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
正如本书初版时，我在前言中写到的那样：我很难去想象该书已脱稿，也很难为它写序。我对本书一直怀着很强而不减的感情，并为它感到既高兴而又遗憾。高兴，是因为我终于如期完成了它；遗憾，是因为我不得不和我的那么多伙伴分手——虽说我怕我的读者并不这么相信也难以体会我的个人感受。
除此之外，无论我为什么而讲述这个故事，我是全身心投入地去讲述的。
也许，读者听说我花了两年痛苦地构思此书后并不会有什么感触，同样听我说我在写完这本书时感到我把自己的某部分也交给了那阴影里的世界，读者也无所谓。可是，我只能说上述的话，除非再加上坦白地承认：我认为任何人都不会像我在写作时那样相信这一切都仿佛是真的。
我当年对那本书说说所想的至今仍然如此，再次请读者相信。在我所有的书里，我最喜欢的就是这本。对于我想象中创造出的所有孩子，我都是个溺爱的父亲，从没人像我这样对他们深深爱着。可是，正如许多溺爱的父母一样，在我心底深处有一个孩子最为我宠爱，他的名字就叫大卫·科波菲尔。
“都云作者痴”——代译序
狄更斯一生创作了十四部完整的长篇小说及许多中、短篇，其中最为人熟知的就是这本《大卫·科波菲尔》了。以至美国当代文学评论家乔治·H·福特写道：“也正像《哈姆雷特》一样，由于它（指《大卫·科波菲尔》）是作者的作品中最为大家所熟知的，因而受到了损失”①。乔治·H·福特先生对这句话的解释是：我们不少读者由于早年在童年时期读过这本书，便认为已把书中菁华吸收殆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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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其论文The Introduction to David Copperfield。
的确，不少孩子读这本书时，都认为这书是为孩子写的（我也曾这样想）。因为狄更斯花了心思，在许多地方，他从一个孩子的角度来描写人物和事物，使孩子能心领神会，感到这是为他们写的。可是，当人们走出童年后重读这本书时，又会发现这是一本远比留在我们记忆中更为沉重、更令人伤感的书。
一般来说，一个作者的处女作中往往会留有他（她）的大量自我。可是，如果我们想在狄更斯的小说中找他的“自我”，无疑应打开这本《大卫·科波菲尔》。为了更好地理解狄更斯用心血写就的这本书，我们先简单地对狄更斯的童年做一番回顾。
一八一二年二月七日，一个星期五（和大卫·科波菲尔的出生日一样，也是·星·期·五！），查尔斯·狄更斯出生在兰德波特。他的父母生了八个孩子（其中两个夭亡），查尔斯排行为二。狄更斯回忆童年时，能回忆到两岁时的事。他常告诉他的友人约翰·福斯特，尽管他两岁就离开了在兰德波特的住宅，但他对那所住宅前的小花园记得很清楚。福斯特回忆道：“在他写《尼古拉·尼克尔贝》一书时，我曾和他一起去了那里。我清楚地记得他在同一地点认出他三十五年前所看到的练兵队列的确切形式。”可见他自小就观察力敏锐、感受力很强。
他父亲由于工作调动到了伦敦，住在米德尔塞克斯医院区的诺福克街。不久，他们一家又因狄更斯父亲工作再度变动而迁至查塔姆。在这里，查尔斯一直住到九岁。他对于童年的许多清晰印象都是在这里刻下的。
由于查尔斯从小瘦弱多病，所以他无法参加许多男孩的游戏，但他喜欢趴在自己房间的窗口看父亲同僚的孩子们玩，或者边看书，边听他们玩时的嬉笑，喧闹声。他一直相信，幼年多病给他带来的一个极大好处就是使他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他常对人们说启发他对知识的渴求和书本的酷爱之人是他母亲。他母亲伊莉莎白有很长一段时间按时天天教他英文，还有一点拉丁文。他回忆起母亲教他认字时的情景几乎和他在《大卫·科波菲尔》中借大卫之口讲的一样——“我还隐隐约约记得她教我认字时的情景，现在，每当我翻开识字课本，看到胖乎乎的黑体字母时，它们那有趣的形体、O和S的好性情，仍和当年那样跃然于纸上。”
