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节

阶级的统治已由动摇而走向崩溃，民众已经开始抬头的新时期，形成了无产阶级进攻的客观环境，反日的民族斗争已造成了武装民众的特殊机 会⋯⋯，我们一秒钟也不能放松抓住目前这一阶段的实际环境与机会，鼓动工人群众起来为这些口号（指“武装群众打倒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等——引 者）而斗争，以造成革命的高潮，以造成直接革命的形势。”②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则更明确地指出，目前形势与列宁描绘的俄国１９０５年时的革命 形势相似，是“政治已开始恐慌和革命已开始发展的新时期；这一新时期就是大多数民众表示不能与国民党政府相容，⋯⋯且觉悟到有建设新政治制度 之必要”；“因此，我们左派反对派应当觉悟到不仅限于‘国民会议’之形式的口号，⋯⋯（而且）要从速推翻国民党政府全部政权交国民会议，实现‘革 命的民众政权’。”③陈独秀从这样的估计出发，于１９３２年２月１０日起草了常委《政治决议案——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并在上海各区委书记联席会议上表决通过：多数同意，少数反对。①②③独秀：《一个紧急的 政治问题》（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０日），《火花》第７期，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日出版。

《常委对于北方问题的决议》（１９３２年１月７日），《校内生活》第２期。 顽石：《由反日到反国民党》。

《政治决议案》提出“我们的任务”是：“组织及参加各地工人、农民、 城市贫民的义勇军运动，使之坚决的举起反日反国民党的旗帜”；“用全力推动城市工人自己的以至进攻的斗争。罢工运动一广泛起来，便应组织工人苏 维埃，如果当地已有义勇军或我们能够影响的军队，更进而建立工农兵苏维埃”；“在适当地点召集全体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议，领导全国范围的反日反国 民党的斗争”①。不仅如此，陈独秀在这个“决议案”中，还提出了一条实际上偏离托派传统观念——不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作任何联合——的策略：“如果小资产阶级的党派，甚至向左盘旋的自由资产阶级党派 还未放弃对日战争的旗帜而企图推翻国民党政权，我们和他们可以在共同行动上，首先推翻革命的民众之最凶恶的敌人——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政 府。”陈独秀在后来解释为什么有这个策略转变时，强调正是由于“九一八”后的形势，所以１９３１年５月托派统一大会上通过的政纲“已经不适用至 少是不够了，当然只有重新决定目前的任务”②。

这期间，陈独秀还主动缓和与党的对立情绪，呼吁与党合作领导运动。 他在“决议案”中说，“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虽然做过不少的错误，毕竟还是在群众中有权威的党。

它不但是无产阶级的党，并且应该站在民族领袖地位；它此时即应号召 民众自动的建立全权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议，来代①②“常委”为公布《法南旧区委同志答复常委的信》加的按语，《校内生活》第４期，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１日出版。

《校内生活》第３期，１９３２年５月２０日出版。 替国民党政府领导全国的反日斗争。⋯⋯红军一与某一工业政治中心城市（如武汉）民众运动汇合起来，即应在那里召集国民会议，做反日反国民 党斗争之总机关。”在“我们的任务”中，还说：“在已有农民苏维埃的省份，城市苏维埃或义勇军一经成立，应即汇合苏维埃区域的红军占领城市”。“为 执行以上的任务，我们⋯⋯积极要求我党的领导机关改变策略，召集紧急会议，以谋整个党策略上组织上的统一，在未统一前，力求在一切行动上的合 作。”

在１９３２年１月１日发表的《告全党同志书》①中，他更明确地表示： 在所有工会运动中，罢工斗争中，学生运动中，反日运动中，国民会议斗争中，反国民党斗争中，以至苏维埃运动中，一切共产主义者联合行动，“我 们左派反对派在一切行动中都准备和全党同志携手前进！”不仅如此，他还与彭述之、罗汉三人署名，直接写信给中共中央，提出“合作抗日”的建议。

②这种立场和态度，与他当年开始转向托派，与党决裂，直到“九一八”前 的情景，形成显明的对比。但是，这种变化仅仅是在抗日问题上，他反对党的基本纲领的立场，一点也没有改变。就在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２６日，他在 上述发表《告全党同志书》的同一期《火花》上，为托洛茨基的文章写了按语，在按语中竟还在批判党在苏区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批判张闻天做的《庆祝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①②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汉 口《正报》，１９３８年４月２４、２５日。

《火花》第７期。 会》报告①和《中国共产党为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告全国工农劳苦民众书》②，批评党始终不肯抛弃“工农民主专政”口号，“是为‘反地 主’的资产阶级在将来的新政权中留一席地”。对红军的态度也如此。他需要的红军，是当“配角”的红军，配合他的“国民会议”。甚至在他起草这 个２月及其前途》一文，又老调重弹，胡说“红军”是土匪“为生活而奋斗的方式”；“现在的‘红军’运动，不但还没有城市工人革命运动的领导，即 党（国际与中国党）的领导亦不充分，领导的政策更不正确。⋯⋯而且党有农民意识化的危险。”③由于陈独秀对党的基本纲领的态度未变，又由于这 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开始统治全党，１９３２年１月９日作出的《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把托陈派说成与国民党改组派、江 苏耆老和第三党一样，“是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所以，陈独秀、彭述之、罗汉三人签名要求与党“合作抗 日”的呼吁信，非但没有得到响应，还受到斥责。中共中央在向共产国际报告这件事时说：“取消派为要维持其在工人中的欺骗，在‘一二八’后向党 提出来要求联合，共同的开联席会议。党向被取消派欺骗的少数工厂中的群众的回答是：号召他们了①②③《火花》第９期，１９３２年４月１６日出 版。

