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经儿可教”
1．“复印”蒋介石
蒋介石叱咤一生，雄踞中国政坛几十年，然而他退出大陆政治舞台时留下了什么？惟有破碎的山河、行将崩溃的经济、满目疮痍的战争创伤和郁结于人民心头的怨愤而已。
蒋介石一生当中“明煤正娶”的老婆就有4个，除开“第一夫人”宋美龄婚前有约，不愿生养孩子之外，其余三位夫人总共只为他生了一个孩子。这“千亩良田一根苗”，就是蒋介石的大公子。曾在台湾就任“中华民国总统”之职的蒋经国。
世所共知，蒋介石名下有两个儿子，长为经国，次为纬国。但纬国的身世至今仍是难解之谜，“官方身份”，他是蒋介石的二公子，但私下里，蒋纬国却又自称是党国元老、前考试院长戴传贤之子，真正与他有血缘关系的兄长，是前“中信局”驻欧洲代表戴安国，而蒋介石只是他的“义父”。
依据这个说法，所以只能说蒋介石有一个儿子--蒋经国。据1988年1月14日香港《大公报》的新闻资料，蒋经国的生平概略如下：
蒋经国乳名建丰，1910年4月27日生，浙江省奉化县人。
蒋经国为蒋介石前妻毛福梅所生。小学、中学阶段分别在奉化、上海、北京三地完成。1925年赴苏联留学，先后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及列宁格勒红军中央军事政治研究院学习。在苏联期间，曾加入共青团、共产党。1935年在苏联结婚，妻原名芬娜，后经蒋介石改名为方良，俄罗斯人。
蒋于1937年返国，此后数年一直在江西省活动。1937年 8月出任江西省政府保安处少将副处长。1938年任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新兵督练处处长。1939年任江西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并任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团部筹备主任。1940年创办的“干部训练班”自任主任，并兼任赣县县长。1943年底赴重庆，任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1945年曾随宋子文赴莫斯科谈判签订“中苏友好条约”，同年底出任青年军编练总监部政治部主任。抗战胜利后，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外交特派员。
蒋经国到台湾后，出任国民党台湾省委员会主委。1950年到1954年，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1952年至1973年6月兼任“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主任。1954年至1967年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1956年至1964年任“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1958年至1969年任“行政院”政务委员。1964年3月任“国防部”副部长。1965年1月升任“国防部”部长。1967年2月兼任“国家安全会议国家总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1969年6月任“行政院”副院长，同年8月兼任“行政院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1972年5月任“行政院”院长。1978年5月起任“总统”，并兼任“国家安全会议”主席。
在国民党内，蒋经国于1950年任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自1952年“七大”起，他一直当选历届中央委员及中央常务委员。1975年4月蒋介石去世后，在 28日举行的十届中委临时全会上，通过由蒋经国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1976年11月国民党“十一大”当上国民党主席。《大公报》的这个“生平概略”的确也“略”得太多了些，甚至把他1978年2月当选“总统”的事也略去了。其实，蒋经国一生无论做了多少事，建立过何等“丰功伟业”，也都比不上他荣登“中华民国总统”宝座那般“辉煌灿烂”。从政治上说，蒋经国的地位和意义不可轻忽；从家族遗脉的角度上说，他登上“总统”宝座，才意味着真正实现了蒋介石的遗愿--父业子承，使蒋家王朝的“香火”得以延续。蒋介石若是“在天之灵”有知，得知此讯也该瞑目了，因为他的长公子终于不违父愿，成功地“复制”了他的父亲--蒋介石。
1910年春季的一天，江南大地一片柳绿花红。在溪口丰镐房蒋家祖宅内，降生了一个婴儿，他就是蒋介石与其发妻毛福梅所生的蒋家嫡传之子--蒋经国。
蒋经国出世时，蒋介石还在日本，丰镐房内只有蒋介石的高堂老母和发妻毛福梅，婆媳二人形影相吊，每日以诵经礼佛打发岁月，蒋经国的出生，自然使婆媳俩欣喜欲狂。从此，她们在蒋经国身上倾注了全部的心血，无微不至地呵护着这个延续蒋家香火的“命根子”。
蒋经国在王采玉和毛福梅的悉心照料下，平安而又幸福地度过了懵懂无知的童年，1916年3月，他6岁时，始人奉化武山学校接受启蒙教育，他的第一位开蒙老师是当地的乡贤周东。1917年，蒋介石延请自己幼年时代的老师顾清廉为经国授业，正式拜顾清廉为业师。顾清廉后来对蒋经国的评语是：“天资虽然不高，然颇好诵读”。
就在蒋经国入学开蒙的那一年，他忽然又有了一个弟弟，这就是蒋纬国。蒋纬国乳名建镐，与乃兄的乳名“建丰”搭配，正是蒋氏祖室“丰镐房”的名称，这丰镐的称谓源于西周时期两个皇帝的都城：周文王建都丰邑，周武王建都镐京，由此可知，蒋介石对这两个儿子是寄予了厚望的。至于“经国”、“纬国”则更深有寓意。许敬宗的《宗庙乐仪》中说：“圣迹神功，不可得而窥测，经文纬武，敢有寄于名言。”蒋介石以“经、纬”二字命名其子，寄望于他们将来成为“经天纬地”的杰出人才，其望子成龙之心昭然于世。
既是“经文纬武”，前贤之言不可不遵，蒋介石在培养两个儿子时，也是刻意遵循着“一文一武”的路线的。
“生子肖父”这是每个为人父者本能的愿望。蒋介石自也未能免俗。蒋经国幼时所受教育的模式几乎就是乃父当年的翻版，甚至连所读书目都大抵相同。江南所著的《蒋经国传》中曾说：“蒋先生当年的理想，受他自己生长时代的局限，是个典型的国粹主义者。认为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认为故纸堆里有为人治事的指南针。经国仅十岁，硬要他读《说文解字》，寄给他一部段玉裁注解的《说文》，并且指示说：‘此书每日认得十字，则三年内必可读完，一生受用不尽矣。’到了第二年，又去信叮嘱他读《诗经·尔雅》。”蒋经国本人也曾回忆说：“父亲指示我读书，最主要的是四书，尤其是《孟子》；对于《曾文正公家书》，也甚为重视。”又说：“平常我写信去问安，父亲因为事忙，有时来不及详细答复，就指定《曾文正公家训》的第几篇代替回信，要我细细去参阅。偶或因我报告身体有病，父亲回信就说是我没有好好地读《曾文正公家书》的缘故，因为那书里面对于如何保持健康，是说得很详尽的。父亲又常常把自己阅读过的各书交给我读，书里不但有父亲亲笔圈点、批语和心得，并且还将重要的地方用记录提示出来。”
由此可见，蒋介石在“塑造”蒋经国的方面的确用心良苦，他要求蒋经国“不愧为蒋氏之子”，要把他塑造成一个“中国之政治家”。从这一点也可看出，蒋介石脑子里的“嫡传”思想在无形中左右着他对两个儿子的教育方式和培养方向，对于“嫡传亲子”的蒋经国，他要将其培养成“政治家”，也就是项羽所说的“万人敌”式的人物；而对蒋纬国，显见因为并非“嫡出”，则只须将他培养成“一人敌”式的人物可也。所谓“文治武功”，最终还是要以“文”。以政治手段“治天下”的。
1921年，蒋经国转入奉化县锦溪学校就读。当时他只有8岁，其母毛福梅放心不下，曾特意搬到县城陪儿子读书。转年，蒋介石又不顾毛氏的激烈反对，把经国接到上海，先人万竹小学，后又考入浦东中学。至此，蒋经国算是结束了旧式的传统国学熏陶，开始接受新的正规学校教育，逐步走出传统教育模式的巢臼。这时，蒋介石因为在广州“干革命”，所以只好委托经国的塾师王欧声和姑丈竺芝珊负起经国在上海的临护与督导之责。但蒋介石并不因此而放松对经国的培养，几乎每个月都至少给经国写两封家书，事无巨细，样样关心，甚至连经国写去的信中偶尔出现的错别字也要评点纠正，其殷殷之情可见一斑。
除了经常修书“示儿”之外，蒋介石还要求蒋经国勤于写信，他在给经国的信中叮嘱：
“你每星期要写一封信给我，而且要写至二、三百字以上，将近来的思想，平日所做的事，以及日常阅读的心得统共写出来，一则可以通信二则可以练习文字，实在是很有益处的，切记切记。我写给你的信，你要随时储存起来，没有功课的时候拿出来看看，也自然会有进步。”
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蒋经国也同许多激进的爱国青年一样，走出课堂，参加上海全市各阶层人的反帝示威游行，学校当局以“该生行为不轨”为由将蒋经国开除。同年6月，蒋介石把他送到北京吴稚晖主持的外语学校补习。不久，蒋经国又因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示威游行而被北京警察局关押2周。
蒋经国结束了旧式传统文化教育的培养，进入上海学习期间，正是中国社会发生大动荡、大变革的年代，各种新思潮冲击着人们封闭、禁锢着的旧传统、旧道德；而正处于求知欲十分旺盛。思想可塑极强时期的少年蒋经国，不可能不受到影响。他两次参加反帝、反军阀斗争的大游行，虽然不能说明他已具备了先进的革命思想，但至少可以说他是追求进步、向往新生活的。
蒋介石对儿子的“不轨”行为并未加以训斥，相反，他心里认为儿子是对的。蒋介石自己在求学时期也曾闹过“学潮”，曾被同学们称为“红脸将军”。在保定军校学习期间，蒋介石还曾当堂反驳日本教官，这种行为，在蒋介石求学的那个年代也是一种被视为“不轨”的行为。因此，蒋经国的“过激”行为，非但不是“不逆不道”，相反倒是对乃父的一种“继承”，是蒋介石青少年时期的“原版复制。”当时，国共两党的合作正处在高潮阶段，苏联和共产国际为了支持中国革命，为了对中国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表示纪念，特在莫斯科创办了中山大学，专门为国共两党培养青年革命干部，在大革命思潮的冲击下，当时的进步学生无不以赴苏留学为荣。蒋经国自然也不例外，他被父亲送往北京学习俄语，目的就是为了以后留学苏联。
蒋经国从北京警察局释放后，来到广州，向父亲提出了赴苏留学的要求。当时，蒋介石正在黄埔军校任校长，与苏联代表鲍罗廷关系密切，他标榜“以俄为师”，以“革命左派”自居，对儿子赴苏学习的请求自然不便拒绝，他只能同意让蒋经国与其他革命青年一道，到“世界革命的圣地”去学习锻炼了。
