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章
“这个座位有人吗？”我向独自坐在酒吧休息室里的那位年轻而有魅力的女士问道。
她正在看报，抬头看了我一眼，但没有回答。我在她对面坐了下来，把我的啤酒放在两人之间的桌子上。她又看起报来，并慢慢喝着波旁威士忌Ⅰ和可口可乐混合的饮料。我又问她：“你经常来这儿吗？”
Ⅰ这是原产于美国肯塔基州波旁的一种主要用玉米酿制的威士忌酒。
“走开。”
“你的暗号是什么？”
“别捣乱。”
“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
“没有。”
“见过。在布鲁塞尔的北约组织总部，在一次鸡尾酒会上。”
“也许你说得对。”她勉强承认了，“当时你喝得大醉，都吐到盛混合饮料的那个大杯里了。”
“这世界太小了。”我说。的确太小了。现在正坐在我对面的这个女士名叫辛西娅·森希尔。她并非我的一个普普通通的熟人，实际上，像人们所说的，我们曾经有过很深的交往。显然是她不愿意记起那许多往事。我说：“是你吐了。当时我告诉你，波旁威士忌跟可口可乐混合对你的胃没有好处。”
“是你对我的胃没有好处。”
凭她这态度，你就知道过去是我遗弃了她。
我们正坐在佐治亚州哈德雷堡军官俱乐部酒吧的休息室里。此时正是欢乐时刻，除了我们俩，大家似乎都很快活。我身着一套蓝色的便装，辛西娅穿的是粉红色的针织礼服，非常漂亮，使她那被阳光晒成棕褐色的皮肤，红褐色的头发，淡褐色的眼睛和那令人难忘的体型更加迷人。我又问道：“你是来这儿执行任务的吗？”
“我无暇谈论此事。”
“你住在哪儿？”
没有回答。
“你要在这儿住多久？”
她又看起报纸来。
“你真的嫁给那个你把他当配角的人啦？”
她放下手中的报纸，两眼直盯着我说：“那会儿我是把你当做配角，我和他已经订了婚。”
“那好啊。你们俩现在还只是订了婚吗？”
“这跟你无关。”
“可能有关。”
“今生是不可能了。”她郑重地告诉我，然后又拿起报纸看了起来。
我在她手上没有看到订婚戒指，也没有看到结婚戒指，不过干我们这行的这些迹象不一定具有真实意义。这是我在布鲁塞尔得到的教训。
说起来，辛西娅·森希尔现在已接近30，而我刚40出头，所以我俩谈情说爱并不像从5月到11月的差距那么大，而是更像从5月到9月，也许是到8月那么相近。
我和辛西娅在欧洲住了一年时间。她的未婚夫是特种部队的少校，当时驻扎在巴拿马。军事生活使各种关系都很不协调，为了捍卫西方文明，人们都变得像头上长了角。
在这次巧遇之前，我和辛西娅已有一年多没见面了。那次分别的情景只能用“糟透了”三个字来形容。很显然，我们两人都做得不好，我一直痛心不已，而她也一直怒气未消。那位被她背叛了的未婚夫看起来也十分烦恼，记得我最后一次在布鲁塞尔见到他时，他手里还握着手枪呢。
哈德雷堡的军官俱乐部，其建筑风格有些像西班牙式的，又有几分像摩尔人的建筑。也许正因为这一点，我一下子想起了《卡萨布兰卡》Ⅰ，于是一句讥讽的话脱口而出：“世界上那么多酒吧她不去，偏偏走进了我这个。”
Ⅰ摩洛哥港口城市，也叫达尔贝达，此处是一部爱情故事片的片名，下文那句讥讽话是影片中男主角说的。
她也许没听见我的话，也许是她心情不好，不乐意听，她眼睛一直没离开那张《星条旗报》。这种报纸一般没有人读，至少在公共场合是这样。但辛西娅有一点假道学。她不像当过几年兵的男性军人那样玩世不恭，那样颓废厌世，而是像一个热情、忠诚，有献身精神的战士。“心里充满了激情、嫉妒和仇恨，”我这么提示了一下。
辛西娅说：“你走开，保罗。”
“对不起，我破坏了你的一生。”我诚恳地说。
“你连破坏我的一天都不可能。”
“可你伤透了我的心。”我更加诚恳地说。
“我还想掐断你的脖子呢。”她说。话中充满了真正的狂热。
看得出，我的话在她心中激起了某种感情，但我不敢肯定那是激情。我记起了一首诗，我们俩亲近的时刻，我经常小声念给她听。我现在靠近她用柔和的声音念道：“只有辛西娅能照亮我的双目，只有辛西娅能愉悦我的双耳，只有辛西娅才能占据我的心。为了辛西娅，我已经放弃了一切财富；只要辛西娅高兴，我愿为她牺牲。”
“很好。死了就好。”她站起身毫不犹豫地走开了。
“再弹一遍吧，萨姆。”Ⅰ我把啤酒喝完，站起来，向吧台走去。
Ⅰ电影《卡萨布兰卡》中的一句台词。
我羞愧地侧身走向长长的吧台，那里全是些颇有生活阅历的男人。有些人胸前挂满了勋章或步兵战斗奖章；有些人身佩着参加朝鲜、越南、格林纳达、巴拿马和海湾战争得来的绶带。我的右边是一位头发灰白的陆军上校，他对我说：“孩子，战争就是地狱，但地狱里没有像受到一个女人的轻蔑那样令人愤怒的事情。”
“阿门。”
“全部情况我从吧台里的镜子中都看到了。”他告诉我。
“吧台的镜子都很有意思。”我回答说。
“是啊。”实际上，现在他正从镜子里研究我呢。看到我的便服时，他问我：“你退伍了？”
“是的。”其实，我还没退。
他跟我谈起了他对女军人的看法──她们得蹲着小便，要是带着野外作战的全部装备可就麻烦喽──接着喊道：“撒尿去喽！”说完，他缓缓地向厕所走去，我想他是站在便池旁的。
我从俱乐部出来，8月的夜晚还是很热。我钻进了我的追光牌汽车里，驶过基地中心。这儿有点像闹市区，但没有规划好，布局很乱，有个陆军消费合作社，有个军供商店，还有一些位置不当的营房和一个荒废了的坦克维修厂。
哈德雷堡是佐治亚洲南部一个不大的军事基地，建于1917年。当时，步兵先在这儿训练，然后被送到西线去卖命。这里军用土地面积很大──有十多万英亩，几乎全被森林覆盖着，很适合作战演习，以及战略撤退、游击战的训练等等。
步兵学校现在已近末日了，好多地方看上去让我感到凄凉。不过这儿还有一所学校，叫“特种军事学校”，办学宗旨似乎不大明确，也许是慈善性的，但依我看是实验性的。就我所知，这所学校是一个进行多种军事训练的学校。它研究心理战、部队士气、孤独和贫困环境、管理手段以及其他精神战术问题。这听起来好像有点可怕，但了解部队生活的人都知道，不管最初的宗旨怎样，可培养出来的士兵都训练有素、通晓礼仪、讲究仪表，个个靴子都擦得呈亮。
哈德雷堡北边有一个中等城市叫米德兰。从某些方面说，这是一个典型的军人城，这儿的居民大都是退伍军人，还有某地雇用的民工、为士兵售货的商人，再就是一些虽与部队无关但很喜欢这种军事生活的人。
我驾车到了哈德雷堡和米德兰交界的地方，向北经过一片开阔的田野，很快就到了一处荒废的活动房屋集中地。这里就是我的临时寓所。我觉得住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对我的工作来说倒是很方便。
