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大动作

陈毅本当一处一处去传达。但是中共中央工委决定在 3 月召开重要会 议，陈毅便可在会上一并传达。这次会议是个大动作。华东、晋察冀、晋冀 鲁豫 3个中央局的负责人饶漱石、聂荣臻、薄一波，以及滕代远、廖鲁言、 黄敬、蔡树藩、康生等都参加。已到邯郸休养的李先念就代表中原局到会。中工委刘少奇、朱德、董必武、柯庆施等出席。这次会议要研究晋察冀和晋 冀鲁豫两大战略区合并为华北区，准备成立华北人民政府，这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雏形；还要讨论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草案，这更是带有政纲 性质的文件。会议意义重大。

陈毅给会议带来中央十二月会议、一月会议的精神和毛泽东的许多重要 指示，非常及时。3 月 2 日，会议的第一天，在刘少奇主持下，陈毅作了详 尽的传达。

陈毅的传达既集中突出他讲透了两个主要问题，胜利与反“左”；又讲 得全面妥当。这正是“评衡左右费思量”的结果，更反映他此时和毛泽东的思想更为一致。陈毅说：1947 年 9 月土地会议决定整顿队伍，通过土地法大 纲及其后的轰轰烈烈的运动，正是中国革命的主流。这样一整，面目为之一新，彻底地反掉了右，必须依靠这一主流正派，才能达到革命的胜利。中央 无论如何支持这一主流。但主流东向中引起 3 个浪花。一是侵犯中农，二是对中小资产阶级采取冒险，三是踢开三三制（按：不再要党外人士参加政权）。 晋绥蔡家崖共 90 多户定了 21 户地主、富农，而且不让中农参加农代会。毛泽东说：“这在我看来真是惊心动魄！”我们只有两个朋友——中小资产阶 级及中农，对中农如此，这就是根本“左”的表现。土改整党是主流向东， 保障胜利。但是3 个浪花不堵就会泛滥，妨碍主流的前进。陈毅特别强调了 毛泽东的名言，我们不怕美援，只怕“左援”。对于蒋政权，美援已被证明是无法挽救其灭亡的；但是如果我们自己一任“左”的错误泛滥，失去民心， 那倒是对蒋介石最有力的援助。

从陈毅的传达中，还可听到毛泽东和陈毅研究新区土改的声音，从而透 露了毛泽东的根据不同地区，采取不同土改办法的思想；在新区可先实行减租减息。“过去我们的减租减息是争取了地、富的左翼，中立了地、富之一 部，打击了地、富之右翼。减租减息之妙即在于此。这一经验即应拿到新区中去应用，一定有成绩。”后来，在 1948 年 5 月 25 日正式发布的《中共中 央关于 1948年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中，就向全党明确了新解放 区先不搞土地改革而先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全国解放后，这一政策便普遍 适用于大半个中国。

陈毅在关于军事问题的传达中谈了 4 个问题。耐人寻味的是这 4 个问题 都是他自己和华东野战军其他领导人已经提出或开始解决的：第一是今后作战中对于几个军的集团进攻及对于重点设防的城市如何 打。陈毅在去陕北一路的 4 个报告中都介绍了华野打破敌重兵集团进攻的经验。在给中央的汇报中也作了分析。

第二是军队在营以上各级成立党委，恢复古田会议的党的领导制度，实 行党委统一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陈毅在西北野战军高干会议的报告中就介绍了华野“最近我们恢复了党委会”的经验。

第三是加强政治工作，进行土改政策、城市政策、军事政策教育，加强部队政策观念和纪律性，担负起战斗队兼工作队的任务。 第四是后勤工作建设，需要有战争观念与群众观点之结合，亦即支前与生产之结合。 后两个问题也是陈毅几个月来反复演讲和汇报的。从这里可以看出，陈毅向中央汇报的情况、经验和问题，已经交融汇合到中央军委的指导思想中 去了。

