[39]??毛泽东在延安各部门负责人和作家座谈会上的谈话记录，１９４２年３月３１日。
[40]??中组部有关部门提供的材料，１９８０年７月９日。
[41]??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１９４２年６月１３日。
[42]??毛泽东致聂荣臻的电报，１９４２年７月４日。
[43]??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１９４２年８月３日。
[44]??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上的发言记录，１９４３年１月。
[45]??张闻天：《反省笔记》，１９４３年１２月１６日。??
二十七、整风运动（下）
各地整风运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中共中央认为在高级干部整风学习的同时，普遍整风要继续开展下去。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明确规定继续开展普遍的整风运动的任务主要是两项：一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二是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为了实现前一项任务，毛泽东强调：“自由主义是目前党内斗争中的主要不良倾向，在整风中必须克服此种倾向，才能达到彻底整风之目的”。因为：“整风是一个伟大的党的思想斗争，实行此种斗争的武器就是自我批评。有自由主义偏向的人则不愿拿起这个武器，尤其是许多中级与高级干部害怕自我批评，这种现象必须在此次整风中着重地纠正过来。”[1]为了搞好整风运动，毛泽东提出注意领导方法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一九四二年的整风，凡是取得成绩的，都是采用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法。“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2]
后一项任务，也就是审查干部的工作，是在王实味问题等发生后提出来的。毛泽东认为：“整风是思想上的清党，审干是组织上的清党。”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总学委负责领导这项工作，日常事务由康生主持。为了加强对审干工作的领导，中央还成立了反内奸斗争委员会，由刘少奇任主任，康生、彭真、高岗为副主任。
在当时十分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下，在各种敌对势力千方百计对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进行渗透和破坏的情况下，对干部队伍进行一次认真的审查是完全必要的，通过这项工作可以清除特务，纯洁革命队伍。鉴于以往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向有关负责工作人员强调：“我们过去在肃反中有很沉痛的教训。我们这次无论如何不要搞逼供信，要调查研究，要重证据。”[3]七月二日，毛泽东写信给康生，要求把他阐述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的一段话刊载在《防奸经验》第六期上。毛泽东写的这段话是：“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由于过分严重地估计了敌情，由于抗日根据地处于同外界隔绝的状况，对干部的历史状况的调查研究十分困难，在这方面所花的力气不多，出现了严重的偏差，一个时期搞得“特务如麻”。七月十五日，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大会上作了危言耸听的《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后，更出现相当普遍地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使整风运动中的审干工作变成了抢救失足者运动，单在延安地区十几天内就骇人听闻地揪出所谓特务分子一千四百多人[4]，造成大批冤假错案，使审干工作大大偏离了正确的轨道。
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和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听完后说：我看是扩大化了。我们要很快纠正这一种错误做法。我们的政策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这些同志的问题是会搞清楚的，现在可不能随便作结论。我们如果给哪一个同志作错了结论，那就会害人一辈子。现在作错了我们要给人家平反，给受害的同志道歉。要彻底纠正这种“左”倾扩大化的错误。[5]他后来总结审干工作的教训时指出，发生错误的原因主要是两条：一条是缺乏调查研究；一条是没有区别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