狄更斯的父亲约翰·狄更斯有一间图书室，收藏了不少好书，也有不少当时的通俗读物。这间书房和查尔斯的房间相连，故他能自由出入。这在《大卫·科波菲尔》中也可从主人公回忆中读到，作者删去的只有那些当时流行的一些廉价读物的书名。在查塔姆的生活是他童年中最美好的一段日子，以至他对这段生活常常回忆，在他的短篇小说中可以读到对这段生活的生动叙述。他九岁时，约翰·狄更斯又调回伦敦，家人也随之迁去，对查尔斯说，这是他不幸的开始。
由于约翰·狄更斯和妻子不善理财，一家生活陷入困窘，只好紧缩开支，搬到伦敦最穷困的街之一——贝赫姆街。在这里，他没有可以勉强与之为伍的男孩，家人这时也很疏忽他，他不再上学，而是擦一家人的鞋，去当铺卖东西，他一下陷入了孤独境地。他后来很辛酸地对友人说：“当我在贝赫姆街狭小黑暗的后阁楼里，想到我离开查塔姆所失去的一切，我真想牺牲一切——如果我还有什么可以牺牲的话——只要能进入任何一所学校……”
实际上，他也是在一所学校学习——这里的生活正在向他教授生活的知识。他开始对穷困、饥饿有所了解，这使他后来的作品中对于社会下层的生活描写异常生动。可是他的家长为什么忽视了他呢？查尔斯有次回忆起父亲时这么说道：“我知道我父亲是世界上最善良最宽厚的人。他对妻子、孩子或朋友在生病时的所为都令人赞美不已……任何事务、工作、职责，只要他承担下来，他总满怀热忱地去做，准时完成得让人夸。他勤奋、耐心、精力充沛。他以我为骄傲，……可是，由于他生性不拘小节，加上当时拮据，他好像忘了我应该受教育，也完全没想到他在这方面应对我负任何责任。”
尽管如此，他仍受着生活这位最严格的教师的教诲。他的父亲终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于是只好靠他母亲来挽救残局。他母亲找了所房子，在门上钉了块大铜牌，上书“狄更斯夫人学校”。小查尔斯也做了帮手，他挨家挨户送了建校通知书，可是没人来上学，而他的父母也没真正做过准备，打算接受什么人上学。终于，父亲被逮捕了。父亲被押解到马夏西监狱前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这辈子再也不能重见天日了。”“我当时信以为真，”查尔斯对福斯特说：“我的心都碎了。”后来，他把这一节事实和他探监向船长“借餐具后和父母共进午餐的事都详详细细写进了《大卫·科波菲尔》，不过把他父母打扮成米考伯夫妇了。
小小年纪，查尔斯便要分忧了。先是把家里东西一点点卖掉，早在写《大卫·科波菲尔》前，他就把这些细节向福斯特讲叙过，在书中，他又把它们再现了。收购旧书的商人入当铺的老板和店员，都是和他幼年生活不可分割的人物。
但是，最令他伤心，也极少被他提到的是他做童工的经历。他只对福斯特讲起这段旧事，而且每次讲到都伤心万分，讲完后要很久才能恢复正常。下面是狄更斯在自传中的一节有关此经历的介绍：
“也是我命中不幸，我自己常常痛苦地这样想。那个曾在我家住过的亲戚詹姆斯·拉默特当了黑鞋油店的总管……，他建议把我送到黑鞋油店作工……在某个星期一的早晨，我去了，开始做学徒。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我在那样的年龄就那么轻易地被人遗忘了。还使我感到惊讶的是自从我们来到伦敦后，我受到屈辱，一直做着别人不屑做的苦差，竟没任何人对我表示同情——对我这样一个有特殊才能、敏捷、热心、纤弱、身体和精神容易受到伤害的孩子——没人向我父母建议是否设法送我去一所普通的学校读书，而这在他们还是办得到的。
“这家店铺在亨格福特旧码头左边，是最边沿的一所房子……它那镶板房间、腐朽的地板和楼梯、地下室里到处乱窜乱跑的灰色大老鼠，从楼下传来的老鼠尖叫声和打斗声，那地方的污秽和腐败，又活生生地在我眼前出现，我好像又回到了那里……还有两三个孩子和我做同样的工作，挣同样的薪水……鲍伯是个孤儿，住在他姐夫家；保尔的父亲在一家剧场工作，兼任消防队员；保尔的一个小妹妹在哑剧里扮演小妖精的角色。
“我堕落到和这些人为伍，把这些每天的工友和我快乐童年时代里那些伙伴比较一下，眼看我那成为有学问有名望的人物的希望在我胸中破灭；我灵魂深处的痛苦是无法言表的。我当时那种完全被人遗忘和没有希望的感觉，在我所处的地位上所感受的屈辱，深深压迫着我，我相信我过去所学的、所想的、所爱好的、引起我们想和竞争心的一切，正在一点一点地离我而去并永不复返，我那年轻的心因之所感受的痛苦是无法诉诸文字的。我整个身心所忍受的悲痛和屈辱是如此巨大，即使到了现在，我已出了名，受到别人敬爱，生活愉快，在睡梦中我仍常忘掉我有爱妻和娇女，甚至忘掉自己已成人，好像又孤苦伶仃地回到那段岁月中了。”我们在《大卫·科波菲尔》可以很容易地找出对这段经历的详细描述，不过鞋油店换成了“默德斯通——格林伯公司。”当我们读到小大卫发现自己要和米克·沃克尔和白粉、土豆为伴时，他深感痛苦，泪水掉进了他洗瓶子的水中，这时，我们联想到作者的经历时，怎么不为之心动、落泪？我记得，当译到这一段时，我几乎无法控制自己写下去，泪水几次把稿纸打湿。
