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面对“牢笼”和“陷阱”

国民党当局划定给江南新四军活动的区域，只是京沪铁路以南，东西不 过百余公里、南北只有五六十公里的一块狭长地带。划定的区域内交通相当发达，日寇据点越筑越多，给新四军回旋的余地十分有限，给新四军的游击 活动造成很大困难。显然，这是国民党当局的“划地为牢”，如不冲破“牢笼”，势必会使江南新四军在日寇和国民党军的夹攻下越来越处于不利的境 地。

毛泽东早在 1938 年 5 月 4 日给项英的指示信中，就曾明确指出：“在茅 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文字很简短，陈毅却从中领会到一 个重要的战略意图：即从长江南北两面向东向敌占区发展，夹江而阵，正好扼住华中日军运输兵员、供应品和掠夺品的咽喉，对扼制日军有很大作用。 陈毅在创建茅山根据地的同时，就已开始筹划向东向北分兵发展的具体行 动。

江南司令多如毛，茅山周围不下三五百个，京沪沿线及其以东地区也不 下三五百个。这些司令手下，多则几百人枪，少则几十人枪，都是可资利用的力量。在分兵向东向北发展上，陈毅也同样先做好这些地方武装的工作， 争取让他们做开路先锋。

京沪铁路以东以北地区除了号称有 6 万人枪的国民党特务武装忠义救国 军（简称忠救）和省保安旅的一部驻军外，在那几百个大小的司令中，力量比较大也比较靠近茅山根据地的，主要有丹阳北部的管文蔚和江阴西乡的梅 光迪、东乡的朱松寿等。管文蔚在大革命时期曾参加中国共产党。他抗日热情高，领导的丹阳自卫总团规模大，自卫团几乎遍及丹北的所有区、乡，武 器也多，也有一定的战斗力。梅光迪和朱松寿据说历史上也曾和共产党有过联系。朱松寿的部队曾被忠救解决过一次，但他想抗日，又悄悄地重新拉起 一些人来。梅光迪的部队有三五百人枪，听说已有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干部 在工作。

陈毅首先联系上的是管文蔚。在火烧新丰车站的战斗中，他们进行了有 效的配合。7 月上旬，陈毅就到延陵，和管文蔚作了长谈，给他宣讲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方针政策，并指示自卫团要逐渐向江边发展，伺机 过江。陈毅又派支队参谋长胡发坚和政治部主任刘炎到丹阳自卫总团作了视 察，随后于 9月中旬，派了 20 几名党政军干部到自卫总团工作，把自卫总团 改编为丹阳挺进纵队（简称挺纵），开始了全面的党化。陈毅又派惠浴宇等到挺纵工作，准备随挺纵到苏北，加强和统一中共苏北地方党的工作。挺纵 发展迅速，部队的素质有了很大提高，并很快把丹北根据地扩大到长江边。

10 月 8 日，挺纵第一次进驻长江中的扬中。但陈毅迅速发现，盘踞扬中的与 日军勾结的伪化顽军并未就歼，显然正在密谋反扑，消灭挺纵。陈毅急令撤回，顽军果然多路反扑，结果扑空。 1939 年 1 月，挺纵第二次进击，解放 了扬中。这一次由于彻底解决了伪化顽军保安九旅的贾长富团，扬中得以巩固。挺纵一部并进驻长江以北的大桥、嘶马地区，开展抗日游击和群众工作。

这样，新四军北上江北的跳板就架起来了。①梅光迪处在忠救、保安旋和新四军的三面争取之中，有些摇摆。梅光迪 部队所踞的位置十分重要，是新四军跨出茅山向东路发展的重要落脚点，陈毅曾两次派二团参谋长王必成率部进入东路，在寻找中共上海党组织派出人 员的同时争取与梅部联络。 1938 年 11 月，上海党组织派往梅部工作的何克希奉命到茅山向陈毅作了详细汇报。据何克希、叶飞等后来回忆，从那以 后，梅光迪和朱松寿根据陈毅的决策，率所部到了茅山，由陈毅亲自主持对他们进行了短期整训，提高了军政素质。年底，陈毅把梅、朱两部编为江南 人民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并派支队参谋长胡发坚去江抗全面负责，江抗随即开回东路（指沪宁铁路以东的常州、江阴、无锡、常熟、苏州、太仓 一带地区）。于是，向东发展的第一步也已有了比较具体和有效的布置。

扬中解放后，在管文蔚的陪同下，陈毅视察了这块江中跳板。扬中四面 环水，人口物产均多，建设巩固好了，不但是向北发展的重要通道，也是部队休整的理想基地。陈毅还指示：扬中不但要成为军事上的跳板，还要成为 政治上的跳板，成为给苏北广大群众及绅商各界展示的范例。为此，陈毅特别给挺纵重申了群众纪律，批评了一些过“左”的行为。他给管文蔚详细交 代：扬中地处要冲，商贩特别多，往来于苏北、上海等地，影响很广。必须注意执行好共产党的政策；又吩咐要尽量把扬中各界代表人物吸收进抗日的 民主政权中来，千万不要把他们排斥在外。所有这些，对苏北各界的影响都 会十分巨大。

