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节

意气用事，因为意气用事或冲动都极容易使得自己失去理智而遭到挫败”，“小不忍则乱大谋”。台湾要“突破困境”，必须在观念及做法上做必要的检讨与研究。“经国以为任何外来的挑战，都不足惧，最要紧的是我们内部要团结”。《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5辑第321～322页。

蒋经国在会上一再强调：“个人的生死毁誉并不足惜，重要的是‘国家’、民族的命脉。”

10月15日，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再次就容忍民进党成立发表谈话称：

“凡执政党同志，应以中国国民党一向大公无私，为‘国’为民的诚意和开明的豁达，积极求进的作为，与所有爱‘国家’、爱民族的人共同努力”；进一步协调“促进沟通”；以“推动‘革新’，使‘民主宪政’更充实、更完美”。

蒋经国宣称，他之所以容忍民进党成立，“是一心为‘国家’的长远利益打算，一心为全民的永远幸福着想，一心为‘复国’大业奠定不拔的根基”。《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5辑第324页。

就在这次国民党中常会上，根据蒋经国的提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解除戒严”、开放“党禁”的决议，并交“行政院”另定“动员戡乱时期安全法”(简称“国安法”)、“人民团体组织法”与“选举罢免法”，待完成“立法”程序后公布实施。这一决定，使台湾地区实施30多年的“戒严令”将被解除。

在蒋经国的容忍之下，先头抢滩的民进党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纲、党章，选举江鹏坚为该党中央常务执行委员会主席。翌日，国民党中央秘书长马树礼宣称：对民进党成立及代表大会持“容忍和谐立场”。

民进党成立后，国民党一党独裁的局面即将结束，台湾将会出现两党或多党竞争的局面。民进党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可能取代国民党的地位，但可对国民党起一定的制衡作用。国民党则企图通过“法律”手段来抑制民进党的发展及活动。民进党则挟其拥有一定的群众力量和美国支持与之抗衡。双方初期斗争的焦点围绕着制定“国安法”展开。蒋经国强调，处于“非常时期”，中共“没有放弃侵犯我们并吞并我们的野心”，因此，必须在“解严”后制定、实施“国安法”，并遵守“遵宪”、“反共”和“反对分离主义”三原则。而 民进党则主张“回归宪法”，取消“临时条款”，反对制定所谓的“国安法”，尤其强烈反对把上述三原则写进“该法”。双方就此问题不仅在“立法院”发生严重争执，而且在街头也出现了摩擦。

1987年3月18日，200多名“五一九绿色行动本部”队员及部分民众集会在“立法院”门口，要求立即解除“戒严”，但反对制定“国安法”。民进党“立委”与抗议人员进行沟通时，声称于17日晚已通过“解除戒严，恢复宪政之实施程序草案”。由于台湾当局放慢审查“国安法”，民进党决定于4月19日发动党员及群众到“总统府”示威。蒋经国对此高度重视，指令“安全局”专门设立了“思微专案”小组，负责研拟对策。“安全局”对“总统府”部署三层警、宪人员，全岛情治单位，包括“警总”、“调查局”和宪兵队等都进入戒备阶段；美国在台协会也委婉向记者表示反对4月19日示威行动。民进党本身对此行动意见也不统一，加之国民党保守派企图利用此次行动制造镇压民进党的借口。在此情形下，民进党宣布示威延期。

5月19日，民进党组织5000多人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举行示威游行，抗议“戒严”，抗议制定“国安法”。游行从下午1点开始持续12小时，民进党领导人谢长廷、尤清、朱高正、江鹏坚、周清玉等带队，因当局事先布置，未发生流血事件。继五一九示威行动之后，民进党于6月12日又在“立法院”发起反对制定“国安法”示威活动。由于两个亲国民党的团体“反共爱国阵线”及“全民爱国会”联合参与反制行动，致使“立法院”所在地段(包括台北中山南路、济南路、青岛东西路一带)人群集聚，交通中断。由于双方从叫骂到动手，致使流血事件发生，后警察也卷进冲突之中。直至深夜，游行队伍才开始散去。

民进党两次游行事件之后，各界多有评论。台大法律系教授李鸿禧称：“五一九行动的产生，完全起源于‘国内’长期‘戒严’及‘议会’功能不彰所造成的。执政党应积极推动‘解严’工作。”“总统府顾问”陶百川也发表谈话称：鉴于民进党的活动，希望当局赶快通过“国安法”，以便解除“戒严”。

对于民进党愈演愈烈的街头示威，国民党最高当局态度较为严厉。5月27日，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讲话时，情绪比较激动。他说：

“正值‘国家’全面精进及本党推展‘革新’之际，我们深感本党责无旁贷且任重道远，更应在既有的基础上，加强团结，不让任何因素分化我们的力量，也不容任何问题破坏我们的和谐。”“上周在台北东区发生的街头活动，引起社会不安。”宣称无论民进党怎样反对，凡是当局决定要做的，“必须全力贯彻执行”。解除“戒严令”之后，必须制定“国安法”。因为此项政策“适应当前情势所需”。《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5辑第350～351页。