这一次在中工委召开的 3 月会议上的传达是向全党的很大一部分阐述中 央有关全国胜利的政治纲领。同样的内容将更详细生动地传达到解放战争最前线的中原。担负这样的使命发挥这样的作用，在陈毅一生中也是极少有的。 中工委会议从 3 月 2 日到 3 月 27 日。陈毅于 4月初回到已在黄河北岸濮阳的华东野战军司令部。这时，一个重要会议已在濮阳召开。 这个会议正式称为中共华东野战军前委扩大会，但也称为一、四、六纵队高于会议，一兵团高干会议。“从 3 月起至 5 月底止”，包括兵团纵队联 席会议 24 天，各纵队与师的联席会议 12天，在陈毅作了初步总结后大家又 在团以上干部会上分头讨论政策，直到 5 月 29 日正式通过陈毅起草的《华野前委扩大会对第一兵团部队工作展开反军阀主义倾向的决议》。

这在华东野战军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动作。这是华野一兵团一次划时 代的思想整顿。

一、四、六纵队解放战争以来连打大胜仗，缴获大，俘虏多，受表扬歌 颂多。部队的战士大部分已是解放成份，而各级指挥员的骄傲自满有所发展。部队行军相遇互问，“哪一部分？”“七战七捷！”“天下第一团！”加以 对纪律问题疏忽，战斗频繁，没有时间整顿干部思想，部队中破坏纪律、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本位主义、贪污浪费的倾向愈趋严重。一、四纵队从鲁 南突围后雨季跋涉鲁西南，某些村子群众骂有的部队是“三子部队”（一到宿营地就抢房子、打枣子、抓鸡子）。陈毅报告形容地方控告信“如雪片飞 来”。陈毅 1948 年 1 月从晋绥写给华野的整党工作的建议也指出整顿思想整顿纪律过去虽一再进行“仅仅涉及皮毛”、“未达到根本纠正”，因而建议“以 2 个月至 3 个月进行整党工作”。 中央军委对此也极为关切，特别因为一兵团即将南渡长江进行无后方作战，政策纪律执行的好坏，关系部队生死存亡。军委 1948 年 3 月 12 日指示 华野一兵团各纵队应严格整饬纪律。“必须进行一番普遍深入的教育，严格整饬，做出决定，使各级领导干部及各级党委直到支部认识此问题的严重性， 必须负起责任，教育和领导全体指战员保证出动后不仅在作战上而且在执行党的一切政策上树立人民解放军的模范。”

陈毅 1 月写建议时，受当时地方上整党工作的影响，强调的是“进行挖 根工作”，“集中力量打击地富思想及其代表分子”，“用组织解决和纪律 制裁”。而 3月份开始整训和开会时，却已明确主题是反对军阀主义倾向，“使用自我批评的武器”，“把政治民主运动发展了一步”。这充分说明这 次会议的方针正确，而且具有很高的建军思想水平。

中国共产党内很少有人象陈毅那么清楚：人民军队建军之初就和军阀主 义的影响作深刻的斗争。在中国，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准确地说就是封建买办资产阶级的军阀主义路线。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当前部队中并没有 军阀主义倾向的代表人物，但是军阀主义倾向的影响却在军民、军地、官兵、上下级、同级、军政以及前后方等关系中或多或少地普遍存在。抓住反对军阀主义倾向来整顿军队的共产党组织，是抓对了。而由陈毅来传达这次到中 央的有关情况和意见（4 月 5 日），并作内容丰富的总结，起草决议，也是最为适当和有效的。

