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节

正月初六，嘉庆进行人事调整。

正月初八，嘉庆命令上奏文件直接送给他，军机处不得抄录副本。

正月初九，在公布乾隆遗诏的同时，嘉庆宣布革除和珅、福长安职务，交由刑部，并命查抄和珅家产。

正月十一，嘉庆宣布和珅的二十大罪状，并要各省督抚表态。

正月十五，直隶总督胡季堂首先表态，请求将和珅凌迟处死。

正月十八，在京大臣奏请将和珅凌迟处死，将同案的福长安斩首。嘉庆表示，为了国家的面子，恩赐和珅自尽。对福长安改判死缓，但要让他亲眼看着和珅自尽。

随后，除了和珅的亲信伊江阿、吴省兰、吴省钦等人受到处分外，其他由和珅保举或向他行贿的官员都不予追究，保证了政局稳定。

嘉庆为什么要铲除和珅？

有人说和珅被杀是因为他太富了，所谓“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说他的家产值白银8亿两，是清王朝十年财政收入的总和，所以招来杀身之祸。

从查抄家产的清单中可以看出，和珅长期把持崇文门税关，索贿受贿；大量兼并土地；开设当铺银号，放高利贷；开设煤窑、跑运输……大量银子进入他的私囊。

巨大的财富使和珅过着帝王般奢华的生活，他在北京、承德等地都建有住所。和珅在北京什刹海畔建起豪宅（今恭王府），府内甚至仿乾隆宁寿宫建起楠木房，并仿皇帝建制修建垂花门等。和珅还在北京海淀建有淑春园，即今北大未名湖。和珅不仅享受着姬妾成群、锦衣玉食的生活，还梦想着死后像皇帝一样风光，他在河北蓟州（今蓟县）修建巨大坟墓，规格甚至超过亲王，民间称之为“和陵”。和珅被抄家时，坟墓被平毁。

和珅被抄家时，除各处房产花园外，还抄出银子300多万两、金子32000多两；土地10多万亩，收租房屋1000多间；各处当铺银号以及各种珠宝、衣物等。其总家产折合白银约有1000万两。当时，清政府一年的收入也不过七八千万两。

通过和珅仿皇帝建制修建房屋、陵墓等，不难看出他已不光是贪恋钱财，权欲之大已到了惊人地步。这才是他招致杀身之祸的主因。

嘉庆四年，嘉庆在张诚基奏折上批示：“朕若不除和珅，天下人只知有和珅，不知有朕。”

其实嘉庆对查抄和珅的家产是适可而止的。嘉庆四年正月，他在直隶布政使吴熊光奏折上明确批示，“不必过于株连搜求”。甚至后来大臣萨彬图奏称目前抄出的不足和珅家产十分之一，请求再深挖严追时，遭到了嘉庆的严厉批评。

由此可见，嘉庆杀和珅是因他权力太大，已经严重威胁到皇权，嘉庆甚至怀疑他可能会谋反。不过，嘉庆对和珅的功绩和才能还是肯定的。嘉庆十九年，清国史馆将编好的《和珅列传》送嘉庆过目。嘉庆见记载极简单，只记录了和珅的官阶履历，很不满意。他批示：和珅并非一无是处，他“精明敏捷”，任职30年还是做了很多事的。只是和珅“贪鄙性成，怙势营私，狂妄专擅”，才不得不加以重罚，为此嘉庆下令重新编写。

乾隆时期，和珅也许运气太好了，盛极而衰。嘉庆元年以后，和珅的家庭接连遭到不幸。

嘉庆元年七月初七，被和珅视为掌上明珠的次子刚满两岁就夭折了，当时他正随驾避暑山庄，听到这不幸的消息极为伤心。

两个多月后，和珅弟弟四川总督和琳又染瘴气身亡。和氏兄弟手足情深，和琳又是他官场上的一大支柱，突然暴亡，和珅格外悲痛。

嘉庆二年，和珅的孙子夭折。

嘉庆三年，和珅结发三十年的妻子冯氏也撒手而去。

和珅虽妻妾成群，但与冯氏感情最为深厚。不到一年，和珅本人也成了泉下之鬼。和珅死后，他的儿子丰绅殷德在河北蓟州草草埋葬了和珅。

和珅始终认为是被自己的才华给害了。和珅的确是个有才的人，但他最大的才华却是玩弄权术。他能登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靠的是紧紧傍着皇帝、讨得皇帝欢心的本事，然而这种本事却不能让他永远享受富贵，最终还是皇帝把他送上了断头台。