6月13日，“行政院长”俞国华秉承蒋经国旨意称：六一二街头“动乱”将“依法”惩处，追究刑事责任。他指示“内政部”、“司法部”尽速处理此一事件，并提出4条处理原则。6月17日，“法务部长”施启扬也表示：当局将“依法”公平处理六一二事件。施还宣称：台北地检处已对六一二事件的首谋分子谢长廷、洪奇昌、江盖世、许承东发出传票，于6月20日到庭应讯。这几人的罪名是“涉有妨害公共秩序等罪嫌”。1987年7月15日《中央日报》。

针对蒋经国与当局领导人的严厉口吻与措施，党外人士立刻反击。6月15日，民进党籍“立委”尤清、黄煌雄、康宁祥、朱高正、许荣淑等在“立法院”审议“国安法”时提出抗议，会场发生混乱，费希平等人退席。18日，民进党党籍“国大代表”声称将于20日强行晋见蒋经国。蒋经国见状决定加快“国安法”的审定工作，及早解除“戒严”，以缓和同党外势力的冲突。7月8日，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常会上作报告时，态度较为和缓地说：

“现在已经决定‘解严’，解除‘戒严令’是我们‘国家’的一件大事”，“是早已决定的大方向”，“在这大转变的时代，我们不必去计较那些小地方，要从大处和远处看。诚然目前仍有许多困难，但我们要克服这些困难”。《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5辑第364页

与此同时，“立法院”根据蒋经国的一系列指示，通过了“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草案)”。事后，蒋经国亲自召见俞国华及各“部会”有关首脑，指示两点：

(1)原在“戒严”期间施行的各种相关“法令”，尽速在短期内修正或废止“解严”后不能继续适用的“法令”；

(2)各部门对“解严”后的情势要有正确的评估，定出切合实际的措施。

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蒋经国于7月14日正式宣布：台湾地区自7月15日零时起解除“戒严”。与此同时，新制定的“国安法”及施行细则也正式生效。同日晚，“行政院新闻局长”邵玉铭奉蒋经国令举行记者招待会，宣称解除“戒严”有三方面实质性的意义：

(1)军事管制范围的减缩与普通行政及“司法”机关职权的扩张；

(2)人民的权利大幅增进；

(3)行政必须依据“法律”。

邵玉铭还说：解除“戒严”是指解除台湾本岛及澎湖地区，并不包括金门、马祖等地。解除“戒严”是指解除“戒严令”，“戒严法”仍存在有效。他还宣称：“解严”后因“戒严令”而产生的30种行政命令也随之“永久废止”③1987年7月15日《中央日报》。。与此同时，“司法院”发布减刑明朗复权案审核结果：计有许南古等237名受刑人获减刑，23人刑满开释，70人移“司法”监所继续执行；70名侦审中的被告，分别由检察处侦察和法院审判。许信良、傅朝枢等15名原被军法机关通缉的“叛乱”罪案嫌犯移由高检处下通缉令。③蒋经国宣布台湾解除“戒严令”，代之以“国安法”，维持统治，这是国民党迁台40年来政治上的一件大事，对于蒋经国此举评论颇多。

台湾当局大肆宣传“解严”是台湾“民主宪政”发展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也是执政党过去数十年来不断努力奋斗的希望达成的目标”。蒋经国本人也宣称：“‘解严’将使台湾迈向一个更民主、更自由、更进步的时代。”

美国对台湾当局解除“戒严令”表示欢迎。国务院发言人称台湾解除“戒严令”后，台湾人民的政治生活会有非常重大的改变”。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则认为台湾当局“扩大公民自由的幅度太小，而且太慢”。日本舆论界称“‘解严’是迈向民主化的历史性的步骤”，它将影响亚洲的政治局势，其中包括台湾和大陆的未来关系。

“解严令”实施当日，台湾《民众日报》刊载海内外学者谈“解严”与“国安法”。美国一大学教授称此举有换汤不换药之感。谢善元先生认为用“国安法”代替“戒严令”，是多此一举。台大政治系主任蔡政文则认为“国安法”是大杂烩，其作用类似古时的尚方宝剑，以吓阻“解严”后混乱的局面。

民进党对国民党当局以“国安法”取代“戒严令”始终持坚决反对态度。他们认为“国安法”是“恶法”，与“戒严令”相较，是换汤不换药。民进党负责人康宁祥对记者称：“我们小心地观望着‘政府’的下一步，在很大程度上目前政治环境仍不明朗。”