1925年10月19日，一艘载着22名中国留学生的苏联巨型客轮驶离广州黄埔港，从此，蒋经国踏上了新的人生旅途。这批总计22名的留学生中，有廖仲恺之子廖承志、叶楚伦之子叶南、邵力子之子邵志刚、于右任之女于芝秀和女婿屈武，还有冯玉祥的公子冯洪国、女儿冯丽芬等。
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后，蒋经国和另外21名同学编成了一个班。学校为每一位中国留学生取了一个俄罗斯姓名，蒋经国被命名为“尼古拉”。
当时的课程设置是：俄文、历史--中国革命运动史、社会史冻方革命运动史、西方革命运动史；哲学--唯物论、辩证法。政治经济学、资本论；此外还有经济地理、马列主义理论和军事科学等。
苏联在莫斯科开办的中山大学，是为了特定目的而设的共产党干部培养基地。因此，这所大学与一般高等学府的不同之处在于，它采取“会议第一、授课第二”；“行动第一，理论第二”的教学方法，主要的课目不是文化科技知识，而是政治素质及思想改造--把政治教育放在第一位。
蒋经国一入校，立即和其他同学一起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之中，按实际年龄计算，这时的蒋经国只有15周岁，还是个孩子。启程赴苏后，因轮船在上海有几天的停留时间，蒋经国曾抽空赶回溪口与母亲毛氏作别。毛福梅见小小年纪的经国就要到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去学习，自然流了不少眼泪。蒋经国对她百般安慰，同时表示要努力学习，争取早日回国报效国家，也好侍母尽孝。
在第一期的学生中，蒋经国的年龄最轻，对共产主义学说接受较快。开会发言时，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又常常写文章、出墙报，长篇大论地谈革命道理。所以，在他抵达莫斯科后的第8个星期，便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又转为中共预备党员。一年多后又正式参加了共产党。
蒋经国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与他一起的中国同学，后来大部分成为国共两党的要人。如在国民党中任职的谷正纲、邓文仪、皮以书、白瑜、韦永成、卜道明等；在共产党中任职的有廖承志、杨尚昆、乌兰夫等。此外还有生前曾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誉主席的屈武。和蒋经国同坐一张凳子的同学是乌兰夫。
正当蒋经国狂热地投入学习、不断地追求进步的时候，震惊中外的“四·一二”政变发生了！消息传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群情哗然，并一致通过致武汉国民政府的电文，要求严惩“革命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蒋介石。
在学校发起的声讨大会上，蒋经国慷慨陈词：“我今天不是作为蒋介石的儿子，而是作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儿子来讲话”。并义正辞严地宣布：“蒋介石作为一个革命者，他已经死了，他已经走向了反革命。蒋介石是我的父亲，曾经也是我的革命朋友。现在他反革命了，反革命就是我们的敌人。以后他是他，我是我，我仍跟着革命走。”塔斯社当时曾将声明全文予以发表，传达到世界各地。
蒋经国的声明原文如下：
蒋介石的背叛，并非意外，当他口头颂扬着革命的时候，已渐渐地开始出卖革命，一心想和张作霖、孙传芳共流合污。他的革命事业，已经结束了。就革命而言，定了死刑。
背叛了革命，从此他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敌人。过去他是我的父亲、革命的好朋友，去了敌人的阵营，现在他是我的敌人。
蒋经国的“反蒋声明”经塔斯社晓喻天下后，他一时间成为众所瞩目的新闻人物。曾与蒋经国同时留苏的中山大学同学盛岳如是说：
“声明（反蒋＞公布后，我们不论去那里，人见人问，蒋介石的儿子在哪儿？
一夜间，他成了知名人物。可是对我们这一群没有著名父亲的人，价值直线下降。”
不久，汪精卫又发动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苏联政府对中国采取报复政策，一面解散“国民党旅莫支部”，一面国共不分，大量驱逐中国留学生离境。然而，苏联及共产国际并没有因蒋经国与蒋介石的父子关系而迁怒于他，反而安排蒋经国到列宁格勒的红军军政学校就读。毕业后，蒋经国请求回国，被拒绝，他又申请去红军中工作，再次遭到拒绝。后来，苏联政府将蒋经国的安排交给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处理。中共代表团派他到列宁大学（即原来中山大学）担任中国学生的助理指导。他最愉快的使命，便是率领列宁大学的中国学生，在苏联境内参观旅行，行程远及外高加索和乌克兰，到达苏联的心脏地带。参观了不少新工厂、新农场和新电站。蒋经国此行，留下了许多极深刻的印象。
可是，返回莫斯科的第一天，他得了一场重病，住进了莫斯科医院。病情痊愈后，苏联政府分配他到狄拿马电气厂当学徒，开始真正体验苏联工人的生活。
不久，蒋经国又被下放到莫斯科近郊的石可夫村去当农民。由于表现突出，他被选为村苏维埃副主席。
1932年，他重返莫斯科。1933年春，他被派往西伯利亚矿务公司任职。同年10月，又被调到斯夫洛斯克的乌拉尔重型机械厂任技师，后升任副厂长。
1935年，王明召见蒋经国，对他说：“中国方面，谣言四布，说你已被捕，你应该写封信给你母亲，说你在工作，完全自由。”
在王明的压力下，蒋经国终于写下题为《给母亲的信》，于1935年1月发表于列宁格勒的《真理报》上：亲爱的母亲：
您把我送到莫斯科已经有10年了。我们分离的时候，您说出了您的愿望。您希望我幸福、富有，今天，我已经达成了。但是我达成的方式跟您当时的想像并不相同。您的儿子已经成了真正富有的人，但这富有既不是田产，也不是银行的钞票，而是人类实际生活的知识和解救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的办法。您的儿子虽然成了真正幸福的人，但这个幸福不是舒适安乐的寄生虫似的生存，而是努力劳动和自由的生活，是斗争和作战的伟大前途，是为全国人创造幸福的将来。1927年您给我的信要我马上回家，这个要求到今天还未能实现。但是您的儿子已经开始新的生活道路，他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他也许永远不会再落入父亲--那个笨蛋的手中，去做一个可怜胆小的孩子。您的孩子正要以坚定的决心在中国革命的大道上勇敢地迈步前进。
母亲，人家说共产党是匪徒、野蛮人，共产党员不要家庭生活，对父母不要孝敬的这些话，您千万不要相信；这些话都是骗人的。共产党员是为争取自已的真理什么都不怕的战士。他们为了创造人民幸福的生活在斗争着。共产党员就是这样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了解生活和善于创造家庭生活的。
我的隔壁住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家庭。父亲是工厂的技师，母亲在同一间工厂当职员，儿子是熟练工人，女儿在工厂学校上学。他们是真正地过着亲爱的家庭生活，他们互相敬爱，这个家庭是建筑在相当的政治主张之上。每当我看到别人家庭的幸福，就常常会想起生我的母亲。因此，我问自己，为什么我就不能跟他们一样？为什么我就。不能有那样的幸福？但是问了以后又怎样呢？您以前的丈夫以极端野蛮的手段杀了数万、数十万的兄弟同胞，前后三次出卖中国人民的利益。他是中国人民的仇敌。我有这样的父亲在中国人民面前是不能不感到耻辱的。对这样的父亲不但没有什么敬爱之念，对这样的人物我恨不能杀戮他，消灭他！
听许多人说，蒋介石在宣传孔子的孝和礼义廉耻的学说，这是他迷惑人的惯用手段，以此欺骗和愚弄人民的意识。母亲，您还记得吧？是谁殴打您、抓住您的头发，将您从二楼拖到楼下？那不是他--蒋介石吗？您向谁跪下，请求不要将您赶离家门？那不是他--蒋介石吗？是谁气我的祖母，使祖母因此致死？那不是他--蒋介石吗？这就是他对父母和妻子的孝和礼义。
蒋介石买了许多田产、企业和商店，究竟用谁的钱买的呢？那不是他用各种办法从穷人的手中抢来的钱吗？以前说必须拥护工农的利益、和共产党握手的是谁？那不是现在继续屠杀中国革命的刽子手--蒋介石吗？从前说苏联是中国人民政府的真正朋友，因此非拥护苏联不可的是谁？那不是现在东方反苏联盟中的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吗？向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者借款、出卖中国领土的是谁？那不是蒋介石吗？蒋介石是卖国、辱国的政府领袖，他屠杀了反对帝国主义统治和争取解放中国民族的英雄。
这是嘴说“礼义廉耻”的他自己的真面目。我在写这几行文句时，不但自觉地握紧了拳头，胸中燃起对仇敌的愤怒和痛恨，恨不得将这样的仇敌马上驱除。
昨天我是一个军阀的儿子，今天我成了一个共产党员。有人也许会觉得奇怪，但是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一点都不能动摇，我有充分的自觉，对真正的革命理论成就有研究、有认识。您和世界上许多人一样，因为对政治不懂，对各种支配因素和统治分子的联系关系不清楚，对自然世界变化的真相了解有困难，因此，也许对蒋介石的儿子变成共产党员就不能理解了。母亲！我希望您和见到这封信的人们从各个方面来考虑事情，以最客观的态度观察中国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罪恶、威胁和混乱的根源究竟在什么地方？混乱和威胁的战争，谁应该负责？
也许您不会没有见过千百人饿死的事吗？那些饿死的是因为蒋介石及其同党把穷人从自己光荣的努力得到的一碗饭抢去吃了。还有，也许您不会没有见过外国人在中国各都市农村中殴打、杀戮中国人吧？这种事情的发生，是因为蒋介石及其同党奖励外国在中国建立特权。
也许您不会没有听过蒋介石把数千、数万为革命事业奋斗的优秀战士用石油烧死的事？不会没有见过蒋介石把共产党砍杀？蒋介石的手已经被全国工农的血--我亲爱的人民的血染红了。他应该在人民的面前负起这些罪恶的全部责任。
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援助下前后发动了五次“围剿”，反对中国的苏维埃，打算消灭苏维埃政权。但是苏维埃政权是挽救中国、使中国独立的唯一出路。他虽打算消灭红军，但红军是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他们的这种企图永远不会成功的。我们应该了解、也不应忘记，运动的规律和斗争的逻辑都说明了所有的统治阶级必定灭亡，被压迫者必定得到胜利。
