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军事政变那天，一大清早阳光灿烂。在乍暖还寒的初春，这是很少见的。海梅几乎工作了一整夜，到早上七点钟仅仅睡了两个小时。一阵电话铃声把他惊醒了。听到女秘书略带慌乱的声音，他才睡意全消。电话是从总统府打来的，通知他尽快赶到总统同志的办公室。不，总统同志没有生病。不，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她只是奉命通知总统的所有医生。海梅像梦游者似的穿好衣服，开动他那辆汽车。幸亏因为职业需要，他有权领到汽油，否则，只好骑自行车到市中心去了。八分钟后，海梅到了总统府。看到广场上空空荡荡，他感到十分惊讶。一队健壮的士兵守在政府所在地的门洞里，一个个身着戎装，头戴钢盔，荷枪实弹。海梅把汽车停在阒无一人的广场上，没注意到士兵打手势要他站住。他刚一下车，士兵立刻举起枪，把他包围起来。

“出了什么事啦，同志们? 跟中国人打仗啦? ”海梅笑着说。

“往前走，这儿不准停车! 禁止车辆往来! ”一位军官用命令的口吻说。

“很遗憾，是总统府这儿叫我来的，”海梅边解释边掏出身份证，“我是医生。”

他们陪着海梅走到总统府沉重的木门旁，一队军事警察在那儿站岗。站岗的把海梅放了进去。总统府里一片骚乱，仿佛轮船失事一样。职员们像昏了头的老鼠似的顺着楼梯跑上跑下。总统私人卫队把家具挪到窗口，把手枪分发给总统亲信。总统迎面走来。他头戴钢盔，和那件精致的运动衫、意大利鞋颇不相称。海梅这才恍然大悟，准是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了。

“大夫，海军叛乱了，”总统只短短地说了这么一句，“战斗的时刻到了。”

海梅抄起电话，通知阿尔芭不要离开家，还求她转告阿曼黛。事情急转直下，此后他再也没能和阿尔芭通上话。九点钟以后，来了几位政府的部长和政治领导人。他们通过电话和叛乱分子谈判，以便看一看叛乱的规模究竟有多大，能不能找到和平解决的办法。但是，到了九点半，政变军人掌握了全国武装部队。在军营里开始清洗忠实于宪法的军人。那位负责统领军事警察的将军命令总统府卫队出来，因为警察也归附了政变集团。

“同志们，你们可以走。不过，把枪都留下。”总统说。

军事警察们心乱如麻，羞愧难当。但是，将军下了死命令。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敢看看国家元首的眼睛。他们把枪放在院子里，低着头，鱼贯走出总统府。走到门口，一个士兵转回身来。

“我和您留下来，总统同志。”他说。

到了上午十时左右，事态明朗了。通过对话无法收拾局面，几乎所有的人都纷纷撤退出去。只留下了总统的几位挚友和私人卫队。总统强令他的女儿们也离开这儿。大家连拉带拽地把她们拖了出去，从大街上传来她们呼唤爸爸的声音。留在总统府的大约有三十人。他们隐蔽在二楼的几个大厅里。其中就有海梅。海梅以为自己在做一场噩梦。他坐在一把红色丝绒椅上，手里拿着枪，木呆呆地望着手枪。他根本不会使用。他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了。看了看手表，这场噩梦刚刚过去了三个钟头。突然他听见总统通过广播向全国讲话的声音。这是他的告别词。

“现在，我向将要受到迫害的人们讲几句话，我要告诉你们，我不会辞职，我要用生命报答人民的忠诚。我永远和你们在一起。我对祖国和祖国的前途充满信心。一定会有人闯过眼下这个时刻，壮丽的林荫大道会很快开通，让自由人通过，去建设美好的社会。人民万岁! 劳动者万岁! 这是我最后的几句话。我相信，我不会白白牺牲。”

天空出现了乌云。不时听到远处响起零星的枪声。总统通过电话和叛军头子通话。对方答应提供一架军用飞机，送他全家出国。但是，他不准备流亡国外，不想和其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弃国出走的被推翻的国家元首一起在遥远的地方度过残生。

“叛逆者们，你们认错人啦。人民把我放在这个位子上，至死我不能离开。”他镇定自若地回答。

这当儿，只听得飞机的嗡嗡声。轰炸开始了。海梅和其他人一起卧倒在地上，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确乎难以置信。昨天，他还相信在他的国家里不会出什么事，即使军人也是尊重法律的。只有总统没有趴下。他端着火箭筒走近窗口，朝街上的坦克发射数弹。海梅爬到总统身边，抓住他的腿肚子，要他伏下身来。总统骂了句粗话，仍是站着不动。过了十五分钟，整个大楼起火了，炸弹和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海梅在破损的家具间爬来爬去，破碎的砖瓦骤雨般从屋顶露天处落在他的周围。他打算救护伤员，但只能讲上两句安慰话。在死者面前，只能闭上眼睛。突然枪声停了。总统把活着的人叫到一起，要他们赶快离开。他不希望有什么烈士和无谓的牺牲。况且人人都有家，还有重要的任务有待完成。他说：“我要求对方停火，好让你们离开。”可是，谁也没有撤离。有的人浑身发抖，但个个都表现出自尊自爱。轰炸一下子就过去了，总统府被炸成废墟。下午两点，大火吞噬了殖民时期以来一直使用的古老的大厅。总统身边只剩下几个人。军人闯进大楼，占据了底层烧剩下的部分。一个军官发狂似的大喊大叫，盖过了乱哄哄的嘈杂声。他命令楼上的人投降，举起两手，列队下来。总统和大家一一握手。他说：“我最后一个下去。”从此一别，竟成永诀。