向东向北发展的蓝图已经十分醒目。只要茅山再发展一些，就可以分派 主力跨出茅山，向东路和苏北挺进抗日了。

然而，此时国民党第三战区突然来了命令，让一支队去接替国民党军一○八师，担任芜湖以东水阳一线的阵地防御。 水阳是水网地区。让一支只有一个多团、没有重武器的部队去接替一个正规师的防务，显然是置之于死地的陷阶。三战区见多种办法都无法限制住 新四军的抗日范围，丹阳挺纵又占领了扬中，于是定出了这个把一支队送到日军炮火下守备水网阵地的毒计。

事出突然，大家一时都感为难。按国、共协议，三战区有权向新四军下 命令。这种情况下，不去接防，就是“抗命”；而去接防，无异送死；如果准备翻脸“摩擦”，不但力量悬殊，且也“理”不在我。陈毅思考再三，决 定亲自去找三战区前敌副总指挥，节制江南各作战部队的国民党中将冷欣说 理。

对这个命令的要害，冷欣当然更清楚。但他也清楚，如果陈毅据理力争， 却也不好对付。因为，这命令并不符合国、共两党谈判之初所商定的让新四军到敌后担任“游击任务”的精神。

陈毅果然据理力争，摆了大量事实，充分阐明新四军深入敌后以来卓有 成效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并迭受蒋介石、顾祝同电令嘉奖；批驳了诬蔑新四军“游而不击”、“保存实力”等不实之词；也申述了敌后斗争的种种物 质困难，凿凿有据。冷欣组织一批官员谋士和陈毅舌战，核查具体事实，对照各种条文，谈判长达三昼夜，但事实胜于雄辩。冷欣不得不承认，克扣新 四军的经费、被装弹药兵员补充不及时而且数量也极小，确是事实。他也不

① 管文蔚：《陈毅在大江南北》，江苏人民出版 1981 年 4 月第 1 版，第 52 页。

得不承认，如果这些问题不另想办法解决，新四军在敌后无法生存。而同时， 他也只得在一桩桩的事实面前承认，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江南新四军的抗日游击活动是战绩卓著的。因而，命令陈毅所部放弃敌后游击而以劣势装备 作阵地防御是不用其长而用其短。当陈毅步步紧逼，最后提出两党协议精神并声称要报中央解决时，他只好表示收回成命。此番斗争，陈毅在 1941 年 5 月 17 日所作的《在华中局高干会议上的报告》中作了叙述。

1938 年 10 月 25 日，武汉失守。日本政府加紧了对国民党的诱降活动。

1938 年 12 月 18 日，汪精卫投敌。这样，日军便更加重视江南腹地的“治安”。日军对江南新四军的报复“扫荡”也就更加频繁，更加严酷了。江南茅山的 心腹地带，在一支队初到时只在交通沿线较大的镇上有日军据点，到这时三五里就有一个据点。据点之密集，犹如古代比武打拳用的梅花桩。 1939 年1 月上旬，日军又 6 路进攻二支队三团。三团占据山地杀伤敌人，同时派部 队袭击敌侧后，迫其回窜，又在其回窜途中给以伏击，并乘胜攻克小丹阳、陶吴，镇压了汉奸。1 月中旬，二支队奇袭芜湖近郊的官陡门，8 分钟解决 了战斗。一支队也在不断粉碎日军“扫荡”的同时，主动袭击敌人。 1939 年2 月 4 日，袭击丹阳城西门，突入城内，歼敌伪 50 余名。2 月 6 日，王必 成率领二团，攻克东湾据点，全歼守敌日伪军 50 余名，2 月 18日，即农历 除夕之夜，在陈毅亲自布置下，段焕竞率领二团一营长途奔袭延陵。按预定 计划，由一连占领简渎河东北地区，监视大庙内日军；二、三连突袭河西南的两个大碉堡里的伪军，悉数将其俘获。随即全营向日军发起总攻，用长竹 竿捆绑集束手榴弹炸开围墙枪眼，攻入庙院，逐屋激战，最后用火攻歼灭了顽抗的日军，攻克延陵。此战全歼日军川野中队 1 个分队和伪军 100 余名， 还生俘日军 1 名。

但是，在敌、顽的夹击中，还必须有更有力的措施，才能使江南新四军 获得斗争的主动权，使东进北上的战略意图得以实现。

在这个问题上，部队内部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有的人认为陈毅在江南敌 后行动过火，开展双减，解放扬中，发展武装，刺激了友军友党，是什么“人、枪、款主义”。陈毅感到，根据敌后的实际，根据中共中央一再强调的“独 立自主”精神，新四军应该制定一个更明确、更具体的冲破敌、顽夹击的方 针了。

