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节

，和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ｋｉ相同，都是马克司派，都想建设劳动政府）的德国政府，又在那里鼓吹德意志帝国主义，⋯⋯”这是不是扰乱世 界和平呢？陈独秀说：“我们冷眼旁观的，恐怕正是反对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ｋｉ的先生们出来扰乱世界和平！” 陈独秀和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是并肩奋斗的战友，是誉满全国的人物，可现在他俩在《新青年》七卷一号上所发表的言论，其间之思想差异 是何等地明显呵！两位曾经并肩战斗的盟友，现在思想深处默默地发生了裂 痕。

在“五四”前期，《新青年》并没有要求它的撰稿人要有“公同意见”， 但那时他们的目标和步调大体上是一致的，共同提倡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新文化。现在他们一起来到了历史的岔路口，是走向社会革命的道路，或是社 会改良的道路；是信奉马克思主义，或实验主义，或其他什么“新”主义，历史将迫使他们每一个人作出抉择，并将公平地对他们作出检验和评判。接 受马克思主义的人，大踏步地前进；死抱着实验主义的人在原地踏步不前，甚至向后倒退。但是，《新青年》编辑部作为一种松散的组织形式，尽管成 员之间的思想裂痕在默默地扩大与加深，还暂时地保持着表面的统一。因此，七卷一号至五号（１９１９年１２月１日至１９２０年４月１日）就编辑成 了一个兼容并包、百家杂陈、汇集了各种思潮的刊物。这一奇特的现象固然反映了各个撰稿人的不同的思想倾向，同时也反映了主编陈独秀正处于由激 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时期，他也需要在比较、鉴别中学习，而后决定他的前进方向。

马克思主义是当时百家中的一家，它朝气蓬勃，富有无限的生命力。到１９２０年５月１日出版的《新青年》七卷六号，即《劳动节纪念号》，标 志着马克思主义占领了《新青年》这块在舆论界享有最高声望的阵地，《新青年》和它的主编正式转向了科学社会主义，而且有愈来愈多的共产主义知 识分子为它撰稿，这在《新青年》编辑部北京同人里引起强烈的反响。

陈独秀觉察到这种反响的强烈。因此，当他编完《劳动节纪念号》时， 于４月２６日写信给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十二位在京的主要撰稿人，提出《新青年》“以后拟如何办法”，“是否继续出版”的问题。如果继续出版 的话，关于“编辑人的问题，（一）由在京诸人轮流担任；（二）由在京一人担任；（三）由弟在沪担任。为时已迫，以上各条，请速赐复”。

北京同人是怎样答复这封信的，笔者迄今未见到这封复信，只得略而不 论。至于陈独秀的本意，无疑是继续出版，并由他“在沪担任”主编。因为当时正是中国共产党开始筹建，需要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之时，他怎舍得轻 易地放弃这块阵地呢。事实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新青年》从八卷一号（１９２０年９月１日）起便成了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积极宣传十 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批判资本主义的道路。但念及往日的盟友，他自然要征求北京同人的意见。

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１０日前后，陈独秀又写信给李大钊、钱玄同、胡适 之、高一涵、周豫才、周启明等九位同人，说他“日内即赴广州，此间编辑事务已请陈望道先生办理，另外加入编辑部者，为沈雁冰、李达、李汉俊三 人”。①１６日夜，陈独秀即将登轮赴粤之时，又写信给胡适之、高一涵，重申“《新青年》编辑事有陈望道君负责，发行事有苏新甫君可负责。《新青 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如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这是封打招 呼的信，编辑和发行工作的人选均已确定，在这个既定的安排之下，可“稍改内容”。不过，陈独秀还是希望联络北京同人，请他们“多做文章”的。

陈独秀没有把《新青年》托给北京的同人，例如他往日的盟友胡适，而 交给了一位与北京同人“素不相识”的陈望道君，这使北京的一些同人感到不满，其中尤以胡适为甚。于是在《新青年》同人之间爆发了一场关于《新 青年》的性质的争论，实际上也就是《新青年》应该不应该宣传马克思主义 的问题。

胡适回信说：“《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此是已成之事实，今虽 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之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胡适很明白，只要《新青年》掌握在上海同人的手里，他就没 有办法改变它的政治方向。因此他提出了三条办法：“１．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 杂志。”从此，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分庭抗礼。

①《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９０、１１５页。

“２．若《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 能做到。”这是要中共主要发起人陈独秀退回到《新青年》创刊时的立场：“批评时政，非其旨也。”