蒋介石所走的道路，必定是过去俄国反革命将军高尔其耶克、邓尼金、乌兰克尔等所走过的道路。红军前进的道路必定是苏联的红军--光荣的胜利者走过的道路，这是所有中国人都完全了解的。
斗争和交战的时候，每个人的面前只有一条路可走，有的人站在革命的一边，有的人站在反革命的一边。每一个有人格的中国人都应站在革命的一边，团结在苏维埃的旗帜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站起来，跟国民党和蒋介石作无情的斗争，向神圣的民族解放革命斗争推进，反对帝国主义和拥护中国苏维埃。
母亲！我希望您站在正义的一边，站在您的儿子的一边，站在革命的一边--这是您的儿子对年老的母亲的愿望。
中国的工农也沿着俄国工农的道路前进着，在中国已经建立、真正建立了与我住着的国家同样的苏维埃政权。在这10年间苏联这个国家有极大地改变，现在已经成为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家。工人和集体农庄人员的生活已经比以前的改善了数十倍。在他们的面前展开了广阔、富有的生活道路。我工作的工厂是在一片广漠的空地上以五年的时间建成的，现在这工厂有4万名工人工作着。这些工作建设了最好的社会主义城市。他们每个月的平均工资在去年是220卢布，今年增加到310卢布。1930年以前，我上过各种学校，1930年以后我在工厂工作，成了工人，后来成了技师，现在是厂长。在这个分厂有4000个工人。我有自己的房子，每个月有700卢布的薪水。当然，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生活的这一方面，而是精神方面的快乐。我对您说这点是因为在中国有一部分人说我被布尔什维克虐待，苏维埃政权把我放逐；所有这些谣言都会使我笑破肚皮。确实，有各式各样的坏人和卑鄙的人把别人也看作与自己一样。蒋介石非法监禁了太平洋劳工组织的书记官员同志夫妇，只因为他们是反对帝国主义、拥护中国的利益的积极战士。我想蒋介石以为苏联对于在苏联的所有中国人也像他对住在中国的各国革命战士的态度一样。但这是绝对没有的事。
苏联是世界上最重礼节、最文明的国家，我对能住在苏联感到非常光荣。苏联是我们的祖国。我对自己的祖国--苏联--在各方面、各部门一次接一次的打破记录，感到非常光荣，不胜高兴。我的祖国--苏联--天天在清除发展道路上的障碍，打击和消灭一切敌人。我的祖国--苏联--像灯塔一样，在大风大浪的海上照亮了全世界被压迫人们斗争和胜利的航路。因此，我的祖国就特别成了仇敌的眼中钉。仇敌用各种方法和谣言诬蔑苏维埃政权。我衷心希望所有的人都坚决地站到革命的阵营，巩固社会主义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组织，争取中国的独立，争取中国的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母亲！最近就会和您相见是值得高兴的。假如您能出国，不管那一个国家，我都准备与您见面。
您的儿子蒋经国
1935年1月23日
这封公开信曾被苏联的媒体广为传播，轰动一时。此后，西方的一些帝国主义国家也曾转发或摘发了这封公开信。蒋氏父子从断绝关系到反目成仇，表明了这10年间父子二人所走的完全是两条路。蒋经国写了这封公开信，抒发了他对母亲的思念和对父亲的“仇恨”，在世人面前树起了一个“彻底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形象。可是，这封公开信的发表，都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相反，他在工厂里担任的副厂长职务被解除了，党员的资格也被莫名其妙的取消。在“反蒋公开信”发表之后，蒋经国又曾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请求苏联当局允许他回国，可是，有关部门却未予答复。蒋经国感到沮丧，更觉得难堪--为了“无产阶级的立场”，公开把生身之父臭骂了一顿，结果好心没得好报，反而遭到“无产阶级当局”的冷遇。然而，对这封公开信最感难堪的还是蒋介石。蒋介石早年曾对蒋经国和蒋纬国这小哥俩有过评语，谓日：“经儿可教”、“纬儿可爱”，寄予了无限希望。结果，正是这个被赞为“可教”的“经儿”居然公开写信与乃父绝裂，而且骂了许多难听的话，从政治立场到人品道德，把生身之父说得一无是处，这怎能不令为人父的蒋介石难堪！
当然，已经在政治舞台上跌扑翻滚了近20年的蒋介石也明白儿子这封信完全是一种政治手段，并不一定代表儿子的真情实感。他更明白的是，经国毕竟是自己的骨血，当年把他送到苏联，为的是让他学点本领回来辅佐自己的“革命大业”。虽然儿子已经娶了个苏联老婆，而且有了孩子，但他的根在中国，他必须得回来，回到自己的身边。
2．夫人·情人·后人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经国仍然留在苏联。6个月后，他又被任命为列宁大学中国留学生的助理指导。
蒋经国初到列宁格勒时，还曾有过一个巧遇：邂逅了苏联作家、大文豪高尔基。
那是1927年秋天的一个傍晚，蒋经国独自一个人在涅瓦河畔散步，正当他一边散步一边低头想心事的时候，冷不防撞在一位老人身上，老人一个趔趄，蒋经国慌忙伸手扶住。他抬起头来正准备道歉，却一下子愣住了，这老人清瘦儒雅，又有几分威严，个子高高的，背有些驼，颔下一部大胡子，这不是高尔基吗！大概高尔基刚才也是在一边踱步一边构思作品，没有看见低头行走的蒋经国，两个人才撞了个满怀。
蒋经国读过不少高尔基的作品，对这位无产阶级的大作家。列宁的好朋友，充满了钦敬之情。他局促不安地望着高尔基，用流利的俄语向他表示歉意。
高尔基地笑着，安慰蒋经国：“不要紧，不要紧！”又亲切地问他：“看来你似乎有什么心事，需要我帮忙吗？”蒋经国当时正是满腹心事，在这位和蔼可亲的老人面前，他觉得没有隐瞒的必要。于是，他把老人扶到路旁一张石凳上坐下，把自己的身世、经历以及隐藏在心底从未示人的肺腑之言尽数向高尔基倾吐了一番。说到动情处，他情不自禁地落了泪。
高尔基一边听一边亲切地抚摸着蒋经国的肩膀，像个的长辈，又像个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他热情地鼓励蒋经国振作起来，努力学习，并且充满信心地告诉蒋经国，中国的革命虽然受到挫折，但最终是会取得胜利的。
这一老一小谈了很久，直到暮色四合、高尔基才起身离去。
这次不同寻常的会见，给蒋经国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1939年，他曾在回忆录《留苏十三年》中满怀深情地记述了这次难忘的会见。这也是蒋经国在苏联学习、工作期间最难忘的事情之一。
1931年，斯大林开始全国清党，政治形势一度十分紧张。加上农业歉收，苏联的经济遇到了困难，各地灾荒十分严重。在这种情势下，蒋经国也受到影响，过了一段下放劳动的苦日子。这期间，他当过集体农庄的农民，在一个小火车站当过搬运工人，还曾到阿尔塔金矿厂当过一阵子矿工。1933年，他又回到那个小火车站，在车站附近的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当工人。由于他在工作中不怕吃苦，积极肯干，不久便被提升为技师，并代表工厂领导参与了厂内工资冲突委员会的工作，在党内还担任过支部书记。1934年，蒋经国被提升为副厂长，并兼工厂报纸的主编。
1934年春的一天夜里，蒋经国因为加班，忙到夜里门点多才下班。回宿舍的路上，他突然看到一个大汉挡住了一位俄罗斯姑娘的去路，图谋不轨。蒋经国见此情景，即上前阻拦，救出了那个姑娘。
那个姑娘就是后来同“尼古拉”同志缔结姻缘并白头到老的蒋方良女士。蒋经国“英雄救美人”，一下子得到这位异国少女的青睐。
从此以后，蒋经国与这位俄国少女的感情日渐深厚。由于两人同在一个工厂工作，又同是共青团员，加上志趣相投，双方很快”就一同坠入了爱河。
蒋方良女士原名芬娜，是个孤儿。他父亲原是俄国的有产阶级，十月革命后变成了小康之家，靠劳动收人维持生活。芬娜金发蓝眼，有一股俄罗斯少女特有的魅力，使蒋经国为之倾倒。
1935年3月，在悠扬的“国际歌”声中，这一对异国情侣结下了白首之盟。证婚人是后来任国民党“立法委员”的王新衡。
芬娜与蒋经国结婚以后，在苏联的两年中，夫妇二人一直过着比较安逸的生活，那时蒋经国的月收入为700卢布，算是上中等水平。同年年底，他们生下长子，俄名爱伦，（即蒋孝文）；次年再生一个女儿，俄名爱理（即蒋孝章）。那时的芬娜小姐，是绝对不会想到有一天她会成为台湾的“第一夫人”的。
就在他们婚后的第二年，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这一事变，可称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也给蒋经国夫妇的个人生活带来戏剧性的变化。
因为蒋经国赴苏已十余年，除开始两年还给家里写过几次信之外，自1927年以后，他再也没有同国内联系过。遭蒋介石遗弃但“离婚不离家”的毛福梅曾多次向蒋介石催要儿子，蒋介石也通过各种渠道多方打探儿子的消息，都没有打听出什么结果来。“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作为中共谈判代表，曾与蒋介石共叙同事之宜。闲谈问，蒋介石流露出念子之情，说“经儿赴苏十余年，现在杳无信息，他生母日日烧香许愿，盼望儿子早日回家。唉！12年不见面了！”父子之情，非干政治，周恩来基于人道主义，当时就答应尽力帮助打听经国的下落。力争促成他回国与家人团聚。另外“西安事变”之前，即1936年初，蒋廷出任中国驻苏大使，当时蒋介石也曾委托宋美龄转告这位新任大使，希望他帮助寻找蒋经国。
时隔不久，周恩来通过中共驻莫斯科的代表把蒋介石的思子之情转达给斯大林。斯大林考虑到当时中国与苏联、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微妙关系，遂接见了蒋经国，并同意放他回国。
1937年3月，蒋经国27岁生日的前几天，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蒋延敝突然会见蒋经国，说苏联政府已决定把蒋经国夫妇送回中国，并特地举行了一次欢送宴会。几天以后，3月25日，蒋经国带着自己的妻子踏上了归途。12年半的异国生活，从此结束了。
1925年到1937年，12年的时间，蒋经国在异国他邦度过了人生最绚丽的青春年华。往事历历如昨，不堪回首。然而，一想到马上就要回到阔别12年的祖国，一种难以名状的兴奋之情油然而生。想到父亲当时在国内的地位，隐然间，“太子”的美好前程正在向他招手--几许快慰、几许依恋、几分憧憬、几分苦涩与甘甜……蒋经国百感交集、五内沸腾，他从心底深处发出一声轻轻的呼唤：祖国，我终于要回来了！
对于蒋经国的妻子芬娜来说，中国是一片充满了神秘色彩的土地，出于对丈夫至诚的爱意，她是怀着激动而又忐忑的心情踏上去国离乡的旅途的。