恰于这时，陈毅得到通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即将到皖南军部 视察工作。

1939 年 2 月 23 日，陈毅与项英等在新四军军部所在地泾县云岭附近的 章家渡迎接周恩来。

周恩来当时在国共合作中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这一 次，他以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来三战区视察工作，借此机会专程来新四军传达和贯彻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

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批评了以王明为代表的统一战线 问题上迁就主义的错误，再次强 调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必须“独立自主”地宣传抗日，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建立、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的精神。会议还指出，华中是目前 全国最好发展的区域。根据华中的实际情况，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中原局，以刘少奇（当时化名胡服）为书记；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仍以项 英为书记；以便更有力地开展华中和江南敌后的抗日工作。

周恩来到皖南，进一步与东南局及军分会的领导人，商讨六中全会精神 的贯彻和新四军的发展方针。

新四军应向何处发展？曾有人认为，江南的情况特殊，敌、伪、顽的力 量过于强大，平原水网又给部队的行动带来许多困难，不如向南，向闽浙一带发展，那儿是老区，群众基础好，又多高山密林，地理环境也十分有利， 为部队的大发展提供了许多江南所没有的条件。陈毅则认为在日军并未侵占浙赣闽广大地区时向南、向闽浙一带国民党统治区发展，必然会造成政治上 被动。他深感中央关于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是正确的。武汉失守后，蒋介石政府在对内对外政策上的严重变化，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上制定的“溶 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在江南已经逐步表现出来的现实，都使他看到全国性的反共高潮将难避免，新四军必须更积极地向东向北冲出 三战区所设置的牢笼。

周恩来和项英、陈毅都作了长谈，并广泛听取了各支队负责人和其他一 些干部的意见。他肯定了陈毅在江南的发展是符合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的。 他指出，去年 10月 25 日日军攻占武汉后，抗战的相持阶段已经到来。他说， 我们现在的方针是正面战场必须使日寇不再深入，而要做到这一点，敌后战场就必须开展更广泛更深入的游击战争。他说，五台山和江南，一个牵制敌 人主力五、六万，一个牵制敌人主力三、四万，全国如果有十几个、二十个这样的地区，就可以使日军疲于奔命了。在这相持阶段中，我们还要发展壮 大，准备将来的反攻和决战。而这，势必就要牵涉到与国民党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所作出的华中是目前最好发展的区域的指示，是有深 刻含义的。由于日本政府在攻占武汉后改变了侵华方针，把对国民党政府以军事进攻为主的方针，改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这就会使国 民党政权在日本政府的新政策中强化历来的限共防共的政策。国民党五中全会上制定的反共政策，就是这一政策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这一政策的继续 发展，国共两党的矛盾必然继续深化。抓紧时机发展华中，既是壮大共产党、新四军抗战力量的需要，也是为一旦国共间发生不测事件时机动回旋的需 要。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在华中携手，将会促使整个国共合作持久和顺利。

在东南局和军分会负责人的会议上，经过了整整两天的讨论，根据中央 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精神，在周恩来的启发下，大家终于商定新四军今后 发展的战略方针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 陈毅这次皖南之行收获很大，不仅在大局上得到了英明的方针，而且在个人生活上得到了张茜的一张照片。对于这位武汉参军的军部服务团的主要 演员，陈毅心向往之非止一日了。

第三节东进东路北上江北 回到茅山，陈毅立即着手部署东进北上。 此时，江南斗争局面也在不断发展变化。正如项英 1939 年 4 月 12 日给中央的报告所说：“随一支队对东湾据点的进攻和延陵据点攻击的胜利，使 敌梅花桩据点动摇⋯⋯一些小据点陆续放弃，集中大兵力到必要的据点去”，而加紧了对新四军各部的多路机动的跟踪“扫荡”。一支队二团一部在袭击 日军后，被日军跟踪包围，在上下会发生激战，二团的政治主任肖国生壮烈牺牲。在东路，由于梅光迪所辖的一些大刀会等地方势力在顽固派进逼的形 势下发生动摇，领导江抗的一支队参谋长胡发坚，到处奔波处理，在一次处理紧急情况时被走火的流弹击中牺牲，致使江抗的工作更加困难。陈毅与支 队其他领导人研究后，决定先分兵“向东作战”。

此时江南的一、二支队有二、四、六 3 个主力团。初进江南时一支队有 一、二两团，二支队有三、四两团，共 4 个主力团。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主要为了加强皖南，军部从 1938 年 10 月开始就将一、三两团陆续调回皖南， 将三支队的第六团（缺一个营）开赴茅山，归陈毅领导。从 1939年深秋开始， 六团已在茅山活动半年时间，多次打击日军。陈毅决定让六团打过京沪铁路， 以江抗二路的番号到东路去抗日。同时，组建一个新六团。

1939 年 5 月下旬，老六团已进行了动员教育和短期整训，以段焕竞为团 长的新六团也同时组建完毕，报告军部后，只待军部回电同意。但是，就在预定出发的前夕，军部发来了停止东进的电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