海梅和其他人一起下楼。宽阔的石头楼梯的每一级上都有士兵把守。他们似乎发疯了，怀着一股新仇——几个小时内在他们身上刚刚进发出的仇恨——用脚猛踢下楼的人，用枪托打他们。有的士兵还在投降者的脑袋上方连连开枪。海梅的肚子挨了一击，疼得他弯下腰去。待到他能直起腰的时候，眼睛里噙满泪水，裤子里尽是温热的屎尿。士兵们一直把他们打到街上。命令他们趴在地下，然后用脚踩他们，辱骂他们，直到用尽了西班牙语里所有的脏字儿。这时候，他们朝坦克车打了个手势。俘虏们听见坦克车开了过来。所向披靡的沉重的车辆缓缓开过来，震得柏油路不住发颤。

“往前开! 让坦克车从这帮混蛋身上压过去! ”一位上校高声喊叫。

海梅从地上瞄了一眼，觉得这个人挺眼熟。他想起了年轻的时候一个曾经在三星庄园里和他一起玩耍的少年。坦克车在离开他们脑袋十厘米的地方轰隆隆地开了过去，引得士兵们哈哈大笑，消防车的报警器尖声狂叫。远处传来军用飞机的嗡嗡声。过了很长时间，士兵们按照俘虏的罪行大小，把他们分成几组。海梅被带到国防部。国防部已经变成军营。士兵们强迫他猫着腰往前走，仿佛在战壕里前进。他们押着他走过了一个大厅。大厅里尽是赤身裸体的男人。十个一排捆在一起。每个人都是倒剪双臂，被打得很厉害，有几个人站立不住了。鲜血在大理石地面上流成一条条小河。士兵们把海梅带到锅炉房。那儿有几个人冲墙站着。一个脸色铁青的士兵走来走去，把自动步枪对准他们。海梅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像梦游者似的站了很长时间。墙外传来阵阵号叫，听上去心里备受折磨，但他一直弄不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觉得那个看守在打量他。突然把枪口垂下，朝他走来。

“坐下歇会儿吧，大夫。我一打招呼，您就赶快站起来。”看守低声说，还递给他一支点燃的香烟，“您给我妈妈动过手术，救过她的命。”

海梅不吸烟，只是慢慢地嗅了嗅烟卷儿的香味儿。手表碎了，从又饥又渴的情况来看，估摸着是晚上了。他累极了，穿着肮脏的裤子很不舒服，顾不上想一想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刚要打个盹儿，看守走过来了。

“站起来，大夫，”看守压低声音说，“他们找您来了。祝您走好运! ”

过了一会儿，进来两个人。给海梅戴上手铐，把他带到一个地方。在那儿，一个军官负责审问俘虏。海梅看见他陪过总统几次。

“大夫，我们知道，您和这件事没什么相干，”他说，“我们只想请您在电视上露个面儿，就说总统喝醉了，开枪自杀。然后，放您回家。”

“要说，您自个儿去说。甭指望我，王八蛋。”海梅回答说。

他们抓住他的胳臂。头一下打在胸间。然后，把他举起来，按在桌子上。海梅觉得他们剥掉了他的衣服。过了好半天，他才昏迷不醒地被拉出国防部。下雨了，清凉的空气和雨滴使海梅苏醒过来。醒来的时候，士兵们正把他推上一辆军用汽车，把他放在后排座位上。透过窗子，海梅看到夜色如墨。汽车开动了，只见街上空无一人，建筑物上挂满了旗子。他知道敌人已经得胜了，也许他还想到米格尔。汽车停在一个团部的院子里。士兵们把他拉下车。院子里，其他被捕的人也和他一样被打得遍体鳞伤。士兵们用带刺的铁丝捆上他们的手脚，把他们脸朝下扔在牲口棚里。海梅和其他人在那儿过了两天，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在自己的粪便、污血和恐怖的气氛中渐渐腐烂了。这以后，士兵把所有人用卡车运到飞机场附近。在一个空场子上，士兵把趴在地上的被捕者( 他们都站不起来了) 一个个地枪毙了，然后用炸药把尸体炸飞。爆炸引起的惊恐、尸体残骸的恶臭在空气中浮荡了好久好久。