踏上中国的土地以后，一路所见所闻，芬娜无不感到新奇。这位俄罗斯女人初次离国，一心只憧憬一个新的天地，但是一切都是那么陌生，语言和习俗都有许多障碍，在宗教方面难处更多。俄罗斯民族大都信仰东正教，在礼拜仪式和信仰心态上都与基督教不同，而蒋家信仰的正是基督教。为了宗教问题，芬娜足足花了3年时间才逐渐调整过来。
更不习惯的是饮食。上海、浙江一带的中国厨师，善于做腊味很重的江浙菜，芬娜嫌菜的味道太成，常常吩咐煮淡一点。在苏联国内，吃乳酪、夹一片黑麦面包、或红烧一盘马铃薯，很简单的一餐就够了。她没想到中国菜的名堂那么多，有时筵席一桌竟上来几十道菜。
也许是由于这诸多方面的原因，芬娜来到中国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直到蒋经国就任“总统”，芬娜成了名副其实的岛内“第一夫人”，民众对她仍相当陌生，除了知道她是俄国人外，其他所知甚少。而她也很少抛头露面，是一位相当神秘的女人。
1937年4月28日，是蒋经国还乡省亲的日子，奉化溪口镇的主要街道挂满了横幅标语：“热烈迎接蒋经国先生还乡！”离家时，蒋经国还是个15岁的少年，如今却是携妻眷、带家小的青壮年了。一念及此，蒋经国怎不感慨万端！
当蒋经国一家乘坐的汽车驶进溪口镇时，手执彩旗的武岭学校师生一拥而上，鞭炮声、欢笑声把溪口古镇都震动了。车到丰镐房大门口，蒋经国敏捷地跳下了汽车，向迎候在门口的亲朋好友依次行礼，并将爱妻及孩子介绍给大家。然而在欢笑的人群中，独不见朝思暮想的母亲，蒋经国的笑容渐渐凝住：怎么到现在还见不到妈妈？莫非是她老人家生气了？
毛福梅的确有几分气。她认为，儿子回来应当先看看娘。一别12载，娘想儿都想出病来了，哪怕早一分钟见到也是好的啊！可是，这个“不懂事”的儿子到了上海都不急着回乡，而是住在那里忙着与那些不相干的人周旋，害得老娘熬了星星又熬月亮地苦等。
其时，毛氏有所不知，蒋经国也是身不由己。
蒋经国携妻子芬娜、儿子爱伦（蒋孝文）乘船抵达上海后，才知道父亲已另娶了宋美龄为妻。他一下船，立即陷入了父亲精心布置的包围圈。陈果夫、陈立夫、张静江、杜月笙等人轮番给这位“太子”做思想工作，劝他说“认下”蒋介石这个父亲，再认下宋美龄这个“妈妈”，然后再回溪口去探望生身之母。在众人的劝说下，蒋经国总算“想通了”，他决定先去向10年来一直被自己视为“敌人”的父亲请安、告罪、赔情。他之所以如此决定，并不仅仅是出于骨肉亲情的考虑。当时的蒋介石已经决定接受“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其反共反人民的政治立场被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所掩盖，呈现“转变”的迹象。父亲可以变，儿子为什么不可以变呢？于是，蒋经国决定求得父亲对自己的宽容，他以先行开口称呼宋美龄为“妈妈”的良好表现，获得了蒋介石的宽容。父子相认之后，蒋经国表示愿意在国内工业建设上略尽绵薄。蒋介石也就顺水推舟，让他先到溪口去“补习国文”，其他的事放一放再说。这样，蒋经国才如蒙大赦，急忙打点行装，奔回家乡来看望阔别12载的高堂老母。
毛福梅的心里埋怨儿子失礼，不由得犯起了女人家的“小性子”，她想考验一下儿子，看看他究竟还认不认得亲娘。于是，她事先把她的亲姐妹、义姐妹、兄嫂、小姑、大姑等等都请到佛堂里来，团团坐下，只等经国过来，要考较他还认不认识亲娘。可惜，她设计得挺好，到头来却是白费了心思，因为当她一眼见到门外那个方面大耳、被自己朝思幕想的亲骨肉时，她心中的怨愤、气恼，所有的精神防线立即就崩溃了。当下毛福梅热泪如泉，蒙住了双眼，只觉得一个热呼呼的人影扑了上来，跪倒在自己膝前，并听见一声便噎着喊出的“娘--”旋即母子二人抱头痛哭。一时举座皆啼泣有声，屋子里溢满了浓浓的亲情。芬娜与经国长相厮守，已经学会了不少常用汉语，遂泪眼上前盈盈一拜，叫了声“婆母”，又代儿子叫了声：“拜见阿娘。”
毛福梅这才止住了哭声，慌忙把跪在地上的芬娜母子拉了起来问：“这孩子叫啥名字？”经国在一旁答道：“在国外叫爱伦，阿爹说，回到祖国要按中国的习惯取名，阿爹替他取名叫孝文。”
毛氏又问儿媳名字，经国代答：“她在苏联名字叫芬娜，阿爹替她改名叫方良，蒋方良。”
毛福梅熬了12年，终于苦尽甘来，把宝贝儿子盼了回来。按奉化风俗，游子携卷来归，必须补办婚礼，否则族众不承认这桩婚姻，子孙就没法进宗谱了。蒋经国为讨母亲欢悦，欣然同意补办喜宴、重做新郎。于是择定黄道吉日，经国与方良按中国传统习俗补行婚礼仪式，了却了母亲的一桩心愿。
经国携妻挚子返回溪口，按照蒋介石的安排，住进了武岭崖侧的一幢名为“小洋房”的别墅式建筑。这是蒋介石为了清除经国旅苏期间所受的思想影响而替他安排的修身养性之所，老蒋不论初衷，他要按照自己既定的模式重新教育儿子，以便将来有一天能够“子承父业”，替他们蒋家王朝坐江山。
蒋介石聘请徐道邻做经国补习国文的教师，并把当年顾清廉亲自圈点过又送给自己的一套《曾文正公集》和朱子《通鉴纲”目》、《阳明全书》等送给经国，让他潜心研读。此外又请了一位姓董的女教师，专门负责教授蒋方良学习中文。
小洋房周围环境极为幽雅，依山傍水，古木参天，的确是一处上好的修身养性之所。蒋经国读书之余，常常偕妻子游山玩水，领略家乡的大好河山。有时还骑马到葛竹、萧王庙和岩头等地去拜望长辈。
奉化溪口以南十五公里的岩头友称岩溪，千载古村，钟灵流秀。旧有“岩溪书屋”四字的门额，款署“晦庵”，是南宗朱熹（号晦庵）为浙东儒学提举出巡过境时所题。宋元间隐居邻村榆林的著名文学家戴表元诗云：
“已扫轩前壁如练，
待宾醉墨照岩溪。”
林首的西峰寺，是创建于唐代的十方禅刹，明代名士罗抱灵曾在此隐居讲学。村口有“狮象守门”的形胜，狮山、象山分峙左右。晚清时善作的大字、“名冠两浙”（翰林孙镪的评话）的书法家毛玉佩所作“石泉”两个大字，凿于象山临溪的石壁上，笔锋苍劲。由此而人，便是蒋经国的外婆家--毛姓世居的岩头。
岩头是在山峦重叠间的一个长谷，一弯溪水，岩上奔流，破村而出。居民分居两岸，村首到村口，石版砌成的平桥有三，拱桥有一，往来便利；上村的街道在溪之东，下村的街道在溪之西。昔时就有钱庄、南北杂货、绸布、粮食、糕饼、中药、鱼、肉、烟、酒等大小店铺二三十家，是附近数十个山村的供销集镇。货物运输，全靠肩挑和竹筏载运。
岩头和附近的石门等山村的居民，毛姓居多，都是同宗。宋时迁自江山石门乡，后裔繁衍，秀士名宦，代不乏人，有一“父子登科”的扁额，至今犹悬于岁时祭祖先合族共有的大厅堂上。出身于此地毛氏族内的近代人物有：毛思诚，是蒋介石十六岁在岩头读书时的塾师，在蒋介石得势后，历任至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撰有《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卜书。毛景除毛景彪昆仲，都毕业于陆军大学。毛景麟北伐时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交通处长、军长和军参谋长；毛景彪任“国防部”第一厅厅长。毛邦初、毛流初昆季，毛邦初毕业于黄埔军校二期，曾任杭州览桥航空学校校长、“空军”副总司令；毛流初，毕业于金陵大学、船空军校二期、美国空军参谋大学，曾任国民党空军第四大队长、空军第四军区副司令，去台后任“空军作战署”署长，“空军学校”校长、“国防大学”教育长、“国防部”参谋次长、“空军作战司令部”司令、“联勤”副总司令，现任“民航局”局长。毛景彪的长子毛高文，也在台湾，现任台湾“教育部”长。他们都是蒋经国外婆家的同宗本家。蒋经国初回家乡，就常常到岩头去与这些亲旧们叙谈。同他的父亲一样，蒋经国的乡土观念和亲情观念也很重，回国后，他每次回到溪口都不忘到岩头去走访一遭，有时还带着妻子蒋方良一起前往，以示重视。
蒋方良初到中国，深受语言障碍的困扰。她跟随丈夫拜见公爹蒋介石的时候，内心是十分忐忑不安的，生怕因为语言交流的不便而遭歧视。蒋介石初见这位异国儿媳时，也对她的高大身材，金发碧眼的相貌感到别扭，但相处几个月后，蒋介石才发现这位外国儿媳的性情十分温柔婉约，又很会孝敬公婆、体贴丈夫、关心儿女，完全符合中国传统妇女的标准。于是，老蒋心满意足，为儿媳赐名“方良”，对她所生的两个孩子，老蒋也允准“认祖归宗”，分别取名蒋孝文、蒋孝章。
由于有了良好的语言环境，加上聪颖好学，蒋方良的中文学习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一年之后，她就可以用标准流利的国语同人交谈了。
蒋方良来到中国后的另一大难关就是对中国的气候不适应。尤其是1949年随夫迁到台湾后，因为台湾属于亚热带，四季不分，使自幼在苏联长大的蒋方良感到极为不适。但是，每当她感到与丈夫的恩恩爱爱，想起丈夫在西伯利亚荒原上所曾承受的冻馁和熬煎，就觉得自己眼下的处境实在是算不上什么。善良的蒋方良就是这样一个人，善于为别人着想，会体贴别人的苦楚，从不给丈夫制造麻烦。在蒋经国任职赣南专员期间，蒋方良因为没去随任，夫妻间相见的机会很少，但她都绝不因此而对夫君提什么要求，而是默默地承爱着孤独寂寞的折磨。除了每日孝敬婆母外，她还开始学习中国的绘画和书法艺术，用以排遣孤寂、打发时日。
直到抗战胜利后，蒋经国举家从重庆迁到上海，夫妻二人相聚的时间才多了起来，这一时期，蒋方良又为蒋经国生了第二个儿子--蒋孝武。1948年，蒋家王朝崩溃在即，军事上连连失利，国民政府的经济状况也濒于彻底崩溃的边缘。上海的经济状况受到影响，物价飞涨，蒋经国这时正在“打老虎”，试图挽救行将崩溃的经济形势，为了“以身作则”，他的家庭生活一度也很清苦，蒋方良这时已怀了孕，一日三餐不丰，身体大受影响。分娩时，因失血过多，蒋方良一度昏迷不醒，后经输血才抢救过来。这个诞生于王朝末日的蒋氏家族的第三代子孙，就是蒋孝勇。据说，蒋家王朝败走台湾之后，在蒋孝勇10岁生日的那天，蒋经国曾特意买了一个三层大蛋糕送给这位三公子，说：“这是我对你的一种补偿。你出生的时候，我没有时间好好照顾你们……”
蒋方良随丈夫初到台湾时，住在台北市中山北路，房子并不算宽敞，是一幢旧式建筑，住家附近都是些寻常百姓。到了60年代末期，台湾经济有了起色，他们才搬到一处比较宽敞的别墅里。
在台湾的几十年，可说是蒋方良嫁给经国之后所度过的最平和安定的时期。所谓“平和安定”，非特指政治方面和“国事”，而是指他们夫妇间情感的危机而言的。蒋经国在赣南任职期间曾移情别恋，这一风流韵事被当时居住在陪都重庆的方良知晓后，对爱情一向执著专一的蒋方良气得几乎晕过去，她不敢以这种私情琐事去搅扰担负着“党国大任”的公公蒋介石，只好去见宋美龄，向她哭诉自己相夫教子、贤良淑慧却换来如此报应的委屈，并表示要亲赴赣南同蒋经国理论一番。宋美龄当即劝止她说：“一切我都知道了，我一定代你转告，自有处理。”蒋方良当然不敢不听，她也不敢把这件事扩大到满城风雨的地步，只好默默而退。
这场感情的风波使经国与方良之间的关系出现裂隙，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赴台后，这裂隙才逐渐弥合。蒋方良平时极少在公开场合露面，在家里却是个标准的贤妻良母，为了丈夫的事业，她默默地奉献着自己所能付出的一切，夫妻俩风雨同舟数十载，老来岁月，感情却是愈见深厚了。
