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追寻新的线索宽敞的长方形俱乐部里逐渐挤满了人。人们从各个科室源源而来。到会的不仅有共青团员，也有许多共产党员。
共青团员会议只有一项议程：关于共青团员科尔舒诺夫和罗巴诺夫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因为局长西兰契耶夫的通报在昨天就已经发到了各科室。科尔舒诺夫和罗巴诺夫，在执行一件重要任务时严重地违反了纪律，因而受到了记过处分。
谢尔盖独自坐在一个角落上，捧着一本破旧的《星火》杂志。他的脸色比平常稍显苍白。
周围全是人：有的坐着，有的站着。他们吸着烟，热烈地交谈着，欢笑着。但没有人走到谢尔盖身旁询问他、鼓励他、或是对他表示同情。
团委书记沃洛加·麦任采夫坐在桌旁，正在和沃龙错夫谈着什么。“他们多不一样呀，就是从外表上也看得出来。”谢尔盖想着。麦任采夫个子高高的，梳得光光的浅色头发向两边分着，仍然是那么一种迟缓、沉思的样子。在他旁边坐着的是瘦弱而活泼的沃龙错夫，他那乌黑的头发草率地往后梳着，一绺头发时常滑到前额上，他不时地用手急剧地把头发推上去，阴郁而尖锐地发表着评语，并把烟灰抖到地板上。麦任采夫把烟灰缸推到了他面前。谢尔盖觉得，他们故意不朝他这边看。
科斯加·格朗宁安静地听着警犬教练员特维尔多赫列波夫的话。特维尔多赫列波夫那肥胖的面孔和那厚厚的嘴唇以及发肿的小眼睛，通常总像没有睡醒似的，此刻也显得活泼起来。他正在津津有味地谈着什么，大概是在谈他那聪明的爱犬弗莱达。谢尔盖也觉得他是故意谈这些的，以便转移科斯加的注意力，而不致谈起他谢尔盖的问题。而科斯加却保持着沉默。他大概要在大会上谈些什么吧？！
谢尔盖看见左托夫坐在一旁，戴着眼镜，正在阅读着什么文件，动作非常迟缓，他那剃得很光的头像木球似地反着光。谢尔盖从他那阴郁的、全神贯注的神态中感到了责备的意味。
“快点开会吧！”谢尔盖想着。
终于，麦任采夫站起来了。
“现在就要开会了，同志们！”
人们开始闹哄哄地找位子坐下，并熄掉烟头，有的还从走廊外面进来。嘈杂声渐渐平息下来。最后进来的是西兰契耶夫、桑德列尔和局党委书记连姆涅夫。他们坐到了主席团的席位上。
麦任采夫宣布开会，让谢尔盖发言。
谢尔盖慌忙站起来，习惯地整理了一下皮带里面的军便服，在寂静中走上了主席团座位旁边的讲台。他异常激动，没有为自己的发言作好准备。他本来打算准备一下，但马上就明白了：这是做不到的，所以只好谈谈自己的感受，反正又不是要他做报告。
现在他站在讲台上，不知道该从哪里谈起。他窘极了，慌忙地给自己倒了一杯水，但又生起自己的气来，水也没有喝。然后，他将眼光停在特维尔多赫列波夫那善良的、丰满的脸上，仿佛面对着他一个人似地坦白承认道：“我不知道该怎样来谈这个令人沉痛的事件。这样的发言我还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
“还是谈正题吧！”有人喊了一句。
谢尔盖不禁哆嗦了一下。不，这不是沃龙错夫的声音。四周发出了不满的咝咝声：
“别打搅他！……”
“让你上去试试……”
“安静下来，同志们！”麦任采夫用铅笔敲着杯子。
谢尔盖终于克服了慌乱的心情，坚定地、清晰地、毫不隐瞒地讲起来。他把一切过错全揽到了自己身上。他说，罗巴诺夫劝过他别这样做，而他却骂罗巴诺夫是公式主义者，是官僚。又说，他后来就撇开了罗巴诺夫，自己一意孤行地干下去。谢尔盖诚心诚意地、甚至是无情地批判了自己的行为。他看见特维尔多赫列波夫的脸上忽然浮现出略带惶惑和同情的微笑，就很不痛快。他开始望着格朗宁那阴郁而神情专注的面孔。
最后，谢尔盖用颤抖的声音说：
“请相信我，同志们，这种错误今后绝不会再犯了。我愿意……我爱上了这种工作。”
接着是罗巴诺夫发言。他神经质地扯弄着别着共青团徽章的上衣翻领。他那激动得绯红的脸上已经看不出雀斑来了。他变得几乎认不出来了。
“谁晓得我怎么干出这种事来了！”他说，“这完全不能宽恕。我在刑事侦查局也不是一天两天啦。我应该阻止科尔舒诺夫，禁止他去，那就好了，而我自己……如果仔细分析，我的错误更大。科尔舒诺夫至少还捉住了一个匪徒，而我……唉，还有什么可说的！我只是添了一些麻烦，我要说的就是这些了！”
罗巴诺夫难受极了，他气恼地挥了挥手，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了。
大家开始发表意见了。
头一个发言的是沃龙错夫。
他走上讲台，微笑着看了看到会的人们，说道：“刚才科尔舒诺夫和罗巴诺夫在比赛，看谁的道德品质高尚。两个人都把过失往自己身上揽，真奇怪。俩人都不错！但请不必把科尔舒诺夫说成是小孩子。说什么他还不了解呀，不习惯呀，没受过训练呀，全都是废话！他是一个成年人，一个战士，一个侦察兵。他在军队里服务时很好，符合要求，到我们这里来却犯了错误。依我看来，问题是这样的：科尔舒诺夫一来这里就表现得骄傲自大、自命不凡。他总该从起初所犯的一些错误，一些大错误中学点儿什么，至少，也该变得谦逊些。可是，同志们，在这方面，错在我们，特别是我们的领导同志，一味地放任科尔舒诺夫，太纵容他，甚至可以说，过分赏识他了。请吉奥尔基·弗拉基米诺维奇原谅我这样说，”沃龙错夫转脸望着桑德列尔，“他从不允许任何人在会上逞能，要是换了别人，他早就打断他的发言，叫他坐下了。而对科尔舒诺夫却不是这样。于是，科尔舒诺夫就得意了，认为他可以任意行事啦。”
“住口，沃龙错夫，别挖苦人！”特维尔多赫列波夫从座位上喊道。
“可以责备，但不能讽刺！”有人支持他说。
“喊些什么呀，他说得对！”
“不，不对！应该以同志式的态度发表意见！”
“静一静！”麦任采夫从座位上站起身来说，“我没有允许任何人发言。”
桑德列尔面色阴沉地说：“同志们，沃龙错夫是对的，基本上是对的。一般来说，干我们这行工作所需要的，不是火热的头脑，而是火热的心。”
谢尔盖坐着，握紧了拳头，太阳穴上的血管剧烈地跳动着，跳得发疼。“是呀，你这样才是活该，太对了！”他自言自语地说，心里充满了羞愧与痛苦。
会议开了好一阵才结束。继沃龙错夫之后，上台发言的人虽然也批评了科尔舒诺夫和罗巴诺夫的行为，但都不由得把语气放缓和了一些。
最后，格朗宁从座位上站起身来。他说得简短、干脆，但非常明确：
“同志们，我们不能容忍无政府现象。我们不需要空洞无意义的英雄主义和冒险行为。错误用不着掩饰。沃龙错夫的话是对的。应该提醒一句：‘干我们这行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当谢尔盖看见全体共青团员的脸上显出严肃、自信的神色，一致举手通过了格朗宁“对科尔舒诺夫和罗巴诺夫各记大过一次”的提议的时候，就好像有什么东西使得他震颤了一下，以致他的整个心脏都紧缩起来。
在那个多雨而寒冷的夜晚，谢尔盖在街上徘徊了很久，陷入了不愉快的沉思中。他想自己单独好好反省一下，直至走到莲娜的住宅对面的那条熟识的小巷时，他才清醒过来。他朝她的住宅的窗口望了望，窗口灯光明亮。一个轻盈的身影在窗帘后面闪过，他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他觉得这是莲娜。谢尔盖伫立了好一会儿，然后，终因自己的缺点而感到羞愧，走开了。他忽然感到，他非常想在这个时候见见莲娜，把一切都告诉她，向她解释清楚。难道她不会理解吗？……
谢尔盖还明白了，这个漫长而难熬的一天对他来说并没有白过，他今后再也不会这样简单地、不假思索地以匹夫之勇去对待自己的工作了。他深信，他的工作需要的完全是另一种态度。什么样的态度呢？首先是精确的估计和冷静沉着，而更主要的是对委托给自己的任何任务，对自己采取的任何决定的巨大而强烈的责任感。这种明确而坚定的想法使他的心情突然变得轻松和平静多了。
桑德列尔在早晨把左托夫和他的下属人员叫了去。
“我们以‘形形色色的案件’为代号的那个案子更加复杂化了，”他忧郁地说，“最近的一次行动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本案首犯‘老爷子’仍旧逍遥于法外，对他的追踪也毫无结果。可是这却是一个极其危险而又极其猖狂的罪犯。我们必须捉住他，必须捉住！应该决定下一步如何行动。大家有什么意见吗？你先说说，伊万·华西里耶维奇。”
左托夫习惯地用手摸摸剃得光光的脑袋，不慌不忙地说：
“好。我是这样想的，卓娅·罗什金娜和茹布科夫仍逍遥于法外。他们和‘老爷子’有联系。但这里有一道难关。”
左托夫停下了，开始抽起烟来。谢尔盖认为应该继续监视卓娅·罗什金娜，因为不只是基特关心罗什金的命运，而且“老爷子”也很关心他的命运。大概，他也打算和卓娅取得联系。谢尔盖想到这一点时，像往常一样，感到急躁和不安，可是，他终于按捺下来了。
“是的，这难关就在于：”左托夫摇摇头说，“现在，‘老爷子’不会再和这两个人取得联系了。他是个老狐狸。他非常明白，既然罗什金被逮捕了，他的妹妹便也会受到我们的监视。而且，所有和她来往的人也不例外，其中自然包括茹布科夫了。现在对他来说，他们已经是‘嫁出门的女儿’了。”
左托夫又沉默下来，一心一意地吸着烟。
谢尔盖不能不同意他的说法。当然，监视卓娅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可是又该怎么办呢？怎样寻找这个难以捉摸的“老爷子”呢？因为追寻他的最后线索也断了。
“我为这件事绞尽脑汁，苦想了很久。”左托夫继续说，“在我看来，现在只有一个人。当然，希望并不很大。但应当试试。”
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着。看来，感到案件面临绝境的不只是谢尔盖一个人。
“这就是和‘老爷子’一块儿上罗什金的别墅去的那个男孩子。”左托夫结束说，“他们经常会在什么地方见面的。”
“对呀！”萨沙·罗巴诺夫快活起来，“简直把这个小坏蛋忘掉了！”
“关于他的那点材料一点儿用处也没有。”永远对一切事物抱怀疑态度的沃龙错夫摇摇头，“我还记得。一辈子也休想找到他。”
“那一点材料的确是不顶事……”左托夫肯定地说。
“再念一下材料吧，伊万·华西里耶维奇。”桑德列尔请求说。他打开一册大记事本，并拿起了铅笔。
左托夫把带来的文件夹打开，抽出了几页写着罗文斯卡娅证词的记录来，戴好眼镜，把有关的部分念了一遍。
“原来是这样的。”桑德列尔若有所思地说，并在记事本上迅速作下了记录。“一个瘦弱的孩子。”他又着重地重复了一遍，“大体上说，当然还是毫无头绪。但是……你认为怎样，是否可以找到这个孩子呢？”
这个问题是向每个到会的人提出的，可是谢尔盖又忍住了，让其余的人发言吧，如果问起他来，他再发表意见也不迟。
“我想是可能的。”罗巴诺夫不很自信地说，“不管怎样，在每个学校里都只有一个戏剧组。”
“你知道莫斯科有多少学校吗？”沃龙错夫笑了笑，问他。“有好几百所。我邻居的一个小儿子就在‘七○三中学’念书。想想看，得搞上一个月呢。”
“应该分几个区来搞。”罗巴诺夫不甘示弱地说。
左托夫摇了摇头。
“这就是说，要让几十个人放下其它的工作。随你怎么说，花费的时间是太多了。当然，我们并不是对所有的学校发生兴趣，”他若有所思地补充了一句，“我们感兴趣的只是那些靠近地下铁道环行线各个车站的学校。因为‘老爷子’曾经建议他坐地铁环行线的车，说是到那边再跑回去。”
“对，对，”桑德列尔狡黠地笑了笑，并望了谢尔盖一眼，“你有什么建议吗，科尔舒诺夫？”
谢尔盖点了点头。
“说吧，如果说得中肯，就连沃龙错夫也会对你说声谢谢的。他是个有原则的人。”
大家全都笑了。谢尔盖面孔涨得绯红。
“我觉得，可以把搜索范围缩得更小一些。‘老爷子’建议那孩子坐环行路的车，说是那样要近些。可见，还有一条较远的路：换一次车，沿轴线行驶。就是说，学校应当靠近位于环行线与某个轴线交叉点上的车站。”
谢尔盖津津有味地说得很流畅、很肯定。大家全神贯注地听着。
“这样的车站一共有六个，在三条轴线上。但基洛夫轴线应该除开。这个小伙子如果是坐地铁到共青团广场，或是上中央文化休息公园，坐环行路车反倒远一些。因此，还剩下四个车站：基辅站、库尔斯克站、巴维尔站和白俄罗斯站。就应该到这一带去寻找。”
“说得很对，”桑德列尔点点头，“我没有意见。你认为怎么样，沃龙错夫？”
“您怎么啦，吉奥尔基·弗拉基米诺维奇，您为什么老是盯着问我呢？！”沃龙错夫火了。
“你是最严厉的评判员，”桑德列尔开玩笑地说。接着又换了一种语调说：“别计较，同志！我同意你的意见。”他转身向左托夫说：“罗什金娜和茹布科夫现在对我们一点用处也没有。暂时只好撇下他们，让他们清醒清醒，平静下来。就是密尔察洛夫这个家伙也一样。现在应该查明那所学校。不知那孩子是在什么地点和‘老爷子’碰头的。围绕着科尔舒诺夫指出的那几个车站进行调查的工作计划最迟在明天交给我。完了！现在可以走了，同志们！”
当天便开始拟订新的行动计划了。上午就从莫斯科市教育局弄来了一份全市学校分布图。经过仔细的研究和热烈的讨论之后，在图上画上了四个波浪形的圈儿。每个圈儿内都有着近十所学校。
晚上，左托夫对那幅图仔细地进行了审查，并对一个圈儿的某些地方作了修改。然后，他考虑了一下，拿起话筒，拨了号码。
“诊疗所吗？请找一下罗文斯卡娅同志好吗？她病了？哦，哦。她家里有电话吗？谢谢。”
左托夫挂上电话后看了谢尔盖一眼，说：“您明天早上到罗文斯卡娅家去一趟，看看有没有什么新情况。现在已经是九月底了，可是罗什金娜还住在别墅里呢。”
“是。”谢尔盖沉着地答应道。
对罗文斯卡娅的访问得到了意外的收获。的确，别墅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再没有人在这儿露过面。但是，索菲亚·罗文斯卡娅生病前不久，曾在街上遇见过那个孩子。他和两个同学一道走着。长长的皮带挎过他们的肩头，系着塞得满满的军用挎包。看来，他们三个人是刚刚从学校里出来的。
谢尔盖故作镇静，甚至仿佛很淡漠地问，她究竟在什么地方遇见他们的。罗文斯卡娅回答说，是在离斯摩棱斯克广场不远的地方遇见的。这一次，谢尔盖用了极大的努力才压抑住了内心的高兴：因为他估计对了，更重要的是，现在搜索范围可以比原计划缩小四分之三。
可是在谢尔盖向左托夫作报告的时候，却讲得简短而冷静，丝毫不带从前那种急躁的神情。这种作风是他现在所极力追求的。
左托夫装着没有发现他的这种改变，说道：“我们现在接到一连串的报案信号。我只好也来搞搞别的案子。我委托你把关于这个小孩儿的事进行到底。行动要谨慎些，在学校里别暴露自己的身份。每天要向我汇报工作进展情况，你的意图如何也得报告。全明白了吗？”
“是，全明白了！”
谢尔盖稍微思索了一下，简短地答道：“通过区共青团委员会。”
左托夫赞许地点了点头。
谢尔盖毫不耽搁，径直上区团委会去了。他向区团委书记简略地说明来意之后，就领到了一张区团委会临时指导员的证件。他奉命了解各学校戏剧小组的工作情况。
离区团委会不远的一所学校首先引起了谢尔盖的注意。他到那所学校去时，正好刚上课。所有的团支部委员都上课去了。但他在教员休息室偶然碰见了一个文学教员——一位身材颀长、消瘦、面容秀雅、头发蓬松的青年。他忧郁地叹了一口气，告诉谢尔盖说，他们学校里根本就没有戏剧小组。
“得有熟练的领导者，这是一；很难弄到服装，而服装店里的又太贵，这是二；第三，在学生中没有有心人，没有热情和灵感，怎么行呢！缺少了这个，什么艺术都会毫无生气，戏剧也不例外。”
“您亲自动动手吧。”谢尔盖不同意地说。
“我能干什么呢……当然我能够作，但是……”年轻的教员苦恼地往桌上的厚厚一沓练习本瞟了一眼，“同时，又办不到。这就是辩证法。”他笑着说道。
谢尔盖抑制住了继续争辩下去的愿望。他在离开的时候，感到有些忧愁和烦恼，连他自己都觉得惊讶。“我是来干什么的，那里有没有戏剧小组关我什么事呢？”他想道。
第二所学校里有个戏剧小组，但组长是个女孩子。谢尔盖仅仅花了十五分钟就从她那儿获得了区团委告诉过他的，作为一个指导员应该搜集的材料了。他已经打算离开了，但这时那个女孩子显然克服了某种疑虑，急促地说道：“您知道吗，我们很想排戏，简直是渴望极了。您明白吗？排一出真正的戏。可是单凭自己的力量太困难了！我们尝试过。啊，难道不可以给我们一些帮助吗？不，您听我说，”她激动地喊道，虽然谢尔盖根本没有想打断她的话，“我们上校长那里去过一百次了。我们也到过区委会。我们可以自己弄到一切，做好一切，整个的一切！但一定得给我们一位导演。”
“好，让我们研究一下。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再向区委会提出来。”谢尔盖不太有把握地回答说。
在这个眼睛明亮的女孩子面前，他忽然感到很惭愧。“官僚主义！”谢尔盖忿忿地想道，然后他坚决地中断了刚说了一半的话，并说道：“我们来这样约定：在三四天之后准会有一位真正的专家来帮助你们。这是忠实的共青团员的诺言，会派人来帮助的。行吗？”
姑娘快活地点了点头。
谢尔盖走到街上，轻松地嘘了一口气，瞧了瞧表。哎哟，快七点钟了！该回去啦。但他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哪怕是再走一所学校也好。
街上下着牛毛细雨，黄昏来临了。好像变魔术似的，头顶上的路灯突然一下子全亮了，像黄色的宝珠般地沿着街道伸展开去。一天的工作结束了。汽车汇成的洪流，占据了整个街面。行人也多起来了。
学校里，第二部分的课程也上完了。教室里在开家长会。团支部正在三楼的少先队室里开会。
在空无一人的宽阔的走廊里，谢尔盖突然听到不和谐的音乐声。谢尔盖没走几步，音乐声突然又停止了。顶棚下面的扩音器响了起来，发出刺耳的声音。忽然，有个热情的、忽高忽低的嗓音快活地宣布：“同志们，由于一块铝片作祟，我们的广播室不能正常工作了！我再重说一遍：不能工作了！……”
另外一个非常快活的声音打断了他的话：“乐队队员们请求去玩玩……”
谢尔盖靠着墙，不出声地哈哈大笑起来。
这时，走廊里跑过来一个不知为什么发愁的学生。谢尔盖拦住了他。
“告诉我，这是在广播什么？”
“这简直是胡闹，不是在广播！”那个学生忿忿地说，“他们就爱这样试喇叭！懂吗，他们本来可以说数字‘1、2、3、4’等等，然后反过来说‘4、3、2、1……’他们却把这里当作了杂耍场。我现在就去……”
可是，谢尔盖拦住了他。
“等一等。他们已经试完了。你最好讲讲，你们学校有没有戏剧小组？”
“戏剧小组？没有。我们只有‘什基姆’！”孩子骄傲地回答，然后微笑着补充了一句：“不懂吗？起初谁也不懂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谢尔盖很感兴趣地问道。
“‘什基姆’就是‘学校小型话剧团’。棒吧？剧团！去年我们什么也没有搞出来。但在不久以前，团市委派来了一位新的领导。一位大学生，天下难得的小姑娘！当然，她已经不是小姑娘了。‘什基姆’就是她创办的。现在我们正在准备第一次演出。”
“真棒！”谢尔盖赞同地说，“说说看，你们戏剧小组的组长是谁？”
“我不是说过，我们没有戏剧组。我们只有剧团。而剧团团长是十年级乙班的依果尔·别列斯维多夫①。老实说，这人简直是个败类。”
【 ①苏联的一个著名演员（1875—1948），两枚列宁勋章及斯大林奖金获得者，曾饰《夜店》中的巴伦。《敌人》中的巴尔金，《樱桃园》中的特罗菲莫夫等等。——译者注】
谢尔盖注意起来：“先等一等，别忙！我好像看见过他！是一个身材高高的、瘦瘦的人，一头亚麻色的头发，是吗？”
“对！就是他。”
“为什么叫他‘败类’呢？”
“我和他在一个班上学习。他是个卑鄙的、自私自利的家伙！”
“怎么能这样说！”
这时，一个男孩子向他们跟前走来。
“瓦尔卡，你刚才在说谁？”他好奇地问。
“在说别列斯维多夫，除了他还会是谁呢。”
“但他是一个天才的演员呀！”那孩子称赞地说。
“你要是和这位天才坐一张书桌，就会明白的。”
“哦，我不知道这一层。但他演剧演得多棒啊！喝彩的声音震动了全场！”
“喝彩，他就爱这个！”瓦尔卡轻蔑地说。
“但这是应该的，你说，应该吗？”
“就算是这样吧。”
“那就行啦！他是个天生的演员。第二个卡查洛夫。这是共青团员的老实话！”
“嗳，你过分推崇他了。”
“一点儿也没有！你瞧吧，他会出名的。”
“预言家！……”
“他和谁要好？”谢尔盖问。