陈毅的总结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军队中党委领导的论述。从红四军“七 大”开始到中央“九月来信”，到古田会议决议，关于党在军队中的领导体制和领导作风，陈毅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李立三等反复争论、探讨， 互补短长，而以毛泽东的思想为主形成了古田会议决议。陈毅谒诚拥护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以及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他此后曾一再宣传论 述。但古田会议决议并没有恃别注意防止党内家长制的严重化，经过红四方面军及新四军的历史教训，陈毅对于党委书记的地位、作用和作风有了更深 入具体的认识。他在这次总结中（在华东野战军普遍恢复了党委领导的情况 下），用3000 多字的篇幅来全面地、充满辩证精神地分析了党委领导（决议 中也写了近千字）。特别是对党委书记，他写了“不要认为非通过我的意见不可，那样就会变成党内家长制。”“不要什么事都要照自己的意见办，更 不要以为不照自己意见办事就是反党”。他同时也充分论述了党委内部“自觉培养一个中心”的重要性和党委书记坚持自己的正确的原则性意见并善于 吸收意见的重要性。才从毛泽东那里回来的陈毅，态度鲜明地提出“党内家长制”的问题，正好说明当时以毛泽东为中心的党中央，其政治生活是正常 的。的确，在处理粟裕对渡江战略的不同意见时，毛泽东充分表现了最高水 平的军事民主。

在举行前委扩大会的同时，粟裕个人采取了一个大动作，一个最终把1948 年的南线作战重点从渡江跃进完全转为“歼敌主力于长江以北”的大动 作。

中央军委对一兵团渡长江跃进江南的战略行动是十分重视的。 1948 年2 月下旬，决定一兵团开赴黄河以北濮阳地区休整补充二三个月，以免在黄 河以南鲁西南地区休整要受国民党主力整编第五师等部的袭扰，并决定晋冀鲁豫十一纵和华野十纵掩护后方拨给的大量新战士到达后留在平汉路以东机 动作战，以掩护一兵团整训。这样，粟裕才能率一兵团在濮阳地区热火朝天地作各种准备，华野前委才得以从 3 月到 5 月召开前委扩大会反对军阀主义 倾向，进行空前的思想整顿。

4 月 4 日，中央军委直接发电报给东南分局的领导人粟裕、金明、叶飞， 要求一、四、六纵队休整到 5 月 15 日为止，5 月 15日以后，部队出动南下。 中央军委并且指示中野：“你们新行动方向是豫西南、鄂西、豫西北及整个汉水流域，歼灭分散之敌，调动平汉线以东之敌向平汉线以西，以利粟兵团 行动。”

毛泽东是非常钟爱渡江跃进的战略计划的，且有军事理论的分析。后来 陈毅在 5 月 14 日向华野干部传达毛泽东对时局与工作方针的报告时曾阐明：毛泽东的战略先是内线歼敌，再就是转入外线作战。毛泽东认为“转入外线 又有两个方式，一为北伐军方式，背靠后方，逐步前进；一为跃进方式的前进，超越敌人。有阵地的前进是很合理想的，但依据我军性格，应采取跃进 式的。这是由于我军依靠农村，装备不如敌，攻坚条件不好，与有帝国主义援助的敌人作战等条件决定的。应承认跃进是主要办法，要避开自己短处， 发挥自己长处。”

的确，毛泽东的这种跃进方式，在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壮举中获得了伟大的成功。以此为主要的一击，使全国解放区的形势大大改观， 各战场的胜利大大发展，以致扭转了蒋介石的反革命的车轮，使之走向灭亡。

1948 年的渡江跃进，则预期必将促使蒋介石统治迅速走向崩溃。 这样有理论阐明有实践依据的布置周详的重大战略决策，由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主席亲自主持，并经和陈毅、粟裕反复商议，最后同意了粟裕自 己提出的具体实施方案的战略行动，还可能对之持异议吗？