第三条办法，是陶孟和提出的，“暂时停办”。 据胡适说，他这封回信惹得陈独秀“动了一点感情”，对“宣言不谈政治”，“太生气”；说另办一个杂志“是反对他个人”，“此事与《新青年》无 关”。①对于“停办”的意见，陈独秀写信给陶孟和，表示要同他“决绝”。

②陈独秀这个人喜怒形于色，当他发火的时候，也往往是他说话走火的时候。 他没有理由反对胡适另办一个杂志，但他那反对“不谈政治”的异常坚决的态度，使胡适在北京同人面前一面表白“我不反对他个人，亦不反对《新青 年》”；一面又说“今《新青年》差不多变成了Ｓｏｖｉｅｔ＆Ｒｕｓｓｉａ的汉译本”。胡适所不满的，正是上海同人所悉心向往的。

当胡适再次与北京同人商讨办法时，他首先声明原拟的第三条办法“停办”，取消；“宣言不谈政治”之说也取消；“单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法”，“改变内容”，“仍趋重哲学文学”。只要能掌握编辑大权，情愿做些小让步。 让步争得了一些人的同情，但北京同人依然是议论纷纷，甚感棘手。

张慰慈、高一涵、陶孟和、王抚五都赞成胡适的办法。陶、王二人还说“如实不行则停刊，万不可分裂为两种杂志，致破坏《新青年》精神之团结”。

①②《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１１９页。 以上引文，见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李大钊“主张从前的第一条办法，⋯⋯绝对的不赞成停办，因停刊比分裂还不好”。 周作人、周树人认为“《新青年》的趋势是倾向于分裂的，⋯⋯所以索性任他分裂，照第一条做或者倒还好一点”。① 钱玄同认为“《新青年》的结合，完全是彼此思想投契的结合，⋯⋯思想不投契了，尽可宣告退席”。至于《新青年》“变为‘苏维埃俄罗斯’的汉 译本”，这与我们“不相干”，“断断不能要求他们停板〔办〕”②，“即使大家对于仲甫兄感情真坏极了，友谊也断绝了，只有他一个人还是要办下去”。

③的确，谁也阻止不住陈独秀和他的新战友继续办《新青年》。《新青年》 本是陈独秀一人创办的；他到那里，《新青年》编辑部就跟到那里，他被捕入狱，《新青年》停刊五个月；即使轮流编辑时，他也少不了要多负点责任。 现今正当《新青年》获得科学社会主义的生机，以崭新的革命风貌出现于舆论界，他当然不肯将编辑大权交给虽曾同他共同战斗过，而今道不相同的旧 友。《新青年》编辑部终于不可避免地分裂了。

文化统一战线的分化不仅发生在《新青年》编辑部，同时也发生在其他 社团，其中尤以“少年中国学会”里的争论与分裂最为激烈和明显。所有这种争论和分化现象，归根结①②③《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１２２页。

《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 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条道路的分歧，即中国走社会革命的道路，或是走名为改良主义而实为资本主义的道路。

《新青年》同人之间的分化，表现在陈独秀与胡适之间最明显，一个成 长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荣任中共中央书记；另一个依然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并不是工人阶级的仇敌， 而是应当批评与联合的对象，因此陈独秀与胡适两人之间的友谊并未因政治思想的分裂而致断绝，仍然时密时疏地维持着。

界当局逮捕，胡适都参与了营救活动。陈独秀为张申府找职业，为蔡和 森的书稿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之事，曾多次致函胡适，请他帮忙解决，他们的友谊还是相当亲密的。

然而，由于两人的世界观不同、政治主张的分歧，他们之间经常发生公 开的激烈的争论。１９２２年胡适等创办《努力周报》，大肆宣扬所谓“好人政府”和联省自治的主张，于是陈、胡之间立即爆发了一场争论，陈独秀 批评联省自治，是借自治之名行军阀割据之实。

１９２３年，陈独秀和胡适各自为《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作序》，又发生了唯物论与心物二元论之争。陈独秀总想拉着这位老朋友一道前进，然而 他们各有各的哲学观，谁也不肯向对方靠拢一步。陈独秀认为“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 历史观’”。胡适认为“只能说，‘唯物（经济）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陈独秀指出“离开了物质一元论，科学便濒于破产，适之颇尊崇科 学，为何对心与物平等看待”！

“照适之的意见，只须具体的说明科学的人生观，不必去力争科学可否 解决人生观的问题，像这样缩短战线，只立不破的辩论法，不是纵敌，便是收兵”。陈独秀不愧是胡适的诤友，他希望“经过这回辩论之后，适之必能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