清嘉庆十六年（1811）十月十一日，在湖南长沙府湘乡县一个叫白杨坪的偏僻村庄，诞生了一位对晚清历史影响颇大的人物——曾国藩。

曾国藩没有显赫的家世，直到他的祖父曾玉屏时才成为当地一个拥有100多亩土地的小地主，而他的父亲曾麟书43岁时才考取一个秀才。但是中国人总是喜欢把一些灵异之事附会到大人物身上，对曾国藩也不例外。

传说曾国藩出生的前一天晚上，其曾祖父曾竟希公做了一个梦：一条巨蟒，盘旋空中，旋绕于宅之左右，接着入室庭，蹲踞良久。老人第二天早晨百思不得其解，随即有人告诉他：“恭喜公公，今早添了一个曾孙了。”老人一听，恍然大悟，认为这新出生的曾孙就是那条蟒蛇投的胎。他联想起唐朝名将郭子仪出生时其祖父也梦见大蟒蛇进门，因此认为曾家将来也要出一个大贵人。很快曾国藩是蟒蛇投胎之说就在当地传开了。随着曾国藩的名气越来越大，这个说法也就越传越远。

事也甚巧，曾国藩生有疥癣，小时还并无多大痒痛。到了35岁以后，曾国藩的功名官运，一天一天地高升，他身上的疥癣也随着一天一天地扩大，简直奇痒无比。曾国藩在日记中多次记载，苦不堪言。

在曾国藩祖屋的后面，“旧有古树一株，为藤所绕，树已槁而藤且益大且茂，矫若虬龙，垂荫一亩，亦世所罕见者”。这条巨藤，活像一条巨蟒，乡人称之为蟒蛇藤。曾国藩在世时，藤叶藤枝，迎风摇曳，得意洋洋；待曾国藩死后，该藤就叶落枝枯，不久就死了。人们对此觉得很是奇怪。这样，巨蟒入梦，癣如鳞，祖屋藤似蟒蛇，种种异事都发生在曾国藩身上。有人因缘附会，杜撰了曾国藩是巨蟒转世的神话。

当然，上述传说或巧合、或附会、或杜撰，不足凭信。但是，如果我们抛开评判功过是非的定性评价，曾国藩一生为人处世、成就的事业，确实是常人所难以企及的，有时甚至真有点像是天佑神助。

据清人朱克敬撰《瞑庵杂识》记载，曾国藩曾经对吴敏树和郭嵩焘说，自己死后的碑文由这两位执笔，但是要加上这样的话：“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

曾国藩的运气往往表现在人生的关键时刻。

科考得意，入翰林院　曾国藩6岁从师入学，14岁应童子试，先后考了7次，到23岁才成为生员（秀才），第二年中湖南乡试第三十六名举人。28岁那年到京城会试，考取第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一般来说，中了进士便具备了做官的资格，但不容易做到大官。当时的“终南捷径”就是到翰林院镀金——被点了翰林，升迁就会加快。当时的进士分为三甲，一甲的进士三名，即状元、榜眼和探花，他们一般在发榜之后就会被授职为翰林院的修撰、编修等官。二甲三甲的进士则必须通过下面的“朝考”才能进入翰林院。一般来说，三甲进士入翰林院的几率不大。据说，曾国藩知道自己名列三甲后很是丧气，当即就想打道回府。因为朋友苦劝才勉强参加了朝考。结果，曾国藩的朝考成绩却出奇的好，列一等第三名（试卷进呈御览后，又特别提为一等第二名），改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馆深造。两年之后，庶吉士散馆，授曾国藩翰林院检讨，秩从七品。从此开始了他12年的京师为宦生涯。