“他和谁也不交朋友！”瓦尔卡忿忿地说，“他很需要我们的友谊。而且我们也不吝惜友谊，结果适得其反。你想想吧！”
“你们把他推开不管吗？”
“谁把他推开不管呢？我敢以团支部委员的身份正式声明：是他自己脱离大伙儿的。”
“他是共青团员吗？”
“他是个可怜虫，而不是共青团员！”
“那么应该开导他，让他参加工作！打听一下他爱好什么。”
“我们又不是保姆！谁肯和他交朋友？我是团支委，但我不能强迫同学们去和他交往。”
“但他是一个多么好的演员啊！”谢尔盖笑笑说，“像这样，什么样的天才都会被埋没的。”
“没有集体的支持，毫无疑问，他是会被埋没的。”第二个孩子又插嘴说道。
“好，如果你能行，那你就去挽救他吧，而我连接近他都觉得怪讨厌的。”
这时，扩音器又响起来了，接着是熟悉的、仍旧非常快活的声音：
“亲爱的同志们，经过短时间的休息之后，我又以新的力量向你们声明：没有铝片我们就完蛋了！像契诃夫作品中的一位著名主角说的：‘这样生活下去是不行的，只有上吊！’”①
【 ①契诃夫的一篇短篇小说，描写一个叫卡什坦卡的小狗的遭遇。——译者注。】
“这是卡什坦卡说的话呀！”瓦尔卡又急躁地说，“不成体统！不，我得跑去看看，鬼晓得他们还要瞎叫些什么！”
谢尔盖又哈哈大笑起来。这个男孩子带着同伴向楼梯跑去，一面跑一面向谢尔盖喊道：“我们明天七点钟排戏！您来看吧！”
只剩下一个人的时候，谢尔盖止住了笑，面孔变得严肃起来。现在，这个来历不明的孩子好像是查明了。他就是依果尔·别列斯维多夫，“天才的演员”和“卑鄙的家伙”。谁也不肯和他交朋友。当然喽！他好的一面很少。所以，谁都不愿意和这种人打交道，这不消说。可是共青团的工作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简单事啊。这得向区委详细谈谈。嗯，但目前应该谨慎地、十分谨慎地搜集有关依果尔的详细材料。
谢尔盖忽然记起了：学校里今天是“家长日”。
这是在存衣处值班的一位老妇人告诉他的。应该找到十年级乙班的教室。
谢尔盖走近虚掩着的写着“十年级乙班”的教室门时，听见杂乱的人声，从门缝里看见许多上了年纪的男人和妇女，非常滑稽地坐在极不相称的书桌后面。看不见女教员，谢尔盖只听见她那年轻而激动的声音。
谢尔盖不慌不忙地在走廊里踱过来、踱过去，一连三次，然后又走到教室门前，急不可耐地谛听着。不，会议根本还没有结束的意思。现在他们正在谈着学习成绩。谢尔盖忽然警觉起来，因为女教师提到了依果尔·别列斯维多夫。立即有一个女人的声音打断了她的话：
“这话不对！他很有才能！不过得采取特别的方法教育他：他容易受刺激，相当敏感。”
“这是他的妈妈。”谢尔盖想道。
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谢尔盖赶快从门边走开。
又过了半个多小时，会议才结束，家长开始陆续散去了。一位肩上搭着玄狐皮披巾的高身材的胖妇人从谢尔盖身旁走过。她那忧愁的脸上涂着厚厚的一层脂粉。“别列斯维多娃太太。”谢尔盖目送着她走出去，微笑着想道，随后，他跨进了教室。
女教员身材梢瘦，穿一件朴素的黑色外衣，白色的小翻领翻在外面，头发平整地向后梳着，手中拿着点名册，正耐心地和围着她的家长们谈着什么。她用疑问的眼光向谢尔盖打量了一下。
“我要和您谈谈，基娜依达·伊凡诺芙娜。”
“请稍等一等，一会儿就有空了。”她乐意地答应说。
终于，最后几位家长也走了。女教员用手势招呼谢尔盖坐到一张书桌旁，她自己也在旁边坐下了。
“请说吧。”
“我是从共青团区委会来的。”谢尔盖开始说道，“打算了解一下戏剧小组的工作。想知道您班上有哪些学生参加了戏剧小组，有没有影响学习。我偶然听到你们在这里谈起依果尔·别列斯维多夫。好像他是戏剧小组的负责人？”
“他是负责人。”女教员点点头，带着倦意补充道：“是一个不容易对付的孩子。”
“为什么呢？”
“都是由于家长啊。嗯，别奇怪。一切困难都在家长身上。他的父亲是一位大建筑师，是个骄傲自大，听不得不同意见的人。您听到他母亲刚才说的话了，再听听他父亲的话看！他甚至当着孩子的面和我争吵，为孩子辩护，说话的态度十分轻蔑。看来还是一个知识分子，而礼貌和关怀——唉，一点儿也谈不上！”
“是吗，这种人。您真难对付。”谢尔盖由衷地表示同情，“嗯，那么依果尔自己在学校里表现得怎么样？”
“大家都不喜欢他。他是个骄傲自大、性情孤僻、贪得无厌的人。”
“他学习怎样？”
“学得不好。得了很多三分。但他相信他爸爸会把他弄进大学里去的，他还以此夸耀呢。”
“怎么会把他选为戏剧组组长的？请原谅。”谢尔盖笑了笑，“应该说是剧团团长。”
女教员显得很疲倦，但还是严肃地回答道：“搞剧团倒真是个好主意，是一种极好的课外活动方式。至于说，他是怎么被选为团长的吗？那仅仅是由于剧团指导员的提议。孩子们都尊敬她，她是一个很可爱的姑娘。不知怎的，她相信依果尔是个天才演员。老实说，他的确善于伪装。”
“依果尔住在什么地方？他的父母亲叫什么名字？的确，我对他很感兴趣。”
“他的父亲叫费舍沃洛特·安德烈也维奇，母亲叫罗莎·伊凡诺芙娜，他们住在……请稍等一会儿……”
基娜依达·伊凡诺芙娜翻开点名册的最后一页，念出了他家的地址和电话号码。
“他住在别象街，怎么跑到这里来上学？”谢尔盖惊奇地问道。
“他们是去年冬天才搬到那里去的。所以，他们决定让孩子在本校念完十年级。他每天坐着他父亲的汽车上学。”
那地址谢尔盖是熟悉的。他马上记起了，舒宾斯基也住在那所房子里。
他们还谈了谈小组里其他成员的情况，然后谢尔盖便起身告辞了。
“您的到来使我很高兴，以后常来吧。”基娜依达·伊凡诺芙娜说，“光靠我们几个是很困难的，时间不够用。校长几乎是亲手帮团委会拟订工作计划。我们要出席一切团的会议，因为我校的团员们毕竟还是孩子啊。我们真得关心他们的每一个行动。”
“不过，我认为，这样也不行。”谢尔盖忍不住了，反驳说，“九十年级的学生难道还是孩子吗？”
“可是，仍得给他们出主意，”基娜依达·伊凡诺芙娜稍微有点生气地说，“他们连一个重大问题也决定不了。”
“你们没有培养他们的这种习惯，所以他们不会。”
“但您该知道。这个错误至少应该由你们和我们两下分担。区委会简直把我们忘了。去年一年中，区委会的同志只来过一次，还是因为参加改选大会。给我们打电话也只是为了团费交得不对数，或者谁没被注销的事。电话给谁打了？当然，是打给校长。请问，这种情况还会持续很久吗？”
“不会的，”谢尔盖坚决地回答，“现在他们……就是说，我们决不会忘记你们。”
“我又卷入了争论。”他遗憾地想道，“我的性格是怎么样的？不过……管他呢，我还是要把这一切直率地向区团委书记汇报。事实上，她说得对呀。”
谢尔盖从学校里走出来时，雨已经下大了。一阵阵迎面吹来的风把冰凉的雨点打在谢尔盖的脸上。谢尔盖翻起雨衣领子，把双手插入衣袋里，大步向无轨电车站走去。直到现在，他才感到异常地疲倦和饥饿。
谢尔盖在乘客稀少的电车厢里打着盹儿。他好几次企图抬起困倦的眼皮，但眼皮立刻又合上了。谢尔盖沉入温暖的蒙眬睡意之中。倦意笼罩了他的全身。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光景了。
第二天早晨，谢尔盖按时上班来了，他焦急地等待着左托夫的召见。
罗巴诺夫从门外探进身来。
“致以少先队的敬礼，科尔舒诺夫同志！莫斯科的学生们生活得怎样？”
这时，内部电话响了，左托夫叫谢尔盖到他那里去。
“汇报一下你的工作，科尔舒诺夫！”
谢尔盖像往常一样，简短扼要地用几句话就把工作的结果报告完了，并把笔记放到了桌上。
左托夫听到别列斯维多夫家的住址时，说道：“地址相同。又是别象街，嗯，嗯！”
他戴上眼镜，本想看看笔记，但随即又改变了主意，把笔记放到一旁，从眼镜上方望着谢尔盖，严肃地说道：“这样吧，详细地谈一谈！你从前好像是很善于做这样的事情的。”
谢尔盖黝黑的双颊上泛出了薄薄的一层红晕。他勉强又说了一遍。他只尽力谈那些直接与案件有关的东西。但后来他忍不住了，忽然谈起学生们在广播室试喇叭的事来。
左托夫哈哈大笑起来。笑得那样开怀，他那阴郁的面孔霎时变得善良而真诚了，慈祥的皱纹布满了眼睛四周。
“嗳，小鬼，可惜我没有听到！”他一面说着，一面取下眼镜，擦掉了眼中的泪水。他换了完全另外一种语调，信任地问道：“你打算下一步怎样做呢？”
“我们把别列斯维多夫找来，要他谈谈他在别墅里做了些什么，在哪儿见过‘老爷子’。”
“太早了。”左托夫摇摇头。
“我敢担保，他什么都会说的！”
“为什么这样自信呢？你甚至还没有和他见过一面。你对他有什么了解呢？”左托夫又皱起了眉头，“我还以为，你已经下定决心遇事不再急躁了。”
谢尔盖很不痛快，本想加以反驳，甚至和他争辩一番。使他不快的是，科长在这一次又表示不满意，这显然是吹毛求疵，非常不合时宜地提到谢尔盖在刑事侦查局工作初期那段痛心历史的。但他极力压住了心头的怒火，冷淡地说道：
“听候您的指示！”
“现在就告诉你！但我得首先提醒你，我们不能逮捕依果尔·别列斯维多夫，因为没有证据。我想，也不会找到证据的。因此，如果讯问不成功，我们得不到供词，那就坏事了。别列斯维多夫会把这些一五一十地全都告诉‘老爷子’的，那时，一切线索便都断了。唔，要使他自动承认，他就不至于向任何人谈起这件事来了。此外，方式正确的审讯还可以在他的心理上产生巨大影响，使他走上正路。可是一切得考虑周到、准确。这一点你明白吗？”
“明白了！”
“既然明白了，我们就接着往下说吧，”左托夫装做始终没有发觉谢尔盖不满意的样子，心平气和地继续说道：“为了顺利地进行这种困难的审讯，就应当多多掌握别列斯维多夫的材料。应当找到这个人心中那根可以弹奏、激发他的良知的弦，这是一；其次，必须多掌握一些他在校外行为举止的材料，这一点也明白吗？”
“明白了。”
谢尔盖越听越入神。因此左托夫满意地注意到，自己论证的逻辑摧毁了谢尔盖的成见，使对方的怒气平息下来，并引起了热烈的兴趣。
“可以说，你把到学校去访问的情形叙述得相当生动。但没有从中得出任何结论来，你在那里遇到了一位对你极有用的人。难道你没有觉察到吗？”
“是谁呢？”谢尔盖不由得脱口而出，但马上又怪自己沉不住气。
左托夫笑了起来：“也就是你所谓的‘别列斯维多娃太太’，这还用问吗。”
谢尔盖只是耸耸肩头。
“不同意吗？其实根据她在会上的反驳意见以及她的外貌，就已经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她是个愚蠢而傲慢的人，同时，显然还是爱多嘴多舌的。她喜欢管别人的闲事，儿子的事就更喜欢管了。总之，该上别列斯维多夫家去访问一下。观察一下那里的气氛如何。这点很重要。同意吗？”
“完全同意！”
在谢尔盖这次回答的语气中，左托夫发觉，他是很诚恳的。
“有问题吗？”
“没有！”
“行动吧！一共给你两天的期限。应该快一点。要记住：如果搜集不到材料那就糟了。这会使工作变得复杂起来的。并且还得记住：宁可搜集不到材料，也不能慌慌张张地把事情搞糟了。完了！执行去吧！”
谢尔盖回到办公室里，吸着烟沉思了一会儿，然后，拿起话筒，拨了一个号码。
一个女人的声音回答说：“喂！喂！”
“可以请罗莎·伊凡诺芙娜来听电话吗？”
“我就是呀，您有什么事吗？”
“我是共青团区委会。我们现在要检查各个学校戏剧组的工作情况。您的儿子是戏剧组组长，据指导员告诉我们说，他很有天才。”
“是呀，是呀！一点儿也不错！”
“因此，我想找您谈一谈，首先……”
“哦，请吧，好极啦！”罗莎·伊凡诺芙娜打断了他的话，“关于我的依果尔的才能，我能讲得比谁都详细。请您马上来吧！依果尔不在家。”
二十分钟后，谢尔盖走进了那座熟悉的楼房的明亮而清洁的前厅。他上了第四层楼，按了按别列斯维多夫家的门铃。
一个穿戴很朴素、腰间系着围裙的美貌姑娘迎着谢尔盖打开了门。
“罗莎·伊凡诺芙娜，”她喊道，“有客人找您！”
一扇镶着玻璃的房门打开了，罗莎·伊凡诺芙娜从门帘后面走出来，她穿了一件花绸长衫，头上披着一条薄纱头巾，头巾下面现出管状的铁发夹。
“请进，年轻人！”她指了指邻室的门说道。
谢尔盖走进了餐厅。
罗莎·伊凡诺芙娜马上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她首先热烈地叙述了儿子的长处，同时，他的这些长处都是她无微不至地教育的结果。
“要看出自己儿子的天才，真是不容易。”她装模作样地说，“连我丈夫也不完全明白这一点。他有时候对孩子太严厉了，使孩子的性格变得孤僻起来。对待有天才的孩子应该特别留心，您说对吗？”
“一点儿也不错，”谢尔盖为了谨慎起见，表示同意地说，“这一点您看得很清楚。”
“可是费舍沃洛特·安德烈也维奇就不明白这一点！”罗莎·伊凡诺芙娜痛心地吸了一口气。
“不可能吧？”
“嗳，您不信？譬如说吧：去年春天，依果尔准备上一个熟识的姑娘家去祝贺她的生日。他想送她一件礼物。他爸爸给了他五十卢布。可是，依果尔需要二百卢布，因为他看中了一件东西。这是可以理解的！难道不应该吗？可是，可是他父亲却大发脾气，把他赶了出去。我打算让他们和好，就去劝他父亲，可是依果尔却很倔强，他自己不知从什么地方弄到了钱。”
“后来怎样了？”谢尔盖很关心地问道。
“在这件事情发生后，依果尔就变得孤僻起来。常有人给他来电话。我甚至不知道是谁打来的。有一天，这还是在夏初，他带回了一只皮箱。他好像说，是一个同学请求把皮箱拿到我家寄放三四天。可是我觉得他在撒谎。”
“难道您没有想看看箱子里装的什么东西吗？”谢尔盖善意地微笑着说。
“箱子是锁着的。而且，总有些不太方便。”她急忙改了口，接着，热烈地往下讲道：“但主要的是，依果尔酷爱戏剧！他有着异常敏感的演员的天性！您不想同费舍沃洛特·安德烈也维奇谈谈吗？”她突然振奋地说道，“他也会和您谈到这些事的。”
“何必呢？况且，还是谈这些事。”
“不，您得跟他谈谈！”罗莎·伊凡诺芙娜坚决地说，“一定得谈谈！”
“可是，七点钟的时候，我要去参加学校里的排演。”
“不要紧，现在刚过十二点。费舍沃洛特·安德烈也维奇会给您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的。他是怎样一个人啊！我给他打个电话去。”
罗莎·伊凡诺芙娜不等谢尔盖表示同意，就向邻室走去。不多一会儿，便从那里传来她压低了的声音：
“费舍沃洛特吗？……是我呀。来了一个年轻人，是为依果尔的事来的。什么？……他是从区委会来的……嗨，我不记得是什么区委会，这没有关系！他们认为依果尔是个天才。我把我所知道的一切全讲了。你也该和他谈谈。没时间？费舍沃洛特，你必须和他谈谈！你听见我说的什么吗？”罗莎·伊凡诺芙娜尖声尖气地低声说道，“这关系到你儿子的前途呀！我什么也不想知道！今天七点以前你必须接见他。不然，不然……你就要了我的命……嗯，这才对呀，我太高兴了！吻你！再见！”
罗莎·伊凡诺芙娜又走进房间来，依然显得庄重而坚决，只是胖胖的双颊上微微泛起了红晕。
“请您在下午两点钟到我丈夫的办公室去，他要会见您。”
“我没说去，罗莎·伊凡诺芙娜……”谢尔盖开始说道。
“不行，不行！这话我连听也不愿听！您这样就太小看我们了！”
谢尔盖认为，现在就应该告辞了，这时候最适宜。
“您太好了，”分别时罗莎·伊凡诺芙娜客套地说道，“我对您非常坦白。只是别对依果尔说您到我家来过。我恳求您！”
“可以。可是您自己能保守秘密吗？”谢尔盖笑了。
“唉，为了儿子，我什么都愿意干！”罗莎·伊凡诺芙娜叹了口气说。
到了街上以后，谢尔盖觉得松了一口气。
城市上空，低垂着浓密而沉重的乌云。一阵风刮过，宽阔的林荫道旁，干枯的树叶在枝上凄凉地沙沙作响。
谢尔盖在街上慢慢地走着，目送着飘向路面的落叶，陷入了沉思。别列斯维多夫关于儿子会谈些什么新情况呢？
这位妈妈似乎已把一切都说出来了。儿子忽然有了钱，有了神秘的新交，变得孤僻起来，把赃物（谢尔盖毫不怀疑地认为，箱子里装的是赃物）带回家来。现在一切全摆得明明白白的：这个孩子参加了匪伙。
还有，谢尔盖几乎已经回答了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这个青年会误入歧途呢？西兰契耶夫说得对，谢尔盖清楚地记得他的话：“我认为，有许多问题常常是从家庭开始的……”可是，为了弄清底细起见，还是应该和孩子的父亲见见面。当然，别列斯维多夫是位聪明、能干的人。无疑，关于儿子的事他总能够谈点什么。这时，谢尔盖心悦诚服地承认，左托夫估计得完全正确。谢尔盖搜集到的材料太少了，却又把罗莎·伊凡诺芙娜这样一个人给轻易地放过去了！最奇怪的是，左托夫正确地分析了她的性格。事实上她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正因为如此，谢尔盖才从她那里得到了许多与区委指导员的工作毫不相干、而他也不敢问起的材料。
“是的，费舍沃洛特·安德烈也维奇当然不会像他妻子那样。但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为什么他对孩子的教育那样糟？”谢尔盖好奇地揣测着。这时，他忽然发觉自己开始对人们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形形色色的人们——好人和坏人，全都吸引着他。现在他非常想见一见这位别列斯维多夫先生，对他作一番评价。
不过，谢尔盖最殷切希望的，毕竟还是见见近日来他颇为了解的、时时萦绕于他的脑际的依果尔·别列斯维多夫本人。谢尔盖决定出席学校的排演，从而结束工作的第一个阶段，然后继续深入，向主要目标前进。
这是一座异常宽大的，有着许多高大、明亮的门窗的崭新的楼房。谢尔盖很喜欢它那精确的线条美。他穿过宽敞的前厅，登上了二楼。走廊尽头的玻璃横隔墙内的写字台旁坐着一位姑娘，她正热烈地用电话和谁交谈着。这里还放着一张矮沙发，沙发前面是一张小桌，上面放着几只烟灰碟。一扇宽大的玻璃门通往工作室，另一扇门通向别列斯维多夫的办公室。
姑娘打完电话之后，问道：“同志，您找谁？”
“费舍沃洛特·安德烈也维奇在吗？”
“在。我马上就去告诉他。您是哪个单位的？”
“共青团区委会。”
姑娘好奇地向他瞥了一眼，便在门后消失了。过了一会儿，她又走出来，对谢尔盖说道：“请进去吧。只是费舍沃洛特·安德烈也维奇很忙。”
谢尔盖走过去，敲了敲别列斯维多夫办公室的玻璃门。
“请进。”从里面传来了一个从容不迫的声音。
谢尔盖跨进了办公室。
在一张大写字台后面，坐着一位胖胖的、外貌显得很年轻的人，他的唇髭经过仔细修饰，头发很光滑地向后梳着。别列斯维多夫穿着一身样式美观的灰色衣服，带灰色条纹的黑蝴蝶结衬着他那丰润的、微微下垂的双颊。他以从容不迫的手势向谢尔盖指了一下桌前的一张安乐椅：
“请坐，年轻人。找我有什么事吗？哦，对了！您是为依果尔的事来的。跟您说什么好呢？总地说来，依果尔是个多才多艺的孩子。例如，他有非凡的音乐天才。是呀，是呀，我的好朋友是一位大音乐家，听他演奏过。我那朋友高兴极了！此外，依果尔还擅长绘画、雕塑、写诗。这是我对他的影响，懂吗？”别列斯维多夫非常自信地、漫不经心地说道，“但他的主要天才表现在建筑方面。这点是毫无疑问的。这方面的才能必须发展下去。这也是国家利益所要求的。每个苏维埃公民都应该贡献出自己的全副精力，把自己的才能充分运用到创造性的工作中去，为人民造福，这终究是每个公民对国家的责任。我们的制度允许这样做。进一步说，还要求这样做。总之，依果尔应该成为一位建筑师。在这方面，我恰巧还可以帮助帮助他。”他洋洋自得地笑了笑。
“可是，我觉得，依果尔还有另外一种天赋——演剧，是吗？”
“他自己根本不懂他究竟有什么天赋。演剧……哦，是的，不久以前，他曾经醉心于马戏。您想想，最近一个节目他一连看了两次。那么，难道您要我送他去学演小丑吗？”
别列斯维多夫哈哈大笑起来。
“马戏院？”谢尔盖感到奇怪，“唔，这个爱好是不会长的……”
“这点毫无疑问。他甚至不好意思让我们知道。他不肯说起上马戏院去的事。是他妈妈偶然发现了两张马戏票。在他大衣里面的口袋里。他把这两张票给忘掉了。”
“他不生罗莎·伊凡诺芙娜的气吗？”
“哪里的话！她把票子又放回了原处，而且对他一字不提。她是个有经验的侦查员哩！”
别列斯维多夫又笑了起来。
“也许，他只去过一次，是和别人一道去的呢？”谢尔盖指出说，他已习惯于根据任何一个细节作结论，同时，他又竭力提出问题来对证自己的结论。
“不会的，”别列斯维多夫不以为然地把手一挥，“两张票的日期不一样。幸亏他母亲把什么都注意到了！”