说到我的工作，我是美国军队的一名军官，但官不大。在这里，这种工作中的军衔还得保密呢。我在军队犯罪调查处工作。在这种部门，军衔是个敏感问题，所以最好的军衔就是没有军衔。但是实际上，像犯罪调查处的大多数军官一样，我是一名准尉。这是一个特殊的军衔，比授了军衔的小，又比未授军衔的大。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军衔，既能享受军官的主要特权，又不负很多指挥责任，也就是说可以免除那些无意义的事情。准尉被称为“先生”。犯罪调查处的人一般都穿便服，就像我那天晚上穿的一样。有些时候我甚至有一种错觉，觉得自己真的成了平民。
不过，我的确也有穿军装的时候。在部队总部交给我一项新任务时，我被授予一个相应的军衔，同时发给一套合适的军服。我带着任务去需要调查的单位报到，然后就四处奔波，去追寻我的目标，搜集足够的证据，回去交给军法署署长。
要做一个密探，必须什么都会干。我本人什么都干过，从厨师到化学战专家──尽管在部队里这两者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准尉有4个级别，我是最高的一级，第1级。我们都屏息等待着国会批准我们再往上晋升个两级。我们有些人因等得过久已窒息而死了。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特别犯罪调查处的一员，这是一个精英荟萃的机构，不过我使用“精英”一词时犹豫了一下。我们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我们都是些久经考验、经验丰富的老将，不但能巧捉罪犯而且能个个准确定罪。使我们与众不同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有打破部队的繁文缛节的特殊权力。特权之一就是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逮捕任何一个军人，不管他的官有多大。我并不想马上运用这个特权去拘捕任何一个有关的将领，但我总想看看我的权力究竟有多大，我正准备实践一下权力。
我的固定工作岗位在弗吉尼亚州福尔斯彻奇的犯罪调查处总部，但我为了办案却不得不跑遍全世界。游览、冒险、闲散，精神和肉体的挑战，有时头头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一个男人还有什么要求呢？哦，当然有，那就是女人。这种要求也是有的。在布鲁塞尔时并非我最后一次找女人，而是最后一次让我感到此事关系重大。
不幸的是，有些男人是通过别的途径，如强奸或谋杀来寻求刺激，满足欲望。就是在那个闷热的8月的夜晚，在佐治亚州的哈德雷堡发生了这样一起奸杀案，受害者是安，坎贝尔上尉。她是外号叫“好战的约瑟夫”的约瑟夫·坎贝尔中将的女儿。更不幸的是，她年轻漂亮，聪明而有才干，是西点军校的毕业生。她是哈德雷堡的骄傲，是部队中受宠爱的人物，是征兵时的广告女郎，是一个尊重女性的新型部队的发言人，还是海湾战争的功臣等等等等。因此我听说她被奸杀的消息时并没感到特别震惊。她自找的，对吗？当然不对。
我在军官俱乐部的欢乐时刻对此事还一无所知。实际上在我和辛西娅谈话、和那位上校聊天时，安·坎贝尔上尉还活着，正在离我们50英尺远的军官俱乐部餐厅吃饭，吃的是色拉、鸡块，喝的是白葡萄酒和咖啡。这是我在后来的调查中知道的。
我到达了活动房屋集中地，把车开进了那个松树林，停在一个离我的住房还有一段距离的地点。我在黑暗中沿着一条铺有腐烂木板的小路向前走去。有几座无人住的小屋零散地分布在那片开垦地的周围，但大部分地方是空地，地上还有一些水泥板，这上面从前曾有近百所活动房屋。
现在这儿依然还有电灯、电话，还有一口井供应用水。我在水里加上苏格兰威士忌就可以喝了。
我开了房门，走进去，打开灯，屋内厨房。餐室和起居室三合为一的结构便看得清清楚楚。
我脱下外套，解下领带，打开收音机，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啤酒，就坐在了固定在地板上的扶手椅上，开始慢慢喝了起来。
如果有人想了解这个特别的活动房屋集中地，它还有个名字，叫“低语松林”。它是60年代末几位有事业心的退役中士，看到亚洲的战争毫无结束的迹象而兴建起来的。哈德雷堡是步兵训练中心，当时住满了战士及家属。我记得这块“低语松林”住的全是结了婚的年轻战士。这儿有的是酗酒，有的是无聊，但没有钱；战争的云雾使未来暗淡，前途未卜。
美国人的理想不该是这个样子。男人打仗去了，其他的男人深夜从狭长的活动房子后边频频潜入卧室。我当时也住在这儿，也打仗去了，有个男人就占据了我的位置，夺去了我年轻的妻子。这已是好几次战争以前的事了，以后又发生了许多许多的事。唯一难忘的苦涩就是那个杂种还牵走了我的狗。
我读了几本杂志，又喝了几杯啤酒，时断时续地想起辛西娅来。
我通常还会有比这更多的消遣，可是不能忘了，我必须清晨5点钟准时赶到训练基地。
基地的军械库储备着大量美国高科技军用物资，晚上要特别设防。
安·坎贝尔遇害的那天清晨，我正在军械库执行我的密探任务。
几个星期以前，我冒充一个掌管军火供应的中士，他的名字叫富兰克林·怀特，到这里来和一个真正从事军火交易的达伯特·埃尔金斯中士合伙向古巴的自由战士出售一批武器，有M－16型步枪、一批手榴弹发射器，还有许多危险品。因为这帮人自称正在准备推翻反基督教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先生。实际上他们都是毒品贩子，他们冒充古巴的自由战士是为了和我们做这笔交易时更顺利些。早晨6点在训练基地，我正跟埃尔金斯中士商量怎样分配赚来的20万美金。埃尔金斯中士会因为这件事坐牢，可他还蒙在鼓里，人总有个做梦的时候。其实我也不愿意做他们梦中的恶魔，只是履行职责而已。
电话铃响了，我抢在我的新伙伴前面拿起了话筒：“喂，这儿是基地军械库。我是怀特中士。”
“啊，总算找到你了。”打电话的是威廉·肯特上校，基地宪兵司令，也是哈德雷堡的最高警官。“总算找到你了。”
“我不知道自己失踪了。”我回答道。在我遇见辛西娅之前，肯特上校是基地里唯一知道我真实身份的人，所以一接到他的电话我就猜想他准是要告诉我，我马上就有暴露的危险。我立刻警惕起来，一只眼睛盯着埃尔金斯，另一只扫视着门口。
谢天谢地，不是那么回事。肯特上校说：“这儿发生了一起杀人案。受害者是一位女上尉。可能是强奸。你讲话方便吗？”
“不。”
“你能来见我吗？”
“也许吧。”肯特像多数宪兵司令官一样很正统，并不太聪明。
犯罪调查处使他神经紧张。我说：“显然，我正在工作。”
“可这个案子应该先办，布伦纳先生，因为这是个大案。”
“这个也一样。”我瞥了埃尔金斯一眼，见他正仔细地观察着我。
肯特说：“受害者是坎贝尔将军的女儿。”