我觉得我听到了那个孩子心底的呻吟——和嘶喊不同，这呻吟拨动了人心底的细弦，使其颤抖，就像眼看一株弱小的嫩芽在暴虐中无力挣扎，自己却无能为力又不能不看一样地让人心碎。幼小心灵受的创伤比饥馑、疾病、甚至夭亡还可怕，狄更斯深深认识到了这点，他在后来做了努力，想用笔来创造美好的人际关系，温情脉脉的家庭生活，但往往效果不佳，而他自己的生活也因这创伤演绎了一段又一段悲剧，这些都已由批评家们作过介绍了。不幸的童年却又成了狄更斯的一笔财富，他不仅因此了解了伦敦下层社会，还以其经历为素材写成了这部深受读者喜爱的《大卫·科波菲尔》——尽管许多批评家持有这样或那样的意见。
如前所述，这部小说中有许多查尔斯·狄更斯的“自我”，所以虽然狄更斯反对人们把这本书说成他的自传，而研究狄更斯的学者仍将其作为主要资料来源。了解了狄更斯的童年后，我们也对这本书的创作素材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狄更斯的童年，可是却有一点明显与狄更斯生世不符，那就是大卫出生时已丧父，九岁时又丧母。而狄更斯写这部书时（一八四九年动笔，一八五一年完成），其父母均健在。在狄更斯的小说中，偶或会有完整的家庭，但决不会有正常的家庭关系；在他的小说中，主人公往往是孤儿。也许这正是他心底深处对父母不满而生的反感，借书来做反抗。而在这本《大卫·科波菲尔》里，孤儿就更多了——主人公，萝莎·达特尔，玛莎，特拉德尔特，爱米丽，斯梯福兹，尤来亚，安妮·斯特朗，爱妮丝，朵拉，甚至大卫的母亲克拉拉·科波菲尔，还有那个忠心耿耿的汉姆，他们不是幼年便父母双亡就是失父或失母，都在不完整的家庭中长大。
在狄更斯笔下，这个世界上的正常家庭关系变成很珍希的、甚至是不存在的了。孤儿们在这样一个变幻无常的世界上需要什么？当然是安全感和被爱的感受。在狄更斯笔下，给能予孩子安全感、能给予爱护的、能教诲儿女的全不是父母，而是父母之外的人，如在《大卫·科波菲尔》中的皮果提先生，姨奶奶等。总是有这样的人物给孤儿提供一个避难所，让无助的孤儿能在那里栖身、得到教育、得到爱抚。
弗洛依德对《大卫·科波菲尔》非常感兴趣，并因这本书而对书的作者“深感钦敬”，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本书对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做了很出色的表现。狄更斯本人也许根本不像H·D·劳伦斯那样意识到潜意识里的对父亲的反抗和对母亲的依恋，但读这本书，我们可以深深感到：活着的父亲几乎都不是好父亲，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断送儿女前程；而活着的母亲尽管也都不是好母亲，但她们是可以原谅的——因为她们善良，尽管她们不是那么有学识。大卫的婚事就是一个再好不过的证明。大卫爱朵拉，就因为后者和他母亲一样也是一个好看而没头脑的大娃娃，她和他母亲的优点一样，缺点也相同，所以成了大卫心目中母亲的替代。后来，爱妮丝出现，更多地取代了一个有理智、高智力的父亲地位。因为狄更斯不自觉地把自己对生活的感受溶入了写作，他一直希望得到母亲多多的关注和爱抚，也希望自己的父亲是一个严肃认真、有责任感的家长。
所以，从人物关系处理方面来看，我们可以说《大卫·科波菲尔》也集中表现了查尔斯·狄更斯对家庭的看法和理想，无不留下悲惨童年的烙印。
写这本书之前，狄更斯已写出七部长篇和许多中短篇，成为一个声誉很高的作家了（这就难怪书中的大卫看来也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作者）。他的艺术手法也更趋熟练，可谓“炉火纯青”。和以前的七部长篇一样，这本书是以连载方式一章章写，一章章刊出的；所以几乎每一章都可自成一个故事。但和以前的小说不同之处在于：它经过了较长的酝酿阶段。一八四七年，福斯特看了狄更斯的自传后，就认为可以写成部小说，并建议狄更斯这么做。狄更斯答允考虑这建议，但两年后方动笔。这两年里，他当然也对书的情节、主线有过推敲，但按他的风格来看，这并不是他迟迟握笔的主要原因（他一贯信手写去，并无详细计划或固定路子，而是听凭自己创作冲动，在纸上狂舞。一句话，他有主导思想，但无构思）我认为迟迟不动笔的原因是他怕回忆的痛苦。他在《自传》中这么写道：