在街角大宅院里，特鲁埃瓦参议员打开一瓶法国香槟酒，庆祝他拼死反对的政府终于倒台了。可他万没想到，在同一时刻，别人正用进口的香烟烤烫他儿子海梅的睾丸。老头子在大门进口处挂起旗子，只是没有上街去跳舞。一来他腿瘸，二来外面正在戒严。要说兴致嘛，他还是有的，正像他兴高采烈地告诉给女儿和外孙女儿那样。这时候，阿尔芭一直在打电话，希望得到她关心的那些人的消息。他们是米格尔、佩德罗第三、海梅舅舅、阿曼黛、塞瓦斯蒂安·戈麦斯，还有其他人。

“这回，他们该遭报应啦! ”特鲁埃瓦参议员高举着酒杯，大声喊道。

阿尔芭劈手夺过酒杯，朝墙上扔过去，摔了个粉碎。布兰卡历来不敢和父亲正面冲突，这次也不加掩饰地哭了起来。

“姥爷，总统丧命了，还有别人也丧命了，咱们不能庆祝这个! ”阿尔芭说。

在阿尔托区优雅的住宅里，人们打开放了三年的酒瓶，为新秩序干杯。在工人居住区的上空，直升飞机整整盘旋了一夜，嗡嗡嗡的，好似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苍蝇。

很晚很晚，几乎快到黎明时分，电话铃响了。阿尔芭一直没有躺下，她跑过去接电话。听到是米格尔的声音，她松了口气。

“时候到了，亲爱的。别找我，也别等我。我爱你。”米格尔说。

“米格尔! 我要跟你一块去! ”阿尔芭呜呜咽咽地说。

“别对别人提起我，阿尔芭。别去看朋友。把笔记本、纸，还有凡是能把你我连在一块儿的东西，全都毁掉。我永远爱你，千万要记住，亲爱的。”米格尔说罢，挂上了电话。

宵禁持续了两天。对阿尔芭来说，却是度日如年。收音机里不停地播送军歌，电视只播放全国的风景图片和动画片。有时候，组成军事委员会的四位将军白天出现在电视荧光屏上，坐在国徽和国旗之间，颁布各项法令。他们成了祖国的新起的英雄。上面有令，凡是有人离家外出，可以开枪射击。但是，特鲁埃瓦参议员还是穿过大街，到邻居家去庆贺。过节似的喧闹声并没有引起在街上游动的巡逻队的注意，他们估计在这个区里不会碰上反对派。布兰卡说，她的偏头疼从来没有像现在闹得这么厉害。她关上门，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夜间，阿尔芭听见她在厨房里走来走去。她估计，大概布兰卡肚子饿比偏头疼来得更厉害。这两天，阿尔芭在家里绝望地来回走动。她检查了海梅在“书巷”里存放的书籍和他的写字台，销毁一切她认为会带来麻烦的东西。这好比是亵渎神灵，她知道，舅舅回来准会气得要命，不再信任她。她还把记着朋友们电话号码的小本子、最珍贵的情书以及米格尔的照片全部销毁。家里的女仆们倒也无所谓，宵禁的时候闲得难受，只好做馅饼消遣消遣。只有厨娘哭个不停，心急火燎的，只盼着早点儿见着丈夫。他们一直没联系上。

每天有几个小时解除戒严，让居民上街购买食品。布兰卡惊奇地发现，商店里摆满了三年来一直买不到的东西，仿佛变戏法似的，东西出现在玻璃橱窗里。她看到成堆成堆的宰好的鸡，想买什么就能买到什么。布兰卡仔细瞧了瞧，许多人用好奇的眼光盯着鸡，好像从来没有见过。只是买的人很少，大家都付不起钱。过了三天，市内各商店里便弥漫着一股臭肉味儿。

士兵们在大街上紧张地巡逻。许多盼着政府倒台的人冲着他们欢呼。几天来的暴力行动使一些士兵胆子大起来了。看见有的男人留长头发或络腮胡须，就把他们拘留起来，认定这是叛逆精神的标志。看见有的妇女身着长裤在街上行走，就要她们站住，用剪刀把裤腿剪掉。他们觉得秩序、道德、体面的生活得靠他们来维持。新当权的人说，士兵的行动和他们毫不相干，从来没人下过命令，要他们剪掉络腮胡须，或者剪裤子。八成是共产党人冒充士兵往武装部队脸上抹黑，让老百姓瞅见当兵的就觉得可恨。他们宣布：留胡子，穿长裤，一律不加禁止。当然啦，男人们上街前最好还是刮刮脸、剪短头发。女人们最好都穿上裙子。