如果现在断定台湾“解严”就一定会“迈向更民主、更自由、更进步的时代”，还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但如果说“解严”与“戒严”一样，也欠公平。如果将“国安法”与“戒严法”及有关“法令”作一认真比较的话，即可发现台湾由军事“戒严”体制向“法制”方向转化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例如：台澎地区的安全管理权，由过去军事机关改为行政警察机关负责；海防管制线范围大大缩小，由原海岸管制线1411公里缩短为541公里；人民也得到了比过去更多的自由与权利。再如：军事法庭权限缩小，“司法”权限扩大；对“违法”者量刑较轻。当然也应看到，“国安法”与“戒严法”在根本上有一致之处。再者，蒋经国解除“戒严”的主观意图是缓和台湾社会的矛盾，然而在事实上却为党外势力中“台独”分子提供了公然宣称“台独”主张的有利条件。例如，1987年4月，郑楠榕在一次反对“国安法”的群众演讲会和杂志上公开称：“我主张台湾独立。”6月12日，民进党成员江盖世举着“人民有主张台湾独立的自由”的标语牌在“立法院”门前静坐抗议，反对制定“国安法”。民进党党籍“立法委员”尤清在“立法院”院会上公开呼吁台湾当局以独立身份重新参加世界组织。

8月，民进党一些持“台独”观点的成员发起“海内外共同声援台湾人有主张独立的自由”签名运动。同月，台湾政治受难者联谊会在台北宣告成立，并将章程草案中的“台湾之前途应由台湾全体人民共同决定”修改为“台湾应该独立”，使台湾岛内首次出现了公开打出“主张台湾独立”旗号的第一个政治团体。从此，“台独”活动在台湾岛内日趋猖獗。

蒋经国病逝后，李登辉虽然口口声声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独”的立场，但对“台独”活动实际采取纵容政策，特别是他继任第八任“总统”以来，不但特赦了一批“台独叛乱犯”，而且还邀请海外一批著名的“台独”分子回台参加“国是”会议，让他们登堂入室，宣扬其主张。台湾当局又借口进行“政治民主化”，对“台独”的言行包庇、纵容越来越明显，致使“台独”活动更加猖獗。总之，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既有其积极作用，又有其消极影响。

随着蒋经国宣布解除台岛“戒严”，“党禁”也被解除。各种政治力量及代表人物乘此良机，纷纷登场，使台湾岛迅速出现了一个竞相组党的局面。

与竞相组党局面相呼应的是社会团体到处出现，据台报载，截止到1991年底，登记在册的台湾社会团体就多达137个，而不愿登记自行组织的党派和不具党名的政治团体，则也为数不少。党外势力组党从“非法”到“合法”，可以说是国民党退台近40年来政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不仅表现为民进党结束体制外抗争，走上了以“执政”为目标的发展阶段；同时也表现为国民党接纳了众多“合法”对手在“法律”基础上与之进行竞争。

从很大程度上讲，蒋经国开放大陆探亲有老兵呼声的印迹。

据台报统计，台湾大约有40万国民党退伍老兵。这部分人绝大多数是1949年随国民党退台的。当年蒋介石提出5年即可获得“反攻大陆”成功，让他们即时返回大陆老家。然而蒋介石开出的是一张永远无法兑现的政治支票，随着祖国大陆的日益强盛，“反攻大陆”终成泡影，老兵归家无日。为了排解怀乡思念之情，起初老兵组织同乡会、宗亲会。后来时间一长 ，便在台湾形成了思亲热、寻根热。有人将这种强烈的对故乡、亲人的眷念倾注于笔端，发出“有家愧我归难得”等感叹。60年代于右任在临终前写下的“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的诗句，震撼了台湾岛。70年代以来，台湾新闻界、史学界、出版界等纷纷以“根”为主题，从台湾的历史、地理、文化、风俗、宗教、姓氏等方面，考证台湾与大陆的渊源关系。于是，在台湾引发了返籍求谱、认亲归宗热。80年代中后期，台湾大陆籍民众的怀乡思亲之情愈益强烈，人们的眷念之情由文字转为行动。不少人经由美国、日本、香港等地赴大陆省亲、祭祖，这种行动最后竟成了公开的秘密。在台湾的报刊上，人们经常能读到类似“近乡(大陆)情更怯”

的文章，胆大者更写出同大陆子女亲人如何在海外见面、通电话、写信等细腻感人的情节。尽管此时台湾当局仍“禁”字高悬，不许民众赴大陆探亲、祭祖，但在老兵的强烈呼吁下，一场轰轰烈烈的返乡探亲运动在台岛展开，最终迫使台湾当局对其“大陆政策”做了某种调整。

据国民党退伍老兵讲：“我们这一群来自大陆的退伍兵对国民党，从当初的‘坚决拥护’、‘矢志追随’，演变到今天的‘怨声载道’离德离心；这不单单是因为国民党在物质上亏待我们!物质上的欠缺，固然是造成许多老兵退伍后流落街头的原因；以台湾社会的资本主义政策所造成的贫富差距的悬殊，‘人为’政治所造成的贪污腐化，每每使我们‘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心理上的不平，最令我们在精神上感到极度痛苦的，那就是国民党当局，30多年来坚持其违反人性的‘政策’，不让我们大陆来的民众——特别是退伍老兵，与大陆亲人有联系、探望的机会。”“在长达30多年的岁月中，凛于严厉的禁制，我们将人性中最大的需求，压在心灵深处，只在深夜梦回之时，放枕痛哭。多少人等不及见到家人，客死台湾，饮恨终身。”香港《广角镜》1986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