《红旗》周报第２３期。

《红旗》周报第２２期。 解取消派破坏反帝运动的罪恶（破坏沪西大罢工），党愿意与他们在全上海工人阶级一致的联合战线上共同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但是党不能与陈 独秀派开联席会议，革命的共产党与反革命的陈独秀是不能联合在一起的。”

①“我自将心向明月，那知明月照沟渠”。陈独秀等人对此颇为遗憾。不过， 陈独秀等提出与党合作抗日的思想，没有维持多久，随着上海“一二八”抗战被蒋介石反动集团所破坏，形势急转直下；他因进行反蒋抗日活动，不久 被逮捕入狱，他的思想也就随着消沉下去。

高擎爱国大旗制裁极“左”派中国托派本来就是理论上极“左”、行动 上极右，战略上极“左”、策略上极右的怪胎组织；可是在其内部还有更加荒唐的极“左”派。他们激烈反对陈独秀反日反蒋的立场和他对形势的估计、 对任务和策略的决定。

一些人以“工人无祖国”等漂亮的词藻，反对提“对日宣战”的口号， 为侵略者效劳。

为此，陈独秀撰文予以严厉的谴责，揭露他们拿什么“大同主义”、“打 破国界”、“不要祖国”、“不爱资产阶级豪绅地主的国家”、“反对狭义的爱国和虚伪的民族主义”等等“高尚的理想”，来根本反对对日宣战，“则只表示 他们的高尚理想，高尚到和从耶稣、托尔斯泰①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１９２７－１９３３）第２０８—２０９页。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到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一样，⋯⋯实际是反动的。”①在托派内部刊物上，陈独秀还详细分析严厉批判了这种反动的极“左”思潮，指出这种人在 宣传鼓动中反对使用“救国”、“爱国”这类名词，发出鄙弃“民族主义”、“爱国运动”和“抗日救国”、“对日宣战”等口号的论调，主张什么“工人无祖 国”，“笼统的反日和对日宣战、救国、爱国，都是救资产阶级的国”，“不是我们的阶级立场”等等，在我们被压迫国的无产阶级看来，都是绝顶荒谬的“理论”，所以他认为：“我们应该积极的领导中国的爱国运动，应该用我们 的纲领领导爱国运动而充实其内容，一直到夺取政权。”②反对陈独秀主张最厉害的是陈岱青（书记）、陈其昌、赵济、王平一、李特五人组成的上海 最有影响的托派区委——法南区委以及以托派理论权威自居的刘仁静。他们认为陈独秀对形势“陷入了幼稚的过分的估计”，“不能说已经走上群众运动 直接上升、开始革命高潮的时期”③；还说：”十九路军的抵抗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表现，它对工人阶级影响只是一种欺骗的作用”，“没有丝毫抵抗 主义或半抵抗主义的气息”。批评陈独秀对十九路军的“歌颂”和“原谅”

，“必然增加工人阶级对十九路军乃至其他左派资产阶级的幻想，充分①②③《法区扩大会议的意见》，《校内生活》第３期。 独秀：《被压迫国的无产阶级应不应该领导爱国运动》（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２８日），《校内生活》第１期，１９３１年１２月出版。 顽石：《论对日宣战与排货》，《热潮》第１期。表现尾巴主义的精神，必须严厉加以纠正”①。他们特别猛烈地抨击所谓“共同行动”的策略和对苏维埃红军态度的转变，说与小资产阶级及向左 盘旋的自由资产阶级在反蒋斗争中“共同行动”的策略，“彻头彻尾是机会主义”，是“引导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服从自由资产阶级当苦力”的“尾巴 主义机会主义的道路”；“汇合苏维埃区域的红军占领城市”是“投降了史大林派的主张”②。刘仁静还认为中国现在还没有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必须 经过经济复兴才能谈得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等，所以他批判陈独秀提出“组织苏维埃”是“空谈”。刘认为国民会议与苏维埃政权是一回事，批评陈独 秀的“先国民会议后苏维埃政权”的观点是违背“不断革命论”的机会主义，“我们应当与这些意见坚决无情的斗争”③。 对于这些批判，陈独秀都立即一一给以回击。他以“常委”

的名义，“警告法区扩大会议及一切同志：我们万分不应该因反对史大林派全然不顾客观 环境的盲动主义，遂走到客观主义取消主义之另一极端；我们万分不应该因为反对史大林派依靠农民来代替无产阶级执行革命任务的错误，遂走到对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估量过轻之另一极端”④。他解释说：所谓“‘共同行动’， 是指特定事件之一时的协作，而不是长①②③④《常委对法区扩大会意见书的批评》，《校内生活》，第３期。

列尔士《中国的前途》、《对于政治决议的意见》，均载《校内生活》第３期。

《法区扩大会议的意见》。

《法南区委陈岱青等人致常委的信》（１９３２年３月１４日），《校内 生活》第期的政治联盟；所共同行动者，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党派，其次才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派，而不是整个资产阶级”。他认为马克思、列宁、托洛 茨基主张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是反对与资产阶级政党“混合”，“并不反对两党利害一时一致时，有一时的联合”；“我们是否做资产阶级的苦力，要 看我们是否有独立的组织和政策，不在于拒绝任何共同行动”①。最后，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陈岱青、刘仁静等人曲解和反对常委决议案，反对“共同 行动”的策略，是为了“辩护他们认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是我们主要敌人这一错误的观察”②，而反对与苏维埃红军“汇合”，则是“走到等待主 义的道路”。陈独秀的结论是，他们“在理论上是根本反对不断革命论的机会主义；在现时局势的估量上，是彻头彻尾的取消主义”③。可见，双方都 拿着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攻击对方的“机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