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节

去发送信号。当负延时可以大于一秒钟以后，这项技术的深层内涵会变得更加清楚。近在眼前的问题是预言器正在展示根本不存在自由意志这种东西。

　　早已存在许多证据说明自由意志只是幻觉，有些基于严密的物理学，有些仅是纯然的逻辑推理。多数人虽觉得这些证据无法反驳，但却无法真的接受其中结论。享有自由意志的经验不是一条证据可以说服的。真能起作用的是一个展示，预言器所提供的正是这个。

　　很典型的事情，一个人会带了强迫性地把玩预言器好几天，将它展示给朋友们，绞尽脑汁去瞒骗装置。人们或可假装对它失去兴趣，但没有人会忘记个中涵义——在接下来的几个礼拜中，未来无法改变，这意念深入脑海。有些人，意识到他们的抉择毫无意义，从此拒绝再做任何决定。就仿佛一整个军团的录事巴特比[注1]似的，他们不再进行任何自发性活动。到头来，三分之一的预言器玩家都必须入院治疗，因为他们连已经无法自己进食。终极状态是运动不能性缄默[注2]，醒状昏迷的一种。他们的眼球能追踪动作，他们会偶尔改变姿势，但仅是这些。运动能力依然存在，但动机却已消失。

　　人们开始玩预言器之前，运动不能性缄默非常罕见，是脑干上升激活系统部分破坏所致。现在它正仿佛一种认知瘟疫般蔓延。人们曾经想象过能够毁灭思考者的念头，某些无法言谕的洛夫克拉夫特式的恐怖，或是某个哥德尔[注3]式句子令人类的逻辑系统崩溃。结果让人们丧失能力的念头却是我们都已经遭遇过的：自由意志并不存在的想法。直到你相信它，它才是能够伤人的。

　　医生竭力在患者还对说话尚存反应时与之辩论。我们都曾过着幸福、有活力的生活，他们说理道，那时候我们也没有自由意志。所以，有什么改变了呢？“上个月你的行动不比今天你的行动更自由，”医生也许这样说。“现在你还是可以那样过日子啊。”患者总是回答道，“但现在我知道了。”有些人就此再未开口。

　　有人争论说预言器在行为方面导致的改变恰能说明我们的确拥有自由意志。机器人无法灰心丧气，只有能够自由思考的实体才可以。有人坠入运动不能性缄默有人没有，这正说明了做出选择的重要性。

　　不幸的是，如此的说理却是有误失的：各种形态的应激行为都与决定论相一致。一个动态系统可能落入吸引域[注4]或绕定点卷拢，而另一个则可能有不确定的混沌表现，但两者都是彻头彻底的宿命论。

　　我正在你的未来一年之后向你发送这个警告：它是兆秒级负延时电路首次应用于建立通讯设备后收到的第一个长信息。其他的消息将随之而来，指出别的问题。我给你的信息是这样的：假装你拥有自由意志。重点是你必须得表现出你的决定能起作用的样子，即便你知道事实绝非如此。现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相信什么，而相信谎言是唯一避免醒态昏迷的方法。人类文明现在维系于自我欺骗上。也许一向如此。

　　我还知道一件事情，因为自由意志是个幻觉，那么谁将坠入运动不能性缄默谁将不坠入是已被注定了的。关于这个，谁也无能为力——你无法选择预言器对你会起何种作用。有人将倒下，有人将不，而我送出这个警告也无法改变两者比例。那么，我为什么还要送出呢？

　　因为我并无选择。

　　[注1] Bartleby the Scrivener，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的同名短篇小说中的人物。巴特比是华尔街法律事务所里一个生活平板、宛如游魂般的抄写员，

　　日以继夜不停地抄写，拒绝任何变化与沟通，不论人家要他做什么，他只是不停地重复，“I would prefer not

to。”，到最后甚至拒绝进食，结果就死了。

　　[注2] akinetic mutism，病人觉醒状态降低，缄默不语，不能运动，大小便失禁，但定向反应存在，植物神经反应可正常，疼痛部分消失，仍保留吞咽、咀嚼反射，常有去大脑强直。

　　[注3] Gdel，一般被认为是亚里士多德以来最伟大的逻辑学家。哥德尔设计过许多逻辑悖论，有些的确拥有毁灭心智的能力。

　　[注4] Basin of attraction，或译吸引盆、吸引槽，由位于趋近于一给定吸引子的轨道上的所有点所组成的集合构成。

作者简介

　　特德·蒋，当代美国科幻界少有的优秀华裔作家。1967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州杰斐逊港，1989年毕业于布朗大学，获得计算机科学学士学位，现为一名自由职业者，为计算机程序撰写文档。少年时代起，特德就开始接触科幻小说，并尝试创作，向杂志投稿。从“号角”科幻写作班毕业后，特德·蒋因处女作《巴比伦塔》一炮而红，荣获1990年星云奖最佳短篇小说奖。《你一生的故事》，获得了2000年的最佳中篇星云奖。特德·蒋的产量不高，到目前为止发表的作品只有八篇，但它们都保持他特有的高水准，其中大部分入围或获得“雨果”、“星云”等科幻大奖。