据传，总统已经去世。官方说他是自杀的，可谁也不相信。

我期待着局势稍微正常一些。军事政变后第三天，我乘车从议会来到国防部。我心里很奇怪，为什么他们没来找我，请我参加新政府。人人都知道，我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敌人，是我第一个起来反对共产党专制的。我勇敢地当众宣称，只有军人才能使国家不致落在左派的魔掌之中。此外，我和高级军事指挥部保持着各种接触，我为他们和美国人牵线搭桥，我签字、掏钱才买来武器。总之，我卖的力气比谁都大。到了我这个岁数，对政权已经毫无兴趣。不过，像我这样能给他们当当参谋的人，委实不多。这么多年，我位居要津，怎么干对国家有好处，我比谁都清楚。要是没有几个老实又能干、忠心耿耿的参谋，那几个刚刚混上校官的人能干得了什么? 只会瞎干一气! 要么就会让那些趁机大捞一把的机灵鬼们给骗了。眼下就是这么回事。当时，谁也没有料到事情会是那个样子。我们只是认为，军队介入是恢复健全的民主制的必不可少的步骤。因此，我把和当局合作看得至关紧要。到了国防部一看，我大吃一惊，大楼变成了垃圾堆。传令兵把乱七八糟的东西扔了一地。四壁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军人们弯着腰到处跑来跑去，仿佛他们真的在战场上行动，或者等着敌人从天而降。

我一连等了三个小时，才有一个军官接见我。起初，我以为局面这么乱，他们没认出我，才对我这么冷淡。后来，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接待我的那个军官把靴子伸到写字台上，嘴里嚼着油腻腻的三明治。胡子七长八短，军装上衣没扣扣子。他根本不容我问一问我的儿子海梅的下落，也不容我为士兵们勇敢地救祖国于水火之中向他表示祝贺。一上来就要我交出汽车的钥匙，理由是国会封闭了，因此国会议员的俸禄也中止了。我不由得打个冷战。这么说，事情很明显，他们不像我们期待的那样，压根儿不想再打开国会的大门。他要求我，不，是命令我，第二天上午八点到大教堂去聆听感恩颂，借以表达祖国为战胜共产主义对上帝的谢忱。

“总统自杀了，有这回事吗? ”我问。

“他走了! ”军官回答说。

“走了! 去哪儿啦? ”

“让血冲走了! ”他哈哈大笑。

我惶恐不安地扶着司机的胳臂走到大街上。街上既没有出租汽车，又没有公共汽车。我这把年纪，已经走不动路了，我们根本没法回家。幸亏过来一辆军事警察的吉普车，车上的人认出我来了。阿尔芭外孙女儿说过，认出我可太容易啦。我的模样活脱脱地像一只发火的老乌鸦，常穿一身黑衣服，手持银手杖。

“上来吧，参议员。”一名中尉说。

他们扶着我爬上吉普车。军事警察们看样子都很累，一看就知道他们缺觉。他们告诉我，一连三天他们在市内巡逻，全靠着纯咖啡和药片撑着不睡。

“在居民区、工厂区遇到抵抗吗? ”我问。

“很少。人们都挺平静的。”中尉说，“我盼着局势赶快变得正常，参议员。这是个脏活儿，我们不愿意干。”

“别这么说，小伙子。要是你们不抢先一步，共产党就会发动政变。这会儿，你我，还有五万人早已死了。你知道不知道，他们计划建立独裁专制? ”

“这些事，大伙儿都这么说。可在我住的那块儿，好多人被捕。左邻右舍都用怀疑的眼光看我们。车上的小伙子们也碰见同样的事。有命令，就得执行啊。祖国第一，是不是? ”

“说得对。中尉，我对现状也很遗憾。可是，没有别的办法。原来的政权烂透了。要不是你们拿起武器，还不知道国家会怎么样呢? ”

然而，在内心深处，我也并非这么有把握。我预感到事情的发展不像我们预计的那样，局势正在摆脱我们的控制。只是当时我不愿意道出自己的担心。我的理由是，要想安排好一个国家，三天的时间实在太少了。那个在国防部接待我的粗俗的军官在武装部队里也许只是极少数。大多数人还是像这个送我回家的认真负责的中尉。我琢磨着，过不了多久，秩序就会恢复。等到开头几天的紧张松弛一下，我一定去找个在军队里有地位的人。很遗憾我没去找乌尔塔多将军，我没去找他是出于尊重他，当然，我承认也是出于自尊。应该是他来找我，而不是我去找他。

直到两个星期后，我才知道儿子海梅已经不在人世了。当时，眼瞧着大家都在点数死者和失踪者，胜利的那股高兴劲儿全过去了。一个星期天，我家里来了一个神秘的士兵。在厨房里，他告诉布兰卡他在国防部亲眼目睹的事实和他知道的用炸药毁尸的情况。

“瓦列大夫救过我妈的命，”当兵的手拿着钢盔，眼睛盯着地面说，“所以我才来告诉你们他是怎么遇害的。”

布兰卡叫我去听听当兵的说的话，可我不肯相信。我说，准是这家伙认错人了。他在锅炉房里看到的肯定不是海梅，而是另外的人。军事暴动那天，海梅没什么事需要到总统府去。我相信，即便海梅受到追捕，他一定早已通过某个关卡逃到国外，要么是躲在某个大使馆里。再说，官方要找的人的名单当中也没有海梅的名字；由此我想，海梅没什么可担惊害怕的。