“这就是说，他是很爱看马戏的了。”谢尔盖笑着说道，“也许两次的节目不相同吧？”
“好一个乏味的年轻人！”别列斯维多夫想道，“当然，他想和我谈谈，但又不知道该谈些什么。”于是，他仍旧心平气和地回答说：
“这两张票的日期，唔，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九月三日和五日。马戏团的节目不会经常换的！嗯，总之，问题不在这里！依果尔应该成为一个建筑师。我不是以父亲的身份，可以说，是以一个公民，一个积极的建设者的身份说出这番话的。不仅是以房屋的建设者，如果把眼界放宽些来看，是以我们生活的建设者，是以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者的身份说出这番话的。至于演剧吗，也是有益的活动，它能促进人的发展。”他表示赞同地补充了一句，接着，从衣袋里掏出一只形状异乎寻常的香烟盒递给谢尔盖：“请抽一支吧，这东西是我的朋友从中国给我带来的。”
“谢谢，我习惯抽自己的烟。”谢尔盖平心静气地回答说。别列斯维多夫的语调和举止已经开始使他感到厌烦了。
告辞之前，谢尔盖顺便问了一句：“奥斯莫洛夫斯基建筑工程师在你们这里工作吗？”
“在我们这里工作。”别列斯维多夫皱了皱眉头。
谢尔盖站起身来，表示谈话结束了。
别列斯维多夫握着谢尔盖的手，以居高临下的口气说：“撒种吧，青年人，撒下理智、善良、永生的种子，像涅克拉索夫老人说的那样，为人民撒下幸福的种子。这是一项崇高的，我甚至说，是一项鼓舞人心的任务。”
“鬼才和你一起撒种呢！”谢尔盖气愤地想道。
刚过七点钟，谢尔盖就上学校了。在教员休息室旁边，他忽然又碰上了那个已经认得了的学生。这次那个孩子又是愁容满面地。
“什么事使你不快活，首长同志？”谢尔盖笑着说，“又是为了捣蛋的广播吗？”
“不是，是关于团支部的事。我们吸收了两个七年级的小家伙入团。”
“这又有什么呢？”
“他们对自己的历史都弄不清楚。有一个孩子甚至把他的亲人都忘记了。例如，他竟忘掉了在我校四年级念书的小弟弟。而另一个孩子却连邱吉尔是谁都不知道，他只是根据官衔，才知道那是一个英国人。”
谢尔盖忍不住笑了起来：“他们都是好孩子吗？”
“这倒是事实！我们的书记谢夫卡提出了一些各式各样的问题去为难他们。”
“你帮助帮助他们吧。”谢尔盖向他建议说，接着问道：“你们的剧团在哪里排演？”
“在三楼。让我带您去。您是哪里来的？”
谢尔盖掏出区团委的证件，孩子仔细地把它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他们向三楼走去。从挂着“十年级乙班”牌子的教室门内传出了乱哄哄的人声。孩子推开门，大声喊道：“叶莲娜·阿娜多里耶芙娜，区团委的指导员上我们这里来了！”
喧闹声停息了，谢尔盖在寂静中走进了教室，立即看见了……莲娜。
这半年来，莲娜有了很大的改变。她穿着一件谢尔盖还没见过的、朴素的深蓝色长袖连衣裙。她那浅色的、鬈曲的头发完全梳成了另外一个式样。她那双浅灰色的大眼睛异常严肃而专注地望着人。莲娜坐在一张书桌旁，四周围着一群孩子，她手中拿着一支铅笔，在一本摊开着的薄子上记录着。
“谢廖沙！”她轻声喊道，她那快活的、红润的脸上突然现出了吃惊的神色。
谢尔盖吃惊的程度也不下于莲娜。
“你好，莲娜。”他用微微有些颤抖的声音说，犹豫地和她握了握手，“你们好，孩子们！我想看看你们剧团排演，可以吗？”
“可以！……”
“请尽量看吧！……”
“看看我们搞些什么！……”
“谢廖沙，难道你是……”莲娜开口问道。
“区团委的指导员吗？是的。”谢尔盖打断了她的话。
“好吧！”莲娜忽然坚决地点了一下头，向孩子们说：“我们继续排下去。那么，我们的第一个节目就叫做‘学校的麦克风’。我们应该讽刺什么呢？喏，首先，要讽刺课堂提问时互相提词儿。沃瓦·科洛尔已经想好了这一场。下一场该是什么？”
“下一场吗？课间休息的纪律。”一个长着棕色头发，有着一双狡黠的眼睛的男孩子说道，“孩子们常常跳着高去摸电灯泡。我们这里常常发生这种事情。结果楼下的天花板直掉灰。那里的同学都非常生气，就派班会委员到楼上来。我们也有这样的委员。他到了楼上以后就大声喊道：‘你们在干什么呀？简直是胡闹！’那些孩子照例答道：‘运动可以增进身体健康。你看我们附近的一所学校还出现了冠军哩，他不但摸着灯泡，还够得到灯罩呢！你简直不给学校争气！’这时，楼下的孩子感到很高兴：因为把一个权威人物，群众的领导者派去之后，马上就制止了胡闹。这时，班委深思地说：‘冠军……给学校争气……’然后他忽然大喊道：‘好吧，让开些！’结果他跳得比别的孩子还高，楼下天花板上的灰土又纷纷往下落。噢，怎么样，这行吗？”
所有的孩子都笑了。
“好哇，真是我们的古列夫·瓦尔卡！”有一个学生忍不住说道，“可是怎么能够一下子把两层楼表演出来呢？”“哎，瞧你！这个很简单。”一个身材高高的、有着浅色头发的青年插嘴说道，教训般地用手指敲敲额头，“得用它来想办法呀。我们把舞台划成两半，算作两层。这半边，孩子仍在蹦跳，在另外半边，同时就往下掉灰土。”
从他的外貌，从他那“哎，瞧你”这一声喊叫声以及那种散漫、自信的态度，谢尔盖猜想：“这就是依果尔·别列斯维多夫。”
“不错，”莲娜一面赞同说，一面在本子上作记录，接着，抬起头来，看看周围的孩子们：“还该讽刺什么？”
“还该讽刺缺乏教养的现象，”另一个孩子认真地说，“例如，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有谁在电车上给老年人让过座。”
“孩子们，我们这样来表演吧。”莲娜支持并建议说，“有两个高级班学生在谈话。他们说：‘现在的青年人多么缺乏教养呀！’一个说：‘昨天晚上我搭电车，在我旁边坐着一个年纪很小的学生，大概是五六年级的。有一位老太婆走进车厢来。你以为他肯给老太婆让座吗？他才不呢！我坐在那儿心里非常生气，等着，看他要到什么时候才想到给她让座，到什么时候才会良心发现，看看他受的教育到什么时候才会对他起作用。我等了十五分钟，他还是坐着不动！结果，那位老太婆整个路程就一直站着。这就是他所受的教育！’”
莲娜高兴地说着，并且热情、滑稽而又惟妙惟肖地学着男孩子忽高忽低的嗓音。孩子们一齐哈哈大笑起来。
“我认为，最好换一种方式表演。”浅色头发的青年又插嘴进来说，“一辆电车，他们在里面坐着，进来一位老太婆。这样会生动些，可以表演一番。”
“这意见很对。”谢尔盖想道。
莲娜也表示同意，还在本子上作了笔记。
“还有一个事件，”一个身材不高的黑眼睛的孩子若有所思地说，“我们班上的根卡·沙加洛夫时常用火柴棍占卦，预测自己会不会被先生叫上黑板去测验。他还会为别人占卦。一些落后的同学还信他这一套。这种迷信残余应该加以讽刺。”他严肃地结束了自己的话。
“他会根据星辰来占卦吗？”一个学生笑着问道。
“哦，我想出来了！”浅色头发、高身材的青年（谢尔盖猜出他就是依果尔·别列斯维多夫的那个孩子）喊道，“我们把他扮演成一个古代星象术士，头戴高筒帽，身穿长袍，手拿单筒望远镜。同学们都来求他：‘啊，明哲的星象术士，明天的文学课测验我能得几分？明天几何老师会不会提问我？’他就用望远镜看了看，回答说……他们是怎么说的？”
“月亮正对着上升的木星，这预兆大吉大利，我的小兄弟，”谢尔盖忽然拖长了声音说道，并笑了起来，“怎么样？或者这样说：‘土星上的红色预兆你凶多吉少。’”
“对呀，对呀！……就像这样说！……”孩子们嚷嚷起来。
“你说得多好啊，谢廖沙！”莲娜惊异地说。
“我是老星象术士。”谢尔盖以手扪胸，一面开玩笑似地回答，一面为在这儿的孩子们中间遇见了莲娜而暗自高兴。
“然后，”原先那个青年津津有味地往下说，“他就郑重地预言自己的成功。但就在这时，有个孩子跑来喊道：‘根卡，在点名簿上你名字旁边打上了个记号！’于是根卡吓得扔下帽子、长袍、望远镜，慌忙逃走了。”
那个青年不仅想好了节目的内容，而且当场就指手划脚地表演出主角的姿势、动作和表情。他扮演的星象术士，看上去是那样自然、可笑，他竟这样灵巧和天生幽默地表演着两三个人的对话，以致使人看了忍不住要笑起来。
“棒极啦！……国际水平的节目！……”周围的孩子们喊道，“马上吧，叶莲娜·阿娜多里耶芙娜！……”
“我写，我写。”她笑着说，“这个节目想得很好。嗯，还有什么？”
“大概没有什么了。”
“孩子们，我向你们建议，还演这样一个节目：”谢尔盖为大伙的热情所感动，插进来说，“团支部大会进行批评，说得更确切些，是批评团支部书记谢瓦。瞧他接受团员的那个场面！一个七年级的同学站在他的面前，惴惴不安。而他却板着一张脸问那孩子：‘谈谈你的历史，要说得详细些。’而那孩子的历史非常简单，两句话就讲完了。于是谢瓦又说道：‘确定一下自己的家庭出身。’而那孩子根本还不懂这话的意思，弄得糊涂了。你们的谢瓦忽然想起，那孩子的弟弟在本校四年级念书，就严厉地问道：‘你的直系近亲之中，有得二分的吗？’喏，那孩子十分焦灼不安，越弄越糊涂，比如，就这样回答：‘说老实话，我早就把二分消灭啦。’”
孩子们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高兴地重复着谢尔盖想出的这些问题。
“对极啦！……谢瓦就是这个样子！……叶莲娜·阿娜多里耶芙娜，快写上，别忘掉了！……”
谢尔盖瞥了莲娜一眼，她的脸色绯红，微笑着俯身在本子上匆忙地记着。
然后，大家稍微安静了一些，开始分派角色了。孩子们争执起来。一切主要的角色那高个子青年都想由他来担任。当谢尔盖看到他像他父亲一样傲慢地要求担任一切节目的主角时，就完全肯定，这就是依果尔·别列斯维多夫。果然，不一会儿就有人叫了他的名字。谢尔盖以为，莲娜会对他让步，可是，她并没有让步，反而非常公平地分派了角色。
谢尔盖观察着依果尔的时候，不由得暗暗思忖：“看来，他真是很有天才，而且非常喜欢戏剧。而他的爸爸呢？不了解儿子。依我看，他是一位天生的演员。只要拨动这根弦便可以挽救这个青年。应该到区委会商量一下这件事。”
谢尔盖不时看到莲娜投来的快乐而稍露惊异的眼光。这眼光仿佛在说：“你忽然来了，这非常好，可是，你是为什么来的？”谢尔盖忘记了过去的一切，醉心地瞧着她的目光。
终于，孩子们准备走了。教室里空了。在远处走廊上和楼梯上传来渐渐远去的孩子们的声音。
“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谢廖沙。”在片刻沉默之后莲娜哀愁地说道。
谢尔盖点了点头。他看到她那一向自信的眼光中充满了不平常的羞怯和忧愁，不由感到十分激动不安。可是他还以为他能够忘掉莲娜呢！她现在多么美丽啊！在她生平头一回这样盯着他看的眼睛里没有半点虚伪和做作的神情。
“我是多么想看见你啊，谢廖沙，想告诉你……”莲娜咬着嘴唇，望着窗外沉默了片刻，“想告诉你，”她坚决地重复道，“那时是我错了。我……我仿佛失去了什么似的。我自己也不知道，失去了什么。我变得这样冷淡、这样孤独……”
谢尔盖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他忽然想把这个姑娘抱起来，把她偎在怀里，保护她，给她温暖。
“遇见你，我也非常高兴。”他努力说出这句话来。
感情又死灰复燃了。谢尔盖猛然站起身来，走到莲娜跟前，握住她的手，恳切而热烈地说道：“你是位好姑娘，莲娜……你永远是这样的天真和可爱！”
莲娜用惊惧的眼光朝他望了一下。红晕笼罩了她的双颊和脖子，嘴唇颤抖起来。她挣脱了他的手，头也不回，直向走廊奔去。
只剩下谢尔盖一个人了。他的心脏剧跳得发痛。他的手里仿佛还握着她温暖的小手似的。“发生什么事了？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他幸福而惶惑不解地问着自己。
第二天，谢尔盖开始动手写报告了，应该把这两天来收集到的全部材料都写进去。他竭力回忆起这段时间所接触到的人，回忆起他们在言行中看似微不足道的详情细节。当然他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了依果尔·别列斯维多夫身上。
谢尔盖懂得：他现在写的材料，与依果尔今后的命运有着很大的关系。虽然他对那青年的印象不怎么好，但力求不让这种情绪影响到自己。
还在不久以前，他是不可能做到这点的。谢尔盖容易匆匆给人下结论，并且常常从好的方面着想。对别人的某一点很喜欢的时候，便很快地、本能地产生好感，而不愿去看看人家的缺点。他同样能忽然对另一些人感到讨厌。但是在最近半年来，他已经学会了不少东西。
一切事实都和别列斯维多夫作对，都对他十分不利。不过，谢尔盖以一种新的嗅觉察觉出这个青年身上还有某些好的、尚未蜕化变质的成分。他尽力把这种看法在报告上表达出来，并加以说明。
谢尔盖在中午的时候就写完了报告。他把报告交给了左托夫之后，就上区团委会去了。
谢尔盖等了一个多钟头，区团委书记房里的会才开完。最后，他终于走进办公室，把自己的证件放到了桌子上。区团委书记惊异地问道：“何必等我呢？真是个怪人！把证件交回来不就完了。”
“啊，不，我来不是单为这件事。”谢尔盖执拗地摇摇头，“我应当向您汇报一下，听着吧。”
谢尔盖详细叙述了他去过的那些学校的戏剧组活动的情况。他热烈而气愤地说着，区团委书记注意地听着。当谢尔盖说完之后，书记深思地说：“谢谢，科尔舒诺夫。兄弟，你很多地方说得很对。缺点又何必隐瞒呢！应该立即纠正这些缺点。”接着他又热烈地补充说：“得赶快！你说完了吗？”
“不，还没说完。我需要和你谈谈有关一个青年的事。问题很严重，甚至可以说，是个原则性问题。”
“好，请说吧。”
他们谈了一个小时左右。
临别时，谢尔盖还一再叮嘱：“等我给你来了电话之后你们再上别列斯维多夫家去。说定了吧！否则会把我们的案件搞坏的。”
“说定了。好样的，科尔舒诺夫！原来，我得到了一位颇为不错的指导员。我甚至为你不能上其它那些学校去走走而感到遗憾。”
俩人都笑了起来。
傍晚，左托夫把格朗宁和谢尔盖叫来。他把谢尔盖草拟的报告交给格朗宁，说道：“看一看吧。科尔舒诺夫写得很详细。对别列斯维多夫的审讯由你来进行。”
左托夫沉默了一会儿，习惯地摸了摸脑袋，不慌不忙地继续往下说：“摸清楚他的性格、脾气，仔细考虑审讯计划。每一步都得考虑周到。过后向我作汇报。明白了吗？”
“明白了，”格朗宁回答说，“任务相当复杂。”
“科尔舒诺夫可以帮助你。”左托夫回答说，接着转向谢尔盖，补充说道：“你把任务完成得很好。我现在又开始对你信任了。”
谢尔盖一言不发，但是，怎么也抑制不住愉快的微笑，他的面孔由于笑容而变得开朗起来。这时，他不知怎的想起了莲娜。
“不用装样子了，还是随着本性去吧。”左托夫好意地喃喃说道。
依果尔·别列斯维多夫被带到了刑事侦查局。他穿着一件华贵的灰大衣，围着一条鲜红色的围巾。他那浅色的长头发马虎地向后梳着，手上拿着一顶圆圆的、几乎没有帽檐的帽子。别列斯维多夫的脸色显得忧郁而傲慢。
罗巴诺夫把他带进了格朗宁的办公室，那里没有旁人。
“坐下吧。”格朗宁冷淡地说道，同时拿出审讯记录簿来。
对于开始时的一些例行问题，依果尔回答得肯定而毫不在乎。但格朗宁已从他那专注而有神的眼睛里，察觉出他内心的恐惧。
“您好像是打算成为一位建筑师？”
依果尔抬起头来。
“没有的事！我要当一个演员。”
“但您的父亲说，您有着真正的学建筑的才能。”
“老头子喜欢说些漂亮话。”依果尔不屑地耸耸肩头，“此外，他是位十足的忙人。”
“忙人是不爱多发议论的。”格朗宁笑笑说。
依果尔自傲地反驳道：“您放心好了，老头子就是那样的人。我早就把他看透了。”
“为什么要说父亲的坏话呢？”格朗宁责备地摇摇头说道。
“我没有说他的坏话。我不过是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说的。看来，一切聪明人都善于为人处世，只要他们不是幻想家。”
交谈采取了一种没有预料到的方式，但格朗宁决定就这样继续谈下去。这是更好地了解依果尔的良好机会。显然，依果尔企图造成一种印象。
“您把事情弄混了，”格朗宁耸耸肩头，“生活中没有这样的事。”
“没有？”依果尔嘲笑地反问道。“真奇怪，您仿佛也是一位幻想家。”
格朗宁忍不住笑了起来。
“也许是。老实说，直到现在我还从来没有怀疑过我是幻想家。可是，您早就把您父亲看透了，这是什么意思？”
“是这个意思。告诉您吧，在屠格涅夫的一本书里就说过：‘阿尔卡季，别尽讲些漂亮话。’而老头子就喜欢这一套。您知道，他喜欢谈义务呀，才能呀，原则性呀等等。话匣子一打开就没个完！……”
“这又有什么坏处呢？”
“我也没说这不好。但在工作中他就不是那样了。他懂得怎样向上爬。这有什么法子呢？生活便是斗争嘛。”
“因此您才认为，您的父亲是一位十足的忙人吗？”格朗宁问道。
“他事事只想到自己。他不想理解我，甚至嘲笑我的才能。实际上，他看不起我。可是我要当一名演员！我自己会爬上去的。我要用自己的艺术来为人民服务。”
依果尔有些轻视自己的交谈者，他深信，他已造成了有利的印象。但格朗宁却看到了另外一点：青年的最后几句话里包含着隐藏着的痛苦和委屈。他不由得记起了谢尔盖的报告，并为朋友的洞察力感到高兴。
“当然，您可以成为一名演员，”他深信不疑地说，“可是得有一个条件。”
“请问，什么条件？”
“如果您明白，您去演剧是为了什么。”
依果尔翘起二郎腿来，把背靠在椅子上，倨傲地朝格朗宁望了一眼：“奇怪的条件！看来，您简直是一位不懂艺术的人，戏剧对有天才的人具有极大的魔力。有一种表现自己的要求。还有，舞台的气氛……”
“您不是来作客的，别列斯维多夫公民，”格朗宁不动声色地打断他的话，“请您坐得规矩一点。”
依果尔面红耳赤，赶紧坐正起来。
“作个演员当然光荣。”格朗宁不慌不忙地继续说，“可是演剧只是在舞台上，而不是在生活中。这说法您同意吗？”
“这是最起码的常识。”依果尔耸耸肩头。
“那我们现在就说定了：您不要弄虚作假。何况，这样做不会有什么好处。”
“我懂了。”依果尔不很坚决地回答道。
“您猜猜看，我把您叫到这里来是为了什么？”
“想象不出来。”
“想不出？我们不是说好了别装假吗！”格朗宁安详地，像左托夫一样干脆地说，眼光逼视着青年人，“喂，怎么啦！您使我不得不用另一种口吻和您说话。直截了当地跟您说吧，我们知道您从今年春天起就开始和一些什么样的人接近。大致是从您弄到钱给一位姑娘买礼品的那天开始吧。我们知道您拿到家里去藏起来的皮箱，您的新交，您得到的钱，您的别墅之行，在马戏团里碰头的事。看，我们知道了多少。”
格朗宁发觉，随着自己的讲话，依果尔的面孔渐渐红了起来。先是耳朵发烧，然后，红晕泛到了颧骨，笼罩了双颊，红到了脖颈，只有冒出冷汗的额头变得苍白起来。依果尔坐着僵住了，手指捏紧帽子，搭拉下了眼皮。
“从衣袋里把票掏出来。”格朗宁突然命令说，用手做了个简短的手势。
“什么票？”
依果尔神经质地把手伸到大衣里面的口袋里，摸出了两张揉皱的马戏票。他的脸上显得那么惊诧，他那么恐惧地望着格朗宁，以致格朗宁不由得笑了，随即拿起那两张票来，整齐地贴到审讯记录里。
“还要记住三点，”格朗宁吸着烟，不慌不忙地继续说，“首先，我们绝不能让您堕落下去。您应该，我们也要迫使您诚实地生活和工作下去。您想成为一个演员吗？完全可以。但演剧是在舞台上，而不是在生活中。记住这一点。其次，所有您的新交，有的已经被逮捕了，有的即将被逮捕。他们只有一条道路——坐牢。我想，您不应该和他们走同一条道路。第三，如果他们有人告诉您，要保持匪伙的团结一致，那么这纯粹是胡说。在您几乎陷进去的那个世界里，只有一条豺狼的规矩——绝对只顾自己的皮。您全明白了吗？”
依果尔沉默不语。
“看起来，您还没全明白。就是说，您想去演剧，去教育别人还早了些。您不可能把别人教好。不过，您是能做到这一点的。据说，您有才能。您真正爱好的是戏剧。那么难道您肯用自己的理想去换取肮脏、可耻的生活吗？难道您不想给人们带来欢乐而想给人们带来痛苦吗？我不信！”
格朗宁站起来，不慌不忙地在房间里踱了一会儿，又站到青年人面前，说道：
“现在您告诉我，您是要像一个男子汉那样勇敢地老老实实回答我呢？还是要像黄口小儿一般，费尽心机，东拉西扯，玩弄花招？这样不可避免地会自相矛盾，弄得面红耳赤，不敢正视，就像现在这样！”
他停了下来，等待回答。但依果尔垂着头，仍旧沉默着。格朗宁绕过桌子坐下，再度望着这个青年，问道：“也许，您需要考虑考虑吧？”
“是的！”依果尔忽然活跃起来，“我想考虑一下。明天给您答复。”