“我的天。”我想了一会儿。所有的直觉都告诉我，该回避涉及将军女儿被奸杀的任何案子，因为这种案子会使你失去很多。我的责任感、荣誉感和正义感使我坚信犯罪调查处那些专门处理这类案件的傻瓜能够办理此案，那些注定毕生事业要毁灭的家伙。这样的人还真有几个。责任感、荣誉感且不说，此案倒真唤起了我的好奇心。我问肯特上校：“在哪儿见面？”
“在宪兵司令部的停车场，我带你去看现场。”
作为一名密探，我是不能靠进宪兵司令部办公楼的，肯特上校此时竟如此糊涂。我说：“不行吧。”
“哦……在步兵营怎么样？就在第3营总部，去现场正好顺路。”
埃尔金斯很紧张，已经有些按捺不住了。我对肯特说：“好的，宝贝儿。我10分钟就到。”我挂断电话，对埃尔金斯中士说：“来电话的是我的女友，她需要点爱的滋润了。”
埃尔金斯看了看表说：“有些晚……也许太早了吧。”
“这位女友可不管什么早晚。”
埃尔金斯笑了。
根据基地的规定，我当时还带着武器。看到埃尔金斯已经冷静下来，我便根据规定把手枪放在那儿了。当时我根本没想到过，过会儿还会需要它。我对埃尔金斯说：“我有可能还要回来的。”
“好的。代我亲亲她，伙计。”
“没问题。”
我把追光牌汽车留在活动房屋集中地了。我现在的POV（军队里私人汽车的代号）是一辆福特牌小吨位运货卡车。实际上，它是为配合我所扮演的角色而准备的，里面全是放枪的架子，装饰着狗毛，后面放着一双流行的军用防水靴。
就这样，我驾车驶过了基地中心，几分钟就到了步兵训练大队的地盘。这里随处可见二战时期建的一些长长的木头营房，大都荒废了，看上去又黑又怪。冷战已经结束，部队虽没解散，但规模显然是缩小了。步兵、装甲兵和部队赖以生存的炮兵等作战部队削减得最厉害。但专与罪犯打交道的犯罪调查处却日益壮大起来。
好多年前，我还是个年轻的二等兵，先从哈德雷堡的高级步兵培训学校毕业，后来又分别在离这儿不远的本宁堡的空降兵学校和骑兵学校上过学，所以我就成了一个空降兵和骑手──一件终极武器、一台杀人机器、一个地位低下，瘦弱，将要在空中丧命的人。现在我已经开始衰老了，在犯罪调查处工作很合适。
时间又到了军队中称为破晓的时候了。佐治亚的天空变成了粉红色，空气非常潮湿，不难想象，又是一个90华氏度的大热天。我可以闻到潮湿的泥土味、松树的清香和附近军队餐厅飘出的咖啡香。
我把车停在旧军营指挥部前面的草坪上，看见肯特从他的草绿色小车里钻出来，便也从小货车里走出来。
肯特50岁左右，个子挺高，不胖不瘦，麻脸上长着亮而蓝的大眼睛。我前面已经说过，他这个人有时候很死板，不是太聪明，但工作效率相当高，也很卖力。他在军队的官职相当于地方的警长，指挥整个哈德雷堡的宪兵。因为他执行规定和章程太严，所以大家虽然不讨厌他，但谁也没把他当做最好的朋友。
肯特很威武，身穿宪兵司令的军装，头戴白色钢盔，腰间挂着白色手枪套，脚穿一双擦得呈亮的靴子。他告诉我：“我安排了6个宪兵守护现场，什么也没动过。”
“这样很好。”我和肯特相识大约有10年之久了。尽管我来哈德雷堡办案只能一次见面一次，但我们的工作关系不错。肯特级别比我高，但只要我来这儿办案，就能接近他，实际上常给他带来一些麻烦。我曾经看过他在军事法庭作证的情景。作为一名证人，他具有原告所需要的一切素质：可信、符合逻辑、客观而有条理。但他也有处理不好的地方。他总感到原告会很高兴让他离开证人席。我想可能是因为他太死板、太缺少人情味。军事法庭开庭时，通常让人都会对被告表示同情，至少表示点关心；而肯特却不是这样的人，他只关心谁是谁非。在哈德雷堡所有犯法的人都曾当众辱骂过他。实际上我见他笑过一次，那是当一个新兵因喝多了酒，恍惚中放火烧了一个废弃的营房，而被叛了10年徒刑的时候。法律毕竟是法律，像肯特这样冷漠无情的人从事法律工作也许是再合适不过了。所以，今天早晨发生的奸杀竟能使他震动，令我有些吃惊。我问他：“你通知坎贝尔将军了吗？”
“没有。”
“你最好亲自去他的寓所通知他。”
他淡漠地点了点头，脸色很难看。我猜想他已经到过现场了。我又一次郑重地告诉他：“你要是通知晚了，将军肯定饶不了你。”
他赶紧解释：“唉，直到我亲眼看见尸体，死者身份才被确认。
我是说，我真的不忍心到他住所去告诉他，他的女儿──”
“是谁认出死者的？”
“一个叫圣·约翰的中士，是他发现了尸体。”
“他认识她吗？”
“案发前他们在一起值勤。”
“噢，这么说，死者身份是确凿无疑了。你认识她吗？”
“当然认识。是我确认她的身份的。”
“其实，不用看身份识别牌，她军服上就有她的名字。”
“啊，这些都不见了。”
“不见了？”
“是的……她的军装和身份名牌都被拿走了。”
对这类事情人们都很敏感，好像脑子里天生就存着这种材料，所以一听到这些证词，看了现场，他就会自问：“这些材料有什么不大对头吗？”于是我问肯特上校：“内衣内裤呢？”
“什么？噢……在那儿……”他接着又说，“通常他们要拿走内衣内裤，对吗？这就怪了。”
“圣·约翰中士是怀疑对象吗？”
肯特上校耸了耸肩说：“那就是你的任务了。”
“啊，就凭圣·约翰这个名字，我们也得暂时把他列为可疑对象。”我对肯特上校说，“那边是我的连队呆过的地方，得尔塔连。”
“我不知道你还当过步兵。”
我点了点头，说：“有时候我觉得步兵更好一些，因为步兵和别的兵种不一样，内部不出坏蛋。”
“坏蛋就是坏蛋，”肯特告诉我，“部队就是部队，命令就是命令。”
“是啊。”这话说出了军事观念的精华。军令如山，无须探究为什么，只许胜不许败，这一警句很适用于战斗和大多数军事形势。但犯罪调查处的工作只能例外了，因为犯罪调查处的最终目的是查清事实真相，而要做到这一点有时就不得不违背上级命令，自行决定。这样做就不能很好地适应部队的要求。部队认为自己是个大家庭，家庭成员都信奉“兄弟皆勇猛，姐妹均贤淑”的信条。
肯特上校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对我说：“我知道这个案子也许很复杂，不过也许不很复杂，也许是非军人干的，也许很快便可破获。”
“噢，肯定是这样，比尔。我们两人的档案里都将会增加一封赞扬信，然后就是坎贝尔将军邀请我们赴鸡尾酒会了。”
肯特看上去满睑愁容，他说：“啊，坦白地说，我无法推卸责任，因为这就是我的工作，我的职责，而你就不同了。只要你愿意，可以拍拍屁股一走了事，然后上级就会派另一个人来。现在你碰巧来到这儿，又碰巧是特别犯罪调查人员。我们从前合作过，我希望我们再次合作。”
“可你连杯咖啡都没给我喝。”
他狞笑了一下说：“咖啡？见鬼，我还想喝酒呢。”他又加了一句：“这个案子办好了你可以得到晋升。”
“如果你说降级，那倒可能；要说升级，我已经没地方可升了。”
“对不起，我忘了。这制度太不合理。”
我问他：“你会再升一级吗？”
“也许吧。”他看上去有点忧虑，好像梦中见到的闪闪发光的将军星突然消失了一样。
我又问：“你通知此地的犯罪调查处了吗？”
“没有。”
“为什么没有？”
“啊……反正本案不会由他们处理……天哪，我是说，受害者是基地指挥官的女儿，而且犯罪调查处的头头鲍尔斯少校又认识她，在这儿人人都认识她，所以我们必须让将军知道，我们是找了福尔斯彻奇最有才能的人来──”