有一件事，足见方良对蒋经国的感情之诚挚与深厚。
1970年4月的一天深夜，蒋方良突然被卫士从睡梦中唤醒，卫士惶急地报告说：刚接到美国打来的长途电话，说是蒋经国在访美途中，在纽约普莱兹大饭店门前遇刺，所幸子弹射偏，打中了饭店大堂的玻璃旋转门。蒋方良闻言，立即向纽约打电话，对饱受惊吓的丈夫进行慰问，并再三嘱他今后要特别小心，还表示：等丈夫结束访问返回台湾时，她一定要亲赴机场迎接。不久，蒋经国归来，蒋方良果然不负前约，亲往欢迎，在欢迎的人潮中，她上前与蒋经国热烈拥抱。据当时在场的人估计，两人拥抱的时间至少长达20秒钟！
人们曾把蒋氏两代夫人作过比较，说：“婆婆本事高，媳妇本质好。媳妇比婆婆可喜得多。因为蒋老夫人以一个中国人而醉心于西化；而方良夫人是个西方妇女，却一意把自己投入东方的染缸，使自己成为一个标准的中国人。”
的确，蒋方良虽为异国妇女，都处处表现出传统的中国妇女的贤淑美德，相夫教子，淳良和善，从不张扬自己的“夫人”身份，却由此而得到人们的尊重。尽管方良不惯于社交场合的往还，更不愿卷入政治风浪的漩涡，但她晚年已贵为“总统”夫人，为了维护丈夫的尊严，她不得不出现在台湾的政治舞台上，配合丈夫进行各种各样必须的“表演”。
作为一个母亲，蒋方良对膝下三儿一女也是极尽了爱护与养育之责的。女儿蒋孝章是经国夫妇的掌上明珠，深得他们的喜爱。1960年，23岁的蒋孝章出嫁，结婚那天，蒋方良紧紧抱着蒋孝章，母女俩相拥而泣，哭成了一团。长子蒋孝文长年卧病，则是蒋方良的一块心病。如果说蒋方良也有愁眉深锁的时候，那么她一定是在为孝文而发愁了。时常出入蒋家的台湾国民党政要来时选曾对方良作如此评价：“她的脑筋里，恐怕只有先生、孩子，从来没有想到自己要干什么。”
1988年，蒋经国病重期间，蒋方良随侍照拂，不离左右。由于紧张和劳累过度，致使她心脏病发作。1988年1月13日下午，与方良风雨同舟半个多世纪的蒋经国与世长辞，那一时刻，蒋方良却因为心脏不好，正在隔壁房间内吸氧，因此未能与丈夫诀别。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蒋方良都无法从哀痛中解脱出来。她常常独自前往慈湖，在丈夫灵前孤坐哀悼，以寻求心灵的慰藉。
1989年和1991年，方良的两个爱子蒋孝文、蒋孝武又相继病逝，蒋方良尚未从亡夫之痛中解脱出来，却又一次再次地陷入了亡子之痛的巨大悲哀之中。
然而，蒋方良这位来自异域的“标准的中国妇女”却没有被接踵而来的巨大的感情创伤所击倒。也许，正是俄罗斯民族的坚强与中华民族的坚韧给了她双倍于普通妇女的精神力量，支撑着她几十年如一日地为蒋氏豪门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一切。
1994年11月14日，正在北京进行学术交流的台湾海基会董事。东吴大学校长章孝慈先生因脑溢血被送往北京中日友好医院急救。其正在美国的胞兄、台湾“侨委会”委员长章孝严接到从台湾打去的电话，闻知此讯悲痛欲绝，即与各方联系，终于获得“个案”处理的待遇，于11月16日飞抵北京，赶赴医院探望。
章孝严望着昏迷中的弟弟，轻声呼唤着孝慈的名字，然而孝慈却安卧病榻，没有丝毫反应。章孝严心里十分难过，他们兄弟俩的出生时间仅相隔几分钟，可以说是同时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这一对孪生兄弟自幼命运坎坷，几十年来一直相依为命，手足之情十分深挚，如今，弟弟却倒下了，章孝严怎能不悲痛莫名，思绪万千。
11月18日，章孝严抽空离开弟弟的病榻，飞赴桂林，来到其生母章亚若墓前。他献上花圈，点燃了九柱香，以表他与孝慈两家共计九口人的心意。随后，章孝严鞠躬如仪，焚烧纸钱。这时，一直竭力控制感情的章孝严终于控制不住了，他失声痛哭，倒在母亲章亚若的墓前叩首连连，边哭边诉：“母亲大人，我回来看您！我来迟了，求您保佑弟弟孝慈平安度过难关。您的养育之恩，50年来我们无时不在思念！”
章孝严在母亲墓前长跪不起，上苍为之动容，山河为之饮泣，墓地长风忽起，被焚化了的纸钱随风飘舞，漫天挥洒，消失在山石树木之间。望首那飘忽远去的纸灰，如烟往事又浮现在章孝严的心头。
1942年农历正月27日晨，一对男婴降生在广西省立桂林医院妇产科病房。这两个孩子是不足月出生，生下来时体形十分瘦弱。
这一对双胞胎的生身之母就是章亚若，而他们的父亲便是蒋经国。
关于章亚若生子的经过，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的一级教授、著名妇产科专家李瑞麟曾以“接生婆”的身份予以详述。李瑞麟早在30年代即以医名显于一时，她所著《我的自传》中是这样记载的：
一九四二年初，时任广西省立医院妇产科主任的李瑞麟，接待了一位手持蒋经国名片、自我介绍为新闻记者、操着江西口音的青年孕妇。她来自江西赣州，表示要在省立医院生产。经李瑞麟检查为双胞胎后，她就不时到医院来作检查。孕妇自称在江西已与蒋经国结婚，但她从不夸耀，很朴实也很节俭。约三星期后，她在省立医院产下了不足月的双胎男孩。因她客居桂林狸狮路，故为孩子分别取乳名“狸”和“狮”
事隔几十年，李教授对孕妇的姓名已毫无印象，但对狸、狮这双胎男孩却是记挂心中。因为出院后一个多月，该孕妇曾带着两个孩子来作过检查，这也就是李教授与狸、狮的最后一面。孩子的妈妈当年秋季因发烧入院不久即去世。以后在衡阳、上海等地，李教授与蒋经国多有接触，但始终没有听到过蒋经国谈起此事。
那当年在广西省立医院的孕妇难道就是章亚若？狸、狮就是当今台湾“外交部常务次长”章孝严和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章孝慈吗？我追根寻源，访问了居住在上海浦东新式工房中的74岁老人桂辉女士。
操一口江西普通语、身体健朗的桂辉老人，谈起狸狮兄弟俩，不禁老泪纵横，心情激动。她说，当年那持名片求医的女子，正是由她陪同前往的义妹章亚若。她们由小学、初中到高中都在一起，亲如姐妹。以后到了江西，在蒋经国办的三青团干训班一期时，又为同期同队同室的知交。章亚若这然而逝时，桂辉相伴在侧。蒋经国在接到噩耗的电报后，迅即委派了时任职于盐务处的王制刚协同桂辉料理后事。事毕后，狸狮二儿即由桂辉及章亚若胞妹章亚梅送到江西万安的外婆家。
1987年秋，台北市近郊北安路的大直官邻里，蒋经国正因持续的高烧而昏迷沉睡，他的家人和“国府”要员们陪侍在侧，眼看着蒋经国被病痛折磨，只好把期待的目光投向紧张忙碌着的医务人员们。突然，蒋经国的嘴唇蠕动着，吐出一连串含混不清的字句，人们趋前俯身敛声屏气侧耳细听，渐渐分辨出他是在呼唤一个人的名字：“亚若，亚若”。凡是听清了这个字眼的人，无不相顾失色，心中暗暗称奇。想不到时隔近半个世纪，这位“民国总统”居然还惦记着那位早已香销玉殒的南国佳人！
提到这位南国佳人--章亚若，不得不先交待一下蒋经国赴行南昌的经过。
蒋经国携妻挚子归国之初，蒋介石安排他在溪口小洋房读书“洗脑”。然而时隔不久，抗战烽火燃起，正在蒋介石思谋着如何安排儿子的职务时，以“政治嗅觉灵敏”著称的政学系首脑、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发电请示：“委座与中共五年净战是在江西；新生活运动肇始于江西，军政训练团也是开办于江西，可见委员长之于江西情长谊深，所以敢请准予经国赴赣佐政！”正是三伏天送来个凉西瓜，熊式辉这一下“马屁”正好拍到了点子上。不久，蒋经国就以“太子”身份步人了中国政治斗争的舞台。他特意写了个报告向父亲表示：“我有很先进的思想，需要有机会去求证。而且，我希望在最坏的条件下去试试。”
1937年8月，28岁的蒋经国来到江西，最初担任保安处少将副处长，不久，熊式辉又任命蒋经国兼任江西省政治讲习学院少将总队长，后又让他兼任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新兵督练处处长。1939年，蒋经国又被委任为江西省赣州行政督察专员，兼任赣州县长。他初出茅庐，工作热情很高，薛汕曾专门撰文介绍了蒋经国这一时期的工作片断：
这个时期，南昌云集着一些文化人，有何士德、孙席珍、夏征农、程越范--音乐家，国民党党歌的作者……加上当地的头面人物，像许德暧、程宗宣--江西民众教育馆馆长……很不少，几经筹备，决定效仿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办法，成立南昌市文化界救亡协会。地点就在江西省民众教育馆的礼堂，布置就绪了。四面贴满了标语，红红绿绿地有一番新气象。各个团体的青年人，为值得尊敬的文化人，都愿意做点工作，写的，扎的、糊的、唱的，还有演的……正在紧张地准备的时候，万万想不到国民党的江西省党部来了通知，要延期，必须等候批准。负责筹备的夏征农等人，认为爱国救亡，用不着批准，坚决拒绝，不予理睬，要依时举行。但是，省党部的调查统计室，已来一批众人皆知的打手，纷纷出现在会场内外。从他们交头接耳、抛眼色、努着嘴的神态，可预料大约要大打出手了。这个会难得风平浪静，怎么办呢？这个会，已经要蒋经国参加，而且要他做主席团成员，都是事先约好说妥的。可是，他却迟迟没有来。他来不来呢？很没有把握。要是他来了，会好一些的。于是，我负责去他家中看看。我到了他的家，不见人，说出去开会了。开哪个会呢？也没有说清。也可能是别的会，我有点狐疑，又到保安处一趟，没见人。从传达室到他的办公室，都推说不知道，我只好悻悻地出来。当我正往回走的时候，不知从哪儿钻出来，听到一个喊声：
“雷宁同志，站住，等着我！”
一回头，蒋经国从保安处赶了出来。显然，他是临时有了事情，忙撂开别的事来的。他的手上还拿着东西呢。连额角上有些汗珠都来不及抹去。这一回，他破例穿起军装，去了身上的斜皮带，只有腰间的风纪带，仿佛是不愿意当官而这么做的。还没等我说什么，他自己就说了出来：
“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大会，我一定去。这边的会，没完没了，怎么说也不能奉陪了。”
听他这么一说，不必说明来意，我改口这么说了：
“我也要去，时间到了，快走！”
我们很自然地小跑起来。那个时候，不兴自行车，他入市骑马也不方便，更没有特备的小轿车，就是靠两条腿，穿过了大街小巷。到会场门口时，一大堆人拥塞着，不让进，不让出……这么一批人，认出他来，不敢阻挡，腾个空让他进去了。这时台上纷纷嚷嚷，拥着一个穿中山装的说个不休；台下没有坐满人，却有的站着嚷着：
“中央规定民众组织就是抗敌后援会，没有什么救亡协会，不合法，不许开！”
“这个会没有批准！”
“你们几个人代表不了文化界。”
这已经清楚不过了，有一批人在阻止开会。但是到会的群众没有退让，也站起来，在台下与他们辩论开了：
“抗日救国，人人有份！”
“全国战争一开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男女，都要组织动员起来！”
这些话，还是国民党的总裁说过的，现在就用来反驳所谓“不合法”的指责了。我伴着蒋经国上台了，他插到夏征农、孙席珍与那个来阻止开会的人中间去。开这个会，由于他是赞成了的，也是答应来参加的，不予开会，没有道理。他上前拍着胸大声说：“照常开会，我负责一切，别管。”可是，台下已经不成秩序，有的几乎就要动武了。“你们不合法！”“你们不讲理，爱国的良心哪里去了？”……他气愤地站在台前，手指着前头说：