“我今天就需要答复。”格朗宁摇摇头，“到走廊里去，坐在沙发上，随便想多久都成。不过您得知道：您的家庭和学校都还不知道您在我们这里。只要您要求不让他们知道，他们就不会知道的。”他着重地补充道：“不过要做到这一点，您就不应该在这里拖延时间。”
“好！”依果尔猛地从椅子上跳起身来，“我上那里去坐坐。”
格朗宁把他送到了门口。
“只要您想好了，就来找我。”他说道。
当房里只有格朗宁一人的时候，他打开抽屉，拿出案卷，仔细阅读起来。
过了半小时光景，办公室的门慢慢地打开了，依果尔探头进来了。
“格朗宁同志，”他犹豫不决地说，“如果我知道点什么，只是请您注意，我不能肯定地说：‘我知道。’可是如果……如果我说了，你们会怎样对待我？”
格朗宁抬起头来，笑着回答：“用‘树条’。”①
【 ①“树条”（Poзгu）一词在俄文中既可作“树条”解释，也可作“用树条抽打（一种刑罚）”解释。——编者注。】
“为什么要用‘树条’？”依果尔不安地问道，“哦，我懂了，是转义？很好。”他又在门口消失了。
“就是本义也不坏呀。”格朗宁自言自语地说，于是，又埋头工作了。
电话铃响了。传来了萨沙·罗巴诺夫的声音：“你的那个小伙子很烦闷。我刚才从走廊经过的时候，欣赏了一番。要知道，他脸上现出许多疑虑，简直像哈姆雷特王子似地迟疑不决：是承认呢，还是不承认？”
“没关系，让他多坐一会儿。给他点厉害看看就不装哈姆雷特了！”
这时，门开了，依果尔走了进来。
“我答应把一切，所有的一切，全告诉您。”他疲倦地说，“只是请您签一张保票，保证不向任何人说起这件事。”
“我们不发保票。”格朗宁大笑着回答。
“可是您答应过……”
“答应了，这就行了。我们会履行诺言的。”
“那好吧，”依果尔将双手一摊，说道，“我只有求您多关照了。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就从演剧谈起。”
“先从‘老爷子’谈起。”格朗宁不容分说地打断了他的话。
依果尔打了一个哆嗦。
“好吧，现在我是被你们掌握在手里啦。”
“您该为此而感激我们呢。好，您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和‘老爷子’认识的？”
格朗宁准备作记录。
“去年春天，事情很偶然。有一天，父亲只给了我五十个卢布去购买礼物，而我却需要两百卢布。于是，我们爷俩就吵开啦。我从家里跑了，在街上走呀走呀，于是，把心一横：去他的，把这五十卢布喝掉算啦。说老实话，我认为有了钱就痛饮一顿才是演员风度和丈夫气概。这样，我就跑进‘纳齐纳尔’咖啡馆，在那里喝醉了。”
奇怪的是，当晚发生的一切，依果尔全记得清清楚楚：他是头一回上“纳齐纳尔”咖啡馆，独自伫立在那儿，不时换着脚，怪难为情地左顾右盼，直到女招待员给他指定一张空桌子为止。过不一会儿，他的面前摆上了一瓶白兰地和一碟奶油。依果尔装着漫不经心的样子，只管一杯又一杯地喝着。依果尔喝醉了，头昏目眩，差点儿把酒瓶给摔了。他发现有个人向他投来同情的目光，便得意地笑了笑，又干了一杯。此后，他便无力地靠在椅背上，四周的一切都转动起来，他想呕吐。忽然间，他脑中闪过一个念头：“我在做什么？”但他立刻想起了与父亲争吵的情景，以及他父亲凶恶的面容和话语：“你不配在这个社会里生活。”依果尔抽搐了一下。“你在胡说，”他轻蔑地想道，“我明白你。”
“你在那里遇见了谁？”格朗宁直截了当地问。
“一个快活的、衣着华丽的小伙子坐到我跟前来。他首先谈起来。他说，他叫茹布科夫，是一处大俱乐部的管理员，和戏剧界有来往。他愿意帮助我。而我，真是个傻瓜，竟信了他的话：喝得太醉了。”
“嗯，后来怎样了？”
“他劝我到另一家咖啡馆去，他说，在那里，我们会遇见要见的人。”
“哪家咖啡馆？”
“‘小燕’咖啡馆，靠近库尔茨克车站。”
“原来就在那里？他给您介绍了一些什么人？”
“起先介绍我和一个女招待员认识。名叫卓娅，相当漂亮。茹布科夫后来对我说……”依果尔突然沉默下来，两眼盯着鞋尖。
“说什么？”
“说她喜欢我。”依果尔涨红了脸回答。
“她怎么样？和您约会过吗？”
“约会过一次。以后我就没去了。她是个头脑简单的傻姑娘。只晓得‘嘿，嘿’地笑，说说‘哎哟，我要死了’。总之，是个傻瓜。再说……和她一起很不舒服。”
“嗯，懂啦。以后茹布科夫没有再介绍您和别人认识吗？”
“当然，介绍了！”依果尔压低了声音，“介绍我和‘老爷子’认识了。”
“请说得详细些。”格朗宁留神起来，“这很重要。”
“我知道，不过那天晚上我喝得太多了。”
“记不得了吗？”
“怎么会记不得呢？记得，这件事我一辈子都会记得的。”依果尔的声音有些发抖。
他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天色很晚的时候，有个老头儿坐到他们的桌旁来，十分关心地询问他，对他深表同情，甚至劝他拿三百卢布去。依果尔只是坚持要老头儿拿着他的借据，并不假思索地答应了老头儿的请求：打听一下他家的邻居舒宾斯基家什么时候上别墅去，夏天家里留下什么人，而安东·查哈洛维奇本人什么时候出差去。
几天以后，依果尔完成了委托。他为挣钱之容易感到惊喜。于是，便自愿效劳：他决心不再向父亲要一个铜板了。当然，他也感到事情有些蹊跷，但却胆怯地驱开了这种念头。关他什么事？他没有做任何犯罪的事。不久，他们叫依果尔收藏一只皮箱。他自己也不知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不过因此又从“老爷子”那里得到了二百卢布。
“后来怎样了？”
“我和父母到南方去住了一个夏天。那时，我以为，再不会遇到‘老爷子’了。我开始感到害怕。因为我觉得：自己给卷进肮脏的勾当里去了。但事情并没有完。他给我打来电话，叫我到别墅去。”
“您为什么要去呢？”
“被逼着去的。这是一个可怕的人，杀人不眨眼。当然，他不会自己动手的。茹布科夫说，他们杀死了一个企图和他们断绝来往的人。”
“您上马戏团去干什么？”
“到那里和‘老爷子’碰头。他叫我搜集有关某一家的情报，那一家是我家的熟人。”
“搜集到了没有？”
“没有，还没来得及。但今天该把一些情况告诉他。”
“唉，见鬼！看来，您还没去和他碰头喽？”格朗宁紧紧追问道。
“还没去。你们打搅了我。”依果尔狼狈地说。
“把‘老爷子’等候你的那个地址告诉我。”
依果尔异常流利地背出了地址。
“我们在那里已见过三次面了。”他补充说。
格朗宁作了记录。
依果尔没向格朗宁说，他自从遇见“老爷子”之后，便失去了平静。常常在半夜里醒来，躺在床上，长久地大睁着充满恐惧的眼睛，考虑以后会怎么样。他的脑子里产生了一些沉重的、忧郁的念头。他忧愁地渴望能遇见一个人，可以将自己的一切向那人倾诉，那人会完全理解他，并给他指出该怎样生活下去。现在他忽然感到，他终于遇见了这样一个人。
审讯结束了。依果尔痉挛地在审讯记录上签了字，恳求地向格朗宁说：
“现在我的命运就操纵在您的手里了。别泄漏了我的事，他们会杀死我的。”
“您放心。”格朗宁回答，并微微一笑，“谁也不敢杀死您。别再这样想吧。您将成为一个演员。只是要做一位真正的演员。我敢肯定，一定能成。”
“谢谢，格朗宁同志，我会成为真正的演员的！”依果尔快活地说，“为这一切我再向您表示感谢。”
“但是我得警告您，”格朗宁又一本正经地说，“无论遇到大事小事都得诚实。我们今后会时刻注视着您，不会再原谅您的过失了。”
依果尔的面孔微微变得苍白起来……
当天晚上，侦查员们在左托夫的办公室里开了会。格朗宁详细报告了审讯结果，然后认真地把审讯记录念了一遍。
“嗯，”左托夫一面满意地哼了一声，一面摘下眼镜，习惯地摸摸头说，“这次工作胜利完成了。我想：我们会把这个孩子从罪恶世界里拯救出来的。现在我们要继续前进，来搞‘老爷子’碰头的那所住宅。我的朋友们，这事越发紧急了，我们要抓紧办啊。”
第六章 奇怪的房客萨沙·罗巴诺夫在高尔基大道上走着。这是十二月初的一天，太阳照耀在明朗得不像冬天的蓝天下。昨夜落的一阵雪已经融化了。园丁早已把融雪扫到人行道下面去了。天气暖和而湿润。
萨沙绕过马雅可夫斯基广场，在离白俄罗斯车站不远的地方拐进了一条小巷子。不久，他在一幢高大而阴森的楼房前停了下来。这幢楼房大约是在本世纪初建筑的，是一种所谓的出租楼房。
萨沙推开狭窄的木板门，走进宽敞而昏暗的前厅。前厅里的壁镜因年久而昏暗无光，电梯升降口四壁萧条。近旁是宽大、黑暗的楼梯，梯级高低不平，残缺破损，它表明这所楼房建筑的年限已相当可观了。在电梯间那一边，有一条狭窄的小楼梯通向下面，通往挂着“房屋管理处”牌子的房门。萨沙向那里走去。他走进一条狭长的走廊，走廊的两边尽头各有一个门。萨沙站住了，不知道该往哪头走才是。这时，有扇房门打开了，跑出来两个男孩。他们的大衣、帽子上沾满了泥土，而脸上却是喜气洋洋的。这是萨沙·罗巴诺夫在这所阴森的大房子里所遇见的头两个人。
“孩子们，房屋管理处在哪里？”萨沙问道。
“在那边。”一个孩子指着对面的那扇门回答。
“你们是从哪里出来的，怎么这样‘漂亮’？”萨沙好奇地问他们。
“从贮藏室里出来的！”一个孩子快活地回答说。
“我们带着电筒、绳子和干粮上那里去探险的。”第二个孩子接过话茬儿说。
“这些贮藏室怎么啦？”
“嘿，真是一座地下迷宫！有条通道进去，差不多有两公里长。两旁是煤坑，还有别的什么。没有经验的人进去，那是相当可怕的。”
“哦，我看，你们都是有经验的人喽。”
“那还用说，我们研究了一个夏天，甚至还拟了一个计划呢！”一个孩子郑重其事地说，“有一次，他，沃洛奇卡，就跌到坑里去了，我们用绳子才把他拉了上来。”
“你叫什么名字？”
“我吗？叫舒利克。我和他是邻居，住在二十七号里。”
“喂，探险家同志们，你们这个样子少不了挨妈妈一顿说！”萨沙摇摇头，“好，祝你们成功！”
房屋管理处设在一个不大的房间里。一张桌子后面，坐着一个面孔狭窄、脸色苍白的姑娘，她穿着一件深色外衣，正在迅速地数着什么收据。两个穿棉衣的男人坐在破旧的沙发上吸着烟。另外三张桌子是空着的。
“你们好！”萨沙打了招呼，随即走到姑娘跟前，问道：“您是这里的办事员吗？”
“是的。您有什么事？”
“我是从社会救济处来的。”萨沙一面用公事公办的口吻回答，一面掏出证件来说，“我要检查一下你们这儿某些领救济金的人。请把户口簿给我。”
姑娘看过证件，向旁边桌子上的一本蓝封面、贴着白色标签的簿子点了点头。
“请吧！您要找哪一号房间？”
“嗯，就从这里开始吧。”萨沙用手指指天花板说。
他坐到一张空桌子旁边，从衣袋里掏出一个揉皱了的小本子，又翻开了户口簿的第一页。
萨沙尽力抄下领救济金者的姓名，终于写到使他感兴趣的那一所住宅了。哈，这里住的也是领救济金的人。真有意思。这所住宅总共住了四个人：瓦列芙斯卡雅·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一八八七年生，领救济金者，从一九二五年起就在这幢楼里住。在她这儿临时寄宿的是斯维特洛娃·叶卡杰琳娜·瓦西里耶芙娜，一九三二年生，女大学生，在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好，这儿就是他，这个坏蛋，姓库普采维奇，名字和父称是雅可夫·费多罗维奇，一九一四年生，原来也是个领救济金的人，哪儿也不去工作，从一九四九年起便在这儿住了。最后是他的妻子绥切娃·安东尼娜·巴甫洛芙娜，一九一二年生，理发师。这便是该住宅全部居住者的大概情况。
萨沙抄写完毕，交还户口簿，道过别，便走了出来。他在出口处站住，点燃一支烟，若有所思地向一面昏暗的壁镜望去，瞧了瞧自己的影像。出口处仍如来时一般阒无一人。在高高的天花板上，一盏电灯发出昏黄的光辉。
库普采维奇居住的那所住宅在一楼。一位高身材的胖老太太打开了门。她仪容端正，只是显得肥胖了一些，有着一双黑眉毛和一对富于表情的大眼睛——这表明了她年轻时是很漂亮的。她的肩上披着一块绒布花头巾。
“您是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吗？”萨沙问道。
“我就是。”老太太出人意料地用低音回答说，“谁打发您上我这里来的？”
“我从社会救济处来，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我想和您谈谈。您生活得怎么样？还缺什么？”
“太感谢了！”她快乐地说，“请进，孩子，请到我房间里去。十分欢迎。”
瓦列芙斯卡雅住着两个不大的房间。房里摆满了笨重的旧家具。墙上挂着彩色头巾、照片和几张小油画。在铺着漆布的桌上还放着吃剩的早点。
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请萨沙在一把不很舒适的深圈椅上坐下，随即往桌上瞥了一眼，仿佛解释似地说：
“今天我和卡佳早饭吃晚了。她是我的房客。她的父母和哥哥都在伊尔库茨克，而她却在这里念书。她今天没有课，所以白天听音乐会去了。我也是忙活了半天。梦里面我看见自己的脖子很脏，所以今天一连洗了三遍。”
她在圈椅上坐下，展平裙子上的褶子，津津有味地接着说：“我觉得有点不舒服。准是着了凉！孩子，我可能是得了流行性感冒。”
“您睡得好吗？住宅里不吵吧？”萨沙关心地问，他谙熟和老太太谈话的技巧。
“我和卡佳是挺安静的。各自往床上一躺，马上就睡着了。可是只要我们的‘老爷’和‘太太’一发作呀，那你就听吧，那个叫嚷，那种咒骂，祖宗八代什么都不要了！”
“这是个什么样的‘老爷’哟？”萨沙已经猜到是怎么回事了，但还是问了一句。
“一个邻居，”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挪叹了一口气说，“称他‘老爷’是因为他什么事也不干。中午十二点钟光景他才睁开眼睛，起来吃吃东西，吹吹口哨，听听广播，如果没有客人来的话，他就又躺下了。他看起来就像一头养得又肥又壮的水牛，夏天到他自己的别墅里栽种水仙和芍药，只是干吗还要给他发放救济金呢？”
“他家常有客人来吗？”萨沙笑着问。
“说不上来，孩子。最近这些日子一个也没有见着。以前可是不断有人来。到这里来住宿、洗澡，时常把浴室弄得那么脏，过后给他们刷都刷不干净。我什么气味都闻到过，真叫人恶心。”
“他对您怎么样，没有欺负您吧？”
“他刚来的时候，差不多每天都要吵吵闹闹。厨房、走廊、浴室，什么地方都要两家分开。这两年不知怎么倒安静下来了，甚至都不大肯露面了。”
“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他是一九四九年在疗养所与安东尼娜认识的，在索奇或是在加格拉，我就弄不清楚了。喏，两个星期的时间他就把她缠上了。她吗，年纪已经够大的了，挑挑拣拣已不可能，好歹总算找到了一个丈夫。而据说，”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狡黠地笑了笑又说：“后来他们在一张什么申请书里写着，说他们是在战场上认识的，她是他的战友，这不是蒙人吗，给自己脸上贴金。”
“那么，她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又愚蠢又吝啬。嘿，可吝啬啦！连自己的亲妈都不肯帮一把。跟我们总是套近乎，喜欢上我家来，东张张，西望望，回去再跟他丈夫叨叨。唉，老天爷怎么会弄来这样的邻居呢！”
很显然，波里娜由于客人的造访并有机会和他闲聊而感到高兴。她畅谈自己的疾病，做过的梦以及讨厌的邻人，并带着一种特别的温情谈到自己的房客卡佳。在她的谈话中，萨沙注意到了一个情况：邻居的“客人”见不着了。这使他很扫兴。
正在和老太太谈得高兴的时候，萨沙忽然听见隔墙有人大声地打了一个呵欠，还拖着重重的尾声，接着推开了房门，于是走廊里响起了沉重的脚步声。
“‘老爷’起床了。”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皱起眉头说，“他马上就要吹口哨了。”
又过了约摸二十分钟，萨沙起身告辞了。
“现在上您的‘老爷’那里去拜望拜望。”他笑着说。
“他可最不喜欢旁人上他家去。”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说，“他总要从门缝里先把你打量一番。”
“没关系，老太太，他会让我进去的。”萨沙快活地回答说，“我们可是他所需要的人。”
萨沙走到过道里，敲了敲邻室的门，屋里传出拨动收音机的声音。
“是谁？”门内响起了粗暴的男低音。
“我是找您来的，社会救济处的检查员。”萨沙回答说。
房门没有立即打开。看来，库普采维奇在考虑：要不要让这不速之客进屋。不过，门终于打开了。
萨沙看见面前站着一个又高又胖、外貌还年轻的男人。那人穿着汗衫和睡裤，袒露出肥胖得下垂的大肚皮，松软的胖手臂像一对没洗刷过的火腿似的。滚圆的大脑袋上长着稀疏的棕黄色头发。一双小心翼翼的亮眼睛阴沉地打量着来人。
明白了救济处检查员的来意之后，库普采维奇立刻换了一副脸色，哈哈大笑，亲热地拍了拍萨沙的肩头，说：“哎呀，老弟，鬼知道我把你当成什么人了！快进屋！现在我们先想想弄点什么吃的，还可以听听走红的唱片，如果你愿意，还可以玩玩牌。依我看，你是个自己人，大概也当过兵吧，对吗？”
“对呀！”萨沙快活地答应说，“都是自己人，自己人。”
他跨进了房间。
一股沉闷的、浑浊的空气向他迎面扑来。
在这个宽大的、昏暗的房间里堆满了东西。冰箱旁边放着一只又笨又沉的大箱子，再过去是一个镶有穿衣镜的衣柜。在衣柜后面，电视机的荧光屏闪着暗淡的绿光。在抽屉柜上放着一架金黄色刻度板还亮着的大收音机。房间中央的圆桌顶上，吊着一盏贵重的枝形吊灯。
铺好桌布的桌子上，摆着一把茶壶和一个启封的罐头，一包茶叶和一块切成两半的带葡萄干的长形面包。萨沙还看见靠近房门放着一张宽大的、还没整理的床，床上的褥单既皱又脏。
库普采维奇气喘吁吁地探身从冰箱里拿出一瓶没喝完的白酒，接着又从床下拖出一架崭新的留声机。
萨沙推托不会饮酒，库普采维奇便一面开动留声机，一面自斟自饮起来。
萨沙开始询问他的生活起居、健康状况和日常工作。库普采维奇兴高采烈地回答，一会儿发怒，一会儿嘲笑，还夹杂着骂人的话。从他的谈话看来，他仿佛是个淳朴、善良的人，身患重病，热爱大自然，没有朋友。
“啊，您受过伤。”萨沙看了库普采维奇的救济金领取簿以后说，“您在谁的手下服过役？是在哪个师团？”
“在各个师团都服过役，记都记不住。老弟，我在各处都流过鲜血呀。”
“您是在部队财务部门工作的，怎么会跑到前线去了？”
“你想不到吗？会的，什么事都会发生的。最好还是来吃点东西吧。”
“谢谢，吃饱了。唔，战前您干什么工作？”
“你怎么啦，老天爷，这么吹毛求疵的？你们那里不是有我的登记表吗？上面什么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咳，官僚主义玩儿到我头上来了。”库普采维奇发火了。
“不过是随便聊聊吗，我干的是这种工作。”萨沙息事宁人地说，“瞧您酒喝得多多，也许您的朋友都这样？没有人劝过您吗？”
“我哪有什么朋友！扯谎！大概是他们跟你瞎说的吧？”库普采维奇向邻居那边点了点头，“我要让他们……你想想，一年里不过来个一两次人。”
“是战友吗？”
“嗯，怎么说好呢……很明显……”库普采维奇慌乱起来，他又朝邻室瞅了一眼说：“我是得给他们一点厉害瞧瞧。”
“我劝您还是别这样。民警会来的……”
“我才不怕呢！他们没有权力抓一个战士，一个残废人……我把他们全买通……我许是受过内伤吧？”他突如其来地说道。
萨沙发觉库普采维奇对某些问题避而不谈，显然有些事情隐瞒着不肯说出来。他还发现库普采维奇脾气暴躁，容易动怒。而脾气一发作便可能乱骂一通，动手打架。在那种状态下或许会失言说出些多余的话来。萨沙决定证实一下自己的观察，反正他也没打算和库普采维奇建立友谊。
“我见着你就想，”他叹息一声说，“你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病，该找点工作做做。”
“哼，你知道什么！”库普采维奇一下子就冒火了，“你管不着，我有证明！”
“什么证明？你该扪心自问。干吗当寄生虫，靠着老婆过活呢？”
库普采维奇顿时气得两眼一翻，毛茸茸的拳头在桌子上重重地捶了一下，含糊不清地破口大骂，叫喊着说，他坚决不去工作，只要他本人不愿意，谁也不能强迫，连他老婆也不例外。
“她那个劳动者，我多稀罕哟！”他嘲讽地叫道，“她自己才是靠我过活，骑在我的脖子上呢！六百卢布的工资！哼，我才看不上眼呢！”
