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节

院研究财经专业，获得学士学位。从1947年至1955年，俞出任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会副执行董事。1957年被召回台湾，先后任“中央信托局局长”、“中国银行董事长”。1967年又出任“财政部长”，两年后升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并接替徐柏园的中央银行总裁职。蒋介石病逝后，俞的升迁未受影响。1977年，蒋经国将“行政院”财经小组和经济设计委员会合并成立跨“部会”的经济建设委员会，同年12月，由俞国华兼任主任委员；他同时还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文化经济专业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及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是台湾财经金融界的第一号大亨，成为名副其实擅长理财的台湾财经大总管及蒋氏家族的“财房先生”，在台湾财政金融界被尊为“俞老总”。1978年5月20日，蒋经国任“总统”后，翌年经蒋经国圈定俞为国民党中央常委，从而进入国民党的决策核心。孙运璇因病辞去“行政院长”职之后，俞国华于1984年5月出任台湾“行政院长”。俞在就任“阁揆”时，蒋经国对与会者介绍说：

余“经过审慎考虑，提名俞国华同志为‘行政院长’。俞同志谨身笃志，有守有为，50年来献身革命，其长处即是无论在任何工作岗位上，都能尽忠职守，达成任务”。《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5辑第180页。

据台报载，经过精心安排，蒋经国已将他的班底平均配置在5个运作性的系统之中：

(1)政务系统——以俞国华为主，以李焕、马纪壮为辅，以林洋港为搭配，新生代的陈履安、钱复、魏镛、施启扬、吴伯雄、章孝严等为选拔对象。

(2)党务系统——以马树礼为主，以宋时选、白万祥为辅，以赵自齐、郭哲、肖昌乐为搭配，以新生代的马英九、宋楚瑜等人为选拔对象。马英九、宋楚瑜等人又随时可能转入政务系统，独当一面。

(3)军事系统——以郝柏村为主，以蒋纬国、邹坚、张国英、蒋仲苓为辅，以黄埔系元老何应钦、黄杰、袁守谦为重镇，以“国防部长”宋长志为搭配，并以陈守山、许历农、宋心濂为选拔对象。

(4)情治系统——以汪敬煦为主，以翁文维为辅，以陈守山为搭配，而以汪道渊、沈昌焕为权力核心中代表发言的重镇。

(5)财经方面——亦以俞国华为主，以李国鼎、张继正、赵耀东、周宏涛为辅，以新生代的钱纯、王章清、王昭明、肖万长等为选拔对象。

台籍菁英分别按比例列入五大系统之中。如果将其抽出单独审视的话，则是：以李登辉为主，以林洋港为辅，以邱创焕、吴伯雄、连战、施启扬、许水德、高育仁、张建邦、苏南成、许新枝等为选拔对象。

中国要统一，中国一定能够统一。这不仅是台湾海峡两岸人民的多年愿望，也是国共两党的共同要求。但如何实现统一，国共两党却存有歧见，两岸民众亦有不同看法。

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的真正松动是从中国共产党对台方针的改变开始的。

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反复筹划着如何解决祖国统一问题。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 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摆脱了“左”的影响，在国共两党与海峡两岸关系上采取了务实的做法。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谈及中美关系时指出：

“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的面前。”1978年12月22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载1978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消除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大国际障碍。台美“断交”之后，台湾海峡两岸的斗争形势已由以中美之间斗争为主，转变为主要是中国内部之间的矛盾。为此，全国人大常会于1979年1月1日及时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书中略云：

“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已经表示决心，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载1979年1月1日《人民日报》。

《告台湾同胞书》还提议举行国共两党谈判，来结束台湾海峡两岸的对峙状态。

同日，邓小平在全国政协座谈会上发表讲话称：《告台湾同胞书》已“把台湾归回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提到具体的日程上来了”。1979年1月1日邓小平在全国政协座谈会上的讲话，载1979年1月2日《人民日报》。

国防部长徐向前也于当日命令福建前线部队，“从今日起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1979年1月1日《人民日报》。。至此，台湾海峡两岸结束了隔海炮战的局面，开始了祖国和平统一的新时期。

同年1月30日，邓小平在中美友好协会和全美华人协会招待会上表示：

“统一祖国，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夙愿。”但是，“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1979年1月31日《人民日报》。

1980年1月1日，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举行的新年茶话会上指出：

在80年代中，要把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始终放在重要日程上。《告台湾同胞书》宣告的大政方针不是权宜之计，非统战攻势，而是从民族利益出发，考虑现实条件。希望蒋经国能审时度势，打破顾虑』匝应历史潮流。1980年1月2日《人民日报》。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讲话，代表中国政府提出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行和平统一的9条方针，主要内容是：

“为尽早结束中华民族陷入分裂的不幸局面，我们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国家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台湾当局与各界代表人士可“参与国家管理”；两岸“互通音讯、亲人团聚，增进了解”；欢迎各界人士到大陆投资、定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视”。1981年10月1日《人民日报》

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在接见海外朋友时，第一次把中共中央关于和平统一祖国的构想概括为“一国两制”。他说：

“九条”是以叶剑英委员长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电视台：《邓小平》第23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1月版。

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详细谈到了大陆和台湾统一的6条设想。即：

“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1983年7月30日《人民日报》。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也十分关注祖国统一问题。他在1981年10月9日首都各界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尽快结束台湾同祖国大陆分离”的局面，并愿以共产党负责人的身份，“邀请蒋经国先生、谢东闵先生、孙运璇先生、蒋彦士先生、高魁元先生、蒋纬国先生、林洋港先生，邀请宋美龄女士、严家淦先生、张群先生、何应钦先生、陈立夫先生、黄杰先生、张学良先生，以及其他各位先生……亲自来大陆和故乡看一看”。胡耀邦还说：

国共两党在历史上有过两次合作，但都破裂了，责任不在中国共产党，我们不想算旧账，让过去的一切都过去吧。1981年10月10日《人民日报》。

胡耀邦还告诉蒋经国，不仅一再修葺中山陵，而且奉化茔墓修复一新，其他国民党高级官员的家属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

1982年7月24日，廖承志先生亲自致函蒋经国，要他：

“同捐前嫌”，“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共同振兴中华大业”1981年7月25日《人民日报》。。概括上述内容，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和平统一祖国的“一国两制”构想具有以下一些特征：

(1)一个中国。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央政府在北京。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也是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