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节

》第十六号，在“名著”一栏里刊登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中关于纲领中的一段。“劳工革命的第一步，我们最希望的，就是把无产阶级高举起来，放他们在统治地位，⋯⋯ 打破一切的阶级，没收中产阶级的资本，把一切的生产机关，都收归政府掌管，⋯⋯”。编者在这篇译文的前面加了一段按语，说“这个宣言是马克思 和恩格斯最先最重大的意见。⋯⋯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劳工的联合，是表示新代的文书”。《每周评论》第十五号上摘译登载了倍倍尔的著 作《近代社会主义与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区别》，十八号上发表了《无政府共产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一文。这些译文和论述，文①②《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４月２０日。

《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１月５日。 笔虽欠流畅，但表述了原著的精髓——无产阶级专政的光辉思想。并初步揭示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流派的假社会主义的区别。 三、报道劳农生活状况。《每周评论》特辟《国内劳动状况》专栏。先后报道了北京男女佣工、河南修武煤矿、北京理发店、人力车夫、唐山煤厂、山东东平县佃户等地劳动者的生活状况。

《每周评论》是中国最早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刊物，这固然同陈独秀和 李大钊的努力有关，但这时李大钊所起的作用，无疑大于陈独秀。到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六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 思主义观》，这篇论文标志着李大钊成长为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时，较李大钊晚了半年多，但他紧紧地跟上来 了，而且当他一旦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后，由于他在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地位和显赫的声望，他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又超过了李大钊。

“五四”前夕，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 一文，指出了十月革命的伟大的历史意义，说：“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 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步的大关键。”①的确，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能与划时代的无产阶级十月 革命相提并论的，只有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陈独秀曾经崇拜的法兰西文明，及①《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４月２０日。

法国的民主制度，正是经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确立和发展起来的。现在 他如此地尊崇社会主义革命，这不能不说他的思想观点开始发生了变化。

中，明确地提出“现在人人都要觉悟起来，立宪政治与政党，马上都要 成历史上过去的名词了，我们从此不要迷信他罢。什么是政治？大家吃饭要紧”。所谓“立宪政治与政党”，就是陈独秀曾经迷信过的资产阶级代议制及 其政党。现在他不但不再迷信，而且认为都要成为过去的事了。他过去站在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立场，呼吁个性解放，现在却关注劳苦人民的生计 问题，并把它看作“二十世纪臂头第一个大问题”，①这反映了陈独秀的立足点在开始转移，他要同资产阶级民主分手了。

６月１１日，陈独秀被捕了。此后，由胡适接办《每周评论》。胡适在１９１７年７月回国时，曾“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而《每周评论》

“是一个谈政治的报”，因此他在该报上“做的文字总不过小说文艺一类， 不曾谈过政治”，当他接办《每周评论》以后，“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他说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 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②于是，《每周评论》改变了它原有的政治方向。

①②胡适：《我的自述》，《努力周报》，１９２２年６月１８日。

《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６月８日。 胡适把《每周评论》第二十六、二十七号编辑成《杜威讲演录》专号，大肆散布实验主义。①并在７月２０日出版的第三十一号上发表了他的《多 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说：“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不去 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是很危险的”。“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 限问题，⋯⋯”，不研究解决这些问题，“却去高谈社会主义！⋯⋯还得意洋洋的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 很明显，胡适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革命，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

《再论问题与主义》，同胡适展开了论战。李大钊首先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社会上多数人 共同的运动”，因此就需要“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工具，“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 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李大钊还说：“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李大钊反对胡适的改良主义，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经过群众运动，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的改造。

①实验主义是二十世纪初在美国流行的一种很有影响的哲学流派。它片 面地强调主观的能动作用，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反对社会革命，主张点点滴滴的改良。实验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胡适的老师杜威。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第一次与反马克思 主义的斗争。由于马克思主义刚刚开始在中国传播，所以参加这次争论的人数很少，也说不上谁胜谁负。

这时陈独秀身陷囹圄，自然是没法参加这场论战的。这次争论说明了《新 青年》同人面对五四时期各种外来的新思潮，可谓是见仁见智，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胡适编的《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由他撰写的《实验主义》 作为该号的带头文章。而李大钊编的第五号，则大部分内容是介绍马克思学说的。原来团结在《新青年》周围的文化统一战线，开始出现了裂痕。

陈独秀出狱以后，《新青年》开会讨论今后的编辑方针。 据周作人１０月５日日记：“下午二时至适之寓所，议《新青年》事，自七卷始，由仲甫一人编辑”。①这则日记没有写明有哪些人参加，“议”的 什么“事”，但无疑和同人之间所抱主义之不同有关，否则为什么由几个人轮流编辑的《新青年》又改为由陈独秀“一人编辑”呢？又为什么陈独秀在七卷一号上发表《本志宣言》呢？而且《宣言》一开头便说：“本志具体的主张，从来未曾完全发表。社员各人持论，也往往不能尽 同。读者诸君或不免怀疑，社会上颇因此发生误会。