“哪个到会场来捣乱给我出去！”
那些人没有动，装作是出席的群众，可以不被发现。但是，他的手没有放下来，还是指着：
“出去！”
那些人，贼眉鼠眼，在听见口哨以后，就一个一个抽脚偷偷地退了出去。会场登时安静下来，也没有辩论了。他放下手，摸一摸下巴，从容不迫地说着：
“这是一个抗日的文化界团结御侮的大会--开！”
当下，会场的情绪完全转变过来了，没有阻拦开会的了。坐下的群众，连同从门口拥进来的，伸出手，一下子爆发出连续不断地鼓掌声。正气上升了，一股邪风不见了，在台上写上了安排开会的事宜，会场里，早已练习好的大合唱《祖国文化进行曲》，系孙席珍作词，何士德普曲，此时在指挥下众口一调地唱了开头：
“祖国快要沦亡，起来，快把文化武装，
要争取，民族的解放！文化人也该起来，踏上抗敌的战场……”
我站在台上的一角，听着歌声，一股热气正在上升，随口也唱了。一个个声音，集合成巨响，只听到滚滚而起，急急而来，一如大海的波涛，席卷着一切……
这时的台上，蒋经国站着，即使穿军装，也是一个普通列兵，没有什么特殊。但当他看到会场上，别的人不是穿工人装，露出雪白的衬衣，就是着中山装，浅蓝的一片，仿佛感到只有他的颜色不一样，有点不入俗，就把军帽脱了，把腰上的风纪带也解了，然后把双手伸开，十分轻快而活泼地冲着夏征农、孙席珍等人说着：
时间不早了，开会吧！”
黄澄澄的灯泡，发出的光像是底色，有时因电力不足，竟暗了下去；幸好台上已有两盏汽灯，放射着银亮的光圈，扩大开去，把台下的群众的头脸，照得一清二楚。四周，能够反肖的玻璃窗，闪着闪着。这好像在一个码头，巨轮就要启破了，送行的人眼光无不集中在轮上，情深深，意切切，祝愿能一路顺风。
从这段回忆文章不难看出，当时的蒋经国不但工作热情高，而且很愿意同青年学生们交往，对青年们的激进、大胆、热情也很理解并且尽力支持。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政治态度，蒋经国在江西开办了“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部干部训练班”。
在这个“青干班”上，满腔热情，精力旺盛的蒋经国在工作之余，演出了一场短暂而又意义深远影响巨大的爱情悲剧。所“悲”者，因为这场恋爱的女主角章亚若实在是“红颜薄命”，在产下一对“爱情的结晶”--蒋（章）孝严兄弟俩之后--即“香魂一缕归天去”留下了一笔感情的“孽债”，竟使蒋经国这个“男主角”在昏迷之中仍念兹在兹。
章亚若是当时“青干班”中的一名女学员，关于她的身世，有必要交待一下。
章亚若原应姓黄。她的祖父黄伯昌原籍浙江。太平太国起义时，黄伯昌尚在雄褓之中就随父母加人起义军。义军转战至江西南昌时，黄伯昌的父母病故，幼小的黄伯昌遂被关城镇间家村的一户章姓人家收养，取名章伯昌。
章伯昌成年后，娶当地陶氏女儿为妻，生子，名章贡涛，即亚若的父亲。
章亚若生于1913年，幼时乖巧伶俐，活泼可爱，从三四岁起，就随父亲习诗练字，乃至上中学时，已成为当时南昌女中出名的才女。
亚若中学毕业后，遵父母之命，亲上作亲，嫁给了远房表哥唐英刚，这一年，亚若只有15岁。亚若的确是“红颜薄命”，这一点从她的第一次婚姻中就不难看出。丈夫唐英刚是一个守旧思想极为浓郁的青年，在当时风雷激荡的大环境中，固守传统儒生风范，沉迷诗画砚墨。而章亚若是个接受过现代教育原想趋于激进的女性，个性上的严重歧异，使小夫妻间的感情日渐疏远，甚至筑起了不可逾越的障碍。陷入感情的痛苦之中不能自拔的唐英刚终于以自杀结束了这场不幸的婚姻--章亚若23岁，就成了一位“未亡人”。
1939年初，日军攻至南昌城外。亚若此时孀居娘家，她同母亲周锦华，二弟瀚若及子侄们逃亡南下到了赣州。为了生计，她决定在赣州谋职。
当时，蒋经国任赣南行政公署专员，他手下的保安副司令吴驻与章亚若有姻亲关系（亚若大弟媳的哥哥），经吴驻介绍，亚若进入专员公署工作。亚若参加工作，是以未婚女青年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的。这倒不是她有着隐瞒什么，而是她的母亲认为，一位寡居的青年女性在外奔波会有诸多不便。
章亚若担任公职后，工作态度非常积极，经常参加义务救护队，帮助救护因日军空袭受伤的民众。对于她的这种表现，蒋经国曾在会上专门予以表扬。
蒋经国在赣南一方面致力于地方政治，一面也开始着手组建自己的班底。1940年，他在赣州西郊赤殊岭办起了“干训班”，计有学员150余人。
这一批学员中，除章亚若之外，还有一位“大名人”--王升。王升为了报效蒋经国，在青年学员中结交了10位比较贴心知己的朋友，并在赤殊岭的松林里为盟、祭拜天地，结为“金兰之好”。这结拜的10名“兄弟”中，年龄居长、被称为“大哥”的居然是一位红粉佳人--章亚若。女人当“大哥”，原也是遵从蒋经国的教导：女同学要有男人气概。因此，当时的训练班学员中，男女同学彼此间都称兄道弟。
王升与蒋经国交厚，与章亚若又有结拜之情，为了讨蒋经国的欢心，遂处处制造机会，让章亚若与蒋经国接近以便从中撮合。
章亚若自从认识了蒋经国，便从心底产生了爱慕之情，可说是一见倾心。而此时的蒋经国虽已有妻室，但毕竟离家几年，内心里时常感到孤独寂寞。章亚若的出现，恰好使他如久旱逢甘霖，因此两人很快坠人情网。章亚若固然算不上倾城倾国的美人，但她毕竟是结过婚的女人，年龄又与蒋经国差不多，正处在一个女人最具魁力的年龄段，加上她生性大方，冰肌玉肤，正是蒋经国这种有权有势的男子所需要的女伴。所以，在王升的一力成全下，两个人很快就难舍难分了。
关于蒋、章的这一段恋情，亚若的初中同学、后又与她同事过的桂辉曾回忆说：“在赤殊岭受训期间的某一天黄昏，亚若曾失魂落魄地向她诉说：她担心自己的日记已被一些同学偷阅，怕她与蒋专员的恋情被这些不知深浅的同学公开。
青干班结业后，章亚若被分配到专员公署担任秘书从此成为蒋经国的左右手，如影随形地随侍在他身边。蒋经国有一个时期经常到辖下各地去出差，名曰“探察民间隐情”，章亚若则每每以秘书身份随他到各地察访，两人日夜相处，几成公开的秘密。
章亚若是当时的专员公署里唱戏唱得好的几位女士之一，她的京戏功底虽不能与科班出身的名伶们相双，但一出《玉堂春》也常常令人击手称赞。据说，蒋经国的夫人方良还时常向亚若请教，亚若也一度认真地当过蒋方良的京剧家庭教师。
章亚若以她的多才多艺博得了蒋经国的青睐，尤其以她的温柔聪慧、善解人意一步步占领了蒋经国的感情世界。蒋经国沉醉于亚若的柔情之中，恨不得把自己的心都捧给这位温婉可人的佳丽。他将自己世袭珍藏、从来不曾示人的留苏日记手稿交给亚若阅览，让自己的心上人步入他昔日的苦难世界，分尝他所经历过的人生百味。当蒋经国的生母不幸遇难后，他又将毛夫人生前最喜爱的一床绣有鸳鸯图案的丝质被面送给章亚若。其用心之良苦，是令章亚若为之心醉的。
蒋、章之间的恋情迅速发展，超越了师生界线和上下级的界线，两人以“慧风”、“慧云”的呢称取代了彼此的呼名唤姓。不久，爱情的种子发了芽，章亚若怀上了蒋家的后代。至此，蒋、章恋情完全公开，专员公署上上下下到处传扬，以至远在重庆的蒋方良及蒋介石夫妇也得到了这一“喜讯”。蒋方良以夫人之尊，自然不依不饶，曾去找宋美龄哭诉，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醋海波涛”。蒋介石闻讯后，虽然没对儿子严加训斥--毕竟儿子肖父，这小蒋的风流较之老蒋的风流还差得远呢--但也发了一封密电，限蒋经国立即处理此事。
老蒋令小蒋限期处理这桩风流公案，实在也是为小蒋的前程考虑。毕竟蒋经国与章亚若的关系无名无份，若是传扬开去，势必授蒋经国的政敌以口实。蒋经国在赣南推行新政，树敌过多，积怨不浅，若是因此事被政敌们抓住把柄，势必直接累及蒋经国的形象与政治前程。蒋经国接到父训之后，也早想通了这一节，他考虑到章亚若在此次风流案中最容易成为受攻击的目标，甚至连她的安全都成问题。于是，他决定将章亚若送到环境相对安定的大后方去待产。
章亚若对此时分手极不情愿，怎奈蒋经国苦口婆心一番规劝，遂勉强答应了。1941年底，蒋经国假座张万顺酒店设宴为章亚若饯行，陪席的有章亚若在青干班的结拜兄弟王升、倪豪、桂辉等，此外还有桂辉的哥哥、亚若在专员公署的同事桂昌宗。
据桂昌宗回忆，当时同席者是否都明白此次宴会的目的，他不太了解，但他和妹妹桂辉是完全知情的。因为早在1941年8--9月间，亚若即来找桂昌宗，告知已怀有专员后代的秘密，并央求昌宗尽快找到其妹桂辉，请桂辉陪她一起到桂林去待产。亚若还透露；公署里有刻意拉关系的人主动表示愿意同行，但亚若怕这些人靠不住，均未予同意。
桂辉接到哥哥的电话后，立即回到赣州，准备陪亚若同赴桂林。
蒋经国让亚若到桂林生产，除了考虑桂林天然岩洞较多，躲避日军空袭较为方便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当时尚未沦入日军铁蹄之下的地区中，只有省立桂林医院的设备最好，水平最高，对亚若母子的安全能有保障。可惜造化弄人，章亚若恰恰就是在这“有保障”的地方魂归天国的。
章亚若一行到了桂林后，由广西民政厅长邱昌渭出面，代她们租下了狸狮路的一幢房。在章亚若隐居桂林待产期间，蒋经国多次以“公事出差”为由，到桂林去探望。章亚若生下一对双胞胎后，他更来得勤了，为了力求保密，蒋经国还曾利用化妆手法改变容颜，以掩饰自己的身份。
章亚若的双生子是早产，比预产期提前了大约两个月左右。据章亚若的妹妹章亚梅回忆说，1942年春节后的一天，她从赣州专程赶到桂林，一到狸狮路，即听说姐姐已住进医院，于是章亚梅立即赶往医院，照料产后的三姐。章亚梅说：“两个小侄儿一出世，就被送进了保温箱中。”
章亚梅称蒋经国为“阿哥”，此后一直延用这个称呼。章亚梅还清楚地记得，当三姐亚若出院时，蒋经国专程来到桂林，在狸狮路等待着亚若母子三人回家。当时，亚若还叮嘱妹妹不要告诉“阿哥”哪个孩子是老大，说是让他猜一猜。这“阿哥”居然经住了“考验”，他满面笑容地仔细端详了两个儿子之后，立即毫无差错地指出了谁大谁小。亚若开心极了，她觉得蒋经国是真心喜爱这一对双生子。
章亚梅当时一边开玩笑地指着婴儿的小脑瓜说：“看你这两个儿子，又瘦又小，像小猫咪一样！”“猫咪？”蒋经国笑了起来，他低头对怀中的两个儿子喊道：“大猫！小猫！”
从此，蒋（章）孝严、孝慈两兄弟的乳名就唤作“大毛、小毛”。
这一对双胞胎兄弟满月时，蒋经国又一次赶到桂林，这次他还带来了两兄弟的学名：孝严、孝慈。蒋经国不仅依从蒋家第三代的“孝”字为双生子命名，而且告诉亚若，虽然没有正式的婚姻，但儿子仍应姓蒋。据章孝严于90年代撰文回忆，直到他们兄弟俩的生母章亚若去世后，这对小兄弟交由外婆周锦华照管，为了安全起见，到他们3岁多人托儿所前，才改为章姓，而且这改姓之举是在争得了蒋经国的同意后施行的。据说，当时达成的协议是：一旦形势安定后，再将孝严与孝慈兄弟俩的姓氏还原的。
章亚若生子后，章亚梅及桂辉一直在她身边照护。章亚若死前的几个月时间中，蒋经国频频来探望，表现了他对章亚若及两个儿子的一往情深。桂辉回忆说：有一次大伙在门外纳凉，章亚若双手环抱着两个儿子，无限神往地述说着他们长大后的各种计划与安排，脸上充满了期待与憧憬。