“我从来没有勇气回到我的奴役生活开始的地方去。我再也没有看见这个地方。我也不能忍受走近这个地方。多少年来，每当我来到这一带，我就绕路而行，以免闻到黑鞋油的瓶塞上加胶泥的那种气味，它使我想起我从前的经历……就是在我的大孩子能说话以后，我从区政府旁的老路走回家时还会落泪。”
要把这段痛苦再现，就像揭开伤疤一样，狄更斯犹豫了。但他终于写了，而且他因着对小人物的无比同情要给大卫和许多孤儿一个较好的或较美的结局。许多后来的批评家常指责狄更斯为了迎合维多利亚时代读者的需要而以大团圆来结束他的著作，因为他们都看到狄更斯在揭露那个社会的腐败、黑暗时有多么深刻、机警，便认为他也一定会以同样洞察的能力和入木三分的笔力来写出他小说中主人公们不可避免的悲剧，但是他们往往失望了，便指责他。我不认为批评家们的指责是苛求，但我总认为这种指责有些太勉强狄更斯。童年的不幸，青年的坎坷，中年家庭的不和，对他刺激太大，他想在小说中创造一个美好世界，又有什么不对？又为什么要剥夺他这份幸福？而且，他那种大团圆虽使成年人看了觉得有点别扭，但他的儿童读者读后不是也从此对这个未知世界有了美好向往并愿为之努力吗？事实上，他的许多以大团圆结尾的小说不都是在我们幼时就被列为最喜爱的读物吗？读他的书，我们可以感到他怀着的热忱，他时刻的爱憎，他好像一直和我们在一起笑、哭、愤怒，我们不能不分享他的感受。一个作家，能令读者与他同喜同悲，还有比这更令他向往的成就吗？
读《大卫·科波菲尔》也和读狄更斯的其它小说一样，人们感到每一个人物——从主人公到没说过话的狱吏——都呼之欲出，栩栩如生。这在很大程度上因为狄更斯极会渲染气氛，方法就是细节刻划。如他在写默德斯通先生给大卫上课时，出了这么一道题：“如果我上干酪店买四千块格洛斯特双料干酪……”只有他会详细写出是“格洛斯特的双料干酪”，可这正好更生动衬托出默德斯通的性格——刻板、有意要为难大卫。他描写大卫的宴会，其中每种菜都描写得丝毫不爽，而这也就更使人感到真切，有如身处其中。你可以指责他太注重繁文缛节的描写，但你不能不承认，如果抽去这些细节详尽的描写，你又怎么能放下《大卫·科波菲尔》几年甚至几十年后，还记得克拉拉、姨奶奶、希普、米考伯，还有那个旧衣商？能这样入丝入扣描写细节，可见狄更斯是一位观察力和感悟力多强的人。他借助他的笔把他的丰富感受告诉了读者，令读者和他一起在喜怒哀乐中沉浮。
《大卫·科波菲尔》出版后，狄更斯达到了他事业的顶点。这本书一版再版，为狄更斯带来滚滚财源，也为他带来更高声誉。狄更斯终于把积压心头多年的沉郁借《大卫·科波菲尔》做了渲泄，在那个“自我”身上，他塑造了他的童年梦想——不屈不挠，努力奋斗，成为作家，拥有爱妻的温暖的家。
但是，生活就是这样讽刺人。狄更斯的家庭并不美满，这其中狄更斯的分裂人格也应负主要责任。不幸的婚姻使他不胜悲郁，也给他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自《大卫·科波菲尔》后，除了《远大前程》外，狄更斯的作品都贯穿了一种忧郁，连结尾也都较暗淡（如《艰难时世》，《双城记》等）。
最后，请允许我引用狄更斯为《大卫·科波菲尔》一八六零年再版时写的序言中，一句话结尾：
“在我心底深处有一个孩子最为我宠爱，他的名字就叫大卫·科波菲尔。”
1995年10月30日
第一章 我来到这个世上
让人们明白本书的主人公是我而不是别人，这是本书必须做到的。我的传记就从我一来到人间时写起。我记得（正如人们告诉我的那样，而我也对其深信不疑）我是在一个星期五的夜里12点出生的。据说钟刚敲响，我也哇哇哭出了声，分秒不差哪。
我是在那么一天，又是在那么一个时辰出生的。对此我的保姆和一些大智大慧的女邻居是有个说法的。她们在我出生的前几个月起就对我投以无比关注了。她们说，我首先嘛，命不好，准多灾多难；其次，则有可以看见鬼魂的本事。她们认定这点：凡是星期五半夜后几小时内出生的婴儿都是不幸的。都具有那种禀赋，这是与生俱来的，男孩女孩都一样。