然而粟裕在两个月中逐渐对渡江跃进的利害作出了一系列新的分析判 断。

主要在于对部队与作战无比熟悉。这是长期持续对部队实行全局性实兵 指挥的粟裕过人的优长。一兵团的 3 个纵队，和华野其他主力一样，经过近两年胜利的解放战争，已逐渐成为火力装备不下于蒋军头等主力的部队。今 后要攻克敌重点设防的城市，必须有这种部队，在野战中，与迅速构成防御阵地的蒋军作战，也需要强大火力才能迅速有效地大量歼敌，并需要大兵团 协同作战才能歼灭旅、师以至兵团建制的敌军。（而解放战争作战基本经验正是只有成建制地歼灭敌军主力，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第一要旨）这样的部 队和作战，对战争的贡献极大，而消耗粮食、弹药、兵员及其他战争物资也极大。这些虽可以部分地取给于敌方敌区，事实上也如此做到了，但其大部 还是需要取给于解放区的后方。刘邓、陈粟、陈谢三军，目前实际上是半后方作战，还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靠晋冀鲁豫和山东的支援，才能逐鹿中原， 争取在统一指挥协同作战中打大歼灭战。粟裕 1948 年 1 月 31日复中央电中 的有关段落充分说明他对于 3 军配合打几个大歼灭战是有信心有把握的。 粟裕还有 20多年的作战经历，积聚的经验教训很丰富。

他担任参谋长的 红十军团的覆灭，他担任司令员兼政委的苏浙军区部队天目山作战的绝粮，以及刘、邓跃进大别山几乎丢弃全部重装备，使他明白 10 余万人跃进长江以 南作完全没有后方的作战，必然会丢弃全部重装备；减员一半（伤亡、伤员无法收容与归队、逃亡失散）；火力减弱与伤员、弹药的极大困难使指挥员 难以捕捉战机和坚持歼敌；粮食严重困难和“与民争食”使大部队（不是小游击队）难以立足。 粟裕了解敌人。解放军以一个兵团渡江，蒋介石不会调整编第五师、整编第十一师等机械化重装备的主力部队，放弃重武器到江南水网地区寻解放 军作战，也不会让战斗力很强的广西部队第七军、第四十八军回江南，以免“放虎归山”。如此，则调动中原敌军到江南的意图只可能做到调动若干二 三等部队，于大局没有决定作用。

陈毅传达中说到，中央的意图是“变江南为中原，变中原为华北，胜利 就来了。”粟裕却感到若不能在中原先打几个歼灭战，大量消灭敌主力，就急忙跃进江南，则江南在无后方的半游击性作战中，未必能迅速变成半后方 大兵团作战的中原，而中原敌人能够重点防御、机动增援，在解放军分兵江南主力削弱的情况下，也不大可能迅速变成巩固的华北。跃进大别山和中原， 确实是避我之短扬我之长。而跃进江南，对一兵团这样一个于重装备运用已很熟练，围歼敌人能力很强的部队来说，却反是丢弃其所长。把跃进江南， 边打边走，要付出的 5 万人的损失用在中原作战，完全可能消灭蒋军好几个整编师。减轻老解放区负担，避免后方崩溃的战略任务既已由于出击中原而 完成，就没有必要放弃集中主力在中原歼敌的机会而急于跃进江南。

在扩大会的间隙，粟裕把自己的想法向陈毅作了汇报。

陈毅大感意外。这种改变中央战略方针而牵动全局的意见，其严重性是 显而易见的。亲身参与这一战略方案的制定并和毛泽东的军事性格相当一致的陈毅一时难以接受。但是，一次次促膝交谈使陈毅进入深思。以善下快棋 著称的陈毅，几天之内，常常举棋不定，心不在“马”。

陈毅的军事想象力虽丰富，他却也有很具体的实践经验，足以体会粟裕 的深思。 1940 年 5 月 2 日他不是早就和粟裕联名致电中央反对项英“长征闽浙”并列举了好几个无后方的长征作战损失严重的历史事实吗？1947 年 7 月华野匆促分兵，雨季行军作战，远离后方的几个纵队每纵损失数千人至万余人，内线作战的纵队却因兵力不足而南麻、临朐均未得手，这些事实更在 眼前。而集中 2 个以上的战略单位的兵力，在强有力的统一指挥下，能较前成倍地歼灭敌军，不是在 1946 年秋天起就在陈毅力主之下以宿北、鲁南、莱 芜、孟良崮的辉煌胜利作了证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