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节
对刘仁静说的陈独秀趋向托派，表示“很 欢迎”；同时他又说：“我很知道他（即陈独秀——引者）在革命那几年中的策略是斯大林、布哈林、马尔丁诺夫的政策。”而对“我们的话派”说陈还 没有放弃机会主义，则表示“直至现在我还没有读过陈独秀任何纲领式的声明书，所以没有可能在此问题上发表意见”。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他在信 末提出了他与斯大林分歧的１５个问题，作为衡量陈独秀和其他人“与我们是否原则上一致”的标准②。
派”决裂以后，又写信给托洛茨基，继续攻击这两派的错误，报告他与之决裂的情况。
２月２４日，托洛茨基回信同意他与陈独秀派决裂，但不同意他与“我 们的话派”决裂。他说：“关于陈独秀派，因为这一派继续的站在‘民主专政’的主张上，换言之即对于最根本的问题站在史大林及马尔丁诺夫的主张 上，这就决定了问题，假使陈独秀直到现在还不了解这一所谓‘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在中国的作用是掩盖纯粹的孟什维克的政策，⋯⋯那是很坏的；同他 统一组织，全然谈不到，因为他的软弱，同他作实际的协定，是没有意义的。”还说：“关于对陈独秀派的估量，‘我们的话派’比较的正确。现①②《反对 派的内部生活》，１９３０年４月２５日出版。
同上书第１６页。 在这种不同的意见，已经消灭，因为你十分正确的对陈独秀派采取了完全不可调和的态度。”①但是，当接到刘仁静２月２１日批判陈独秀等八十 一人意见书的信后，托洛茨基心中开始疑狐起来。４月３日复信，他要刘把这个意见书“忠实地翻译出来，寄给我。此事很重要，我请您翻译得尽可能 完美确切”②。他要直接根据陈独秀的意见作出自己的判断。
从托洛茨基这四封信中，可以看到他在掌握到陈独秀转向托派的第一手 材料——陈独秀发表的声明之前，对陈的态度是十分审慎的：既欢迎，又有疑虑，但却坚定地表示了托派的原则立场。然而不久，当看到“无产者社” 寄去的陈独秀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０日发表的《告全党同志书》之后，他的态度就十分热烈了，甚至要求中国托派向陈独秀学习。
这年８月２２日，托洛茨基又分别复函刘仁静和“我们的话派”，热情 地赞扬陈独秀的《告全党同志书》“是一篇极好的文件，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采取了完全清楚与正确的立场；特别在民主专政问题上”；“陈独秀有很多 的政治经验，这些经验是大多数中国反对派同志们所未有的”；“当我们有了象陈独秀那样杰出的革命者，正式与党决裂，以致被开除出党，终于宣布他 百分之百同意国际反对派——我们怎么能够不理他呢？你能找到许多象陈独秀那样有经验的共产党员吗？他在过去犯了不少错误，但他已经明白了这些 错误。对于革命①②载《反对派的内部生活》之二。
《十月》（旬刊），１９３０年７月１５日出版。 者与（革命）领袖来说，明白自己过去的错误是很可珍贵的事。反对派中许多年轻人能够而且应该向陈独秀同志学习！”托还对刘说：“我怕我这里 的陈独秀的地址不能用。请你代我向他问候，并请告诉他，读到他去年十二月十日的信我非常欢喜。我坚决相信我们在将来是能够一起工作的。”托洛 茨基还认为各派“并没有纲领上的战略上的分歧意见，有些细节上的歧异，这些歧异，你们（指“我们的话派”——引者）和刘仁静都拿来异常地夸大 了。我决然看不出所有这三派有什么各自分立之理由”①。信严厉批评“我们的话派”“要其他两派都须向你们承认错误，然后你们允许他们加入你们 的组织⋯⋯这种培植威望的政策，乃是莫斯科官僚们的特色”。“我无论如何是不同意的”。最后要求三派加速统一：“共同拟订一个简短的统一纲领，并 依照人数为比例，召集一个统一大会。”②９月１日，托洛茨基给“十月社”和陈独秀的信（对“十月社”７月２７日信的回信），更加明确地表示：“（一） 国际局的立场，并不袒护中国左派反对派的某一派来反对另一派。因为我们的所有材料未证明有足以造成分裂的任何严重的分歧意见。
（二）因此任何 中国左派反对派的那一派都不能认自己是国际反对派的代表，以反对另外的派别。（三）对于陈独秀同志的一派，也是如此，不久以前我们曾接得译成 英①②《建立》（中国托派少数派机关报）第１期，１９４７年５月出版。《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２３页。
当时托洛茨基还未知“战斗社”的成立。 文的十二月十日陈独秀同志公开信。在这信中，陈独秀同志对于所有根本问题之立场完全与我们一般的立场相同。因此，我未看出为什么几个中国同志继续的称陈独秀同志的一派为‘右派’的理由。” 关于统一的方法，这封信提出一个新的建议：“四派组织协议委员会以拟就政纲的根本提纲和统一的组织方法。”①从这里可以看到，托洛茨基虽对四派平等看待，但对“陈独秀派”格外垂青。不仅如此，陈独秀过去因不 被“我们的话派”和“十月社”承认，受尽奚落与侮辱，“妾身未明”；现在托洛茨基给了如此高的评价，一下子把他提到中国托派领袖地位上来了。后 来，托见到陈写的其他文章，还直接写信给陈，推崇备至，说从这些文章中看到“尽管中国革命遭到了溃败，而马克思思想却依旧活着，而且在发生作 用”；甚至表示，单单为了能阅读陈的作品，“我就该学习中文”②。
同时，托派“临时国际”书记局（托洛茨基等各国托派首领签名）发表《国际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告中国及全世界共产党员书》，并寄到中国，系 统地重申了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各种问题的立场，催促中国托派小组织早日统一。③于是，各派被迫派出代表，组成“协议委员会”，进行协①②③《十 月之路》第１期。