“你想用的词可能是‘替罪羊’吧！但是，好吧，那我要告诉我在福尔斯彻奇的上司，本案最好派个特级侦查员，但我本人现在还不知愿不愿干呢。”
“我们去看看尸体，然后你再决定。”
我们向他的汽车走去。这时，我们听到基地的炮声（实际是放的录音），便停下脚步，转向炮声传来的方向。营房顶上的喇叭里传来了嘹亮的起床号声。我们行了礼。站在晨曦里的两位战士以军队的传统仪式行了礼。
从十字军时期沿用至今的号声激昂高亢，回荡在兵营的各个角落。顷刻间，街道、营地、草地训练场，还有战旗升起的广场都被这号声唤醒了。
号声渐渐消失了，我和肯特继续向汽车走去。他对我说：“哈德雷堡又迎来了新的一天。可有一位战士却再也看不到它了。”
我和肯特上车，向南部的军事基地疾驰而去。
肯特对我说：“安·坎贝尔上尉当时正和哈罗德·圣·约翰中士在基地总部值勤。坎贝尔是值勤军官，约翰是值勤中士。”
“他们以前就认识吗？”
肯特耸了耸肩说：“认识倒有可能，只是不会太熟悉，因为他们不在一起工作，他在汽车集中调度场工作，而她在心理训练学校当教官，所以他们只有在一起执行任务时才会碰到一起。”
“她教什么课？”
“心理学。”他又补充道，“她曾是心理学硕士。”
“她现在仍然是。”我说。人们在谈论死者时总不可避免地犯时态上的错误。我问肯特：“教官们经常有值勤任务吗？”
“一般没有。但安·坎贝尔常常把自己的名字写在那些不需要她值勤的名册上，因为她是将军的女儿，要给大家树立个榜样。”
“明白了。”军队确实为所有的男女军官准备了一些名册，这些名册都是由军官们自己填写，不过是为了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值勤，为军队尽一份忠心而己。有一段时间，巡逻这类任务的名册上曾经取消了女军官的名字。可是后来时代变了，一切都变了。但年轻女军官深夜巡逻要冒险是无法改变的。因为男人的野性难改，为了发泄，他们可以置军规于不顾。我问：“她带武器了吗？”
“当然带了。她总是随身带着手枪。”
“说下去。”
“哦，大约在清晨1点，坎贝尔对圣·约翰说她要开吉普车去查看哨所──”
“为什么？难道查看哨所也是值勤军官和中士的职责吗？值勤军官的任务只是守着电话机嘛。”
肯特回答道：“据圣·约翰说，哨所的指挥官是个刚从西点军校毕业的年轻上尉，乳臭未干。坎贝尔上尉又是那么热情，作为校友，肯定在鼎力相助，所以亲自去查看哨所。另外，来回的暗号她也知道。”肯特把车开上了步枪射击场的道路，接着说，“圣·约翰说，大约3点的时候他开始有些担心了──”
“为什么？”
“我也不清楚……你想想，和他搭档的是个女人──也许他认为她在什么地方寻欢作乐并因此而吃醋，也许他急着上厕所，但又不能离开电话机。”
“圣·约翰多大年纪了？”
“56岁左右吧。已婚，夫妻关系很好。”
“他现在在哪儿？”
“被我软禁在宪宾司令部的大楼里。”
我们的车驶过了4个步枪射击场，它们都位于一条弯曲的土路右边，地势很开阔。我已经大约20年没来过这儿了，但对这儿的一切还是记忆犹新。
肯特上校接着说：“后来，圣·约翰给哨所打了电话，坎贝尔不在那儿。他又让哨所的中士跟沿途各哨所联系，看是否有人见过坎贝尔，可不一会儿就收到了回话，都说没见过她。圣·约翰只好让哨所的中士派了一个人到总部替他守着电话，他自己开着卡车找遍了所有哨所，还去士兵俱乐部、军官俱乐部等地方找过，就是不见坎贝尔上尉的踪影。4点钟的时候，他把车开向最后一个哨所所在地──一个弹药库。终于，他在第6步枪射击场看到了她的吉普车……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果然，前方不远处，在这条狭窄的小路的右边停着一辆吉普车，据估计它就是安·坎贝尔生前开的那辆。吉普车旁停着一辆红色的野马牌汽车。
我问肯特：“哨所和哨兵在什么位置？”
“和这儿隔着一个路口。哨兵是一个叫罗宾斯的一等兵，只看到了车前灯的亮光，但什么也没听到。”
“你审问过他吗？”
“应该是她。她叫玛丽·罗宾斯。”肯特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笑容，“这也不能怪你，保罗。因为‘一等兵’这个词并不显示性别。”
“谢谢。罗宾斯现在在哪儿？”
“也被软禁在宪兵司令部的大楼里。”
“这么说宪兵司令部大楼现在还挺拥挤呢。不过，这办法不错。”
肯特把车停在吉普车和红色野马牌汽车之间。此时天已经大亮了，我看到了守卫现场的6个宪兵──4男2女，分站在各个角上，把现场包围起来。路的左边是一个露天看台，座位都面朝着步枪射击场。
军队上前线之前就是在这里操练的。在左边的看台上坐着一个穿着牛仔裤和风衣的女人，她正在一个小本子上急速地写着什么。我和肯特下了车，他对我说：“那是森希尔小姐。”他把“小姐”说得很重，似乎是在提醒我不要犯性别上的错误。
其实，我根本不需要他提醒。我问肯特：“她怎么会在这儿？”
“是我打电话把她叫来的。”
“为什么？”
“因为她是个办强奸案的律师。”
“可被害人已经死了，根本不需要什么律师。”
“是这样，”肯特解释说，“森希尔小姐也负责调查强奸案。”
“是吗？那她在哈德雷堡做什么？”
“你听说过一个叫尼利的女护士的事吗？”
“只在报纸上见过。难道这两个案子之间还有什么联系吗？”
“没有联系。尼利一案的罪犯已在昨天落网了。”
“昨天什么时间？”
“大约下午4点，是森希尔小姐将罪犯捉拿归案的。5点钟我们就审出了口供。”
肯特又补充说：“本来森希尔今天还有别的任务，但她自愿留下来办这个案子。”
“我们很幸运。”
“是的，这类案子需要女人参加。况且森希尔的工作是很出色的。我见过她工作时的样子。”
我留心观察了那辆红色的野马牌汽车，可能是辛西娅的，车牌和我的私人汽车一样，也挂着弗吉尼亚的牌照。由此可以断定，她也是在福尔斯彻奇供职，和我一样，现在也是在外边办案。然而，命运并没安排我们在家乡见面，却让我们在异地他乡，而且是在这种场合下相见了。既然是命运的安排，便不可避免了。
我又向步枪射击场扫视了眼。现在还是清晨，射击场的上空笼罩着一层薄雾，土路边上有许多靶子，都是些用纤维板制成的假人。这些假人个个身挎步枪，面容丑陋不堪。这种生动的靶子取代了那种古老的轮廓靶。在我看来，这种变化的原因，可能是要给射手们提供一种真切的临敌感。但就我过去的经验来看，只有真正上了战场并开始杀人后才能真正产生这种临敌感。靶子毕竟是靶子，第一排士兵开始射击前，假人身上经常落满鸟儿，这就影响了它们的真实感。
当年我在步兵营训练的时候，射击场还是光秃秃的一片，什么植物也没有，看上去跟沙漠差不多。而现在这里种上了各种各样的草木，使射击场绿意盎然，几乎看不到战火的痕迹了。我对面大约50米远的地方有一个人像靶，周围长满了杂草。它的两边分站着一男一女两个宪兵。在人像靶脚下躺着一具尸体。