他满脸的汗水，鼻子发白。
“钱要会赚才行！你还想教我怎样生活吗？可我……”
库普采维奇突然闭口不说了，不安地看了罗巴诺夫一眼。但对方的脸上只露出了善意的惊异表情。于是库普采维奇急忙补充说：
“从前，我有些积蓄。复员的时候又领到一笔钱。所以现在理当休息休息。这是用在前线作战、受伤流血换来的啊。苏维埃政权对我非常关怀。哎哟，伤处又疼起来了，疼哪！……”
萨沙看出库普采维奇被他自己发的脾气吓坏了。吓得什么也不敢再说了，只是竭力为自己作辩解。
“好，随你的便吧。”萨沙站起身来，善意地打断他说，“你爱怎么过就怎么过吧。”
库普采维奇劝他再多坐一会儿，萨沙托辞说自己还有公事，便走了出来。
在回刑侦局的路上，萨沙在脑子里把这次费力的访问过程仔细过了一遍：库普采维奇这个人显然是不大清白的。有许多令人生疑之处。
他就这样走完了整个路途，直到刑侦局的门口。他习惯地在进去之前先不露形迹地向四周张望一下。他突然看见，刚才走过的巷子那头出现了一个又高又胖、身穿灰大衣的男人。
萨沙凭直觉感到事情有些不妙，于是依然慢吞吞地向前走着，经过刑侦局，来到大街上。他在拐角转弯的当儿，瞥见穿灰大衣的人也走得很慢，仿佛散步似地尾随着他。萨沙看不清那人的面貌，这更加重了他的疑心。
“应当等他走近些看看。”他拿定了主意，于是转弯之后便不慌不忙地拐进一家大门。萨沙指望那个来历不明的人会从这里走过。但他白等了十五分钟，那人始终没有过来。萨沙当即穿过大门和屋后的小门，走进一个院子，再穿过院子和另一座房子，走进相邻的一条胡同（萨沙非常熟悉本区的情况）。这儿有一座新的可以穿过的院子，直接通向刑侦局，不过完全处在另外一个方向罢了。现在萨沙坦然地走了进去，不过心里还在为始终没有弄清楚的那个穿灰大衣的人是谁而感到遗憾。
傍晚，左托夫仔细审阅了罗巴诺夫写的报告。他用红铅笔在“贮藏室”、“客人见不着了”、“穿灰大衣的人”、“卡佳·斯维特洛娃”等字句下面画上了横线。
对库普采维奇的住宅实行监视的头一天毫无收获：没有人上他家去过，库普采维奇本人也只到附近商店去过两趟。可是，在第二天，库普采维奇住宅的窗口内，忽然闪过一个陌生人的身影。这太蹊跷了，因为任何人上他家去都不可能不被发现呀。这个新情报引起了左托夫的重视。
当天晚上，他和桑德列尔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进行了长时间的商谈，只有格朗宁一个人参加了这次会面。
商谈终了时，格朗宁接受了一项任务：搜集有关卡佳·斯维特洛娃的详细材料。
同时，谢尔盖也接到命令，自当天起就不到刑侦局上班，并且要尽量少离家外出。好像是要让他去参加一次复杂的特别行动。不管怎样，一连好几天谢尔盖老是摆脱不掉某种忐忑不安的感觉。
正当他处于迫不得已的无所事事之中的时候，第二天，莲娜找他来了。
从他俩吵嘴时起，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但对莲娜来说，仿佛已过了好几年。奇怪的是，自打谢尔盖离开之后，莲娜也不再与阿尔诺尔德交往了。她忽然用新的尺度重新衡量他的言行举止：“谢廖沙是不会这样说的。”“他无论如何也不会这么做。”这使得她和阿尔诺尔德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他也感到了这一点，百思不得其解，非常着急，不明白莲娜究竟是怎么回事。而她对他越来越感到怀疑了，处处拿他和谢尔盖相比较。
这样一直持续到七月末，她终生难忘的那一天。这时，考试已经全部结束，阿尔诺尔德邀她晚上到自己家里去。
“一些最亲近的朋友要到我家聚会，他们同意我邀请你也参加。”他甜言蜜语、故弄玄虚地补充说。
“怎么，你请人上自己家里去还要得到他们的允许吗？”莲娜惊奇地问。
“我们的规矩很严。”阿尔诺尔德意味深长地回答说，“外人会妨碍我们的。”
莲娜本想拒绝，但好奇心终于占了上风。
“好吧，我来。”她答应说。
阿尔诺尔德的房间半明半暗。桌上摆着一瓶瓶的葡萄酒。使莲娜感到惊奇的是：她在这里遇见了几个同年级的男女同学。她没有料到，这个“经过挑选”的小组成员也包括他们在内。莲娜从来没有看到他们穿得像今天这样刺目和乏味！小伙子系着五颜六色的领带，穿着天蓝色或鲜黄色的丝质上装，下面是窄腿裤。姑娘们穿上粗制的敞胸服装，也是五颜六色的。
每个到会者的胸前都有一枚金属十字胸章，小伙子们用它别住领带，姑娘们用它代替胸针。当莲娜询问时，阿尔诺尔德很神气地回答说：
“这是我们的徽章。”
过不一会儿，胖子卡莫夫站起来献诗，诗句怪异难懂：“我是隐秘世界之神……我要那世上没有的奇珍……黑衣天使做着幻想的飞行……。”诗里还有“爱情的仙笛”、“先知的预言”、“哀怨的提琴的祈祷”等诸如此类的胡诌。但卡莫夫念诗时，双手虔诚地贴在胸前，陶醉于诗句中。
莲娜看着、听着，一点儿也不明白。
卡莫夫朗诵完毕之后，她的另一个同学拉斯加盖耶夫站起来了。他开始叙述他看过的一本书的内容。大家又害怕又尊敬地听着他讲。他压低了声音，用恶毒的口吻说：“本书的作者认为，劳动是可耻的，是奴隶的命运。为权力而斗争是一切生物的本性。只有老爷们才能统治世界。”
“他在说什么？”莲娜结结巴巴地低声问。
“一切正常，小姑娘。”阿尔诺尔德放肆地把手搭在莲娜的肩上，自鸣得意地说。
她惊讶得甚至没有察觉他的动作。“正常？这些人到底是干什么的？”莲娜感到恐怖，嫌恶得喘不过气来。她干吗要上这儿来？现在该怎么办？她现在就离开。离开？这样就算了吗？可是她还能做些什么呢？假如是谢尔盖，他会怎么做呢？
莲娜猛地从座位上跳起身，奔向房门，迅速打开了电门开关。霎时间大放光明，在强烈的电灯光下，这些人显得既可怜又可笑，令人厌恶。
“你们在这儿干的全是卑鄙勾当！你们懂吗？卑鄙勾当！”她愤怒地叫嚷着，接着跑向前厅。
莲挪用颤抖的手戴好帽子，从衣架上取下外衣，向走出来的阿尔诺尔德喊道：“用不着你送！”随即跑到了门外的楼梯上。
第二天，莲娜来到学校团支部办公室。团支部书记科利亚·鲁得涅夫注意地倾听着她的叙述，不禁一面皱起眉头，一面不安地吸着香烟。然后便把莲娜领到党支部去了。
两天以后，在不公开的团员大会上，莲娜首先发了言，经过激烈的讨论之后，全体一致通过：将阿尔诺尔德、卡莫夫、拉斯加盖耶夫以及他们的同伙全部开除出团。
会后，阿尔诺尔德走到莲娜跟前，装出异常冷淡而又文质彬彬的样子，直视着她的眼睛，低声透过牙缝说：“我们要报仇。”
莲娜坚强地经受住了这充满敌意的眼光，不移开视线，镇静地回答：“蠢货！”
阿尔诺尔德面孔涨得通红，说：“走着瞧吧，有你后悔的时候。”
莲娜轻蔑地笑了起来。
从这天起，她的自信心大大增强了，原来她是个勇敢的姑娘。她愉快地察觉到，从小学时代就已熟悉的那种信任集体、依靠集体、热心各种社会活动的感情又回到了她心里。
到了秋天，学校刚开课不久，团市委委托莲娜领导莫斯科一所中学的戏剧组。她欣然同意了，从此几乎再也没有和阿尔诺尔德见过面，对他那愚蠢的威胁也早就置之于脑后了。现在她越来越多地想起谢尔盖，一到这种时候，她那泛起淡淡红晕的脸上便会突然掠过一丝深思而忧伤的微笑。后来，他俩在学校里相遇了……
两天以后，谢尔盖给她打了电话，而今天，她自己来到了他的家。
谢尔盖仁立在窗旁，眺望着街道布满积雪的远方。那边，行人、车辆熙熙攘攘，络绎不绝。对于某种新的、难以预测的事件的惦念和等待纠缠着他，使他坐卧不安。最近两天令人苦闷的无所事事不仅没有使他平静，反而使他变得更加急躁、心绪不宁、缺乏信心了。现在，当他早就盼着的与莲娜的会面已成为现实时，他却显得那样闷闷不乐、沉默寡言。此外，更使他压抑的是：他甚至不能、也没有权利告诉莲娜真相，无法与她分担自己的烦忧。她能理解他的处境吗？
莲娜习惯地坐在沙发里，用她那纤细的手指拨弄着靠枕的花边，时不时将额前的一绺头发撩到耳后去。她穿着朴素的深蓝色外衣，胸前别着团徽。
他俩的谈话颇为拘谨。在重大而难熬的考验之后，他们再度相见，两个人都变了，而现在仿佛是重新结识似的。
莲娜忽然从沙发上起身，走到谢尔盖跟前。
“你有什么事，这么焦虑不安。”她小声说，并偷偷地望了谢尔盖一眼。
“倒不是焦虑不安，莲诺奇卡，但是……”谢尔盖口吃地回答说。
莲娜碰了一下他的手。
“我相信：一切都会好的。你做什么事都会符合要求，恰如其分的。”
这句话说得如此真挚、肯定，以致谢尔盖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他试探性地望了莲娜一眼，他们的视线顿时交织在一起。谢尔盖忽然意识到，莲娜是对的，他确实会按照要求，恰如其分地去完成任何使命。
关于这一点他们什么也没有再说，但是彼此之间的拘谨却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第二天早晨，谢尔盖突然离家不知去向了。
卡佳·斯维特洛娃是个身材不高、生性活泼的姑娘，拖着两条深棕色的短辫子，一对灵活的褐色眼睛里闪着调皮的光芒。她是团小组的灵魂。她对大家都一视同仁，而且总是那么愉快，朝气蓬勃，的确是个好同志。但是她的女友们却不肯和她分享自己的欢乐和烦恼。她们认为：卡佳不会理解，她会笑话的。
卡佳就这样快活而无忧无虑地生活着，直到那一天……
实际上，这事发生得还要早一点。那天，从表面上看，与往常的日子几乎没有什么不同。
晚上，卡佳忙着回家。“今天一切就要开始了。”她思忖着，把头靠在无轨电车结了霜的窗玻璃上，“今天应该收到信了。不过用不着心慌意乱的。”
怀着一颗怦怦剧跳的心，卡佳打开了自家套间的门，进入了前厅。从厨房里传来了谈话声。“安东尼娜今天在家，这样很好。”这想法在卡佳的脑中一闪而过，她匆匆脱掉了被撒上一层雪花的大衣和带护耳的皮帽。
“大概是卡佳回来啦，现在我让她高兴高兴！”这是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的声音。
但到走廊上来的不是老太太，而是一个身材矮胖、面孔粗糙、穿一件黑长衫、系一块脏围裙的妇女。她看见卡佳后，肥厚的嘴唇上浮现出做作的微笑。
“您哥哥给您来了信，从伊尔库茨克来的。”
“信在哪里？”卡佳连忙问。
“您的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整天拿着它不松手，生怕有人偷走似的。”
“快让我们念念信吧。”卡佳叫了起来。
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郑重地把信交给了她。卡佳撕开信封，大声念起信来。哥哥在信末写道：“今年冬天，出人意料地给了我假期，我想到首都走走，来看看你。动身前我会给你发电报的。估计，可敬的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不会拒绝我住上两个星期的……”
信念到这儿时，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生气地嚷嚷起来：
“不害臊的家伙！这还用问！”
安东尼娜一字不漏地听着，把一双红色的大手藏在围裙下面。
迎接客人的第一个步骤是进行了一次大扫除。
傍晚来了一封电报。
这封电报起初落到了库普采维奇手中，他四顾无人，便把它拿回自己房里，小心地拆开封边，读了一遍：“科利亚今天起程，八次列车，四号车厢，吻你，父字。”电报绝对是真的。处处戒备的库普采维奇从不久前起对什么都疑虑重重，害怕危险，现在终于完全安下心来。
库普采维奇虽然无赖成性，又有一把蠢力气，但他却是天生的懦夫、胆小鬼。这一点在他所有的活动上——包括卑鄙无耻的活动——都打下了烙印。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坏蛋、贪婪的小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他出生于一个普通官吏家庭。他家顺利地度过了战争的暴风雨和种种苦难，以及革命和国内战争等兵荒马乱的年月。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库普采维奇的父亲成了当时一家资金雄厚的私人公司的忠实职员。公司经理的名字在库普采维奇家受到了极大的尊敬，这与他家对该公司强烈而又无奈的妒羡是分不开的。可是不久，公司倒闭了。在这次不幸事件后，老库普采维奇压抑住内心的不满，转到某苏维埃机关工作。几年之后，他那长大成人的儿子，梦想着发财致富，也走上了会计之路。小库普采维奇下意识地酷爱金钱，从训练班毕业后，很快就走上
了工作岗位。他以贪婪的直觉选择了各种贪污盗窃分子最易下手的地方——莫斯科的一个商店。
半年之后，他被雍容华贵、两鬓斑白、具有英国爵士风度的主任会计师所赏识。在那人面前，高高的、身体过早开始发胖的库普采维奇像是一只小鸡雏。库普采维奇总是心甘情愿、甚至带着某种陶醉的心情去做好他的保护人所吩咐的一切。后来就不顾个人风险做得超出一些。于是他有了钱，过起阔绰的生活来。他衣着华丽，出没高级宾馆。在家中更是备受赞扬。因为他们家里，钱是衡量人的价值的准绳。然而，猛地晴空里一声霹雳，库普采维奇坐上了被告席。
他在“劳动改造所”度过了几年光阴，但并未被改造过来。库普采维奇仅仅得出一个结论：像他从前那种做法是既愚蠢又危险的。他翻破了刑事法典，终于替自己选择了一个危险较少而获利不少的活动范围。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当个“从犯帮凶”。在劳改所里库普采维奇结交了“有益的”难友，获释后不久，他就出现在“老爷子”面前了。
他玩弄鬼蜮伎俩逃脱了审判。不久，战争爆发了，库普采维奇被征入伍。因为他视力差，领导上便按他的专业把他编入了部队财经部门。起初，由于军队中制度严格，他又生性怯懦，所以工作还比较认真。后来，库普采维奇随苏军进攻部队之后进入罗马尼亚，不禁贪心复发，与罗马尼亚的投机商发生了短期的“买卖”关系。
战争结束后，他从军队里复员，娶了妻子，并以丈夫的合法身份在安东尼娜的住宅里定居下来。他把自己说成是一名战士，不知从哪儿弄到了受伤证明书，以及心脏病、眼病证明书，跑到各有关机关吵闹不休，终于领到了救济金。
很快，库普采维奇恢复了与“老爷子”的老关系。他的这所住宅由于具有某些特点，被用来作为“接头地点”。库普采维奇认真执行了自己的任务。他接待一些来历不明的人，收藏赃物，转达“老爷子”的指示。这样，直到有一天，突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吩咐你暂时冻结起来。”来人嘶哑地说，“情况不妙。”
“出了什么事？”库普采维奇吓得浑身发冷，忙问。
来人提心吊胆地望望房门，压低声音，不安地耳语说：“围上来啦，母狗们！从四面八方围上来啦！格列洛夫落网了，罗什金也一样，如今连那个毛孩子也失踪了。”
“哪个毛孩子？”
“上你家来过的那个。‘老爷子’还在这儿和他聊过天。”
“还有从社会救济处来的那个鬼东西。”库普采维奇沮丧地补充说。
“对，对！‘老爷子’对这一点特别伤脑筋。”
“不过，这事还没弄清楚。”库普采维奇嘟哝了一句。
“别瞎嘀咕了。‘老爷子’的眼力能透地三尺。什么事都瞒不过他。懂吗？现在，把信号台摆上以防万一。好，我走啦……”
从这天起，库普采维奇的心上笼罩了惊恐的阴影。眼前那位姑娘的哥哥又要来，他郁闷地瞧着忙得不可开交的邻人，和妻子吵架的次数比往常更多了。库普采维奇酒也喝得更多了。遗憾的是，总是孤身一人，自斟自饮：再没有人上他家来了。库普采维奇本能地等待着事件的来临，准备随机应变：作殊死的斗争或是玩弄狡猾的手腕。
……这时，卡佳正在不安地等待那一时刻，以便去车站迎接来自西伯利亚的列车。
最近这两天过得真是慢极了。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操持一切，满脸是关切的神色。每到傍晚，安东尼娜也在厨房里转来转去，热心地参与各项准备工作。偶尔，面带愁容的库普采维奇也从房里出来走走。
尼克莱到达的日子终于来临了。卡佳和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准备上车站去。卡佳注意到安东尼娜炽燃着的好奇目光之后，突然邀她一同前往。安东尼娜高兴得双手一拍，便赶紧跑去穿衣服了。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惊奇地看了卡佳一眼。
火车进站前二十分钟她们就来到了车站。洒满雪花的月台上空无一人，迎接的人全聚集在候车室里。
终于，扩音器里传出了火车即将进站的消息。
不久，火车头的黄色灯光穿过了风雪的帘幕，传来了熟悉的车轮的当啷声和轰响声：西伯利亚特别快车进站了。
迎接的人们奔向各节车厢。乘客们手里拿着各种物件从车厢里出来，搬运夫白色的围裙在眼前闪来闪去。周围到处是欢叫声。
第四节车厢的车台上出现了一个年轻人，他穿着一件皮大衣，衣领竖起，头戴一顶大皮帽，脚穿毡靴，手里提着皮箱和圆提篮。他往四面顾盼了一下，当看见卡佳的时候，快乐地挥动着篮子，急忙下到月台上来。卡佳立刻跑上前去。年轻的兄妹当着异常感动的波里娜和安东尼娜的面，热烈地拥抱起来。他们一面笑着，一面愉快地开始交谈着，像通常的情形一样，头几句话总是激动而不太连贯的。
卡佳把哥哥介绍给自己的同来者们。他立刻毫不拘束地同她们交谈起来，对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的态度异常亲切而尊重，对待安东尼娜也非常随和，这使得她们俩人赞叹不已。
他们乘坐出租汽车回家。一路上青年人贪婪地仔细观看着首都的街道和广场，向妇女们提出许多问题。到家之后，安东尼娜跑在前面，用自己的钥匙打开了住宅的门。客人拿着东西稍微踌躇了一下，调皮地向卡佳投了一瞥，喘了一口气，坚决地跨进了门坎。
从此，谢尔盖·科尔舒诺夫便开始执行一件危险而不寻常的新任务了。
原来，一星期前，卡佳·斯维特洛娃意外地被召唤到团委会去了。书记办公室里坐着一个魁伟的陌生人。卡佳立刻感到他那专注的目光正盯在自己身上。
“是这么回事，斯维特洛娃，这位同志需要和你谈一下。”团委书记严肃地说，“好吧，我不妨碍你们了。”
他离开后，陌生的年轻人站起身来，从容不迫地锁上门，然后将钥匙放在桌子上。
卡佳讽刺地问道：“做得这么神秘干什么？”
“要谈一件很重要的事。”
“那就请谈吧。难道还有必要把门锁上吗？”
“有必要。”
“真有意思！”
年轻人回到了自己的位子上。
“先让我们认识一下吧，斯维特洛娃同志，我倒是已经认识您了，不过您还不认识我。请您看一下证件。”
他把一个红色的工作证递给了她。
卡佳刚瞟了一眼，便惊愕地注视着自己的交谈者。
“刑事侦查局？”
“一点也不错。”
“那么……您是格朗宁？”
“也对。”他笑了笑。
卡佳的眼睛里突然迸射出快活的火花。
“您怎么啦，想要我和您一起去抓罪犯？可是，您知道，我学的是另外一门专业呀。”
“不，我们自己会去抓他们。”格朗宁沉着地回答说，“可是，您应该帮助我们。”
“我？！”
“对，就是您。”
“我怎么才能帮助你们呢？”
“请听我说，卡佳，您从来没有执行过战斗任务吧？”格朗宁十分认真地问。
“没有。”卡佳惶惑地说，“那又怎么呢？”
“我们想给您这样一个任务。不要打断我！”格朗宁看见卡佳急着想说什么，就抬手制止了她，“您先听完。好啦，老实说，任务很艰巨，不过我和同志们经过商量、考虑，认为您是能够胜任的。您是一个很有性格的姑娘，而任务又紧急，完成它——是您作为一个共青团员，一个公民的天职。”
“唔，好吧，离题近点儿！”卡佳迫不及待地说。
“马上您就会弄清一切的。不过我应当先提醒您，不管您是否有胆量来完成这个任务，在任何情况下，您没有权力把我们的谈话泄露给任何人，能保证吗？”
“当然喽，我以共青团员的名誉保证！”
“这点很重要。现在我告诉您，我们正忙着破获一个庞大而危险的盗匪团伙。盗匪的踪迹落到您的住宅里了。”
“您说什么？！”
“对，我是指您的邻居说的。就在这儿我们遇到了阻碍，为了把问题搞清楚，得让我们的侦查员住到您家里。他应当和这些人认识，而且不引起任何怀疑。现在明白了？”
“明白了……现在。”
卡佳觉得要打寒噤，不由得怕冷地耸了耸肩。
格朗宁凝视着这个长着褐色眼睛的可爱的姑娘，注意到了她那明亮的目光中的一丝慌乱的神色，刹那间，心中闪过一种怜惜的感觉。