　　诚如格雷格·贝尔所说，“不读特德·蒋，就不能了解科幻。”特德·蒋能告诉你，什么样的科幻小说才称得上是好的科幻小说。

《你一生的故事》

　　你父亲正要问我这个问题，一个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问题，我想我得注意听，留意每个细节。我和你父亲刚在外用完晚膳，看了出戏，回到家中；已过了午夜。我们来到庭院，举头望着满月，然后我告诉你父亲我想跳支舞，他一口答应下来。现在我们正悠悠的跳着舞，一对三十岁的人在月光下像小孩般的左摇右摆。今晚我没有感到一丝寒意。然后你父亲说：“你想要个宝宝吗？”

　　此时此刻，我和你父亲成婚差不多已有两年，住在艾里斯大街；我们迁出此地时你还太小，所以你不记得那房子，不过我们会给你看它的相片，给你讲它的故事。我很高兴给你讲述今晚的故事，在这晚我怀上了你，不过我想讲这个故事的最恰当的时间是在你有了你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不过我们没那机会。

　　这么早把这个故事告诉你没什么好处；在你大半生的时间里你不会静坐着听这样一个罗曼蒂克的——你会说傻的——故事。我记得你十二岁时你猜测你来源时的情景。

　　“你养我的唯一目的是你能有个免费的女佣人。”你牙尖嘴利，正从储藏室里拖出真空吸尘器。

　　“没错，”我会说，“十三年前我就知道地毯在现在这个时刻需要真空吸尘器处理，生个孩子看上去是最廉价方便的工作方法，好好干你的活。”

　　“假如你不是我母亲，这可是非法的。”你会说，显得慷慨激昂，你解开电源线，插在墙上的插座上。

　　这事发生在贝尔蒙特街的房子里，两所房子中时常会来陌生人，其中一所是我在怀你时所住的，你成长在另一所房子中。你来到这世上后两年，我和你父亲卖了第一所房子。

　　在你离去后不久我们又卖了第二所，这之后我和内尔森会移居进农舍，你父亲会和某女士住在一起。

　　我知道故事是如何结束的，我时常会想起。我也时常思索故事是如何开始的，就在几年前，那时轨道上出现了飞船，牧场里出现了人工制品（注⑴）。政府几乎没走漏一点风声，而小报则大肆宣扬。

　　然后我接到一个电话，要求我与某人进行一次会晤。

　　我发现他们等在我办公室外的门廊中。这两人真是奇怪的组合。一个穿着军装，留着小平头，拎着铝制公事包，似乎正以吹毛求疵的眼光打量着周围。另一个人看上去明显是位专业学者，胡子拉碴，穿着灯芯绒裤子。他正浏览着旁边公告板上钉着的重叠的表页。

　　“我想，你就是韦伯上校？”我和那军人握手道，“我是露易斯·班克斯。”

　　“班克斯博士，多谢您能赏光和我们交谈。”他说道。

　　“没事。有什么理由拒绝一个学术性会晤呢。”

　　韦伯上校指着他的同伴，“这是加里·多诺里博士，我在电话中提到的物理学家。”

　　“叫我加里好了，”我们握着手，他说道，“我很想听听你对此有何评述。”

　　我们一行进了我的办公室。我把第二把会客椅上的一堆书移走，然后我们坐了下来，“你说你想让我听听一盘录音带，我猜这事和外星人有关，是不是？”

　　“我所能提供的只有这盘录音。”韦伯上校说。

　　“好吧，我们来听听看。” 韦伯上校从公事包中拿出一只录音机，按下了“播放”键。录音模模糊糊的听上去像是一条湿漉漉的狗正甩掉全身上下的水。

　　“你怎么看？”他问道。

　　我保留起比喻成“落汤狗”的想法，“这盘录音带是在什么背景下录制的？”

　　“我无权向你透露。”

　　“这将帮助我理解这些声音。你能看见外星人说话吗？它那时在干什么事吗？”

　　“这盘磁带是我唯一能提供的。”

　　“假如你告诉我你看见了外星人，并不意味着你说了什么。公众认为你看见过外星人。”

　　韦伯上校没有改变他的态度，“你对它的语言特性有什么看法？”他问道。

　　“好吧，很明显它们的发声系统同人类的有本质上的区别，我想这些外星人不像人类，是吗？”

　　上校正要说无可奉告的话，加里·多诺里问道，“基于录音你可不可以做出什么猜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