托洛茨基１９３１年４月７日致陈独秀的信，《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 同志的信》，第４２页。
《十月之路》第１期，１９３０年１０月２６日出版。 商，委托王文元起草中国托派的纲领。但是，由于思想问题没有解决，协商时各派又各施诡计，发生争吵。“我们的话派”受了批评，傲慢气势有 所收敛，在１１月２４日召开的本派上海积极分子会议上，作出决议，承认“统一是当前刻不容缓的任务”，“应即刻免除组织的成见，开诚布公地努力 促成统一，在最短期内，召集第三次代表大会。”同时，区芳也表示，过去反对陈独秀派等不良倾向的斗争有错误，“神经过敏”，采用了“对待敌人的 方法”①。但是他们提出了立即无条件统一的主张，即立即“取消备派机关报，停止各派领导机关的活动，混合各派组织’②。并且为了在统一的领导 机构中控制多数，梁干乔采取了对本派人数报大数的办法，说本派成员有３００人，等于其他三派人数的总和，其实最后约定下来是１２０人至１４０ 人。“十月社”对陈独秀派还是不买账，王文元为“协委”起草的《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反对派政纲草案》，仍然强调“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 的性质”，“要严厉地批评含义模糊的口号——‘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这些都遭到“无产者社”的反对。
合成立了“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反对派）”，发表《接到托洛茨基同志的 信后我们对于统一的提议》，对陈独秀仍以挑衅的口吻说：“我们没有认整个的‘无产者派’为左派反对派，因为其中有些同志，尤其那起领导作用的陈 独秀同志，在许多①②第三号通告：《协议委员会对于无产者社来信的决议》，油印小册子。
区芳：《谈谈统一问题》，《我们的话》第１５期。 严重问题上，还没有与左派反对派的意见一致，如１、对于革命性质问题，据其最后发表的政治主张（《论中国革命性质》一文）以为‘是由彻底 的民主革命转变成社会主义革命，因之中国的第三次革命，不是二月也不是十月’。２、政权问题，他坚持‘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３、国民会议问题， 他始终说它是‘一个简单的主观的策略’，不把它当成目前政治的总口号。
４、‘红军’问题，他认为是纯粹‘流寇土匪’，没有一点出路。５、对中东 路问题之错误，即迎合小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所谓‘误国政策’的口号。”
①这样，托洛茨基的信反而把四派的矛盾，主要是陈独秀派与其他三派的矛 盾，弄得更加明确和尖锐了。于是托洛茨基在１９３１年１月８日，又写来一封长信，力图调解：（一）关于革命性质问题：托洛茨基没有正面表态， 只是引了陈独秀等人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中的一段话——其中有一句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之完成，应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然后，托 洛茨基说：“我认为这样说法是完全正确的，而且绝不能引起误会。”托洛茨基的这个解答并没有解除双方的分歧，因为双方对于用无产阶级专政完成民 主任务并没有分歧，分歧在于“一开始”要解决什么性质的任务。陈独秀认为：“中国第三次革命，将开始于民主主义的斗①《十月之路》第１期。
争，而非开始于社会主义的斗争。”①其他托派则坚持：“一开始就是社 会主义的性质”，“民主任务，只有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初期中附带地完成。”②（二）关于政权问题：托洛茨基说：“‘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口 号，并不与‘无产阶级专政’口号相冲突，而只是补充这个口号，并使这个口号通俗化。⋯⋯这个口号与‘工农民主专政’口号，绝无相同之点。”这 个回答，使中国托派十分意外，因为托洛茨基主义的核心就是所谓“不断革命论”，为了使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并不断地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上去， 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在民主革命时就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以保证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
为此托洛茨基和中国托派一直猛烈抨击共产国际和中共提出的“工农民 主专政”的口号，攻击这个口号将工农并列，“含糊”不清，“即未曾确定在专政当中真正的领导地位是工人所有的，还是农民所有的”；还因为“它表 明是‘民主的’而非‘社会主义的’”，因此，根据俄国“二月革命的经验”，必然导致“资产阶级专政”③。所以中国托派中的反陈派也就抓住陈独秀提 出的“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口号不放，说它与“无产阶级专政”口号“根本对立”，而与“民主专政”的口号“接近”、“妥协”。经托洛茨基上述“裁 判”后，反陈派就①②③意固：《不断革命ＡＢＣ》第２３、２４页，春燕出版社１９４７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