现当第七卷开始，敢将全体社员的公同意见，明白宣布。” 在“五四”以前，《新青年》虽不曾发表它的“具体的主张”，但那时同人之间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即使有差异也不过是主张的缓急不同罢了。现在发表《宣言》试图统一大家①《知堂回想录》第３５７页。 的主张，足见他们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而且这个《宣言》也未必是经过大家讨论而一致同意的，但它反映了陈独秀的思想则是确定无疑的。

《宣言》明显地含有社会主义的思想因素。它攻击“世界上的军国主义 和金力主义（即资本主义——笔者）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主张“新时代新社会”不仅是“自由的平等的”，而且应当是“劳动而 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并进而指明新社会的“真的民主政治，必会把政权分配到人民全体，就是有限制，也是拿有无职业做标准，不拿有无财产做 标准”，这显然是批判资产阶级民主的狭隘性和局限性，期求更广泛的民主政治。《宣言》明确提出“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但对于一 切拥护少数人私利或一阶级利益，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永远不忍加入”，要“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言外之意，陈独秀有朝 一日他将独树一帜，创立为全体人民谋利益的政党。综观《宣言》的全文，它是一位激进民主主义者在向共产主义者过渡时期的作品，也是《新青年》 从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开始转向宣传马克思主义时的作品。《新青年》的发展以及它的性质的变化，基本上是与陈独秀的思想演变同步前进的。这 时，思想转变虽没有实现，但已经开始了。

事物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时候，在其发展过程中常呈现一种中 间性状态。它既保留有旧的因素，同时也孕育着否定旧因素的新因素。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１２日，陈独秀写作《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就正是他由资 产阶级民主观向无产阶级民主观转变过程中的一篇典型作品。这是一篇专门论述民治（即民主）问题的文章。他说民治不只是政治方面的，应包含“政 治和社会经济两方面”，“而且社会经济的问题不解决，政治上的大问题没有一件能解决的，社会经济简直是政治的基础”。

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是狭隘的，对无产阶级而言，所谓自由是出卖劳动 力的自由；平等归结为在资产阶级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最重要的人权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现在陈独秀想冲破资产阶级的这一狭窄的框框，把人权引 入“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并首先着眼于政治的基础——社会经济。他不满意代议制，他认为“‘用代议制表现民意’，恐怕我们生活必须的几种自由权， 还是握在人家手里”。他设想“由人民直接议定宪法，用宪法规定权限，用代表制照宪法的规定执行民意。⋯⋯打破治者与被治者的阶级，人民自身同 时是治者又是被治者”。

在阶级社会里，有多少个阶级，就有多少个不同的“民意”，是永远不 能统一的。宪法，是一个阶级战胜另一个阶级，或是双方势均力敌时的权力的法的表现，用宪法“打破治者与被治者的阶级”，恰恰表现了陈独秀这时 的阶级观点是相当模糊的。他认为在“一般商界的店东店员，工界的老板伙计，地位都相差不远，⋯⋯都可以同在一个联合”里，为实现民治而努力。 还说：“我们所渴望的是将来社会制度的结合生活，我们不情愿阶级争斗发生，⋯⋯怎奈我们现在所处的不结合而分裂的”社会天天在作恶。在这篇文 章的末尾，陈独秀说：“我心中所想说的话，不愿说出，恐有人误作调和政策，为一方面所利 用，⋯⋯”①思想观点的摇摆、模糊，心情的惆怅，这都是在立场转变之时， 所不可避免的。

但时过不久，陈独秀就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发言了。１２月１日出版的《晨报》发表了他的《告北京劳动界》一文，说：“我现在所说的劳动界，是指绝对没有财产全靠劳力吃饭的人而言”。他 们“合成一个无产的劳动阶级”。“劳动界诸君呀！

十八世纪以来的‘德谟克拉西’是那被征服的新兴财产工商阶级，因为 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帝王贵族要求权利的旗帜。”他们的目的达到了，“他们也居了帝王贵族的特权地位了。如今二十世纪的‘德谟克拉 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两种不同性质的民主，代表了两个互相 对立的阶级利益。在谈到工商界时，他不再认为店东店员、老板伙计的地位相差不远，可以联合在同一个组织里了，而是明确地指出“商会是店东资本 家把持的机关，和店员伙计们没有利害关系，各店铺掌柜以下的伙计是要另外组织一个商业联合会”。他同时还号召劳动团体和各校学生联合会相“接 近，请他们帮助”劳动者联合起来；号召学生“恳恳切切”做劳动者的“朋友”。民主主义者在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时，必须扬弃资产阶级的民主观， 确立起无产阶级的民主观，陈独秀跨出了有重要意义的一步，向高级的思想 阶梯跃进。

①《实行民治的基础》，《新青年》第７卷１号，１９１９年１２月１日。

{{微服离京演讲社会改造}} 里拨款１００万元，筹办西南大学。负责筹办的有汪精卫、章士钊等，他们迭次函邀陈独秀来沪，共商西南大学的筹办事宜。陈独秀秘密离京南下， 于１月２９日到达上海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