肯特上校说：“这家伙准是有毛病。”他怕我不明白，补充道：
“他单单选择了这个地点作案，好让那个丑陋的人像一直低头看着她。”
要是这个人像能说话就好了。我转身向四周看了看，看到在指挥塔和看台之间有一个厕所。我对肯特上校说：“你们没搜索一下附近有没有别的受害者？”
“没有……嗯……我们只是不想破坏现场。”
“可能还有别的人遇害，也许已经死了，也许还活着，正需要抢救。手册里不是讲过吗？救人第一，证据第二。”
“是的……”他四周环视了一下，命令一个宪兵中士：“马上吹号叫富勒姆中尉带全排士兵和警犬来。”
中士还没来得及回答，就听看台上有人说道：“我已经通知过了。”
我抬头看了看森希尔，对她说：“谢谢。”
“不必客气。”
看来不理她是不可能了。我转身向射击场走去，肯特在后面跟着。
走了一会儿，肯特的步子越来越慢，渐渐落在后边。两位宪兵此时正稍息，眼睛不再盯着安·坎贝尔躺着的地方，开始向四周观望。
我在离尸体几英尺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只见死者仰面躺在地上。
肯特说得不错。她全身赤裸，只在左腕上戴着一只运动表。离尸体几英尺远的地方有一件颇时髦的内衣──她的乳罩。她的军装不在现场，靴子、头盔、枪和枪套都不在现场。更有意思的是，安·坎贝尔被四肢分开地固定在地上，手腕和脚踝都被绑在桩子上。用来捆绑的绳子是绿色的尼龙绳，桩子是绿色的乙烯塑料棒，都是军队用的。
安·坎贝尔30岁左右，身材很好。尽管她现在成了这个样子，我还是认出了她。她的脸很漂亮，轮廓分明。一头浓浓的棕色秀发披在肩上，头发的长度可能比军队规定的要多出几英寸，但现在这已不算是什么问题了。
缠在她脖子上的尼龙绳跟手上和脚上的尼龙绳同样粗细，但脖子上的绳子没有勒进肉里。罪犯把她短裤的一条腿套在了她的脖子上，垫在绳子底下。在场的人中只有我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辛西娅来到我身边，什么也没说。
我在安·坎贝尔的遗体旁跪了下来，看到她的皮肤已变成了蜡色，脸上的脂粉显得格外明显。她的手指和脚趾甲都已经失去了血色，脸上没有击伤、抓伤和咬伤的痕迹。看得见的部位都没有遭强奸的迹象。尸体周围没有搏斗过的痕迹，脸上没有泥和草的碎屑，也没有血污，指甲里没有抓下来的皮肉，头发也不太乱。
我摸了摸她的脸和脖子，因为尸体僵硬通常是先从这两个部位开始的。但当时这两个部位还都没僵，我又试了试她的腋窝，还是热的。大腿和臀部有几处呈深紫色，可能是窒息所致，这就可以说明她是被绳子勒死的。我按了按她臀部上的一块青紫，青紫马上变白了，但手一拿开，青紫马上又出现了。至此，我完全可以断定，死者是在4小时前断气的。
长期的刑警工作使我已经学会，不能完全相信证人的证词。但是目前为止，圣·约翰所说的时间顺序还是可信的。
我又向下探了探身，看到安·坎贝尔那双大大的蓝眼睛正茫然地瞪着天上的太阳，一眨不眨，瞳孔还没有模糊。这就更证实了我的推断──她刚死不久。我翻开她的眼皮，看到眼帘上有不少血红的斑点。这也是她死于窒息的一条证据，到现在为止，肯特上校所述及现场看到的情况似乎都和我的推断相吻合。
我解开了安·坎贝尔脖子上的绳于，仔细查看了绳子下面的内裤，发现上面没有任何撕扯的痕迹，也没被身体或其他外物弄脏。短裤上的身份牌不见了。被绳子勒过的脖子上有一道淡淡的伤痕，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但是，这足以证明被害人是被勒死的，只是衬裤减弱了绳子所造成的伤痕。
我在尸体周围转了转，发现她的脚掌上沾有泥和草，这说明她死前至少赤脚走过几步。我凑近仔细查看了她的脚掌，发现右脚大拇指根处有一个黑点，好像是沥青一类的东西。看来她可能是在50米以外的柏油路上，就在她的吉普车附近，被迫脱光了衣服，至少是脱掉了鞋袜，然后就被迫光着脚──也可能光着身子──走到了被害地点。
在我查看现场的这段时间内没有一个人说话，只听见树上鸟儿吱吱喳喳的叫声。太阳已经升起来了，阳光照着路两旁的松树，在射击场上投下了一排长长的影子。
我问肯特上校：“是哪个宪兵先来到现场的？”
肯特叫了一声身边的一位女宪兵，对她说：“向这位长官报告一下当时的情况。”
我从她的名牌上看到了她叫凯西，是个一等兵。她向我报告说：
“今天早晨4点52分，有人通知我，在第6射击场发现了一具女尸，距尸体50米以外的路上还停着一辆吉普车。我当时就在附近，所以得知后马上出发，于5点01分到达了出事地点，一眼就看见了那辆吉普车。我把车停放好，带上M-16步枪跑到射击场，找到了尸体。我给她试了脉，听了心跳，试了试是否还有呼吸，又拿手电筒在她眼里照了照，没有任何反应。所以我断定她已经死了。”
我问她：“后来你做了些什么？”
“我回到车上呼叫援助。”
“你来回走的是同一条路线吗？”
“是的，长官。”
“除了尸体外，你还碰过别的东西吗？比如绳子、桩子、内衣、内裤？”
“没有。长官。”
“你动过被害人的车吗？”
“没有，长官。除了鉴定被害人是否已死，我没动过现场任何东西。”
“谢谢。”
一等兵凯西行了军礼，转身回到她原来站的位置。
肯特、辛西娅和我面面相觑，好像是在忖度着彼此的心理。这样的时刻能够触动人的灵魂，从而在人们脑海里打上深刻的烙印。我从来不会忘记一个人死了的情景，也不想忘记。
我们回到路上，在安·坎贝尔那辆吉普车周围转了转，看到驾驶室的窗子还开着。许多军队里用的车都没有点火开关钥匙，只有一个启动开关，安·坎贝尔的车就是这样，现在启动开关处在“停”的位置上。前排的乘客座上有一个非军用的黑皮包，辛西娅对我说：“我本想看看包里的东西，可没经过你的同意，就没敢擅自行动。”
“看来我们的合作一开始就很不错嘛。去把手提包拿出来吧。”
她转到另一边乘客座的车门处，垫着一条手绢将车门打开，又垫着同一条手绢拿出皮包，然后在看台的一条小凳上坐下，开始一排排往外拿包里的东西。
我钻到车底下查看了一下，没发现任何异常。我又摸了摸排气装置，发现有的地方还有点余热。
我站了起来。肯特上校问我：“有什么看法吗？”
“已经有了几个大概的推测，但还得等法医鉴定后才能确定。我想你一定通知过法医了。”
“当然通知了。他们已经从吉勒姆出发了，估计现在已经在半路上了。”
“很好。”我对肯特说，“法医来了，一定让他们仔细查看一下她右脚上的那个黑点，我想知道那究竟是什么东西。”
肯特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好像觉得我的要求纯属无稽之谈。也许他是对的。
“另外，请你派人在尸体周围200米的各个方向进行一次仔细搜查，50米以内的地方就不用搜了。”我知道这样做会破坏地上的脚印，但是反正这个射击场上已经有好几百种脚印了，而我感兴趣的只是50米以内的那些。我对肯特说：“请你让手下人将一切非地上生长的东西都搜集起来，比如烟头、扣子、破纸、瓶子之类，然后报告这些东西是在哪个位置发现的。好吗？”