“您可不要害怕啊，”他柔和地说，“其实这没有什么可怕的。要求您的只是沉着，以及一点所谓的……演员技巧。”
“我根本就不怕！”卡佳自尊地反驳说，接着不大自然地笑了起来，“您这是从何说起呀？”
“那就好极了！您说说看，您的家不是在伊尔库茨克吗？”格朗宁出其不意地问。
“是，在伊尔库茨克。”
“您还有一个哥哥，在工厂做技术员，叫尼克莱吧？”
“对，这一切您是从哪儿知道的？”
格朗宁温和地笑了笑。
“我不过对这次谈话准备了一下罢了。好吧，卡佳，计划是这样的……”
格朗宁讲得沉着而从容，可是卡佳感到她的心愈跳愈激烈，再也不能抑制住那侵袭着全身的寒战了。不连贯的思想在脑海里旋风似地翻腾着。为什么要把她卷到这种事情里来？这人对她有些什么想法呢？他很镇静，看来还很勇敢。而她呢？不，她也是勇敢的人，如果需要的话。对，既然如此需要，难道她不能吗？他是怎么看她呢？好像什么都理解。他的目光很好，那么坦然、诚恳，可以信任他。可是假如告诉他，说她不能，那会怎样呢？不，不，无论如何也不！她能！这的确是战斗任务。不过，在战争时期共青团员做的还不止这些。例如：丽沙·蔡金娜，卓娅……而且他很相信她——卡佳，信赖她。瞧，他的神情很严肃，眼睛却在微笑，笑得这么美。天啊，她是怎么啦？这和他的眼睛有什么关系？！
“您认为我不行，是吧？”突然间，她挑战地问，“您以为我会胆怯吗？”
“不，我没有这么认为。”格朗宁非常朴实而认真地反驳说，“我了解您。”
“您怎么了解我呢？”
“反正我没有弄错，对吧？”他抑制不住地微笑着说。
格朗宁忽然觉得，他喜欢这个姑娘，非常喜欢，以致他不想结束这次谈话，不想离开她。这是绝对没有想到的事，甚至连格朗宁那一贯明确、干练的语调都变了味儿，因此他不由得自己生起自己的气来，这是从未有过的事！
“就算没弄错吧，”卡佳冷淡地说，“这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还……还有，您说说，我还得拥抱他，是吗？”
“那是当然喽！”格朗宁肯定地说，“明天您就和谢尔盖认识一下，这是个很好的小伙子，也是我的朋友。”
卡佳微微一笑。
“这还是说明不了什么。不过既然需要，那就这么做吧。”她叹了一口气。
“这就是说，您决定完成我们的任务了。对吧，卡佳？”
格朗宁提问题的语气与原来的要求完全合不上，以致他又生起自己的气来。
“是，格朗宁同志，准备完成任务。”卡佳矜持地回答。
谈话就此结束了。格朗宁带着一种莫名的遗憾，握了握卡佳的手。
最初几天，库普采维奇尽力回避和新房客见面。当安东尼娜下班回来时，夫妇俩就像有了默契似的，打开收音机，小声交谈起来。从他们的房间里，已经听不见通常的叫喊和争吵了。两个人都因为住宅里有了外人而感到拘束。不过，库普采维奇尽力装得无声无息，而安东尼娜正相反，在厨房里比平常还耽搁得久，或者在走廊里来回走动，找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英娜和卡佳聊天，如果可能的话，也和谢尔盖闲扯。
谢尔盖举止十分自然和快活，喜欢交际，很乐意而且大声地和安东尼娜闲聊，但从来没有企图认识她的丈夫。如果是在走廊上谈话，库普采维奇就会走到门口，小心地偷听。
可是终究发生了这样的事：有一天早上，他们在走廊上碰面了。库普采维奇默默无言地向后退了一步，让谢尔盖过去。可是谢尔盖又惊奇、又高兴，他站住脚，用开玩笑的口气说：“嘿，我还以为走到尼姑庵里来了呢。原来，谢天谢地，这儿还住着男人！是邻居吗？”
“邻居。”
“那好极啦。我们认识认识吧。尼克莱·斯维特洛夫。来探望妹妹的。总之……”
谢尔盖伸过手去，库普采维奇不十分乐意地握了握。
“库普采维奇·雅可夫，领抚恤金的残废军人。”
“那么说，是一个自由自在的闲人喽。妙极了！可是我怎么没有看见过您呀？”
“医生叫我多在户外活动，我常出去闲逛。”
“哦，可是，我希望，他没有禁止您这个吧？”谢尔盖极富表情地弹了弹喉咙说，“也许，我们总还可以祝贺一下相识吧？要不然我真得在这个女人国里闷坏了。”
“没有，为什么要禁止呢？”库普采维奇活跃起来，“这个东西能医治百病。而且无论如何总算是迎接大驾呀。”
“那就请到舍下来吧。”谢尔盖做了一个夸张的手势，指着房门说，“妹妹在学院里，我们可敬的老奶奶逛商店去了。这正是该我们快活的时候。”
库普采维奇认为，他和这个客人认识一下，并不是一件多余的事。
交情在谢尔盖所“组织”的伏特加酒与小吃的基础上，很快就发展起来了。半小时后，他们已经互相称“你”而不是“您”了。谢尔盖津津有味地谈起了西伯利亚，库普采维奇则高兴而又极其概略地回忆着前线生活。
第二天一清早，库普采维奇就在走廊上徘徊，等待着谢尔盖出来，他不敢直接去敲门，因为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在家。可是，谢尔盖却从从容容地，毫不匆忙。
最后，当这一对新结交的朋友终于碰了面时，库普采维奇搂住谢尔盖的肩膀，把他拖到自己家里去了。桌子上又出现了伏特加酒。
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喝它，库普采维奇猛然跳起身来，跑到窗前，无缘无故地将窗台上一大盆万年青搬到了桌子上。谢尔盖装出一副什么也没有注意到的样子。然后，库普采维奇决定泡茶，就拉谢尔盖和他一起到厨房去。显然，他不愿让谢尔盖一个人留在屋内。谢尔盖也没有反对。
两个人坐下来玩牌，库普采维奇很快就赢了。
“哎啊……哈……哈……哈。”他一面胜利地狂笑，一面噼噼啪啪地拍着他那肥胖的大腿。
后来，谢尔盖说，他想到特列契雅可夫斯基陈列馆去看看，同时逛逛莫斯科，并约库普采维奇作陪。但后者拒绝了。
晚上用餐的时候，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用不大满意的口吻说：“你，科利亚，白白地去和这种人交朋友，真是多余。前几天我梦见吉里奥特洛普在刑场上喊叫！这可不是好兆头呀。”
“他是个什么人呀？”谢尔盖惊奇地问。
卡佳快活地大笑起来。
不论卡佳和谢尔盖怎样努力，他们始终没有能够得出答案，不知道这个神秘的吉里奥特洛普究竟是个什么人。
“总之不是好兆头。”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固执地重复说，“而且你也不必去和这个家伙交往。”
谢尔盖好心地挥挥手说：“他是个平平常常的人，只不过爱喝酒罢了。可是，谁也喝不过西伯利亚人。”
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叹了一口气，不赞成地摇了摇头。
“连社会救济处来的那个男人都认为他这个人不怎么样，瞧着吧，孩子。”
谢尔盖突然想起来，还没有把输给库普采维奇的钱还清，于是就去敲他的房门。隔着门坎稍谈了一会儿，谢尔盖已经注意到，万年青又放在窗台上了。
当天晚上，谢尔盖比平常更加苦思冥想，而且很早就去睡了。
至于卡佳，这些日子以来，她发现自己不知怎么老是在等电话。她一面生自己的气，尽力驱除着这种想法，一面说服自己：他当然不会给她打电话的，一切都已说清，商量妥当了，他们今后不会再碰面了，应当把这一切都忘得干干净净。可是，每天早上还没有睁开眼睛，她已经想象着，走廊上的电话如何马上就响起来，她怎么从床上跳起身，披上外衣，跑向门口，又怎么在话筒里听见那熟悉的声音了。卡佳甚至晚上就下意识地将外衣放在固定位置，以便能尽快地将它穿上。她惊奇而又害怕地感觉到，自己是如何地倾心于这个身材高大、外表憨厚、极其亲切的青年。
第二天一早，谢尔盖就逛大街去了，然后照旧是和库普采维奇玩牌、喝酒，而且库普采维奇也和上次一样，急急忙忙地收拾了窗台上的花。
现在谢尔盖在库普采维奇家已经感到比较随便了，他站起身，在房里蹓跶一下，转动收音机的开关，仔细观看电视机。在收音机的上面挂着一架子书。谢尔盖稍稍浏览了一下，他的注意力立刻被一本破旧的厚书吸引住了。这本书里夹着一封旧信，谢尔盖控制住自己没有去拿它，而是猛然转向库普采维奇，提了一个问题，以致那个家伙竟没有来得及移开自己戒备的目光。“监视着哪。”这念头在谢尔盖脑中一闪而过。
他们继续玩牌，过了一会儿，谢尔盖打了个冷战说：“你们这个房间要比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家冷得多。”
“这是因为她的房间下面是锅炉房，我们下面却是地窖，地板漏风。”库普采维奇一面解释说，一面专注地看着牌，考虑下一步出什么牌。
后来，库普采维奇到房间外面去了一会儿，谢尔盖迅速起身，走到放书的架子旁，从厚书里抽出那封信，匆匆将里面的信纸取出来，把信封塞回原处，把信夹到了另一本书里。这一切必须在一分钟之内做好。一切就绪后，他仍在原位坐定，把牌拿到手里。
两小时后，谢尔盖准备离开时，顺便说道：“借本书给我看看吧，无聊得很。”
“跟你妹妹要吧，她那儿大概有好书，长学问的书。”库普采维奇冷冷一笑说。
“哼，算了吧，什么好书！我最好看点轻松、有意思的东西。”
“拿吧，难道我还舍不得！”库普采维奇装出不在乎的样子答应着说，可是当谢尔盖向书架子走去时，他又担心地声明：“只是那一本，最大的，别拿，我自己在看。”
晚上，当谢尔盖忙着摆弄那一堆书，寻找夹在里面的信时，卡佳上他这儿来了。她一面在柜子里找着什么，一面好像无意地问：“你的那个同志怎么啦？就是那个……格朗宁，怎么不给我打电话了？”
“有事吗？”谢尔盖一本正经地问。
“不过随便问问。”
“哈，不是随便吧。”谢尔盖笑了起来，“不是随便的，亲爱的小妹妹。”
卡佳皱起了眉头。谢尔盖站起身，友善地搂着她的肩膀，压低声音说：“你可别生气，他不能打电话到这儿来。不过老实告诉你，他才盼着有借口给你打电话呢，要是能见面就更好了。但是没有机会，又有什么办法呢！”谢尔盖无可奈何地摊开双手说。
“这都是你编造出来的吧？你承认吧，”卡佳笑着反驳。
“我可以起誓，这绝不是编造的！”谢尔盖满腔热诚地叫了起来，接着又俯身对卡佳意味深长地补充了一句：“可是你马上就要有这种机会了。”
“我根本不需要什么机会。”
“但是工作需要呀。”谢尔盖认真地说，“你先去陪陪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吧，我得一个人待会儿。”
卡佳会意地点点头，满心喜悦地跑出了房间，随手紧紧地关上了房门。
谢尔盖等到只剩下一个人的时候，就小心地用两个手指从床下取出一个空伏特加酒瓶。两天之前，他就是用这里面的酒请库普采维奇喝的。他仔细地审视着瓶子上油脂的指印，又从箱子里找出两块不大的方形胶合板，一块托住瓶底，另一块盖住瓶口，再用绳子紧紧地把胶合板系住。在这以后他用一张报纸把它包了起来，现在报纸已经碰不到瓶子了，所以也就不会把那上面的指印擦掉。捆好包裹，谢尔盖将它放在床下，又重新翻弄起由库普采维奇那里拿来的书来。他终于在其中的一本书内，找到了藏在里面的信。
信很旧了，用软铅笔写的字母多半已经被擦沫涂污掉了。要读它是不可能的。谢尔盖勉强才认出个别的词来。可是字母的写法，特别是标题大写迫使谢尔盖沉思起来。这是一种少有的，而且不知为什么相当熟悉的笔迹。谁这么写字呢？谁会这么仔细，笔划十分端正地写每一个单独的字母呢？谢尔盖又埋头到信上，终于模模糊糊辨认出几个字。有两个字，那是最后两个，竟使他哆嗦了一下。这是“小庙”两个字。
“罗什金！”谢尔盖的脑子里突然一闪。当然喽，只有沙伏龙·罗什金这个老相识才这么描画字母，也只有他用过这两个字！谢尔盖回忆起他在罗什金那儿找到的信，莫非那时罗什金就是准备到这个“小庙”来？莫非是给库普采维奇写的信？查明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必须比较两封信的原文，这是第一；其次，谢尔盖应当回忆起头一封信的内容。就是说，不得不请格朗宁把副本给他送来。
谢尔盖又拖出自己的箱子，从里面取出一个不大的照相机，然后着手工作。罗什金的信被仔细地拍摄下来，胶卷经过特别包装也被放到装酒瓶的小包裹里。这之后，谢尔盖开始给格朗宁写信，他的信写得那样含蓄，即使万一落到别人手里，那人也不会懂得信的真正意图。这种写信方法正如其它许多东西一样，是谢尔盖在莫斯科刑侦局的工作中学会的。
工作结束后，谢尔盖把信封好，然后召回卡佳。
“是这样的，小妹，仔细听我说，明天早上你在学院里用这个号码给格朗宁打个电话，要他立刻上你那儿去。他有通行证。你把这个小包和信交给他，要他明天晚饭前把回信给你送去。明白吗？”
“可是我先和他打电话有点不方便吧。”卡佳茫然失措地回答说。
谢尔盖闷闷地望了姑娘一眼，说：“现在，活见鬼，可不是讲礼节的时候！”
“对！是我说了蠢话！”卡佳省悟过来。
第二天清晨，谢尔盖醒得很早。他听见了卡佳怎么起床，收拾东西，准备上学院去。又听见她和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轻轻的谈话声。谢尔盖躺着，思考着。面前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他想起了萨沙·罗巴诺夫写的报告，以及左托夫在上面划出来的字句：“贮藏室”、“来客不见了”、“穿灰大衣的人”。而在库普采维奇的房间下面确实有地窖啊，对，所有这一切都应当查清楚。
谢尔盖起了床，打开小通风窗，开始做早操。他决定就是在这儿也不改变自己的习惯。然后将一块毛巾搭在肩上，走进了浴室。过了一会儿，库普采维奇门也不敲，就把他那睡意未消的脸伸了进去。
“科利亚，我们再喝一杯醒醒酒吧。”他哑着嗓子说，“一个娘们儿也没有，真是好运气！”
谢尔盖回到自己的房间后，把罗什金的信放到口袋里，便上库普采维奇家去了。库普采维奇已经在等他了，桌上放着一瓶刚从冰箱里取出来的，满是水汽的伏特加酒。
过了一会儿，库普采维奇微微摇晃着身体，走出了房间。刹那间，谢尔盖直起身子，倾听起来。沉重而沙沙作响的脚步声向厨房那边渐渐远去了。谢尔盖敏捷地抽出厚书里的信封，把信塞了进去，然后将它放回原处。这时，忽然响起了仓促的脚步声。谢尔盖已经来不及恢复原来的姿态，因此就装出仔细审视放在收音机上的小花瓶的样子。
库普采维奇猛然推开门，怀疑地看了客人一眼。
“放回去，听见没有？”他看见花瓶在谢尔盖手上，立刻严厉地说，“这可是个交好运的小物件，匈牙利制造的，也可以说是件战利品。”
花瓶是用彩色水晶做的，确实很美。不过使谢尔盖奇怪的是，花瓶底座的下面贴着一块圆形的花布块。他甚至用手指去摸了一下。
“这是为了不让它滑倒用的。”库普采维奇看见谢尔盖的动作就解释说，“在匈牙利经常都是这么做的。欧洲，可不是别的什么地方！”
谢尔盖到过匈牙利。在平民百姓的住宅里，在贵族富豪的高楼大厦里，他见过不少器皿，可是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贴块。“在撒谎。”他对库普采维奇下了一个结论，同时又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撒谎？”
“东西很平常。”他一面淡淡地说，一面把花瓶放回原处，以后就再也不看它一眼了。
库普采维奇又开始发牌……
晚上，卡佳从学院回来得比平常晚一些。
“为什么耽搁了？”谢尔盖迫不及待地问。
“我等格朗宁来着。”卡佳回头看了一下门，连忙又说：“这里是回信。”
她从皮包里抽出一封封了口的信。姑娘的窘态并未瞒过谢尔盖的眼睛，可是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回到隔壁房间里，他急忙撕开信封，里面装着格朗宁的便条和罗什金的信件副本。“一切都很好。”科斯加写道，“卡佳真是好样的，什么都做得恰如其分。我早就知道她不会让我们失望。我等待着新的材料。”读着那些对卡佳热烈而又无必要的赞词（特别是此时此处），谢尔盖简直忍不住要笑。
在罗什金的信中，谢尔盖特别注意到最后一句话：“我将从地底下出来。”如果这真是写给库普采维奇的，那意味着什么呢？这倒要好好考虑一下。
早上，谢尔盖又到库普采维奇那儿去了。他预先小心地在自己手指上滴了一点胶水，有气无力地伸了个懒腰。他建议说：“吃点东西吧，怎么样？”
“哎呀！那太好啦！”库普采维奇高兴地喧闹着说，“一眨眼就可以弄妥，而且还有伏特加。”
“还是先弄点茶吧？”
“好得很！眨眼就得，走，上厨房去吧。”
“不，我先开罐头。”谢尔盖一面从上衣口袋里掏出罐头，一面说，“而且还有一瓶酒要开。”
“好吧，你弄你的，我这就来。”库普采维奇抓起茶壶，就跑到走廊上去了。
他身后的门刚砰地关上，谢尔盖便一纵身到了收音机旁。他拿起花瓶，一面注意着不把手指上的胶水抹掉，一面扯开贴在上面的圆布。原来这下面是雕刻的题词：“柳芭契卡·阿莫索娃留念，一个远方的朋友赠。记住并等着我。波里斯于布达佩斯。一九五二年。”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柳芭·阿莫索娃！”刹那间，谢尔盖记起了自己参与的头一件大案子。他迅速把小圆布贴好，将花瓶放还原处，然后着手开罐头。
两个人一声不吭地喝着闷酒。这天的谈话不大投机。后来库普采维奇声称要到社会救济处去，随即开始穿衣服。谢尔盖立刻注意到了他的灰大衣。萨沙·罗巴诺夫在报告中曾提到穿灰大衣的人。“没的说，完全正确，那天‘护送’萨沙的正是库普采维奇。”
谢尔盖回到房里，在窗口坐好，开始给格朗宁写信。情报是很重要的。
突然间，谢尔盖的注意力被院子里孩子们刺耳的呼叫声吸引住了。他抬起头来，几个孩子正在兴致勃勃地堆雪人。谢尔盖不由得想起萨沙报告中的一些话：“……我碰见二十七号房间的舒利克和瓦洛加，他们是‘贮藏室专家’……”贮藏室！他的记忆里又浮现出罗什金信中的最后一句话：“我将从地底下出来。”难道是从地板下面出来？从贮藏室里出来？
谢尔盖连忙将未写完的信放到口袋里，披上外套，走到院内。
孩子们没有注意他，喊着，笑着，继续自己的工作。谢尔盖在院子里踱了一下，然后站到孩子们身边。起初默默地观察他们，后来开始建议，终于自己也加入了活动。孩子们兴高采烈地接受了他的帮助。原来，舒利克也在这儿。谢尔盖不知不觉地把谈话引向贮藏室，这孩子立刻充满了骄傲情绪，自告奋勇地要带他去看。
“不过需要火柴。”舒利克担心地说。
“有比火柴更好的东西。”谢尔盖一面回答，一面从口袋里抽出电筒来，“喂，拿着。”
“哎哟！妙极了！”
他们从后门走到停车处，再由那儿穿过一个小门，钻进一个昏暗的长廊里。舒利克扭亮了电筒。
凹凸不平的泥地上撒满了煤屑，走廊的墙是用旧的、发黑的木板做的，有些地方用粗大的柱子支撑着腐朽了的天花板。周围不时可以碰到歪斜的、脱榫的门。
“贮藏室。”舒利克解释说。
有一边的墙忽然用生了锈的薄铁皮隔开了。
“那边是我们的锅炉房。”
“旁边是什么？”
“旁边是地窖。”
谢尔盖记得，锅炉房旁边的地窖正在库普采维奇的房间下面。
“我们来瞧瞧！”他建议说。
舒利克乐意地答应了，立即推开了小门。
整个地窖直到天花板，塞满了成堆的旧木箱、木板和垃圾。“这儿你想藏什么都行，一辈子也找不到。”谢尔盖想着，拿过舒利克手上的电筒，照亮了头顶上的天花板。长长的、发黑而开裂的木板向黑暗中延伸着。谢尔盖暗自忖度着库普采维奇房间的位置。如果地窖有通道，那多半是在库普采维奇放大箱子的地方。箱子既可严密地遮住入口，同时在必要时又很容易挪开。谢尔盖大概地确定了一下方向，对舒利克说：
“来，我们钻到那边去，就像侦查员一样。好吗？”
“好的，走吧！”孩子兴奋起来了，“我还没有去过那里。”
他们悄悄地继续向前潜行，攀登着箱子和木板，越来越靠近天花板了。所有的东西都盖上了一层厚厚的煤灰。沉闷、窒息的空气使行动十分困难。谢尔盖一直照射着天花板，但是什么可疑的印迹也没有发现。他们就这样钻了半小时左右，谢尔盖听见了身后舒利克的喘息声，不由得怜惜起孩子来。他心想：“应当回去了，何必折磨孩子呢？我现在自己也找得到路。”谢尔盖小声耳语着，仿佛在继续游戏似地，命令溜下去。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结果两个人都弄得疲惫不堪了。
“嗬，太好玩了！”当他们回到走廊上时，舒利克喘着气说，“喂，怎么样，叔叔，还向前走吗？”
“我们能走到哪里呀？”
“想去哪里都行。可以到邻近的街上，也可以再向前走。”
“瞧你！”谢尔盖惊奇不已，“好，那就到邻近的街上吧。”