然而直到这时，章亚若在蒋家的地位与身份问题一直未能明朗化，亚若对两个儿子的名份问题尤其关心，她开始趁蒋经国来桂林的机会，用柔情和泪水催促他了。她要尽早使两人的关系合法化，以保证儿子们的地位的合法化。她不肯长期躲在“妾身不明”的阴影中。
也就是这一时期，蒋经国的政敌们开始频繁向老蒋告状，经国在私生活和官场上承受着空前巨大的压力。
就在这时，1942年8月的一天，章亚若突然死亡。章亚梅和桂辉在这突然的变故面前茫然无措，至感困惑。
她们全都记得，章亚若去世的前一天，还活蹦乱跳，浑身充满了活力。头一天的傍晚，她应邀赴了一场晚宴，至深夜回家后，感觉腹痛难忍，第二天早上进入医院治疗，却从此一去不复返，死在了医院里。
章亚梅和桂辉都认为，章亚若并非自然死亡，她们怀疑她是遭人谋害致死的。
章亚梅说，章亚若去世的前一天下午，桂辉来了，两人聊了一会儿天，章亚若告诉亚梅，说她要去朋友家赴宴，嘱咐章亚梅照看好大毛和小毛，然后就走了。
直到夜很深了，章亚梅才听见三姊章亚若回家的声音。她从房里走出来，一看吓了一跳。章亚若面色苍白且东摇西晃，连说话都非常困难，她勉强挣扎着走进房屋，躺在床上，脸上露出十分痛苦的表情，大姊和章亚梅急忙找急救的药品，要章亚若服用。
折腾了一夜后，第二天清晨，章亚若又痛得双手抽筋，紧抓着床单。章亚梅忙前忙后地照料双胞胎，不记得章亚若是怎么被送往医院的。
桂辉证实，章亚若是在外出赴宴归家后，才开始上吐下泄的。那天，桂辉并没随同赴宴。
桂辉还说，章亚若去医院是她陪着去的，并且以电话通知了当时来桂林出差的哥哥昌宗。
那天上午，桂辉在医院的走廊上等着，大约10点或11点的时候，突然听说章亚若在医生打针后病情恶化，而陪在章亚若身边的昌宗听医生吩咐去街上买医疗要用的冰块，不到半小时，章亚若就死了。
桂辉怀疑给亚若打针的医生有问题。她满怀恐惧地和哥哥一起回到狸狮路，由于章亚梅年纪小，怕她受到惊吓，因此没把医院的事告诉她。
桂辉和昌宗二人，从那天起，就无时无刻也为自己的安危担心，他们远离赣州和桂林，数十年来，一直在恐惧中度日，桂昌德之所以改名桂辉，主要也是因为这件事。她说，曾经听说当年那位在桂林医院给章亚若打针的医生试图打听她的下落，有寻她灭口的意思。直到数年前，桂辉得到那位医生去世的消息，才放了心。
那天上午陪着章亚若在病床旁的桂昌宗有更明确的记忆。他说，接到妹妹的消息，赶到医院时，章亚若已完全恢复了。她躺在床上，见到桂昌宗，还请他坐下谈天。
桂昌宗还记得，章亚若说着说着提到她的“地位”未定，禁不住神色悲伤，满眼泪痕。
一会儿，一位姓王的医生拿着针筒来了，先试着注射章亚若的右胳膊，没插进血管，然后绕过病床，替她在左手臂打了一针。
亚若用手揉着胳膊上被针扎过的地方，看着医生跨出病房门没几秒钟，突然一声尖叫：“哎呀！不好了！”她对着桂昌宗大喊，说自己眼前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了，随即昏迷过去。
桂昌宗当时吓呆了，她跑出去赶忙找医生，护士听到他的呼喊都来了，一时间房里人声嘈杂一片混乱。有位医生说要使用冰块，吩咐桂昌宗去买。
桂昌宗在街头转了二三十分钟，好容易买了一袋冰块，赶紧回到医院，只见床边都是人，他踮起脚也看不见床上的章亚若。正着急的时候，他早先熟识的省立医院院长走到身边，给了他一张病危通知单，他还记得，单子上写得是“血中毒”。
院长没做进一步解释，桂昌宗也慌了手脚，几分钟后，人群散去，医生宣布急救无效，章亚若已死，尸体要送太平间冰存。
之后的一个下午，都是在混乱中度过，当好不容易冷静下来后，桂昌宗兄妹及章亚若的大姐懋兰都意识到，这可能是一次谋杀。
章亚若的死，根据桂氏兄妹与章亚梅的推断，应与她死前所赴晚宴有关。章亚若在赣州的同事对此也很表怀疑，只是出于对蒋经国的尊重，大家都保持沉默而已。
无论死因如何，客观上讲，章亚若的暴亡使蒋经国的仕途之虞顿消，同时，蒋经国也难免对已故的红颜知己生出几分相思之情。噩耗传到赣州，蒋经国不知何故，未能亲往奔丧，而是派了他的好友王制刚前往处理丧葬事宜。据知情人推测，他是不愿再给政敌们制造攻击自己的口实，所以才强忍悲痛未去奔丧。
章亚若的遗体葬在桂林郊区凤凰岭，碑文正中写“蒋门章夫人讳亚若之墓”，右下方是“狸儿、狮儿敬立”。这“狸儿”与“狮儿”即章亚若的遗孤孝严、孝慈兄弟俩。
关于章亚若的死因，如果从桂氏兄妹的回忆来看，似乎确有蹊跷。有人认为是蒋介石派戴笠布置杀手所杀，有人认为是蒋经国手下的情报人员，为了维护“主子”的官声，盲目护主的愚忠行为；还有人认为：蒋经国之与章亚若私通，完全是一时之兴，那一对双胞胎也是“失误”才降临于世的。据说，蒋经国曾当面告诉章亚若，不得怀有蒋家的后代。但章氏既多情又工于心计，很想用孩子套住蒋经国的身与心。结果自己却先送了命。直到1992年1月10日，正值蒋经国辞世4周年前夕，王升在台北家中接受著名主持人凌峰的采访，才对章亚若之死因做了澄清，说是因为缺乏必要的抗生素，不治而亡。
事实上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只有蒋经国自己才能解释清楚。现在，这唯一的持有“底牌”的人也已经长逝，则章亚若的死亡原因恐怕就是个永远解不开的千古之谜了。
与乃父相比，蒋经国在个人感情生活上要严肃得多了，有关他的私生活的传闻也一直并不多见。自章亚若暴卒之后，蒋经国不久即回到重庆与家人团聚，在父亲和夫人蒋方良的眼皮子底下，蒋经国纵使有心，也断断不敢再闹出第二个“章亚若风波”来。而且，公允地说，蒋经国对章亚若始终是以真情相系的，绝不是“一时之兴”。当初章亚若的丧事办完，桂辉身携章亚若的遗物及遗书赴赣州面呈蒋经国。蒋经国捧读遗书、睹物思人，不禁潸然泪下，久久不发一语。可见他对章亚若的感情之真挚，与乃父蒋介石见异思迁，始乱终弃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终蒋经国一生，除蒋方良之外，即使把章亚若墓碑上“蒋门章夫人”的文字视为蒋家对章亚若身份的一种“追认”的话，则蒋经国也不过只是一妻一妾而已。与蒋介石相比，就大为逊色了，蒋介石想把儿子塑造成自己的“复制品”，至少在婚恋、家庭方面是没有实现目的，不知老蒋九泉之下肯瞑目否？
3．经文纬武
蒋经国从苏联回国之初，曾在溪口隐居静读。蒋介石如此安排，实是用心良若：一则可以避免经国与后母宋美龄之间因合不来而产生矛盾，二则可让他在生母毛氏身边多住些时日，以慰毛氏孤寂凄凉之苦。除此之外，老蒋还有更深的用意，那便是通过“修身养性”的读书生活使经国从12年共产主义教育和马列主义思想熏陶中“清醒”过来，“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以图后进致用，继承蒋家王朝的“万年基业”。静读修养之余，蒋经国还负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向蒋介石写一份详细的《旅俄报告》，期以对12年的留苏生活来一个重新认识，彻底消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
据说，蒋经国这份旅俄报告书数易其稿，曾被老蒋连连打回，不能通过。关于这一点，可以蒋经国在其父去世后所写的《守父灵一日记》中得到验证，他记述说：“父亲对此报告，批阅四次之多，曾嘱妥为保存。”看来蒋经国几经删改之后写成的《旅俄报告》最终得到了蒋介石的首肯，因为蒋介石曾于1937年6月在写给蒋经国的信中作如下批示：“你报告二部皆已阅毕，感激殊多。回想经过之患难与苦痛，应知以后时时在家在国之难能可贵也。望常自览，应将原文寄还宝藏家中，可作宝贵材料也。”
蒋经国谨遵父命“洗心革面”但他毕竟在苏联这个“世界革命的中心”生活了12年之久，耳儒目染、潜移默化中所受到的“熏染”，绝不可能因为一份《旅俄报告》就彻底消除干净。反从他这份《旅俄报告》“被蒋介石打回来几次”这一点来看，已足可见蒋经国所受“熏染”之深。至于他最后终于写成了这份报告，终于得到蒋介石的首肯，则多半是在作“官样文章”，其以博得乃父的欢心与放心。12年的“毒化”，一份报告消解不得，几个月的“读书静养”也难以奏效。毛宁邵的回忆就说明了这一点：
1937年3月间，蒋经国从苏联回国，经上海到南京，见了蒋介石和宋美龄之后，便回到他多年离开的故乡浙江奉化溪口镇老家。那时，蒋经国就任在溪口镇的文昌阁小洋房里。这个地方环境非常优美秀丽，而且很安静，背靠山，面朝水，花香鸟语。蒋经国住在这里的主要任务就是读书。当时教他念书的先生，是特地从外地请来的，名叫徐近邻，是个从德国留学回来的学生，为人诚恳敦厚做事认真负责，待人也很热忱，他的老婆是德国人。蒋经国每天必读的书全是中国古文，像《孟子》、《曾文正公家书》等等，还习练写大、小楷毛笔字。
在溪口那些日子，蒋经国身边有八名全副武装的卫士保护，还有三个便衣卫士。这三个便衣卫士直到后来还一直跟着他，可以说是他最信任的心腹，一个叫曹激，一个叫聂兆元，一个叫徐文贵，都是由南京侍从室待卫长派来的。由于蒋经国回来，小小的溪口镇一时增添了热闹。
年轻时的蒋经国性情活泼好动。蒋家门前是一条水面很宽。很浅的小溪，他平时做完功课后经常到那里去玩，有时光着脚下溪捉鱼，有时在水较深的地方游游泳。他家的后面有一座山，蒋经国有时也去爬爬山。虽然不是居住在大城市，但他的生活还是很丰富多采的。蒋经国对母亲很孝顺，母亲的话唯命是听。有一次蒋方良提出去普陀山游玩，因为要过海，毛夫人很耽心，生怕“凶星天降”，坚决不让蒋经国去，结果只让别人陪蒋方良一个人去了。蒋介石望子成龙心切，当蒋经国在溪口住下不久，就派邵力子到溪口来看他，主要是了解蒋经国的学习和生活情况；邵力子临走时还把蒋经国自习的大小楷毛笔字带了一些回南京去了。上海有名的大亨、三北轮船公司的总经理、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虞洽卿也到溪口来看过蒋经国。还有其他一些官员也纷纷来看他，弄得蒋经国既要学习，又要应酬这些达官贵人，送往迎来，实在是忙个不亦乐乎。
蒋经国在溪口大约住了半年，抗战的风声就越来越紧了，特别是在上海沦陷以后，杭州也开始遭到了敌机的轰炸，溪口也就不那么平静了，于是蒋介石就要蒋经国赶快离开溪口到后方去。那时江西还比较安全，加上当时的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又力邀蒋经国到江西去，以讨好蒋介石，于是蒋介石便决定让蒋经国去了江西。
9月重阳过后，蒋经国在竺培风（蒋介石妹妹之子）武装警卫以及南京侍从室第一组组长袁广陛等的保护下，浩浩荡荡地向江西进发。同行的有蒋方良和他的儿子爱伦。还带了两个保姆和专门烧饭做菜的厨师张小品。到南昌后，蒋经国开始住在赣江边下沙窝的“励志社”，里面是个大院子，有礼堂，有小洋楼，是个很清静的地方。因为“励志社”不便安置住家，蒋经国不久就搬到当时的财政厅长文群的屋子里住。大概过了三四个月又搬到了二纬路的寓所。
1938年初，熊式辉安排蒋经国担任江西省保安处副处长，不久又派蒋经国兼新兵督练处处长。蒋经国很少在办公室，他喜欢一个人出去，行动很难使人捉摸，从不通知任何人，因此，往往使保卫人员感到头疼。有一天深夜，蒋经国的卫兵和司机们都认为他早该睡熟了，便结伴到外面散步，等他们回来时，大门已经关上了。这些人不敢大声叫门，也不敢接门上的电铃，在门外急得团团转，后来商量派一个人爬进墙去开门，想不到大门一打开，蒋经国也站在了大门外，原来他又出去了。