关于第一点，用不着我说什么了，因为只有我的亲身经历最足以证实那预言是否灵验。关于第二点，我只好说，要嘛可能是我还是个小毛头时就把那灵气用光了，反正迄今为止我还未体验到。不过，就是没那份灵气我也不会抱怨，如果别的什么人正享用这份灵气，我则衷心祝福他能终生享用。
我出生时带了一层胎膜①。后来，这胎膜就以15几尼的低价在报上登广告出售。不知是当时航海的人手头紧，还是人们对这胎膜不存什么信心而宁愿穿软木救生衣，反正只有一个人报过价。这人是和证券经纪人打交道的律师，他报的价是两镑现金，不足部分则以雪梨酒抵偿。哪怕会因此失去永不溺水的风险担保，这人也不肯加一个子。最后只有撤了广告，白出了一笔广告费。说到雪梨酒，我那亲爱的可怜妈妈自己也拿酒去市场上卖呢。十年以后，这胎膜由我们当地的50个人抽彩来决定由谁购买。每个抽彩的人先出半克朗，抽中的人则出5先令来买这胎膜。当时我也在场，看到自己身体的一个部分竟如此让人处置，我心里真不好受，也窘得慌。我记得那彩是让一个挎着篮子的老太太抽中的。老太太十分不情愿地从篮子里掏出按规定应交的5先令，那全是一个个半便士的硬币，末了也还差两个半便士——虽然人们花了好长时间用了很多算术方法向她说明这点，都没产生任何效果。后来，那一带的人好久好久还记得这个了不起的事实：这老太太的确不曾被淹死，而是在92岁高龄时得意洋洋地在床上咽了气。我听说她平生最得意地挂在嘴边吹嘘的事就是：她只走过一座桥，此外再也不曾在什么水上面走过。
在喝茶时（茶可是她极其爱好的东西），她总表示对那些居然要游荡四海的水手和其它这类人的愤怒，她认为这种游荡简直是罪过。如果有人对她说人们正是因这种讨厌的行为才得到一些收获从而得到某些享受——如茶也可算是一种——那也没什么用，她总是更加有力更自信地说：“我们决不游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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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英国人认为带胎膜出生者大吉。这胎膜可庇佑人不至溺水身亡。
我现在也不游来荡去地说了，我要转到我出生说起。
我出生在萨福克的布兰德斯通，或者就像苏格兰人说的那样是“在那一边。”我是一个遗腹子。爸爸闭上眼六个月后我睁开了眼。就是现在想到他竟从未见过我，我仍然觉得挺蹊跷的。而当回忆朦胧旧事时，更令我觉得奇怪的是，他那块白灰色的墓石竟是我儿时最初产生的联想，每当我们的小客厅被火炉烧得暖烘烘，又被烛光照得亮堂堂时，我就对独自躺在黑夜里的父亲无限同情，想到他竟被我们关在门外，我简直觉得残忍不堪。
我父亲的一个姨妈——当然也就是我的姨奶奶——是在我们家里说一不二的人物，我后面还会谈到她——特洛伍德小姐，或称贝西小姐（当我可怜的母亲能鼓起勇气而提到她时总用后一个称呼，但这种情况并不常有）曾嫁给一个比她年轻的丈夫。这人长得漂亮但正如老话说的：“做得漂亮才算漂亮，”他在这一点上就不够漂亮了——因为他大有打过贝西小姐之嫌疑，甚至在一次为日常饭菜争吵时，鲁莽到想把贝西小姐从3层楼的窗口抛出去。他这些脾气暴躁的行为终于使得贝西小姐给了他一笔钱，从此二人分开了。他拿着那笔本钱去了印度，而且根据我家中一个荒诞的传说，人们看到他在那儿和一个大狒狒一起骑在一头大象身上。可我总觉得，那应当是一个贵妃或是一个贵妃的女儿，也就是公主才对。不管怎么说，十年后他的死讯从印度传来时，我姨奶奶作何感想是无人可知的。和那人一分手，我姨奶奶就恢复了她未嫁时的姓，并在很远的一个海边小村里买了间农舍，带了一个仆人去那里过独身生活。人们都知道她是从此要远离红尘了。
我相信她一度很喜爱我的父亲。可父亲的婚事让她伤透了心，因为我妈妈在她看来不过是一个蜡制的娃娃。虽然她从来没见过我妈妈，却知道我妈妈当时还不到20岁。自打结婚后，我父亲和姨奶奶再没见过面。那时，我父亲的年纪是我妈妈的两倍，他的身体也不太结实。一年后，他去世了，正如我前面说的那样，他去世后六个月我才来到这世上。
在那个十分重要的——请原谅我竟这么说——星期五下午，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那事究竟是怎么样发生的，我本人的感官未获得任何印象。