他们又在那阴暗的、灰色的走廊里穿行了一段时间，越过了一连串的贮藏室和支撑天花板的大柱子，抓住了凹凸不平的墙壁，绕过了地上的深坑。最后，舒利克终于打开了一扇矮门，隔几步又是一扇门，他们就真的走进了某个大楼的陌生的停车处了。他们从那里来到了街上。他们在这里尽心尽力地互相扑打了一阵灰尘。谢尔盖将电筒送给了孩子。分别时他们彼此都十分满意。
一小时后，谢尔盖带上家中备用的电筒，又到地窖里去了。现在他心中把整个巨大的、其下面堆满破烂杂物的天花板分成了好多正方块，然后就着手搜寻。
这不是件容易的事。谢尔盖曾几次立足不稳，摔了下来，在木箱的尖角上撞得很疼，双手擦伤累累，喉咙被灰尘呛得发痒，不时迷住了眼睛，他只能用手背擦去脸上的汗水，顽强地继续攀登。
到了后来，当谢尔盖已经准备无功而返的时候，他终于看见了所要找的东西：在一个高高的、极其笨重的大木箱后面，在天花板上有个出入孔。他费尽力气将这个箱子推到一边，才露出了这个孔。谢尔盖重重地喘着气，坐到一块木板上，用电筒照着亮，仔细检查了出入孔的边缘。对，这个出入孔有人开过，而且经常开。这下好了，一切都清楚了。现在可以向后转了。
就这样揭开了库普采维奇接头地点的秘密。
晚上，谢尔盖继续写完给格朗宁的信。他请求下一步的指示。所有的任务都已完成。根据收集的材料，现在已能轻而易举地揭发库普采维奇，并迫使他招供了。以后的审讯工作已不需要谢尔盖继续在库普采维奇家蹲点了，何况这已是他来后的第二周了，他的“假期”行将结束。
在信尾，谢尔盖推测说，接头地点已经冻结，他在这儿什么“客人”也等不到了，显然，“老爷子”已嗅到了危险的气息，从而采取了措施。只有逮捕库普采维奇，才能弄清他的藏身之所。对此已有足够的根据，而且应当立刻行动。
当然，所有这一切在信中都是用寓言的方式写出来的，只有收信人才懂得这一切的含意。
卡佳把信带到学院去了。
可是就在这一天，同时发生了两件事，转瞬之间改变了一切计划，使谢尔盖困难的处境更加复杂化了。
谢尔盖和平常一样，在库普采维奇处度过早晨。这花了他不少的意志力。嫌恶使他窒息。此外，近些日子经常的紧张状态已弄得他筋疲力尽。
过了两三个小时，谢尔盖装病回到自己房内。他在屋里蹓跶了一下，便躺到了沙发上。他的神经要求安静。他躺着，闭起眼睛，竭力什么也不想。由于他每天不得不喝伏特加酒，因此嘴里可憎的苦味尚未消去。胃里一阵阵地向上翻酸水。
隔壁传来库普采维奇的鼾声。
谢尔盖早就注意到墙壁的传音性很强。刚来的第二天，他探索这一点的原因之后，才知道声音是从连通两个房间的门那儿传过来的。不过现在门的两面都糊上了壁纸。当时谢尔盖小心地切开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房间内的一小块壁纸，将它扯开，里面还有一层胶板。他把胶板也抽了去。晚上，等到安东尼娜下班回来，夫妇俩开始低声谈话的时候，谢尔盖决定试一下自己的发现。结果很好：全部谈话听得清清楚楚，内容都是最普通的家务琐事。以后谢尔盖再也没有重复类似的试验。
库普采维奇的鼾声刺激着谢尔盖，正同他这个人本身一样，那无耻的、自满的脸，眼镜下突出的、发白的眼睛，在走廊上吹的口哨，牛鸣般的狂笑，肥胖的从腰带下凸出来的大肚子，处处使人嫌恶。谢尔盖感觉到自己仇恨库普采维奇，仇恨他，就好像他欺负、劫掠了谢尔盖自己。他只能用意志力强迫自己安静，甚至融洽地和这种人谈话，并与其同坐在一张桌子旁。
谢尔盖长久地躺在沙发上，但倦意并未消失。
走廊上出乎意料地响起了门铃声，犹豫而短促。谢尔盖睁开眼睛，仔细谛听。铃声又重复了一次。这时他勉强起身去开门。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不在家。“大概是送电费单或煤气单的。”他这么想着。为防万一，谢尔盖走到门口，问了一声：“是谁呀？”
“我找库普采维奇同志。”传来了不大清晰的嗓音。
谢尔盖警惕起来，打开了门。他看见站在门口的人，刹那间吃了一惊：面前正是谢尔盖早在“小燕”咖啡馆注意到的那个小伙子。那时他笨拙地企图追求卓娅。好像她叫他米佳。
米佳比起谢尔盖最后一次看见他时的样子大大地改变了。胖胖的、玫瑰色的脸微微消瘦了，面色发黄，眼睛下面显出青黑的印迹，上唇上多出了一撮小胡子。米佳穿得豪华而刺目：蓝绒毛大衣，围着宽宽的腰带，方格子的绿色围巾下面露出鲜艳夺目的领带，戴着黄色皮手套。米佳那漆黑、灵活的眼睛业已失去了神采，脸上凝结着厌倦的表情。
但是谢尔盖仍然立时认出了他，于是淡漠地说：“请进来，敲那扇门，要使点劲，他在睡觉哪。”
谢尔盖把米佳留在过厅，拖着懒洋洋的步子回去了。他随手关好门，急奔到内室，迅速移开那块壁纸，抽出胶合板，把耳朵贴近墙壁。
这时，米佳已经第三次用力捶门了。终于，从房间里传来库普采维奇睡意未消的、极不满意的男低音：“真倒霉！是谁在那儿？”
“开门，有事情。”米佳回答说。
库普采维奇惊奇地叫了一声，打开了门上的锁。他认出了米佳，把他让进屋里，紧紧地掩上门，转回身，恶狠狠地低声问：“见鬼！你到这儿来干吗？”
“信号台不是在原定的位置上吗。”米佳冷冷一笑，向窗子那面点了点头。
这句话激怒了库普采维奇。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想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卖进去吗？你这个害人精！你到这儿来得到允许没有？”
“住口吧。”米佳从容不迫地回答。他也不脱大衣，就重重地坐到安乐椅上说：“我绕遍了你这个窝，没有什么垃圾。谁也没有给你站岗放哨。现在要用你！”
“那个社会救济处的红头发鬼呢？你当他是白来的？他从我这儿就一直上莫斯科刑侦局去啦！”
“那是路过，你自己说的。”米佳仍然那样不慌不忙地反驳，“我们后来查对过这件事。”
“好，算了，说吧，干什么来了。”库普采维奇一面沉重地坐到床上，一面说，“或者，我们喝一杯吧，既然来了。”
“没有兴致。不喝就够恶心的了。最好听着，是他自己派我来的。懂吗？要我预先警告你，他明天到你这儿来。”
“是吗？干什么？”
“鬼才知道他呢。”米佳耸耸肩，又说了一句：“还有一个朋友向你致敬。”
“他不是不知去向了吗？”
“嘿，他又出现啦。”米佳撇嘴冷笑一声，“哈，真是个饱经风霜的家伙！从哪儿都能出来。”
“这可真不简单。”库普采维奇心满意足地叹了口气说，“棒极了！”
“总之一句话，明天三点钟等客人们吧。完了。祝你好运。”
米佳慢吞吞地站起身来。
“对了，给我开门的那个家伙是什么人？”他突然又问。
“是找女邻居的。是她哥哥，他从西伯利亚来。”
“不是瞎扯吧？我有印象，不久前在什么地方见过这副脸相。人长得黑黑的，眼睛是蓝色的。”
“不可能。”库普采维奇连连摇头说，“我们家安东尼娜亲自到车站接的他。在这之前，我还琢磨过他从伊尔库茨克拍来的电报。”
“好吧，再摸摸底吧。反正为了保险起见，我得向他老人家预报一下，让他明天探探这位老兄的来历。如果有什么，就干脆收拾掉，万事大吉。他的手可快得很。”
“那个小伙子好像挺安静的。虽说，知面不知心……就这样，我的眼睛也老盯着他呢，放心吧。”
“好，好，那我走啦。”
库普采维奇亲自送客人到门口，直到深信那一位已经平安地通过正门，到了街上，才关上门。而后他回到房内，开始不安地从一个屋角踱到另一个屋角。
米佳和库普采维奇刚跨出过厅，谢尔盖立刻匆匆地将胶合板插回原处，用壁纸盖好。然后他坐到桌旁，迅速记下全部偷听来的谈话。结束后，谢尔盖又补写了几句自己的意见，这才疲倦地靠到椅背上。
这么说，明天究竟谁到库普采维奇这儿来呢？嘿，当然是“老爷子”喽！除了他，他们还会像这样谈论谁呢？就是说，“老爷子”自己到陷阱里来了。这才是运气，从未有过的好运气！明天三点钟……对，不过外面又出现了什么人呢？“朋友”是谁？从何处来？唉，米佳呀米佳！看来这么单纯、诚实的小伙子，怎么会误入歧途……难道就因为卓娅·罗什金娜那个姑娘吗？见鬼，会爱上这么个人！而当时谢尔盖没有发信号，多么失策呀，真是活见鬼了！现在怎么才能找到这个小伙子呢？他是谁？住在哪儿？在哪儿工作？但是，眼下主要问题不在他身上，也不在那个来历不明的“朋友”身上。眼下最主要的是“老爷子”。一只最大、最危险的野兽即将送上门来……千万不能放过他……必须马上通知格朗宁。怎么通知？不能离开，谢尔盖不是说自己病了嘛。再说，他本来就疑心，现在自然更提防着了……哦……有办法了！
谢尔盖来到走廊上，给卡佳那个系的办公室挂电话。女秘书接了电话。
“姑娘，您认识卡佳·斯维特洛娃吗？”谢尔盖有气无力地问。
“当然认识，有什么事吗？”
“有件事求您。请转告她，让她给家里打个电话，给她哥哥，我病了。”
“您病了？”姑娘的声音中流露出同情的语气，“请稍等一下，现在是课间休息，卡佳好像就在附近，在团委会，我去看看。”
“那好，麻烦您看一下吧。”谢尔盖的口吻完全像病人。
一分钟后，他听见话筒里卡佳焦的不安的嗓音：“科利亚，是我，你怎么啦？”
“卡佳，我病了。快来吧！给我买点药。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连个影子都没有。我难受得很。”
“可是我要上课呀。”卡佳犹豫地回答，但立刻就省悟过来，喊着说：“我讲的什么呀！当然喽，我马上就来！”
谢尔盖挂上电话。就在此刻，库普采维奇到走廊上来了。显然，他在偷听。
“你这是怎么啦，忽然想起生病来了？”
“唉，别说了！头发烧，浑身都要裂开了。”
谢尔盖精疲力竭地倚到墙上，擦了一下额头。
“哎，病夫！”库普采维奇轻蔑地冷冷一笑，拍了一下谢尔盖的肩膀，使了个眼色，说：“走吧，我马上给你治好。”
“我不行，最好还是躺一下。两条腿简直走不动。”
谢尔盖步履蹒跚地回到房里，库普采维奇专注地目送着他的背影。
一小时后，上气不接下气的卡佳跑了进来。
“科利亚，你怎么啦？”
谢尔盖躺在沙发上，招呼卡佳到身边来，耳语说：“仔细听着，我一点也没有病。不过你还是到药房去一趟，带点药回来。然后再回学校去。看见格朗宁了吗？”
卡佳点了点头。
“好吧，再给他挂一次电话，告诉他，有紧急情报。要他立刻上你那儿去！这一点非常重要！”他看看表说：“快五点了。你可以在六点左右给他打电话。这还不晚，但是你最好快一点！”
“好，好，你放心吧。”
卡佳从沙发上跳起身，放下书包，赶紧跑了。过了一会儿，她带了一堆小纸包回来。
“喂，你自己看吧，我走了，把信给我吧。”
在封好信封之前，谢尔盖又读了一遍自己对谈话的笔记。似乎一切都准确无误了。
的确，一切都记得很准确，一切……除了一个字。米佳说的是“等客人们吧”，而谢尔盖却听成了“等客人吧”。
像往常一样，一天要结束时，科斯加·格朗宁便到左托夫那儿去汇报了。随后，他就根据上级的指示给谢尔盖写回信，再把信送到学院去，交给卡佳。
就只有他们俩在办公室里坐着。左托夫习惯地搓擦着自己的光头，从容不迫而又节俭地吸着一天的最后一支烟。格朗宁慢慢地讲述着，偶尔用手在空中划一下。
“收到了中央档案局的回信。从库普采维奇的指印查明，他过去曾被判过罪。也就是说，他隐瞒了这一点。再有，我今天去过社会救济处，看了库普采维奇的材料。显然是伪造的。这是两件事。我认为已经有根据逮捕他了。搜查能使我们没收他的花瓶。自然，阿莫索夫老头和果利科娃能认出它来。花瓶和罗什金的信可以揭发库普采维奇与罪犯有联系的事实。谢尔盖说得对：他是个懦夫，第一次审问就会招供的。”
“那么接头地点呢？”
“接头地点已经冻结了。等候‘客人’是徒劳无益的事。”
这时，内部电话响了起来。左托夫取下了听筒。
“我是左托夫……这就来。”
他站起身，匆忙收拾了桌上的文件，将它们锁在保险柜里，便走了出去。
科斯加也走了。他想着，今天晚上将和卡佳见面，并且，这次战役即将结束，现在他可以任意和这个可爱、快活、美丽的姑娘碰头了。如果他们终于能够一起到什么地方去，那该多么好啊！不过她愿意吗？而且怎么建议呢？无缘无故地请她去玩，未免有些不好意思。真的，如果是在另一种场合下，科斯加会毫不费力地去诸别人，可是现在……
科斯加困窘地笑了笑。
左托夫走进了桑德列尔的办公室。上校的面色非常忧虑。
“刚刚得到通知，”桑德列尔锁着眉头说，“昨天夜里罗什金逃跑了。在离莫斯科两百公里的一个车站上。”
“是吗……这么说，今天他已经在莫斯科了。”
他们聚精会神而又默默无言地待了好一阵子。后来，桑德列尔说：
“情况有了急剧的变化。如果罗什金突然去拜访库普采维奇的话，那他就可能破坏我们的行动计划。他在刑侦局见过科尔舒诺夫，马上就会把他识破的。”
“对，”左托夫点点头说，“处境很危险。我看，今天夜里就应当把库普采维奇抓起来。”
“我同意。而且现在就从伊尔库茨克给科尔舒诺夫拍个电报，让他明天一早走。必须赶紧办。”
“是！”
左托夫拿起电话筒，拨了号码。
“格朗宁？……怎么，走了。上哪儿了？……不知道。好吧，算了。沃龙错夫，有这么一件事，立刻用电话和伊尔库茨克联系，让他们马上给科尔舒诺夫拍即刻飞回去的电报。明白吗？……执行吧。”
“还有一件事。”等左托夫打完电话后，桑德列尔又说，“应当加紧搜索罗什金。他是个非常危险的家伙。库普采维奇一定会交出某些地址来的。”
“当然会交，不成问题。”
就在这一刻，气喘吁吁的格朗宁跑进了办公室。
“科尔舒诺夫的紧急情报。上校同志。”
他把信交给桑德列尔。桑德列尔大声读了谢尔盖的报告。刹那间，办公室里一片寂静。而后，左托夫猛地拿起电话筒：
“沃龙错夫？……撤回电报！情况有变。”
“让他通知全体工作人员，”桑德列尔随即补充道，“十分钟后在我这儿开会。”
他用手擦了一下额头，又沉思着说：“这么说，接头地点解冻了，明天将有‘客人’造访。科尔舒诺夫说得对，这个人当然是‘老爷子’了。”
“是呀，我们差一点大大地失算了。”左托夫摇摇剃光了的头，把两个拳头支在膝盖上，极其注意地看了桑德列尔一眼说，“我们准备做些什么呢？吉奥尔基·弗拉基米诺维奇？”
桑德列尔微微一笑说：“做什么？应当准备迎接吧……”
第二天，十二点整，两辆小汽车驶离了莫斯科刑侦局的大门。十分钟后，他们驶过一幢高高的、正面整个是砖墙的旧式住宅，停在胡同尽头的拐角处。
格朗宁和两个工作人员从第一辆车上下来，从容不迫地向所需要的停车处走去。他们进入停车处后，沿着狭窄的台阶下到走廊上，从这儿起就是贮藏室。格朗宁用电筒照着谢尔盖画的贮藏室草图，满有把握地向前走着，很快便不太费劲地找到了锅炉房旁边的地害。他们仔细搜索了各个地方，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格朗宁在靠近天花板出入口的地方，让同志们隐蔽起来，然后回到停车处。沃龙错夫和他们科里的另一个同事查别林已经在那儿等他了。他们三个人走近库普采维奇的住所。每个人的右手都放在口袋里，紧紧握着手枪把儿。
格朗宁按了门铃，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开了门。
“我们找库普采维奇同志。”
“请吧，那是他的门。”
格朗宁谨慎地用指关节敲了一下门，没有反应。他又敲了一下，房里响起了仓促的忙乱声。
“谁在那儿呀？”传来库普采维奇小心翼翼的声音。
“找您的，同志。”格朗宁的声音显得很苍老，“是社会救济处派来找您的。”
“真讨厌，找我有什么鬼事？”
“拿收据来了，要填写一下。”格朗宁仍用那种语调说。
库普采维奇开始摆弄锁。沃龙错夫和查别林听从格朗宁的手势走到了一边。
门微微打开了一点，格朗宁左手猛地一下把门推开，右手抽出手枪，威胁地说：“举起手来，不许动！”
就在这一刻，门旁出现了沃龙错夫。只听喀嚓一声，库普采维奇的双手被戴上了手铐。
所发生的事情使库普采维奇如此震惊，以致起初他竟没有感到右手上的剧痛。原来钢铐的簧舌碰巧夹住了手上的皮肤，所以钢口没有完全关上。库普采维奇惊魂稍定后，注意到了这一点，又略微振奋起来。
警犬教练员特维尔多赫列波夫带着自己的警犬弗莱达走进房间来。
库普采维奇被带到远离窗子的屋角坐下。
“看住他！”特维尔多赫列波夫向狗点头示意。
在弗莱达凶恶而警觉的目光下，库普采维奇不由得愣住了。警犬监视着他的每一个动作。
格朗宁环顾室内，首先将桌上的一盆花搬到窗台上。这时，沃龙错夫注意到，阴影一下子掠过了库普采维奇的脸。
格朗宁转身对库普采维奇说：“您不是正在等‘一个客人’吗？现在我们等一等吧。”
“一个客人？”库普采维奇嘶哑地问了一句，向格朗宁投了一瞥试探的目光，不乐意地透过牙缝说：“我等……一个人。”
一听见他说话的声音，弗莱达便威胁地咆哮一声，后颈上的毛竖立起来，它微微欠起身，露出一排白色的利齿。库普采维奇赶紧闭上了口。
格朗宁把沃龙错夫和查别林叫到走廊上。
“同志们，计划是这样的：查别林，你站到大门对面去，如果‘老爷子’从街上走进屋来，就给我们一个信号。我们从窗口盯着你。然后你也进大门来，拦住‘老爷子’的去路。波里娜·哥利格里耶芙娜会替他开门。明白吗？”
“明白倒是明白。可是万一他不来呢？”沃龙错夫和往常一样疑惑地说。
查别林只是笑了笑，便向台阶走去。格朗宁和沃龙错夫回到了房间里。
格朗宁冷谈地对库普采维奇说：“当您的‘客人’敲门的时候，您就对他说：‘进来，是开着的。’要安安静静地说，假如您不想找不痛快的话。明白吗？”
库普采维奇不乐意地点了点头。又响起了弗莱达抑制不住的咆哮声。
“假如‘客人’从地窖下面敲，您也这么说，说大声一点。至于箱子，我们自己会搬，这一点明白吗？”
当提到地窖时，库普采维奇浑身一哆嗦。
“明白了。”他涨红了脸，用勉强听得到的声音说。
这一次弗莱达没有叫：特维尔多赫列波夫对它做了警告的手势，意思就是“别出声”。于是狗就一声不吭。过了一小时，它就这样默默地履行了自己最后的职责。
以后再也没有人说过一句话。格朗宁看看表：到三点只剩下二十分钟了。“也许，他真的不来呢？”格朗宁锁着眉头，忙将这想法驱散。
在一片寂静的笼罩下，只听见墙上挂钟的滴答声。
谢尔盖侧耳倾听着住宅里的每一个小动静，手里紧握着枪，站在自己的门旁，屏息不动。
第七章 一个叫乌特金的人夜，漆黑漆黑的，而且是稀有的寒冷。光秃秃的树枝在寒风呼啸下恐怖地尖叫着，互相撞击着。森林里充满了刺耳、神秘和骇人的声响。
冻死的灌木丛枝和多刺的小松树枝，隐蔽在黑暗中，就像是怀有敌意似的，狠狠地撞击着罗什金的脸，刺伤了他向前伸出的手，阻挡着他的去路。他的双腿不时陷进松软的雪堆里，绊倒在埋在雪里的树根上和被砍倒的树干上。
从他脱逃的那一刻起，那恐怖而快活的一刹那，到现在已经过去三个多小时了。当最后一节车厢由他头上轰轰地过去时，他仍然躺在枕木上，脸埋在泥污的、洒满了机油和秽物的雪堆里，还不相信他活着，不相信他没有被碰伤，而且已经获得了自由。罗什金时时偃伏到地上，一面和暴风雪进行搏斗，一面向树林深处爬去。只有在那里，他才敢直起身来，喘一口气，接着再跑。
忽然，左边某处出现了两个黄色的圆眼睛，马达低沉的隆隆声隐约可闻。一辆货车沿着被雪覆盖了的道路在林间穿行。
罗什金躲藏在一条浅沟里。汽车很快过来了。它的轮廓已经模模糊糊地显露出来，车厢里的木箱堆积如山。
在离罗什金几步远的地方，汽车突然停住了。有个人从驾驶室里跳出来，检查了货物，用脚敲敲轮胎，然后向司机室喊道：“没有问题！现在可以直接开到车站上去啦！火车还有二十分钟就要到了！”
紧接着他跳上驾驶室，啪地一声关上了车门。
就在这一刻，罗什金跳到路上，抓住了结上冰的汽车后车帮。他倒进车厢里，头狠狠地碰在一个箱角上，刹那间失去了知觉。
在火车还没有来的时候，罗什金隐蔽在车站建筑物后面。然后，当火车已经开动时，他抓住了最后一节车厢的扶手。
罗什金醒过来时，火车已经驶近莫斯科了，车轮撞击着转辙器当啷作响。窗外忽隐忽现的灯火照亮了门廊，光彩变幻不定，微微发黄。
现在罗什金必须决定下一步的行动。如果他像这么一副打扮出现在莫斯科街头，碰见第一个民警岗哨就会引起怀疑。但过久地在车站逗留同样很危险：因为通缉他的专电一定会发到这儿来的。
罗什金沉思地用指甲搔了搔棉袄里面的胸部，伸开麻木了的腿。唉，必须尽快地在车站里，哪怕弄到点衣服也好！
几分钟后，罗什金混在旅客群里，到了盖着玻璃顶的月台上，他开始从容不迫地向候车室挤去。
庞大的候车室笼罩在黎明前朦朦胧胧的静寂里。在行李杂物之间的长椅上，人们有的坐着，有的躺着，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在睡觉。
罗什金一面蹒跚地穿过大厅，一面悄悄地、锲而不舍地打量着四周的情况。