过了很久，实际上是几个月吧，我才知道那个当兵的说的全是实话。孤独的生活弄得我昏头昏脑。我坐在书房的安乐椅上，两眼直瞪瞪地盯住门槛，盼着海梅归来，心里默默地念叨着他的名字，和我平时思念克拉腊一样。我一次又一次地召唤他，最后总算看到他了。只见他身穿破衣烂衫，衣服上满是干硬的血迹，在打过蜡的镶木地板上拖着蛇一样的带刺的铁丝。我这才知道，的确像当兵的说的那样，他已经不在人世了。只是从那时起，我才开始使用“暴政”这个字眼儿。可是，阿尔芭，我的外孙女儿，早就看出独裁者的原形了。她觉得，在军人当中，此人确乎非比寻常。她继承了克拉腊的直觉能力，一下子就能把他看透。独裁者是个粗人，外表质朴，说话不多，像个农民。看上去挺谦和。很少有人能想到，有朝一日他会披上衮服，高举双臂，让坐在卡车上向他欢呼的人群静下来。在为“四剑纪念碑”揭幕的时候，他的虚荣心得到满足，两撇儿威严的小胡子一个劲儿颤抖。纪念碑的顶部原有一只永不熄灭的火炬，照耀着祖国的前程。但是，外国技术员没有弄好，火炬一直点不着，只有一股像从厨房里冒出来的浓烟在空中飘荡，好似一片预示着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永不消散的乌云。

我开始想，我的行为是不是错了，也许这不是推翻马克思主义的最好的办法。我越来越感到孤独，没有人需要我，我失去了儿子。克拉腊固执地沉默寡言，心不在焉，像个孤鬼游魂。就连阿尔芭也一天天地和我疏远了。我在家里几乎见不到她。她像阵风似的从我身边走过，身穿扎眼的棉布长裙子，皱皱巴巴的，像罗莎一样留着令人不可思议的碧绿的秀发。在外祖母的暗中帮忙下，干些神秘莫测的事。我敢说，她们俩背着我在干些秘密勾当。外孙女儿整天慌里慌张，就像当初伤寒流行那会儿克拉腊为别人担起痛苦的重负一样。

阿尔芭几乎没有时间为海梅舅舅的被害而哀伤。她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到帮助受难者解决急迫问题上去了。只是把痛苦暂存起来，留待以后痛定思痛吧。直到军事政变两个月后，她才又见到米格尔，一度甚至认为他也离开人间了。但是，不是她去找米格尔的。米格尔讲得非常清楚，不让她去找。另外，她还听见官方在必须前去报到的人的名单中多次念到米格尔的名字。这给了她希望。她想：“只要官方找他，他就还活着。”她也担心他们会捉住米格尔。想到这儿，她心急如焚，一再祈求外祖母帮忙，不让这种事发生。她祷告说：“姥姥，我宁肯看见他死了，千万千万别让他被人活捉住。”她很清楚国内发生了什么事，日日夜夜觉得胸口发紧，两手发颤。每当得知某个被捕者的不幸下场的时候，她都像得了什么流行病一样，从头到脚长满肿块。但是，她没跟任何人谈起，包括外祖父在内，因为人们宁肯眼不见心不烦。

在那个可怕的星期二以后，对阿尔芭来说，世界猛地翻了个个儿。为了能活下去，她只好努力调整各种感觉。大约她已经习惯于不再见到海梅舅舅、米格尔以及其他许多她所爱戴的人。她把事情的变化归罪于外祖父。不过，后来看见老头子缩在安乐椅上，不停地嘟囔着克拉腊和海梅的名字，她又把全部的爱倾注到他身上，跑过去拥抱他，用手指抚摸他的白胡须，安慰他。阿尔芭觉得周围的东西仿佛是玻璃做的，脆弱得就像一声叹息。在那个难忘的星期二，自动步枪和炸弹把她熟悉的东西击毁了一大半，余下的东西也已裂成碎块，血迹斑斑。时间一天一天地、一星期一星期地、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了。一些她本以为幸免于被破坏的厄运的东西，也渐渐显示出受到了损伤。她注意到亲朋好友都躲着她。有的人一看见她连忙穿过大街，免得和她打招呼；有的人看到她走过来，连忙扭过头去。她心里想，她帮助受迫害的人这件事准在他们当中传开了。