当时，我妈妈正坐在火炉边。她身子虚弱，精神不振，泪汪汪地看着炉火，想到自己和那尚未出生就没有父亲的小人儿好不绝望，楼上的抽屉里有许多绣有大吉大利的祝词的针插都已表明了对那个小婴儿的欢迎，欢迎他来到那个对他的到来一点也不会有什么激动的世界上。就像我说的，我母亲在一个晴朗而起了风的三月下午坐在火炉边，胆怯怯，悲切切，十分怀疑是否能挨过她的难关。当她擦干眼泪向窗外望去时，她看见一个向花园走来的陌生女人。
再看一眼时，我母亲顿时预感到那女人就是贝西小姐，我母亲坚信这一预感。那女人站在花园的篱笆外，在落日的余辉下，她步态生硬表情冷漠地走到了门前。
她来到屋前的举止又一次证明了她的独特。我父亲常说，一般的基督教徒谁也不像她那样举止行事。她没有拉铃，而是一直走到正对着我母亲的那扇窗前，往窗里张望。她把鼻尖贴紧到玻璃上，她贴得那么紧，以至我那可怜又可爱的母亲说那时她的鼻尖变平而且成了白色。
她使我母亲吃惊不小，所以我一心认为：我在星期五出生实在要感谢贝西小姐呢。
我母亲惊慌失措，起身走到椅子后面的角落。贝西小姐站在对面，扫视着屋里。她不慌不忙，若有所思，那神情，就像荷兰钟上的那个回回一样。她的目光终于落到我母亲身上，她皱起眉头，像惯于驱使驾驭奴仆的主人那样对我母亲做了个手势，示意我母亲前去开门。我母亲就过去了。
“大卫·科波菲尔太太吧，我·想。”贝西小姐说，那特别加重的语气大概是考虑到我母亲身上的丧服及心理状态才推断的。
“是的。”我母亲很软弱地答道。
“特洛特伍德小姐，”来人说，“你一定听说过她吧，我敢说。”
我母亲表示她有幸听说过这个名字。但她心头的不快并没证明那是一种特别的荣幸。
“现在，你看见她了。”贝西小姐说。我母亲低下头请她进来。
她们走进我母亲刚走出来的那间客厅。走廊对面那间最好的房间没有生火，实际上，自从我父亲的丧礼结束后，那里的炉子就再没生过火。她们俩落座后，我母亲再也忍不住了就大哭起来。
“哦，好了，好了，好了！”贝西小姐忙说。“别那样了！
行了，行了，行了！”
可我母亲忍不住，一直哭了个够才停下。
“孩子，把你的帽子摘掉，”贝西小姐说，“让我看看你。”
这要求虽然不合情理，我母亲却实在太怯懦竟不敢拒绝，就算她心存怀疑也不得不照办。她只好照贝西小姐的话做了，由于紧张，她竟把头发弄散全披到脸上来了。她的头发不但多，而且美。
“唉呀，我的天！”贝西小姐惊叹道。“你还是个小娃娃呢！”
毫无疑问，我母亲显得十分年轻，甚至比她的实际年龄还显得年轻。她低下头，仿佛做错了什么事一样。可怜的人！一边哽咽，一边说，她恐怕自己的确是一个孩子气的寡妇，而且只要还能活下去恐怕还是一个孩子气的母亲。她停了一会儿，这时她恍惚觉得贝西小姐在摸她的头发，并感到贝西小姐的手并不柔和。可是，当她怀着怯生生的希望向贝西小姐看去时，却发现这女士卷起裙裾的下摆坐在那里，双手叠放在一只膝盖上，脚踏在炉栏上，皱眉盯着炉火。
“到底是怎么回事。”贝西小姐突然问，“为什么叫鸦巢呢？”
“你说的是这房子吗，小姐？”我母亲问。
“为什么要叫它鸦巢呢？”贝西小姐说，“叫它厨房要更合适些①，如果你们两人中有一个对生活有点实际概念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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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鸦巢在英文里为Rookery与英文的厨房cookery一词音相近。
“这名字是科波菲尔先生选定的，”我母亲说，“我们——科波菲尔先生认为这的确是个很大的鸦巢。不过，那些鸦巢都很有些年头了，那些鸟早就不再来这里了。”
“这真是大卫·科波菲尔！”贝西小姐大声说，“地地道道的大卫·科波菲尔！周围一只乌鸦也没有，就把这房子叫鸦巢。傻乎乎地认定了有鸟，只不过是因为看见了鸟窝。”
“科波菲尔先生，”我母亲回敬道，“已经去世了。要是你居然当我面嘲讽他……”
我想，当时我那可怜又可爱的母亲真想打我的姨奶奶。就算我母亲在那个晚上出手前受过专业的训练，姨奶奶也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用一只手就降服她。不过，这场交手在她从椅子上起身时就结束了——她又乖乖坐下，因为她晕了过去。
她恢复知觉后，或是贝西小姐使她恢复知觉后，她发现贝西小姐站在窗前。暮色更浓了，她们已彼此看不清对方。若不是炉火，她们根本就看不见对方了。
“嘿，”贝西小姐回到座位上时说，就像刚才不过随意看了看风景一样，”你估计什么时候……”