权臣垂青，十年七迁　曾国藩自1840年得授翰林院检讨，到1849年已经升任礼部右侍郎，十年七迁，跃升十级，成为二品大员。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中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不敢为此不近人情之称许。”可见，曾国藩自己也料想不到升迁会如此之快，简直有点“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味道。

曾国藩之被超常拔擢，一方面得益于他自己的刻苦自砺，办事干练，而更重要的则是得到权臣的赏识和襄助，这个权臣就是在当时权倾朝野、在后世臭名昭著的穆彰阿。穆彰阿是曾国藩1838年参加会试时的正总裁（主考官），因此两人有师生之谊。穆彰阿的赏识和关照，使曾国藩的官职不断得到升迁。

曾国藩仕途顺利，自然对他所服务的朝廷感恩戴德，面对当时内忧患的局面，他更急于为这个朝廷做点什么。也许在他看来，当时最大的祸患，并不是外国的兵舰，而是朝野上下因循苟且的不良政治风气、官吏蠹民引发的深层社会矛盾。因此，他在咸丰皇帝即位后，上了一道名为《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的折子，大致的意思是建议咸丰皇帝不要因为斤斤于细节而忽略大事，不要因为尚文饰而不求实效，不要因为凡事专断而使大臣无所措手足。这么尖锐的批评在唯唯诺诺已成风气的当时，无疑是有一定风险的。曾国藩自己自然十分清楚，“折子初上时，余犹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事实上，咸丰皇帝看了折子后确实很生气，“欲罪之”，后因为大臣求情才作罢，还假惺惺地“优诏褒奖”。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于他所效力的朝廷还是很有责任感的，这种责任感一方面来自他对朝廷眷顾的知恩图报，一方面来自儒家文化的熏陶，而更重要的是他个人的命运与这个朝廷的命运休戚相关。曾国藩想做一名忠臣，看不惯官场的腐朽和暮气沉沉，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警醒皇上，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现状。其结果则是，他的要求和建议根本得不到重视，反而使自己在朝臣中越来越孤立。此时，他所依仗的穆彰阿也已被罢黜，京师再也没有他得以施展的空间。曾国藩在一首诗中写道：“补天倘无术，不如且荷锄。”说明他已经萌生了退志。

咸丰二年（1852），朝廷令曾国藩到江西主持乡试，他如释重负，立即离京。途中又得知老母故去，他只好回家奔丧。在曾国藩回乡后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全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改变，太平军的声势迅速高涨，清廷所依仗的绿营兵不堪一击，清政府急命各地加紧兴办团练。1853年1月，任命曾国藩为湖南团练大臣。历史又一次给了曾国藩展示才能的机会。

可以说，曾国藩真正走上历史前台，施加他对中国近代历史的独特影响，是以他在原籍襄办团练，协助地方官筹办“防剿”开始的。这不仅关系到曾国藩的一生荣辱，而且关系到大清王朝的气脉运数。从这时起，曾国藩的才能和个性逐渐得到展示；也是从这时起，人们给了他各式各样的骂名和美誉。

“曾剃头”“曾屠户”　在太平军巨大声势的影响下，湖南政局动荡，许多不满地方官压迫和地主豪绅盘剥的农民趁机起来活动。曾国藩看到湖南的形势严峻，存在着爆发大规模起义的危险，因此断然采取铁腕高压政策。一方面，鼓励乡绅捕杀和捆送本乡、本族之敢于反抗之民，“轻则治以家刑，重则置之死地”，各地的土豪劣绅平时就欺压良善，此时更是为所欲为。另一方面，在团练大臣公馆直接设立审案局，“派知州一人，照磨一人承审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审案局成为在司法部门之外可以随意捕人、审讯、杀人的机构。因为用刑苛酷，凡被抓入审讯者，很少能够生还。据曾国藩自己奏称，截止到咸丰三年（1853）六月，仅仅4个月，审案局就直接杀人137名，其中“立予正法”者就达104名，“立毙杖下”者2名，“监毙狱中”者31名。

不仅他自己直接杀人，他的父亲和四弟也在家杀人，以至于该县县官熊某心知冤屈太甚，对自己不利，没有几天就要私哭一次。有人问他何故，他说：“曾四爷又欲假我手杀人矣。”

在曾国藩的恐怖政策下，湖南地方的地主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