事实的确如此。从开头的几天起，最紧迫的事是把有被害危险的人隐藏起来。一开头，阿尔芭觉得这件事挺好玩的。她可以不去想米格尔，而去想点儿别的事。但她很快就意识到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公告上警告市民说，必须揭发马克思主义者，交出潜逃者；否则，以叛国罪论处。海梅那辆汽车没被炸弹炸毁，在广场的原处停放了一个礼拜。阿尔芭知道后，就去找汽车，结果奇迹般地把车子找回来了。她在车门上画了两棵深黄色的向日葵，以便和别的车区别开来，然后驾车去完成一项新任务。她努力记住各个大使馆的位置、在大使馆门口把门的军事警察的班次以及墙有多高，门有多宽。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在大街上，一个陌生人( 她估计是米格尔派来的) 突然走近她，通知她有个人需要躲起来。在光天化日之下，她来到约定的地点。有人注意到涂在汽车上的黄花，冲她打个手势，她马上把车子停下来，让对方飞快地上车。一路上，两人一句话也不说，阿尔芭宁肯不知道对方的名字。有时候，她得和对方待上一天，甚至把他藏起一两夜。然后，找个合适的机会，让对方避开岗哨，跳墙进入可以接近的大使馆。这种做法比起找西方民主国家那些胆小的大使办手续来得更便当。

此后，阿尔芭再也得不到躲藏者的音讯，但她永远记住对方用颤抖的声音向她表示感激。每办妥一件事，她都轻松地舒一口气，这次总算得救了。有时候，阿尔芭帮助一些女人躲起来。她们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孩子。阿尔芭答应从正门把孩子送来，即使最胆怯的大使也不会不接受，可当妈妈的还是不肯抛下孩子。最后，只好把孩子从墙头扔过去，或是用绳子从铁栏杆上缒下去。过了不久，所有大使馆都加上铁丝网，安上机关枪。这样一来，没办法搞突然袭击了。不过，还有其他事情，阿尔芭还是忙得不可开交。

多亏阿曼黛帮忙，阿尔芭才和神父们联系上。阿尔芭和阿曼黛这两位朋友时常见面，一起低声谈论米格尔——她们俩都没有再见到米格尔——一起以眷恋的心情回忆海梅。她们没有流泪，一则没有正式证据表明海梅已经死去，再则她们强烈地希望再见到海梅，这种愿望压过了那个当兵的讲的话。阿曼黛又不顾一切地抽起烟来，两手抖得很厉害，眼睛时常迷离恍惚。有时候，她的瞳仁扩大了，行动起来很笨拙。不过，她依旧在医院里工作。她告诉阿尔芭，在她照料的病人当中，时常有人饿得昏迷过去。

“被捕的人、失踪的人、死人的家属没吃的，失业的人也没吃的。两天喝不上一碗玉米面糊糊。小孩儿营养不良，上着上着课就睡着了。”

她还说，过去小学生每天能喝上一杯牛奶，吃些饼干，现在都取消了。当妈妈的只能用茶水给孩子压压饥。

“只有神父能给他们帮点儿忙。”阿曼黛说，“人啊，就是不想知道真相。教堂里舍饭，每礼拜六次，七岁以下的孩子每天能领到一盘饭。当然啦，东西也不够。一个孩子每天吃一盘滨豆或是一盘土豆。一个孩子吃，五个孩子在外边看，东西不够啊。”

阿尔芭明白了，时代倒退了，倒退到外祖母克拉腊到密塞里科迪亚区以善心代替正义的年代。只是眼下发善心也要遭白眼。她跑遍朋友的家，求他们拿出一袋米或一听奶粉。她注意到，第一次大家不敢拒绝她，以后就避而不见了。一开头，布兰卡帮了她的忙。阿尔芭对妈妈说，现在能吃上波罗的海螃蟹和瑞士巧克力，何必再存普通面粉和穷人吃的菜豆呢? 妈妈立刻把储藏室的钥匙交给她。她把东西送到神父开的粥棚。就这样维持了一段时间，无论如何她觉得太短了。有一天，阿尔芭领着妈妈去看粥棚。布兰卡看见一张白木楂长条桌，孩子们排成两队，眼睛里闪烁着乞求的目光，等着发给他们一份吃的。布兰卡的眼泪刷地流了下来，躺在床上一连两天闹偏头疼。阿尔芭强拉着她穿好衣服，要她忘掉自己，找人帮帮忙，哪怕是从外祖父那儿偷些家庭开支的钱也好。否则，布兰卡还会只顾自怜自叹。特鲁埃瓦参议员压根儿不愿意听人们谈起这些事，和他同一阶级的人都是这样。他顽固地否认有什么饥饿，同样也否认有人被捕，有人受刑。阿尔芭无法指望他帮忙。过了一阵子，连妈妈也指望不上了。她必须采取更激烈的办法。外祖父去的最远的地方是俱乐部。他不去市中心，更不去市郊或是贫民窟。所以，他一味认为外孙女儿说的贫困现象都是胡说八道。

“神父都是共产党! ”他吼叫着说，“我只差听到这种事啦! ”

不过，当有的妇女、儿童开始到富人家门口要饭的时候，他倒没像其他人那样吩咐关上铁栅栏和百叶窗，不去看他们，而是每月多给布兰卡一些钱，要她常准备些热饭，周济上门讨饭的人。

“这是暂时现象，”特鲁埃瓦参议员把握十足地说，“他们把国家搞得一团糟。等到军人冶好乱，问题就解决了。”