“没问题。但我觉得罪犯可能来去都没留下什么痕迹。他可能和被害人一样，是开车来的。”
“我想你是对的。但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我们需要建立档案。”我对肯特说，“我希望密封好的坎贝尔个人档案和病历中午前能到你的办公室里。”
“好吧。”
“另外请你在宪兵司令部大楼里给我安排一间办公室，再找一个书记员。派两人到安·坎贝尔的办公室，把桌子、家具等所有东西都搬到证据室里锁起来。我没到之前不要放走圣·约翰中士和一等兵罗宾斯。他们没见我之前，不许向任何人透露任何消息。另外，上校您本人也得接受一项很不愉快的任务，去给坎贝尔将军夫妇家里打个电话。去他们家的时候不要声张，带上牧师和一个军官，以防有不测之事发生。别让他们到现场来看尸体。这样好吗？”
肯特点了点头，长出了一口气，说：“天哪……”
“阿门。还有，不要让你的手下人透露我们这儿发现的任何情况。要把一等兵凯西的指纹及在场所有人的鞋印提供给法医，当然包括你自己的。”
“好的。”
“把那厕所棚围起来，不要让任何人使用厕所。在我没彻底检查之前，不要让法医进去。”
“好吧！”
我走到辛西娅身边，见她正在用刚才用过的那条手绢把拿出的东西一件件放回皮包里。我问她：“有什么令人感兴趣的东西吗？”
“没有。都是些很普通的东西，像钱包、现金、钥匙之类的。都没被人动过。有一张军官俱乐部的发票。她昨晚在那儿吃过晚饭，吃的是色拉、鸡，喝的是白葡萄酒和咖啡。”她补充说：“我们在那儿喝酒的时候，她可能正在餐厅吃饭。”
肯特插了一句：“你们俩在一起喝过酒？这么说你们以前就认识？”
我回答说：“我们是各喝各的酒，点头之交而已。”我问辛西娅：“你知道坎贝尔的住址吗？”
“知道，她住在基地外面，在米德兰维多利街的维多利花园45号。”她又补充道：“我想我知道那个地方，那些房子都是些常住在乡下的人在市内的住所。”
肯特说：“我去和米德兰警察局长亚德利联系，给你们弄一份法庭命令，然后我们去米德兰见他。”
“不行，比尔。这件事不能让外人插手。”
“没有地方搜查令，你是不能搜查她的住宅的。”
辛西娅把从坎贝尔包里取出的钥匙递给我，说：“我来开车。”
肯特反对说：“没有地方政府的许可，你们不能在基地之外擅自行动。”
我从那串钥匙中取下安·坎贝尔的汽车钥匙，连同那个手提包递给了肯特，并对他说：“扣押她的车。”
在上车之前，我对肯特说：“你就留下来指挥这里的工作吧。写报告时可以写上我去了米德兰警察局。如果说我临时改了主意，我将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
“亚德利是个粗暴无礼的家伙。”肯特告诫我说，“你会领教他的厉害的，保罗。”
“不管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也得耐心等着轮到他才行。”为了支开肯特，不让他再做出什么傻事，我对他说：“是这样的，比尔。我得先去安·坎贝尔的住所看看，把一些该拿走的东西拿走。因为那些东西可能会玷辱她和她的家庭，甚至会影响到军队以及她在军队里的同事和朋友，对吗？这件事办完后，才能让亚德利去拍照。这样行吗？”
他似乎觉得我说的有道理，然后点了点头。
辛西娅上了车，坐在司机座上，我坐在乘客座上。我对肯特说：
“我可能会从那儿给你打个电话。要往好处想。”
辛西娅把车挂上了头挡，转了个U型的弯，沿着步枪射击场路向前疾驰而去。
“保罗。她为什么被杀？”辛西娅问。
“哦，这个嘛……杀人的动机有好多种呢。”我回答说，“有的人为了私利，有的人为了复仇，有的人因为妒忌，有的人为了杀人灭口，有的人为了保全面子，还有的是杀人狂。犯罪手册上是这么说的。”
“可是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呢？”
“照我看，如果是先奸后杀，一般可以认为是复仇或者妒忌，也可能是想杀人灭口。被害人也许认识凶手。如果凶手不带面罩或不化装，事后很可能会被认出来。”我接着说：“这个案子看起来像是一个色情狂干的，凶手也许没有奸污被害人，因为他在杀人过程中已经得到了性欲的满足。我说的这些都是表面现象，至于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还很难说。”
辛西娅点了点头，但什么也没说。
我问她：“你是怎么想的？”
她停一会儿，说：“这显然是谋杀。因为罪犯准备了一整套作案工具──桩子、绳子，肯定还有一种把桩子钉进地里的工具。而且罪犯肯定带有武器，否则无法缴下被害人的武器。”
“说下去。”
“罪犯用枪顶着她，命令她扔掉武器，然后命令她脱光衣服走到射击场上。”
“推理得不错。不过，我不明白他是怎样在监视她的同时又完全控制了她，因为被害人不是顺从型的女人。”
辛西娅回答说：“我也不明白。也许不是一个人干的。等实验室的检验结果出来就知道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干的了。”
“噢。”我又问，“为什么被害人身上没有搏斗的痕迹？也没有罪犯施暴的痕迹？”
她摇了摇头，说：“我也搞不懂。一般来说是该有些施暴的痕迹的……但把被害人捆起来总不能说是友好的吧？”
“当然不是。”我回答，“可那个男人并不恨她。”
“也不很喜欢她。”
“也许曾经喜欢过。辛西娅，你的本行就是调查强奸案。以前遇到或听说过类似的案子吗？”
她想了想，说：“本案有些地方跟我办过的预谋强奸案很相象，作案步骤是罪犯一手策划的。但我不能肯定，也许罪犯认识被害人，也许不认识，或者是他在寻找取乐对象时正好遇上了被害人。”
“罪犯很可能也穿着军装。”我提出了我的想法，“所以才没引起她的警惕。”
“可能。”
我透过车窗向外看去，闻到清晨的露珠和松树林的潮气混合而成的一种淡淡的气息。冉冉升起的太阳把阳光投在我的脸上，我插上车窗，靠在座位上，脑子里像倒录像带一样浮现出我设想的一系列情景：先是安·坎贝尔被捆绑在地上，接着是她光着身子站在那儿，然后是她从吉普车旁一步步向射击场走去……许多事都还说不清。
“也许他并没奸污她，但把她赤身裸体地捆在地上，也许是为了让看到现场的人联想到强奸，也许是故意把她的裸体暴露于众人面前，以此来羞辱她。”我说道。
“为什么？”
“还不知道。”
“也许你知道。”
“再容我想一想。我觉得罪犯认识被害人。”实际上，我早就知道他认识她。我们又在沉默中行驶了一段路程，我对辛西娅说：“我虽然不知道案发的原因，但对案发的过程已经有了大体的了解。你想想会不会是这样：安·坎贝尔离开总部后直接到了射击场，把车停在离一等兵罗宾斯的哨所稍远的地方。她和情人约定在此幽会，他们经常这样干。突然，他用枪顶住她，命令她脱光了衣服，然后就是男女间的那些事了。”我瞥了辛西娅一眼，问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对性变态一无所知。那是你的研究领域。”