一个睡在大厅尽头椅子上的男人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这人身旁放着一个坚固的、装得鼓鼓的皮箱。罗什金那老练的眼光一扫，立刻看出形势非常有利。男人坐的位置只有两个睡在对面椅子上的女人看得见。他的脸藏在竖起来的大衣领子里，微微偏向箱子的另一边。
罗什金拿定主意，装出漠不关心的样子，走过睡觉人身旁，用脚轻轻地碰了他一下。那人一动也没动。罗什金与那人并排坐到椅子上，仔细听了一下，那人呼吸均匀，发出咝咝的声音，甚至在梦中咂唇作响。十分明显，他正在酣睡之中。这时，罗什金用脚稍稍把箱子向自己跟前勾了一下，等了一会儿，又勾了一下，再勾一下。然后他又用胳膊肘相当有力地碰了碰这位邻人。可是那人只是在梦中嘟哝了点什么，接着便完全扭到一边去了。
于是，罗什金不慌不忙地从坐的地方站起身来，漫不经心地提起箱子向厕所走去。中途他暗自回顾一下，那男人仍在睡觉，只是姿态略有变化。
走进厕所，罗什金立刻钻入一个单间插上门，敏捷地打开了箱子。
当他已经使劲穿上黑色的新西服时，单间门猛地被撞开了。门口出现了皮箱主人的高大身姿。那人靠在门框上，一面用明亮的微微发红的眼睛嘲笑地看着罗什金，一面彬彬有礼地问道：“我来得可能不是时候吧？您还没有打扮好吗？”
但是罗什金并没有惊慌失措。他转瞬间认清了形势，明白没有选择的余地，于是一脚踢开箱子，准备向陌生人扑过去。然而对方急剧地从口袋里抽出手来，罗什金立刻看见他手中紧握着一把形式特异的手枪。
“不要急吗，我的朋友。”陌生人威胁地说，“我是这儿的主人。”
罗什金一下子呆住了。
“看你这副倒霉相，”陌生人继续说，“就知道你既不是从休养所来，也不是去看巡回演出的。”接着他口气一转，干巴巴地命令道：“把衣服穿上！”
“这要看是为了什么。”
“看吗，可以放到以后再看，如果你合适，那就为我工作，否则就回你来的地方去。不过，现在我劝你赶紧收拾好。这儿随时可能来人。”
罗什金一面开始匆忙地穿衣服，一面斜眼看着那把手枪，陌生人似乎根本不打算将它收起来。两个人都不吭声。
在箱子里找出了厚呢大衣和皮帽子。当罗什金明白了，这出乎意料的邂逅对他并未构成直接的危险时，他终于稍稍安下心来。恐怖的感觉一转而为好奇了。“这个走运的家伙倒真够精明强干的！”他看见，这个人的举止如此安详、果断、老练，心中不由得赞美起来。
“现在到理发馆去，快点！”那人打量了罗什金一眼，用命令的口吻说，同时把一张十卢布的新票子塞到他手上。
又过了一小时，他们已经坐在高尔基大街的咖啡馆里了。罗什金在自己同伴的严密监视下，尽量吃得不那么贪婪。
他们很快就谈妥了。陌生人所提供的一切，包括一大笔钱在内，对罗什金来说，实在是难得的外快。他已不能幻想比这更好的事了。即使罗什金没有处于这样走投无路的境地，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承认这个陌生人是自己的全权主人。何况他现在已落到毫无选择的地步呢。“除非是最大的笨蛋，才会放过这种机会。”罗什金已经认定了。但是，陌生人的最后一个要求——给他找一些可靠的人和住所，又把罗什金难住了。“只好把他带到‘老爷子’那里去了。”他提心吊胆地思索着，皱起了眉头，不知如何是好，后来勉强说道：
“好吧，管他呢，我这儿倒是有这么个人。”
“你要记住！我的枪是弹无虚发的。所以给我做事可得老老实实的。”
“我沙伏龙·罗什金的话坚如铁石，到死不变。我就是到了阴间也……”
“行了。现在给我说说那个人吧，要详详细细的，把你所知道的一切都和盘托出吧。”
罗什金惋惜地瞥了桌上的空盘子一眼，煞有介事地用纸餐巾擦净嘴，然后接过一支烟，点燃，随即开始叙述：
“这是个很能干的人。为了做幌子在马戏团里当检票员。实际上是个极有经验的老贼。圈子里威信很高。弟兄们全听他的。他现在已经不亲自出马作案了，可是组织工作棒透了，把所有的人都掌握在手心里。他那脑袋真是万有宝库，联系又广。他的地址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其他人谁也不准上他那儿去。需要的话，就在马戏场里，或是别的什么住宅里见面。再不然到我们那儿的一个咖啡馆里碰头。他叫伊诺根基·库兹米奇，姓格里高利耶夫。这一点也是任何人都不知道，也不应该知道的。曾经有个扒手发生了兴趣，结果肋上挨了一刀，见阎王去了。天啊，愿上帝保佑。瞧，就是这么一个人，对我们那是非常有用的。”
罗什金在此处特别强调了“我们”两个字，以此示意，现在除了主人的利益外，他再也没有别的利益了。其实，这种利益究竟是什么，在他的想象中是相当模糊不清的。
“那么好吧，我们现在就去把他掌握过来。”陌生人一面坚决地说，一面叫来服务员，付了两个人的账。
当皮特睡下的时候，不论在什么地方，旅馆也好，列车的包厢也好，他都会时而做一些“狂梦”——他自己这么称呼所做的梦。这是由许多城市、人物和事件搅在一起的，不可思议的荒诞故事。
经过这种“狂梦”之后，太阳穴上的血管总要重重地敲打好几秒钟，心里充满了恶毒的怨恨。这时的皮特恨不得让别人遭受到不幸和痛苦。啊，例如，他现在要是能向同车厢的邻座——那个快活的小伙子，开一枪该有多惬意呀。这青年正激动地对一个穿蓝色连衣裙的、淡黄色头发的漂亮姑娘说着什么。他那么安逸、快活，可以追求姑娘，甚至同她结婚。不过，假如现在皮特掏出枪来对准他，那他准会吓得大叫起来。
皮特不由自主地朝嵌在车厢房门上的镜子望了一眼。哈！尽管他脑子里满是坏主意，而脸上的表情倒挺安详、和善、亲切而睡意未消。仿佛他刚梦见了亲爱的老祖母，她正在花园里请他吃果酱哪。皮特的情绪一下子又变好了。是呀，难怪他被称作是一颗“新星”。他能把工作干得挺出色。而且，他的一切都在将来，没有任何牵挂。他没有祖国，不受过去的束缚，也不受人们一切成见和弱点的束缚。他的心目中没有国界和签证，没有法律和思想，也没有任何障碍！他在任何地方——不论是什么国度、什么民族，都是秘密的主人。他自己是自己的前途和荣誉的创造者。他自己享有一切！他这颗“新星”将要穿过软弱和娇嫩的人的痛苦而升起。必要时，穿过鲜血、尸体、以及熊熊的烈火而升起。什么也不能阻止他。他与别人有什么关系呢？他将成为一个有名的人物。他，皮特，也要写一本描写自己的书。他将给它起一个动人的、神秘的、引人入胜而又确切的书名。例如“一个间谍的自白”，或是“皮特的真面目”，他在书里将描述自己的生平。啊，真值得一写呀！
皮特将脸扭向板壁，装出睡着的样子，开始编写起自传来。
他有时就这样瞎想一阵。这是一种预防神经紧张的休息。他的神经常常处于紧张状态，因为工作需要，也不能算是弱点。斯克沃林卓神父本人也推荐过这种方法。他是一个干瘦的高个老头儿，有一双生动的黑眼睛，是耶稣会会员，有名的心理学家，在卡尔丹学校执教，而皮特是该校的优等生。
就这样，皮特沉浸在幻想中约摸一个小时，编撰了自己的“自白”。这是一部美丽动人的小说，充满了不平常的危险和殊死的搏斗。小说描述了一个坚强勇敢的人，单枪匹马去和一群愚昧、胆怯、贪婪的人进行残酷斗争，取得胜利的故事。
然而，他的真实生活却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不错，他出生在苏维埃俄罗斯，在一个外国人听来觉得可笑的名叫“平扎”的城市。他的父亲是一个钟表厂里的技师，是一个能干的好技师，也是一个意志薄弱、胆小怯懦、优柔寡断的人。他喜欢喝酒、酗酒，母亲拿他毫无办法。他一喝起酒来，便由一个软弱、羞怯的人变成了一只野兽：打老婆，揍儿子，抓着什么就用什么打，把母子从家里赶出去。瓦西卡①常常由于害怕和束手无策的愤怒而发抖。父亲酒醒以后就低声下气、害臊地请求宽恕，双手直哆嗦。母亲痛哭一场之后就原谅了他，瓦西卡却办不到。他怀恨父亲，也轻视母亲。
【 ①瓦西卡或瓦西里都是皮特的名字。——译者注。】
在学校里人们都同情瓦西卡。年轻的女教师像询问病人似地细心地询问他，进行家访，满脸怒火地责备父亲，安慰母亲，并为学习一贯落后的瓦西卡补课。同学们起初对他很好，但瓦西卡性情孤僻，自尊心强，不爱说话。他不喜欢学校：这儿的一切都使他记起家中的不幸。他把对父亲的愤恨发泄在幼小的同学身上。他总爱挑衅，对老师粗野无礼，对同学蒙骗欺压。
每年夏天，瓦西卡都上少先队夏令营去。但在那里他也不和别的孩子来往，每逢星期日他总是忌妒地看着别人的父母来看望孩子，给他们带来糖果和玩物。孩子们要和瓦西卡分享，而他却轻蔑地拒绝了：他宁愿暗地里把别人要明送给他的东西偷走。有一次，他的这种行为被发现了，于是他被赶出了夏令营。
就在这年夏天，他为了延缓回家的时间，尽量晚一点见到那总是吵吵嚷嚷的母亲和可恨的父亲，情愿在尘土飞扬的平扎街头游荡，于是结识了绰号叫“阿列哈鼻子”的小伙子。
瓦西里学会了抽烟、喝伏特加酒、破口大骂和蛮横无礼地瞪人。他开始喝得醉醺醺地回家去，跟父亲动手打架。有一次，甚至对母亲也挥起了手。那一天他头一次夜不归宿，第二天也没有回家。
从此，瓦西卡开始了另外一种生活，一种罪恶、肮脏而可怕的生活。他手上有了钱，有了刀子，有了淤斑和伤疤，这是“自己人”跟他算账留下的。他的身体上出现了猥亵的“图画”。瓦西卡变成了贼。
他忽然认定，他是“扒手之王”，是捉不住的贼，人们都怕他。他真的学会了掏兜。有一次犯了案，他又是叫喊，又是挣扎，又是在马路上打滚，弄得别人厌恶地挥手而去。另一次，当他摸一个女公民的提包时，被一个姑娘发现了，他向那个姑娘亮出刀子，吓得她没敢吭声，从此以后，瓦西卡便自诩为“英雄”了。
但很快他就被捕了。法院考虑到他年纪还小，只是象征性地惩治了他一下。
战争爆发了，瓦西卡仍不工作，继续偷窃。在祖国处境艰难的时候，他已经成了她的敌人，一个渺小、愚蠢而凶恶的敌人。
半年后他又被捕了。法院判定他在劳改所里劳动两年。刑期满后，许多和他一起劳改的人都下定决心，“扎住”自己的罪恶生活。前所未有的大战炮火和惨重损失的无限痛苦唤醒了他们的良知。过去的罪犯也开始诚实地劳动，英勇地战斗了。
瓦西里回到了寒冷而又空落落的家：父亲住在工厂里，母亲在农庄工作。几个月之后，他接到军事委员会的通知——他被征入伍了。
这时，瓦西里已经彻底堕落了。他仇恨制度、纪律、艰苦的军事训练，在战斗中害怕和敌人交锋。他不仅不勇敢，而且厚颜无耻，本能地指望本国法律的人道主义精神，而军队此时正在和残暴的外国敌人作战哪！
瓦西里巧妙地瞒过了所有的人，有计划、有步骤地准备潜逃，终于当了逃兵。他弄到了别人的证件，开始了卑鄙、隐秘的两面派生活。他在乌拉尔的一座小城里定居下来。为了打掩护，还在某个事务所找了份工作。他写得一手好字，为人机敏，读过八年书。
他成年累月怀着鬼胎过日子，生怕真相被揭露。偷窃的勾当他不想再干，也看不上扒手生涯了。瓦西里发现了自己新的才干，现在急于寻找一种比较“体面”而又有利可图的工作。他幻想干一番大事，好“出人头地”。
这时，瓦西里遇见了专门在旅馆里作案的小偷约尔卡·普林茨。约尔卡衣着华丽，举止风雅，生着一对稚气的天蓝色眼睛，爱好极为广泛。这一切都正中瓦西里的下怀。他开始经常出差，旅途中便伙同约尔卡搞那种下流的营生。瓦西里很快就超过了他的师傅。
民警局相当迅速地发现了他们的踪迹。但瓦西里巧妙地让同伙落入法网，自己则逃之夭夭。他决定离开城市，不料，突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他又接到了军事委员会的通知：顶着别人的姓名再度被征入伍。
他认为现在这对他有利，便去军事委员会报了到。这时候战争已经结束，主要的危险——前线，已不复存在。他钻营到了团军需部门文书的位置。
熟悉了新环境后，瓦西里和粮库管理员交上了朋友。不久，在定期清理库存时，发现缺了很多粮食，那人伤透了脑子也无法解释这是怎么回事。瓦西里得意地微笑着接管了那份工作，同时也接受了这项当之无愧的新任命。
过了一些时候，他所在的部队被调往德国。
瓦西里厌恶占领部队的严格制度。现在，当他把经济报表的制度、种种秘诀都彻底摸清，可以大显身手的时候，他却不能像过去那样随便活动了，因为城里没有帮手。
最后，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女帮手，是部队雇佣人员中一个多嘴多舌的年轻德国女人。他们只是在提货单和其它单据上耍了些并不复杂的花招，便从仓库里弄出来一些食品，通过她落到了投机商的手里。
瓦西里按照这个女帮手的建议，在她家存放了一套便服，每逢有任务进城时，必然到这个名叫吉尔达的女人家去，换上衣服，同她一道上附近的饭馆去吃喝玩乐。反正他回去后总能编出一套谎话，为自己的耽搁辩解。
有一天，吉尔达提议到西柏林某区一家豪华的酒店去。诱惑实在太大了，瓦西里同意前往。地铁转瞬间就把他们送到了目的地。大厅虽是半空的，但那豪华的气派，菜肴的精美，使瓦西里惊叹不已。吉尔达激动兴奋，此时此刻竟然变得美丽动人了。的确，她不知怎的有点匆忙，他们在酒店逗留的时间也比往常短一些。
两个穿便服的人突如其来地在街上把他们拘留了。他们的汽车就停在人行道边。
几分钟后，瓦西里初次会见了卡尔丹。矢口抵赖是毫无意义的。瓦西里最初只是奇怪，卡尔丹对仓库历次被盗的情况竟然一清二楚，后来他明白了：这全是吉尔达！其实，瓦西里本来也不打算拒不合作。仓库的事情越来越危险，他显然已经豁出去了，而且早就考虑过，只要有钱，他在哪儿都好过。瓦西里只有一个条件：立刻藏起来，躲开苏维埃政权。在回答这一点时，卡尔丹得意地微微一笑，随即十分内行地指出，到每月清查库存的时候，也就是说，到瓦西里被揭发的日子还有两个星期。如果他想让别人帮助他逃走，那他就必须完成一项任务。卡尔丹三言两语阐明了他需要什么。瓦西里略加考虑，便同意了。
他很快就完成了卡尔丹的要求。可是，被他用诡计骗到西柏林的那个人却拒绝做叛徒。这人被杀害了，他的复员证件也落到了敌人手里。而瓦西里则到了僻静的巴德·维利斯果费尔城，进了卡尔丹所主持的学校。这样，他摇身一变，成了皮特。
学校不仅对他进行了技术训练，而且还进行了思想教育。在教他摄影、无线电操纵、通讯、发展谍报组织、化装、跳伞、使用秘密武器和毒药、爆破和纵火等本领的同时，还教了他一些别的东西。他们教导皮特如何巧妙地利用人们最小的弱点和癖好，控制他们，使之为我所用。教导他相信自己的独特性，相信自己的“福星”和前程。激发他的虚荣心，断绝酗酒，灌输他对祖国对人民的仇恨。最后，教他虚伪做作，最逼真的虚伪做作，以及冷酷无情的精打细算。
皮特学习卓有成效，极受器重。
终于到了这一天，他穿上了领边缝有毒药玻璃管的衬衫。就如卡尔丹所夸耀的，意味着皮特“跨上了征途”。他绝不能活着落到敌人手里。只要轻轻地咬一下衣领的边缘，他生活中的一切恩怨便都将付之东流。
皮特预先在各项重大的任务中经受了考验，辉煌地完成了使命。在这一段时间内，他到过欧洲各国，获得了丰富的经验，锻炼了意志，他终于彻底相信自己的“福星”了。
新任务涉及他过去的祖国，同时也证明着一点，即人们重视他这个有才能的间谍，准备让他去完成丰功伟业。
用不着皮特去进行破坏和收集苏联军队或军事目标的情报。也不用他去物色间谍，把苏联公民引出国境警戒线，或是进行一般性的冒险活动。不，这些事自有其他人来做。为了开张，皮特只需完成一些比较安全的任务。卡尔丹需要各种各样苏联最新式的证件，如此而已。皮特只要去偷就行，像从前那样直截了当地去偷，或是到别的小偷那儿去收买证件。让他不要挑剔：党证和房屋管理处的证明，公民证和盖有钢印和图章的工艺合作社表格，毕业文凭和死亡证明书，以至民事登记处发的离婚证明，工厂出入证和商店的提货单，军官身份证和地质协会的会员证。总而言之，一切证件，卡尔丹对一切证件都感兴趣。任何一种真正的在苏联通用的证件，都具有极高的价值。
黄昏时分，皮特在卡尔丹的陪同下来到了飞机场。汽车在飞机旁边停了下来，没有像平常那样鸣叫。皮特注意到了这一点，微微一笑，把头向飞机那边点了一下，对卡尔丹说，不按喇叭是对的，因为“贼在潜入到别人的房子里去时，永远也不会把铃铛带在身边的”。卡尔丹听后哈哈大笑起来。很好，这小伙子真是个罕见的人物，既然在这种时刻还能开玩笑，那就说明，他的神经像铁一般坚强。
……现在，皮特已经在苏联国土上漫游了两个月了。他口袋里放着早在柏林时就已获得的证件。带着这些证件他在任何地方都万无一失。任何地方，只是除了平扎和……莫斯科。在首都，那儿还住着一个人，能证明皮特并不是他所冒充的那个人。这人就是在柏林被杀害的那个苏联士兵的母亲。不过，皮特根本用不着到莫斯科或平扎去，就这样他的任务也完成得极为出色。这段时间以来，他已有四次把偷来的证件一厚包一厚包地交给驻列宁格勒的某外国领事馆的一个工作人员。其中甚至还有三张党证。
一切都很顺利。皮特从来没有这样自信过。
现在皮特再次上列宁格勒去。上级召他是为了某件紧急的，或者如通知所说，是极其重要的任务。“这可能是什么事呢？”皮特躺在自己的铺位上思索着。他的情绪又好了。早上的“狂梦”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对于荣誉和“自白”一书的幻想恢复了皮特的信心，他又对自己的力量和“福星”深信不疑了。坐在下铺的快乐青年和姑娘已不再刺激他了。那青年显然正在追求着姑娘，皮特一面用和善、感动的目光瞧着他们，另一面却不露形迹地摸着口袋里的无声手枪和“铁的”证件。
……火车吱啦地响着，靠近了列宁格勒车站的月台。旅客们开始准备下车。
皮特决定检查一下自己的外表，于是走到镜子面前。从镜子里望着他的是个高高的、有点消瘦的男人，三十岁左右年纪，瘦削的脸上有几颗雀斑，固执、突出的下巴，浓密的、稍微有些发棕色的眉毛，棕灰色的眼睛，眼神显得安详、厚道、略有些漫不经心。他身上穿着肥大的带黑色羊毛皮领子的厚呢料冬大衣，头戴黑色的有护耳的羊皮帽，手上提着皮箱和一个磨旧了的、锁着两把锁的棕色皮包。皮特对自己的外表深感满意。
但是，不管怎么样吧，这次上级究竟又给他准备了什么样的任务呢？真见鬼！
皮特在列宁格勒仅仅逗留了两天。出差证明帮助他在“阿斯多利亚”旅馆极好的套间里安顿下来。因为它证明了证件持有者在哈萨克斯坦某冶金工厂里的高级职位，以及这次出差的重要性。
在这两天里皮特会见了上级。
任务的确是非常复杂的，它要求皮特发挥出所有的聪明才智，竭尽全力进行工作。“任务完成后，您将在特别间谍班里占有一席之地。”上级这么说。这就意味着，皮特在自己的功名前程上大大高升了一步。这一级的间谍屈指可数，他们拿着巨额津贴，受到高度重视，有最实际的机会，去攀登皮特所梦寐以求的荣誉和地位的高峰。
临到最后，上级给了皮特两个可靠的莫斯科接头处的地址。这两处联络点从建立后从未使用过，因此被破获的可能性几乎没有。皮特在执行任务时应当依靠它们，这是整个行动成功的重要条件，也是他个人安全的保证。特别给他两处地址，是为了让他可以随机应变，掩盖自己的行踪，同时更加信心十足，万无一失。
这样，他又重新上路了。特快列车一夜之间把他送到了首都。
莫斯科以呼啸的暴风雪迎接了皮特，雪片一刹那间糊住了他的眼睛，猛扑他的胸怀。皮特站了几分钟，忿忿地用手帕揩净脸颊，竭力想透过飞旋的雪幕看清车站旁辽阔的广场。这儿充满了电车的铃声，汽车的鸣叫，以及在泥泞的人行道上沙沙的脚步声。
首先要操心的自然是住宿问题。皮特在这里，在莫斯科，暂时还不敢冒险运用他那“铁的”证件，去住旅馆。因此他又急急地返回车站，经过向服务员多方的打听，轻而易举地在二楼找到了专为来往旅客开设的服务处。女值班员一边腼腆地应付着来客那诱人的微笑和快活的饶舌，一边检查了他买的到喀山的票，乐意地在登记簿上记下他的姓名，随即将皮特带到一间宽敞、明亮的房间里去了。这儿整齐地放着几排铺好了的单人床。她当即从中给他指定了一张空铺。
此后，皮特把自己的皮箱交到寄存处，总算将一切琐事料理停当了，便立刻着手办理正事。
他走进一间最近的电话亭，拨了所需要的号码。回答他的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可以找一下伊万·华西里耶维奇吗？”皮特问。
与接头地点联系的第一步是通过约定的电话交谈来进行的。在谈话时应该说出暗号和答词。而且这暗号和答词必须适合任何一个月份，准确点说，这是一串特定的词句，甚至就连说话时的语调和情绪也都是预先定好了的。在这里，只要稍微有一点不合调，就得停止交谈。如果一切都很正常，就约好在人多热闹的地方会面。那时，当面联系的法则就要起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