报纸上说，多年未见的街头乞丐是国际共产主义派进来的，他们要败坏军事委员会的名声，破坏秩序，阻挠进步。在贫民窟外面竖起了围墙，挡住旅游者的目光，满足那些不想看见贫民窟的人的要求。一夜之间，像变魔术似的，大街上出现了街心公园和花坛。都是雇用失业者种的，以便制造出梦境般的宁静的春天气氛。墙上刷满白色，涂掉鸽子宣传画，从人们的眼睛里永远抹掉政治标语。谁要是在公共场所书写政治标语，当场会受到机枪扫射。大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气氛安静。商店开门营业了。在很短的时间里，乞儿不见了。阿尔芭注意到街上没有野狗，也没有垃圾堆。在轰炸总统府的同一时刻，黑市也消失了，因为投机者会受到军法处置，会被枪毙。商店里开始出卖一些连名字也叫不上来的物品，以及过去只有阔人才能从走私贩子那儿买到的东西。大资产阶级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幸福，他们可以买到大量的威士忌，可以用赊购的办法买到小汽车。

开头几天，人们沉浸在爱国主义的狂热之中，妇女们到兵营去赠送首饰，为了重建国家，甚至连结婚也只使用镶有国徽的铜戒指。布兰卡把克拉腊留下的首饰装在毛袜子里又藏了起来，唯恐特鲁埃瓦参议员把首饰交给当局。人们眼瞅着出现了一个新的趾高气昂的社会阶级。一些显赫的女士们身穿异国服装，洋里洋气，浑身珠光宝气，好似夜间的蝙蝠，和那些新起的颐指气使的经济界人士挎着胳臂，在娱乐场所招摇过市。一个军人阶层出现了，他们很快就位居要津。那些过去认为自己人当中出了军人是家门不幸的家庭，如今争先恐后地找大人物帮忙把儿子塞进军事学院，把女儿嫁给当兵的。全国到处是穿军服的人，到处是作战武器，到处是国旗、国歌和游行队伍。军人们知道老百姓需要有自己的象征物和礼仪活动。特鲁埃瓦参议员原则上讨厌这些东西。俱乐部的朋友们说，马克思主义在拉丁美洲找不到一点儿机会，原因是它没有考虑到事物的魔幻一面。听到这番话，特鲁埃瓦参议员明白了他们的意思。他自己做出如下结论：“面包、马戏团，再加上一点儿令人肃然起敬的玩意儿，人们需要的东西就算全了。”而在内心深处，他却为缺少面包而不无遗憾。

社会上掀起一场运动，目的是把前总统的好名声从地球上抹掉，好让老百姓不再为他掉眼泪。他们把前总统的私宅向公众开放，请大家看一看所谓的“独裁者的宫殿”。大家可以看到衣柜里挂着羚羊皮外套，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令人咋舌。参观者可以查看抽屉，翻腾储藏室，看一看古巴甘蔗酒和成袋的白糖。传看前总统身着酒神盛装、头戴葡萄花环的照片。照片上，前总统和体态丰满的女人、男性运动员尽情调笑、纵欲。但是，伪造的手法十分拙劣，没人相信照片是真的，连特鲁埃瓦参议员本人也不相信。他知道了这些事，咕哝着说：“太过分了，这些人真是废物。”

军人们大笔一挥，改变了世界史，凡属现政权不赞成的事件、思潮、人物一律从历史上去掉。地图也得重新安排。把北方放在上面根本没有道理嘛，离开功劳卓著的祖国那么远，完全可以放在下面嘛，于国家更为有利。顺便用普鲁土蓝把辽阔的领海一直画到亚洲和非洲，先在地理书上把遥远的领土据为己有，越过边界也可以不受惩罚，直闹得兄弟国家在联合国大吵大闹，威胁说要把坦克车和歼击机开进来。一开始，新闻检查只包括传播媒介，很快就扩展到学校课本、歌词、影片情节以及私人谈话。有些词儿军方明令禁止，比如“同志”；有些词儿尽管官方没有下令从字典中抽掉，出于慎重还是不用为好，例如“自由”、“正义”和“工会”。阿尔芭问自己：一夜之间，从哪儿蹦出这么多法西斯分子啊? 在祖国悠久的民主历史中，除了战争期间某些狂热分子外，还没见过有人装腔作势地穿上黑衬衫，高举着胳臂游行，惹得过往行人哈哈大笑，乱吹口哨。而且他们在国家生活中也起不了什么像样儿的作用。武装部队的态度也很难解释。军队的成员大多数来自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从历史上看，并不接近右翼极端派，而是靠近左派。她不懂什么是内战状态，也不知道战争是军人的艺术杰作，是军事训练的终结和军人职业的完美的实践。军人天生不能在和平环境中显露光彩。政变给了他们机会，可以把在军营里学会的东西付诸实践，可以表现出盲目服从，展示一下枪法，实践一下在良心泯灭的时候当兵的能够掌握的其他技巧。