“说得好极了。”
她又说：“你刚才说的纯是男人的想象。我是说，哪有女人愿意躺在冰凉的地上干那个的？那有意思吗？”
我预感到这一天的日程肯定会排得满满的，可我还没吃早饭呢。
我对她说：“你知道罪犯为什么要把她的内裤垫在她脖子上吗？”
“不知道。为什么？”
“你可以查一下凶杀案手册里有关‘性窒息’的那一章。”
“好吧。”
“你注意到了吗？她右脚的趾根部有一个黑点。”
“我没看见。”
“如果那个黑点是她从路上沾来的话，那么她为什么要光着脚站在路上呢？”
“因为罪犯命令她在车里或车旁脱光了衣服。”
“那她的内衣内裤又怎么会在射击场上？”
辛西娅回答道：“可能先是她被迫在车里或车旁脱光了衣服，然后她或者罪犯又把内衣内裤拿到了射击场上。”
“为什么？”
“罪犯手册里有这样的描写，保罗。强奸犯的思维跟常人不一样。他们往往会有许多奇怪的想法，他们自己觉得这些想法很有刺激性，而一般人却不会觉得怎么样。让女人脱光了，再让她自己把衣服拿到他想施暴的地点，这也许就是强奸犯的怪诞想法。”
“有许多可能性。”我沉思了一会儿，说，“只要记着别和这些性变态的人结婚就行了。”
“我们需要让法医验尸，还需要讯问很多人。”
我们？一时间，我俩谁也不说话。我扭头看着窗外，开始努力搜寻对辛西娅的记忆。她来自衣阿华州的乡村，后来在州立大学读书，修学了军队的技术课程，获得了犯罪学硕士学位。因为军队的工资高、声誉好、受教育的机会多、选择职业的范围广，所以像她这种来自乡下的姑娘，还有哪些来自犹太区和落后地区的姑娘都乐意在军队供职。我对她说：“我常常想起你。”
她没有说话。
有过两性关系的男女，只要还正常，还有感觉，还看重那层关系，都会对对方怀着一份特殊的柔情。与此同时，也会有一种难言的尴尬。我们俩人并肩坐在一起，谁也不知该说些什么以及怎么去说。过了一会儿，我又说：“我常常想起你。请你回答我的话。”
她回答说：“我也想过你。”我们又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她开着车，我们都盯着前方，谁也不说话。
介绍一下我自己吧。保罗·布伦纳，出生于南波士顿，爱尔兰天主教徒，不认识奶牛，工人家庭，中学毕业。我不是为了离开南波士顿才入伍的，而是军队到南波士顿把我招来的。因为他们知道，像我这种工人家庭的后代是当步兵的好材料。那时他们陷入了亚洲的大规模战争。
我在步兵营呆了一年多，也算得上是个不赖的步兵吧。后来我修了大学课程，学习了军队的礼仪，学习了犯罪学和其他专业课程。我不再留恋南波士顿了，就这样，我和辛西娅从北美同一个州的两头，从两个不同的世界，一起走到了布鲁塞尔，并且坠入了爱河。现在，我和她又在遥远的南方相见了，而见面的原因是要一起查看将军女儿裸露的尸体。爱和友情在这种场合会升华吗？我不敢有什么奢望。
她说：“昨晚看见你，真有些惊讶。如果我当时表现得很粗鲁的话，请你原谅。”
“不是什么‘如果’。”
“好吧。那我就明确地向你道歉，可我就是不喜欢你。”
我笑了笑，说：“可你喜欢办这个案子。”
“是的。我对你好完全是因为这个案子。”
“我是你的顶头上司。如果你对我不好，小心我炒你的鱿鱼。”
“别摆架子了，保罗。你不会吵我的鱿鱼，我也不会擅自离职。”她补充道，“我们要一起侦破这个案子，然后理清我们之间的关系。”
“非得按这个顺序吗？”
“是的。”
维多利街，原名空松路，二战时期改的名字。它原本是一条双行道的乡间公路，由米德兰向南延伸。1971年，我再次看到它的时候，它已经成了一个繁华的花园公寓区和商业区。现在二十多年过去，这个地方更看不到一点空松路的影子了。
我们离开基地，15分钟便来到了维多利花园，我们把车停在第45单元附近。
维多利花园是个很不错的地方，共有50座互相毗连的房子，中间是一个大院子，院内风景很美。停车场很大。这里虽然没公开挂出“非军官莫入”的牌子，实际却有这样一种约定俗成。这里的房租大约是住在基地外的军官们津贴的1/4。钱倒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对于住在基地外面的军官来说，选择住处要遵循一些不成文的规定。安·坎贝尔是个出色的军人，又是将军的女儿，所以她没住在贫民区，也没住在那幢新建的无名大楼里。因为这个镇上的那些大楼往往是一些放荡的单身者的聚居之地。但她也没住在政府分给她父母的那所基地上的大房子里。这说明她有属于自己的生活。我这就要去看看她究竟过着怎样一种生活。
我和辛西娅向四周看了看。我问辛西娅：“你带武器了吗？”
她点了点头。
“很好。你守在这儿。我从后门进去，如果有人从前门出来，立刻截住。”
“好的。”
我绕到后门，后院是一片普通的草坪。也许是为了各自的隐私，每家都用篱笆将自己和邻居隔开了。安·坎贝尔的院子里有一套很不错的烧烤架和一只躺椅。躺椅上面有一瓶防晒霜和一本旅游杂志。
我正对着的是两扇玻璃拉门。透过百叶窗，我看到了餐厅和起居室的一部分。看起来里面好像没有人。安·坎贝尔当然不会在家。一个将军的女儿也不会在家里藏一个情人，为了有自己的私生活，更不会和同性朋友合住。但是也不能因此而保证屋里没人。对待杀人案，尤其需要警惕。
后墙根有一个窗子，说明这房子有地下室，而且通向地下室的楼梯就在外面的楼梯下面。也许该让我们的“工合”Ⅰ女士先下去看看。窗子被有机玻璃盖住了，玻璃被固定在外面的墙上，所以没有人能从那儿出去。
Ⅰ二次大战中美国海军陆战队用语。有“同心协力”、“雄心勃勃”、“热烈”之意。
玻璃滑门的右侧是扇通向厨房的门。我按了一下门铃，等了一会儿，又按了一下，然后转了一下门把手。这些都是破门而入前应该做的事情。
本来我可以按肯特说的去做，直接到米德兰警察局去，他们肯定很高兴去弄一份搜查证，更乐意参与搜查被害人的住宅。但我不想惊动他们。我从安·坎贝尔那串钥匙中找到后门的钥匙，开了门。我走进去，随后把门锁上。
我进的是厨房，厨房的最里头有一扇看上去很硬的门，可能是通向地下室的。门是闩住的，如果有人在里面的话，肯定是被锁在里面的。
我确保身后无人跟踪，同时也断了自己的退路。然后，我小心翼翼地穿过大厅，开了前门，让辛西娅进来。前厅装着空调，凉飕飕的。我们在那儿站了一会儿，仔细观察了四周的情况。我让辛西娅掏出手枪，然后朝里面喊道：“我们是警察！不许动！回答我的话！”但没有任何反应。我对辛西娅说：“你就站在这儿，随时准备开枪掩护。”
“你怎么知道我会带着这支讨厌的枪呢？”
“问得好。”真是好极了。我勇敢地冲到衣柜前，猛地把门拉开，但未发现里面有什么人。我搜遍了一楼的每一个房间，连自己都觉得有些可笑。看来这房子里很可能是没有人。但我还清楚地记得曾经破获过一个案子，在那间房子里就搜到了人。