“我浑身发抖，”母亲艰难地说，“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
我快死了，我相信我快死了！”
“不，不，不，”贝西小姐说，“喝点茶吧。”
“啊，啊，你认为喝茶会对我有好处吗？”母亲叫道，那模样真是可怜极了。
“当然有好处，”贝西小姐说，“不过有些幻觉罢了。你把那女孩叫什么？”
“我还不知道是不是女孩呢，小姐。”母亲天真地说。
“上帝保佑这孩子！”贝西小姐不禁引用了楼上抽屉里针插上的第二句吉语，不过她不是对我而言，却是对我母亲而发的，“我不是说那个，我是说你的女佣人呢。”
“皮果提？”我母亲说。
“皮果提！”贝西小姐重复道，十分忿忿然，“孩子，你是说居然有人走进基督教的教堂，然后自己又取了皮果提这么一个教名？”
“这是她的姓，”我母亲怯生生地说，“因为她的教名和我的一样，科波菲尔先生就这么用她的姓叫她。”
“嘿，皮果提，”贝西小姐打开客厅的门叫道，“端茶来。
你的女主人有些不舒服，别闲着到处蹓跶。”
贝西小姐发号司令那样子俨然像自打有这房子起她就是当然的一家之主了。听到这陌生的声音。吃惊的皮果提端着蜡烛穿过走廊走来。两人打过照面后，贝西小姐又关上门，像先前那样坐下，双脚放在炉栏上，卷起裙裾的下摆，双手叠放在一只膝盖上。
“刚才你说你要生一个女孩，”贝西小姐说，“我毫不怀疑，准是女孩。我有准是女孩的预感。那么，孩子，这女孩一出生……”
“也许是男孩呢？”母亲冒失地插言说。
“我告诉你了，我有准是女孩的预感，”贝西小姐说，“别顶嘴。这个女孩一出生以后，我想做她的朋友。我想做她的教母，我请求你叫她贝西·特洛伍德·科波菲尔。·这·一·个贝西·特洛伍德一生不应做错事，不应滥用·她·的爱情。可怜的孩子，她应当受到很好的教育，被很好地监护，这样，她才不会愚蠢到相信她根本不该相信的事物。我一定会把这个看做·我·的责任。”
贝西小姐每说完一句话，她的头就痉挛似地摆动一次，仿佛她旧日的过失仍在折磨她，而她要尽力克制着不流露出来。至少，我母亲借着微弱的火光看她时是这么想的。我母亲太怕贝西小姐了，她太惴惴不安，也太软弱胆怯而茫然无措，所以她没法清楚地观察任何东西，也不知该说什么好。
“大卫对你好吗，孩子？”沉默了一会后，贝西小姐又开口道，这时她的头也渐渐不再摆动了，“你们一起过得快乐吗？”
“我很快乐，”我母亲说，“科波菲尔先生对我除了太好没别的了。”
“什么，他把你惯坏了吧，我想？”贝西小姐紧跟着就这么说。
“在这个艰难的世界上，又孤身一人了，凡事都得靠我自己了，从这一点来看，是的，我想他把我惯坏了。”我母亲哽咽着说。
“行了，行了！别哭了！”贝西小姐说，“你们并不般配，孩子——如果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般配的话——所以我问你这个问题。你是一个孤儿，对不对？”
“是的。”
“当过家庭教师？”
“我在一家做保姆兼家庭教师，科波菲尔先生造访了那一家。科波菲尔先生待我很和蔼，对我特别关照，非常关心体贴，最后他向我求婚。我答应了他。我们就结婚了。”我母亲一五一十地说。
“咳！可怜的小毛孩！”贝西小姐沉思道，并依旧望着炉火皱眉头，“你知道点什么呢？”
“我不懂你说的是什么，夫人。”我母亲怯怯地说。
“比方说在料理家务方面。”贝西小姐道。
“恐怕知道得不多，”我母亲答道，“不如我想知道的那么多。不过科波菲尔先生教我……”
“他自己又懂多少！”贝西小姐插言道。
“……我希望我已有了很大进步，因为我当时学习的心情迫切，而他教得又很耐心，要不是因为他的不幸去世……”说到这里，我母亲又哽咽了，再也没法往下说。
“行了，行了！”贝西小姐又说，“别再哭了。”
“……我敢说，在这方面我们从没有闹过一言半语别扭，除了有时科波菲尔先生不满意我把3和5写得几乎没分别，或写7和9时加上了弯弯曲曲的尾巴，”另一阵悲痛袭来，我母亲只得又停下了。
“你这样会把自己弄病的，”贝西小姐说，“你知道这一来无论对你还是对我的教女都非常不好。快别这样了！你决不能这样！”
这番话对我母亲也还起了点镇静作用，虽说她身体感到越来越不舒服了。接下来两人谁也没说话，只有贝西小姐间或发出一声“咳”打破这沉默，她还是把脚放在炉架上那么坐着。
“大卫用他的钱买了一笔年金，我知道”，过了一阵，贝西小姐又说，“他为你做了什么安排呢？”