毛宁邵作为蒋经国的司机，曾在他身边工作过8年，据他的回忆，蒋经国在赣期间，推行新政，作风朴实，而且尚知“深人群众”，不摆官架子。这些，都与当时国民党官僚政客的作风大不相同，也就证明了当时的蒋经国并没有真正、完全地“洗心革面”。
据毛宁邵回忆说：
有一年的元宵（节），蒋经国突然提出要到景德镇去看看。到了景德镇，不料被那里的伤兵知道了，伤兵都来向蒋经国借钱抽烟，说打日本鬼子挂了彩，在后方连抽烟的钱都没有，都说找到蒋经国就有办法了。当时，恰好我在门口，不然的话，那些伤兵真不好对付。我对伤兵们说，蒋副处长开会去了，明天来。晚上我和蒋经国商量，第二天一大早就开车走了，连景德镇的专员都不知道我们到哪儿去了。还有一件吃馆子的事，给我印象很深，那是五六月间，天气渐渐热起来了。一天，蒋经国和待从人员在街上闲逛，正好走到豫章路的“六扒馆”门口，他突然提出要去品尝一下南昌的口味，于是便朝馆子里走。刚进店门就听到隔壁房间里传来一阵辱骂声和摔碗甩筷的叮当声。原来是一个军官盛气凌人，因服务员上饭稍慢了点，就大发雷霆，把端上来的一碗饭向服务员迎面打过去，旁边的人谁也不敢上前劝阻。蒋经国本来就喜欢管闲事，见此场面，起身走过去指责那军官的粗野行为。大概因为蒋经国穿的是便服，那军官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还说什么“少管闲事”之类的话。站在身旁的侍卫本想发作，被蒋经国拦阻了。那军官还是神气十足。最后，蒋经国只好出示自已的名片。
那军官一见名片，就像泄了气的皮球，那股耀武扬威的凶相，顿时被征服了，变成一副狼狈的样子。蒋经国当时批评了那个军官几句，把他的姓名和部队番号记了下来，饭也没吃就走了。后来一次在九江，蒋经国告诉我说：“我把六扒馆的情况告诉熊式辉以后，那个军官被关了六个月的班房。”像这样的事是不少的。因此，蒋经国还赢得了“私行察访、体恤民情”的美名。还有一次，我们到大庆视察回南昌，途经吉水县的三曲滩渡口，正碰上伤兵们闹事，拦截来往车辆。当我开车离渡口，突然一个伤兵站在跳板上强行要搭车，我们没有理会，伤兵一铁棍打过来，正好打在车顶上，坐在车上的蒋经国也给吓了一跳。随从侍卫想开枪，却被蒋经国制止了。
蒋经国一到赣州，真是马不停蹄，不是去赤殊岭，便是到五云桥，要么就穿街走巷。那时赣州的交通不方便，无论是渡章河，还是过贡水，都必须人走浮桥车过渡船，很不方便。蒋经国有时开摩托车去，有时骑自行车去，有时干脆走路，在短期内就熟悉了赣州的一些情况。
当时，蒋经国年近30，血气方刚，加上从苏联回国才两年，“布尔什维克”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失，尚未染上旧官僚习气；同时有其父蒋介石为后盾，因而能雷厉风行地烧起“三把火”。
首先，他提出“除暴安良”的口号，打击地方恶霸、流氓地痞的嚣张气焰，恢复地方秩序。其次，强调严惩贪污、整饬吏治，提倡“公仆”精神。再次，他厉行禁烟、禁赌、禁娼，改良社会风气，并且有令必行，有禁必止。通过这些措施，政令基本得以通行，社会风气趋向好转，蒋经国本人也渐渐赢得了声誉。
蒋经国在赣州确实有过雄心壮志，想把赣州治理成一个“理想王国”。他有许多新的主张，其实施办法也令人耳目一新，完全异于国民党行政官员的一套老办法。他当时很年轻，精力也十分旺盛，因此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显得作风特殊、思想活跃，也特别喜欢接近和结交各个阶层的年轻人。老报人徐铸成曾评论蒋经国，说他“初出茅庐，似乎很有些励精图治、礼贤下士的样子，重用一些他的留苏同学和精锐青年，还不时接见市民，‘勤求民隐’。一时有‘新赣南’之称。”这一时期，徐铸成同蒋经国有过一段交往，他曾撰文追述：
1942年初，我逃离刚沦陷的香港，转任桂林《大公报》总编辑。那年下半年的一天下午，忽然接到一位陌生人的电话，说他路过桂林，准备来拜访。通名之下，才知道就是“蒋公子”。因为报馆在离城三四里的山脚下，不通车，只有一条从坟堆里踏出的小径可通，我是走惯了的，我觉得还是我进城去看他较为方便。
那时，他不过三十多岁，矮矮胖胖，看来很健康，愉快而和蔼。照例寒暄以后，他取出一卷文稿，是纪念他的亡友王后安的，问是否可以在《大公报》刊载。我看文词很真挚生动，事迹也颇感人，就答应了。王曾任赣南区的南康县长，与原上饶县长王继春都是蒋所倚重的干才，都因劳累而病死在任上。
蒋还很诚恳地邀我去赣南参观，说：“我年轻，没有经验，希望朋友们去看看，多加指教。”我以工作抽不开身，婉言辞谢了。
第二年初夏，我和一位姓邓的朋友，结伴作东南之行，目的在迎接从上海逃出的一批大公报社职员的眷属，包括我的、妻儿。因为是私事，相约不惊扰沿途的友好。
赣州是必经之路，晚上到了那里，就寻个干净的旅馆安顿，然后到街头吃了晚饭并稍稍观光市容，即回旅馆休息。因为连日“鞍马劳顿”，第二天“日上三竿”时才醒来。起身后，即招呼“茶房”倒洗脸水。他说：“蒋专员来看你，已在门外等了一个钟头了。”我惶惑的说：“为什么不早喊醒我？”他说：“蒋专员说你一定很劳累，让你多睡些，不要吵醒你。”我听了惶恐而感激地马上出迎，说明此行只是路过，不敢打扰。他含笑说：“不行，我们这里的规矩，不住满一星期是决不放行的。”经过“讨价还价”，决定“屈留”三天。
这三天中，他陪我看城郊的水利设施，游览八景台等名胜，并参观他为培养青年干部而设立的“虎同营”新村。他一路和过往的行人点头打招呼，市面的情况和清洁、秩序，看来也远比桂林、韶关等城市为好。我也曾旁观他定期的接见市民，被接见的，也看不出有什么拘束的样子。
三天走马看花的印象是：一、他年轻，似乎很想有所作为，有所表现；二、看来他很讨厌那些党棍和老官僚们，想培养一批年轻的干部，予以重用；三、他很有爱国心，尊崇民族英雄，他所办的报纸和其他事业，不少以“正气”命名，以纪念文天祥，提倡民族正气。最后，他像是很能礼贤下士。
他天天陪我吃饭，我注意他的酒量很大。我那时也不到四十，年轻豪饮，但一经较量，就败阵了。我问他如何有这样的“海量”？他凄然回答：“那是在西伯利亚那几年逼出来的。士兵每天要发一升伏特加，性烈如酒精；不灌下这些，如何能熬过那彻骨的严寒！”
后来，我到苏南接取那批眷属后，再过赣州，蒋又盛情款待。
由于我不通世故，习于疏懒，回桂以后，连一封表示感谢的信都没有写过。第二年桂林沦陷，逃到重庆，有一天去复兴关办公，我不好意思去看他，把一张名片托朋友代为致意。想不到过了两天，他亲自驾吉普车到李子坝的大公报馆来看我，依然盛意殷殷。
蒋经国这一时期的“待人以诚”，不像是故意摆个样子给人看的。他的“礼贤下士”也完全是出自真心。据在赣州与蒋经国同事过的人们回忆，一致认为他十分“平易”，从来不摆官架子和耍“太子”威风。常常是夹克短衣，漏斗形马裤，皮鞭在手，爱戴鸭舌帽，就像一个赛马场上的骑士。他不喜欢别人叫他的官衔，说是那样称呼就让他什么也不会做了。因此，当时的青年人都呼他为“小蒋”，以示亲近而又有几分崇敬的意思。
在执任保安处副处长和督练处处长期间油于蒋经国刚从苏联回国，对于在苏联红军军政学校学习的有关政治和军事知识，仍然在头脑中产生影响。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与当地的官吏则有着明显的不同。据史料记载，蒋经国在当时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对于苏联红军中的政治工作有过如下的论述：
党的工作对象是党员，而军事政治工作的对象则是非党员。对于党的两个机关的政治工作，有必要相互发生关系，而执行的政治路线也必须一致。
共产党是军队中的唯一指导者，军、师团、旅团、团队中均有共产党的代表，而这个代表的权力，和军官是同等的；军部的命令，如果没有党代表的签名，就无法生效。此外，在部队中还有政治指导员制度，他们的任务和党代表是大同小异的。在国内发生战争时，党代表除了负责宣传训练工作之外，还负有检查军官命令是否正确及监视的任务。
蒋经国利用在苏联获得的知识和经验，决心把赣南治理好。他经常和士兵、下属共食共寝，像一家人一样亲密无间。这种作风，在当时真是前所未有的，使许多人瞠目结舌。
赣州官场上，多半是贪官污吏。他们和土豪劣绅同流合污，使得民主制度疲惫，鸦片、赌徒、私娼横行猖撅。这里的前几任县长，没有一个人能够铲除私弊，而只有包庇作恶，饱肥私囊，成为土豪劣绅的代理人。面对这一切，蒋经国果断地下了禁止鸦片。禁止赌博、取缔私娼等恶业的命令。对于明知故犯的高官及其亲属，他主张不予宽容；对抗拒法令、为首作恶者，处以极刑。这一雷厉风行的措施，使地痞、流氓、赌棍、私娼以及形形色色的顽劣势力销声匿迹，横行赣县的一个叫刘甲方的劣绅和一个叫余某某的军阀，也伏首帖耳，服法听命。
当时蒋经国，虽为一县之尊，后来又升任专员，却不奢侈挥霍。平时，他不使用公用的三轮车，经常身穿简朴的衬衫，脚着粗陋的草鞋到农村去巡视。有记载说，在1939年到1940年的一年中，他步行约1500多公里的路程，走遍赣南的十三个县，对于全地区桥梁的铺设和水利设施，都了如指掌。
1940年夏季，蒋经国提出“新赣南建设三年计划”之后，又改为“五年计划”，准备在赣县郊外的中华新村设立现在建筑的托儿所、幼稚园、小学和中学，再设立贫民食堂，以收容孤儿、弃婴，取缔私娼、烟馆、赌博场，帮助犯罪者重新做人，还反对浪费的恶习，鼓励集体婚礼。又准备开设新赣南合作社和交易公店，以统治米、食油、盐等日用品，并把原来四十余种赋税简化为一种，以减轻人民负担，减少官差从中盘剥的机会。
赣南过去的征兵制度，是以没有能力或不愿进行贿赂的贫民子弟为对象；新计划法令规定，即使是要人之子，也无法避开兵役的责任。
对于文教政策，相继出版发行《正令日报》和期刊《中国青年》，江西三民主义青年团还刊印了一份《青年日报》。
与此同时，对管区内5万余名三青团员进行指导教育以使他们大部份成为东南战区的骨干分子。
新计划严格区分公与私，规定公职人员私用长途电话费，自己掏腰包支付；每星期一下午，打开公署的大门，听取民众的申诉。
蒋经国这般作为，使得政府高级官员望而生畏，不得不刮目相看；一时被人们称之为“全面政治建设的模范”。只因1943年12月被任命为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蒋经国离开江西到重庆赴任，没有看到“五年计划”的成果，但他的设计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
蒋经国在赣南推行新政，目的是要在赣南这块试验区内搞出一个国民党行政规范的样板来。他经常将所谓“新赣南”同当时享誉中外的革命根据地陕甘宁地区相比，并向外界宣传说：“共产党有陕北，国民党有赣南，谁成功，谁失败，以后看。”的确，原本是“烂摊子”的赣南，经蒋经国的治理整顿后，确实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蒋青天”的称号也成为一时之誉，经国民党传媒的大力渲染，前来参观者络绎不绝，许多外国记者也纷至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