阿尔芭退学了。因为哲学系和其他打开思维大门的系科一样被封闭了。她不再学习音乐。她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拉大提琴似乎显得有些轻浮。许多教员根据军事警察掌握的黑名单被辞退、被逮捕或者失踪了。塞瓦斯蒂安·戈麦斯被他自己的学生告发，在最早的搜查中被杀害了。大学里到处是特务。

协助政变的大资产阶级和经济界的右派感到兴高采烈。一开头，他们看到自己行动造成的结果，颇有些吃惊。他们从来没有在独裁统治下生活过，也不知道独裁统治是什么。他们认为，失去民主只是一时的事情。只要现政权尊重办企业的自由，在一段时间内，没有个人自由、没有集体自由也还过得去。他们不在乎国家在国际上是否声名狼藉，被人视为和其他地区的暴政一样的货色。他们认为，为了推翻马克思主义，这个代价还算是便宜的。外国资本进来了，投资于国内银行业。他们自然而然地将其归功于新政权的稳定。至于外国人每投进一个比索，可以拿走两个比索的利息，他们就视而不见了。外国消费品大量涌入，在其打击下，时间不长，几乎所有本国工厂纷纷倒闭，商人也开始破产。然而，他们却说，巴西的饮食、台湾的布匹、日本的摩托车比国内生产的东西要强过好多倍。国有化三年后，当局把矿山的租让权退还给美国公司。到了这时候，才有些人说，这不啻将祖国用玻璃纸包好，拱手送给别人。不过，待到把土改中分掉的土地归还原主的时候，他们又心平气和了，好光景又来了嘛。他们看到，为了保障他们的特权，只有独裁政权才能靠力量办事，而不必向任何人报告。

从此，他们不再议政了，同意经济大权由他们来掌握，国家归军人去治理。右派需要干的事，无非是在制定新法令、新法律的过程中给军人充当参谋。只有几天的时间，工会被取消了，工人领袖被捕或是遇害了，政党活动被宣布无限期停止，所有劳动者组织、学生组织甚至职业公会统统被解散。聚会是不准许的。人们能够集会的地方只有教堂。不久，宗教时髦起来。牧师们、修女们只好把宗教事务放一放，先来满足那群迷途羔羊的世俗需要。政府和企业家们开始把牧师、修女视为潜在的敌人。鉴于罗马教皇不肯免去红衣主教的教职，不肯把他送进患精神病的教士收容所，有些人巴不得用暗杀红衣主教的办法解决问题。

中产阶级当中大部分人为军事政变感到高兴。政变一来，秩序恢复了，高雅的风尚恢复了，女人又穿上裙子，男人又留起短发。但是，物价飞涨，找不到工作，这些很快就使他们大吃苦头。靠工资根本无法糊口。每家每户都有个把人被捕、被杀或被流放。开头儿，家里人还说他罪有应得，后来又为他抱憾。谁也不能否认确实动用了酷刑。

豪华的商店、神奇的金融机构、外国餐馆和进口商号生意兴隆。与此同时，失业者在工厂门口排成“长龙”，希望找到一份哪怕是工资菲薄的工作。劳动者被降低到奴隶的水平，厂主几十年来第一次可以随便解雇工人，而且不付任何补偿。谁要稍加反抗，立即被关进监狱。

起初几个月，特鲁埃瓦参议员赞成他那个阶级的人坚持的机会主义主张。他相信，为使国家回到本来不该离开的正道，必须有一个独裁统治时期。第一批收回财产的地主当中就有特鲁埃瓦参议员。官方把塌了架的三星庄园归还给他，全部归还，直到最后一平方米土地。快两年了，他一直强压怒火，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他没有多加思索，带着六七名雇来的打手回到乡下。农民胆敢向他挑战，胆敢抢走他的东西，这一次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向他们施加报复。圣诞节前不久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早上，他们回到庄园，像海盗似的大嚷大叫着闯了进去。打手们闯进各家各户，高声呐喊，拳打脚踢，把雇工们赶出来，连人带牲口集合到院子里。然后，在砖瓦小屋( 这些房子曾是特鲁埃瓦的骄傲) 上洒上汽油，点上火，从里到外烧个精光。打手们冲着牲口连连开枪。烧毁了犁杖、鸡笼、自行车，甚至婴儿的摇篮。一个中午，群魔乱舞，差点儿把老特鲁埃瓦乐死。他把雇工一律辞退，而且警告说，要是再看见谁在庄园里转悠，就让他落得和牲口同样的下场。特鲁埃瓦看到他们比过去更穷了，排成一列凄凄惨惨的长长的队伍，扶老携幼离开庄园，只带着几条幸免于难的家犬和几只从地狱里救出来的鸡。

道路上黄尘飞扬，一行人拖着沉重的脚步离开了他们世世代代生活的地方。在三星庄园门口，一伙穷苦百姓睁大焦灼的眼睛等待着。他们是从别的庄园被驱赶出来的失业农民。和几百年前他们的祖先一样，到这里来低声下气地恳求东家雇用他们收割下一茬庄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