“科波菲尔先生，”我母亲有些吃力地答道，“考虑得很周到，也很厚道，他把一部分年金给了我。”
“多少？”贝西小姐问。
“每年一百五十镑，”我母亲说。
“他本可以做得更糟，”我姨奶奶说。
她这话可说得正是时候。我母亲的情形这时比先前更糟了。端着茶盘和蜡烛进来的皮果提一眼就看出了这点。如果屋里光线稍稍好一点的话，贝西小姐也早就可以看出这点来了。皮果提连忙把我母亲弄上楼，并马上打发她的侄儿汉姆·皮果提去请护士和医生。这些天来，汉姆神不知鬼不觉地住在我家，就是为了在这种紧急状况下可以送信请人，不过我母亲不知道罢了。
这支联合大军的成员一到就大吃一惊，因为他们没料到会看到一个陌生的女人，怪怪地坐在火炉前，帽子挂在左胳膊上，一个劲往自己耳朵里塞棉花球。皮果提从没听说过我姨奶奶这人，而我母亲也没提起过她。她坐在客厅里显得分外神秘。她似乎装了一口袋的珠宝商用的棉花球，并不住地往耳朵里塞，但这一点无损于她那凛然的庄严。
医生到楼上去过后又下来了。发现对面坐着这么一位陌生女子，又推想可能会这么一起待上几个小时，医生就——我猜想——努力表现得有礼貌并善交际。在他那个性别中，医生可算是最举止谦卑的了，在小人物中他也是最温顺随和的。在屋里进进出出时，他总侧着身子走路，唯恐多占了地方。他的脚步像《哈姆雷特》中那个鬼魂那么轻柔，而且比其更慢。他的头总是歪向一侧，并总谦卑地贬低自己，或是谦卑地讨好别人。如果说他从没有对一条狗说过什么无礼的话，那还不算什么了什么，他就是对疯狗也不会说什么厉害话的。他对疯狗也只会和顺地说一句，或说半句，或仅仅说几个字，因为他说起话来就像他走路那样慢。他决不会对一条狗粗暴，他决不会对一条狗急躁，无论如何也不会。
齐力普先生温和顺从地看着我姨奶奶，头歪向一边向她微微鞠躬致意后，便指着他自己的左耳以示意说的是那些珠宝商的棉球道：
“局部炎症吗，夫人？”
“什么？”我姨奶奶把那些棉花一下子像拔一个塞子似地拔了出来。
齐力普先生被她这种粗暴吓了一跳——他后来告诉我母亲说——差点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但他仍然温和地重复说：
“局部炎症吗，夫人？”
“废话！”姨奶奶说罢又把耳朵塞上了。
齐力普先生这下再也不好干什么了，只得坐在那里怯生生地看着她，而她则坐在那里看着炉火。就这样他们坐着，直到人们请医生上楼去。医生在楼上过了一刻钟的样子又下来了。
“怎么样？”我姨奶奶把靠近医生那一侧耳朵里的棉花扯出来问道。
“嗯，夫人，”齐力普先生答道，“我们正……正慢慢进行呢，夫人。”
“呸……！”我姨奶奶发出这个表示蔑视的字眼时还加上一串纯正的颤音。然后，她又把自己耳朵像先前那样塞了起来。
的确——的确——齐力普先生后来告诉我母亲说，他几乎要吓得闭过气了，从职业的观点来看，几乎闭过去了。可他当时还是坚持坐在那里，看着她，而她则坐在那里看着炉火。就这样，他们坐了近两个钟头，直到人们又一次把医生请上楼。离开客厅后不久，医生又回来了。
“怎么样？”我姨奶奶把那侧耳朵的棉花扯出来后问。
“嗯，夫人，”齐力普先生答道，“我们正……正慢慢进行着呢，夫人。”
“嘘……！”我姨奶奶只发出这种声音。这种无礼的待遇使齐力普先生觉得绝对忍受不了了。他后来说这简直是存心让他精神崩溃。在人们再来请他之前，他宁愿坐在又黑又当着风口的楼梯上。
第二天，汉姆·皮果提报告说这事发生后一个钟头左右，他碰巧又在客厅门口往客厅里瞅了一眼，不料被正激动得踱来踱去的贝西小姐瞥见并一下抓住了，他这下可没法跑掉了。汉姆进过免费的国民学校，对教义问答回答得挺不赖，所以可以算是靠得住的证人。他说，楼上传来阵阵脚步声和其它声音，当这些声音变得很大时，那女士就一把把他揪住，把他当作供她渲泄过剩的激动的出气筒那样；他说，据此可以推断，那些棉花并不能挡住楼上的声音。他还说，那女士揪住他的衣领后就把他拖来拖去，好像他服用了太多的鸦片酊一样。女士摇晃他，抓乱他的头发，揉皱他的衣领，塞住他的耳朵，仿佛分不清他的耳朵和她自己的耳朵一样，还抓他，打他。他自己的姑妈证实他以上所述属实，因为她在十二点半那会儿——也就是她刚被释放的时候——看到他，声称他当时和我一样那么红通通。
就算温顺的齐力普先生在任何时候都怀有恶意的话，在那时也不可能了。他刚忙完，就侧着身子走进了客厅，非常和蔼地对我姨奶奶说：
“嗯，女士，我非常高兴地祝贺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