前厅有通往二楼的楼梯。我发现这楼梯很危险，一踩上去就吱吱响。辛西娅站在楼梯口，摆好射击的姿势。我一步三级地冲上二楼大厅，把身子贴在墙上。二楼有3扇门，一扇开着，两扇关着。我又重复了刚才喊的口令，还是没有反应。
辛西娅喊了一声。我往下一看，见她已站在楼梯中间了。她把枪扔给我，我接过枪并示意她呆在原地。我撞开了一扇关着的门，摆出开枪的姿势，然后高声喊道：“不许动！”还是没有反应。我往里一看，原来是一间没人住的卧室。里面没开灯，隐约可见几件零零星星的家具。我把门关上，又用同样的程序撞开了第二道关着的门，发现是一个很大的壁橱，是用亚麻纤维做成的。尽管我还会几招，但此时如果有人朝我开枪，我也无处可藏，必死无疑。不过明知有危险，也得硬着头皮往前冲。我把身子贴紧墙壁，开始观察开着的那扇门。那是一间卧室，里面有通向盥洗室的门。我示意辛西娅上了楼，并把手枪还给她，对她说：“掩护我。”我说完便进了那间卧室。眼睛一直盯着壁橱的那两扇活动门，还有开着门的那间盥洗室。我从梳妆台上拿起一瓶香水扔进盥洗室，里面顿时充满了香味。我对盥洗室进行了“火力侦察”（这是我在步兵营时常用的词）。但和先前一样，没有任何反应。
我检查完卧室和盥洗室，回到辛西娅身边，见她正摆着射击的姿态，机警地盯着每一扇门。我真希望能在这房子里搜出个人来，把他或她逮住，了结此案，然后我就可以回到弗吉尼亚去。但事情偏偏不是这么简单。
辛西娅朝那间大卧室看了一眼，说：“她收拾过床铺。”
“你又不是不知道西点军校学生的风格。”
“我真为她难过。原来她是如此整洁有序。可现在她死了，她的东西都要被弄乱的。”
我看了她一眼，说：“我们从厨房开始吧！”
闯进一个死者的家会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一个生命突然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留下来的只是些无生命的东西。这儿已没有人指着墙上的那幅画，告诉你那是她最喜欢的；没有人为你拿出本影集，绘声绘色地给你讲解；没有人为你端上一杯饮料；没有人告诉你屋里的花草为什么已经枯萎，快要死了。
在厨房里，辛西娅看到了那扇闩着的门。我对她说：“这扇门是通向地下室的，没有危险。我们最后再来检查。”
她点了点头。
从厨房里的东西上只能看出安·坎贝尔是个特爱整洁的人，吃的都是些有益于健康的食品，像酸奶、豆芽、糠饼等。看到这些食物，我的胃里一阵翻腾。冰箱和餐柜里都是些名贵的葡萄酒和高档啤酒。
“我们去看看别的房间吧。”辛西娅说。
我们按照她的意思先来到楼下的盥洗室。这儿非常干净，不过，马桶座圈是直立着的。凭着我在军官俱乐部那位上校那儿学到的几条经验，我断定，最近肯定有男人来过这儿。实际上，辛西娅也看出了这一点。她说：“那人至少比你们这些老家伙文雅一些。”
看来我们真的要涉及性别和代沟的问题了。我本想回敬她两句，但又怕米德兰的警察会随时来到这儿，他们一来，出现的分歧肯定要比我和辛西娅之间的大得多。
我们又搜查了餐厅和起居室。这两个地方都很干净，很朴素，好像为了准备大型聚会而特意收拾过一样。跟别的军人一样，她屋里的装饰品都是世界各地有纪念意义的东西──日本漆器、巴伐利亚白镴器皿、意大利的玻璃制品等等。墙上的画让人联想到一间正上着几何课的教室──都是些立方体、圆、椭圆、线段之类的图形，而且都是原色，没有什么寓意。我看，问题也就在这儿，到现在，我还没掌握安·坎贝尔案件的一点线索。我想起了从前搜查一个杀人犯的房间时的情形。那次我用了不足10分钟就抓住了罪犯的线索。有时候，一件很不起眼的小东西却能说明大问题。比如，一本唱片集、墙上的一幅群猫图、扔在地上的内衣内裤；有时也可能是书架上放的书或者缺少了的书、一本影集，或者一本被发现的日记等等。但在安·坎贝尔的屋里，我却觉得自己好像误入了一个房地产经纪人开设的模型室。
一楼的最后一个房间是书房。里面除了书以外还有一张沙发和一把扶手椅。另外，还有一只落地支架，上面放着一台电视机和一套音响。桌子上有一部录音电话机，上面的灯正亮着，我们暂且没去管它。
我们对书房进行了彻底检查，查看了所有的书；连书桌的抽屉和下面的桌洞也仔细看了一遍。最后，我们从书名和激光唱片的标题上，发现她的书大多数都是军事方面的。另外还有几本烹调书、几本健美书，但没有文学和科幻一类的书，倒是有一套弗里德里希·尼采的书，还有许多心理学方面的书。看来，我们正在调查的人是个很不一般的心理学家。她研究心理学中一个很神秘的分支──战争心理学。
这件事可能与本案有最密切的关系，也可能没任何关系。
我打开电视机，以为会是一个健美或者新闻节目，但电视机正调在录像频道上。我看了所有的录像带，发现只有几盘黑白的经典片、几盘健美片，还有几盘，上面写着《心理战术系列讲座》。
我从那些心理战术讲座带里拿出一盘，放进录像机里。
辛西娅转过身，和我一起看起录像来。安·坎贝尔的形象充满了整个屏幕。她站在讲台上，身穿军装。她确实很漂亮，长着一双摄人魂魄的大眼睛。她先朝摄像机镜头看了一会儿，然后对听众微微一笑，开始了演讲：“早上好，先生们。我们今天要学的是心理战术或叫战争心理学中的几个问题。步兵指挥官们如果愿意一试的话，会发现这几种战术在战场上最能有效地挫败敌人的士气。这几种战术的最终目的就是打击敌人。要完成这一神圣而艰巨的使命，自然不能没有大炮、飞机、枪支和智慧。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完成这一使命不可缺少的催化剂，那就是鲜为人知的、极少被付诸实践的战争心理学……战争心理学的目标不是要把敌人打垮，而是要铲除引起战争的因素。现在人们只一味追求高科技，想以此解除战场上的问题，但却忘记了最原始的叫喊声。”她按下了键钮，屋里顿时充满了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声。她笑了笑，说：“这声音能放松括约肌。”台下立刻有几名男性军官笑了起来。坎贝尔以笑回答了他们。那笑声甚至有几分下流。她赶紧低下头，好像是看了看讲稿。抬起头来时，她又恢复了严肃的表情，屋里的笑声也渐渐地平息下去。
我觉得她是在讨听众欢心。军队里好多男教官在讲课时也愿意讨听众欢心。他们一般是利用一个下流的玩笑或者偶尔来上一段自己的评论。显然，安·坎贝尔已经打动了她的听众。那一瞬间与听众微妙的性感交流暴露了她的一些实际的心态。我关掉录像机，说：“讲得很有意思。”
辛西娅说：“是谁竟然杀了这样一个女人？她那么富有生气，那么才华横溢，又那么充满自信……”
也许正是因为这些才会有人想杀她。我们肃静地站在那儿，似乎觉得安·坎贝尔的灵魂还留在这间屋里。说实话，我已经被她深深打动了。她属于那种看一眼就忘不掉的女人。吸引人的不只是她的外表，还有她的气质。她的声音既有指挥官的铿锵深沉，又有女性的温柔和性感。她的话里不时地露出一些南方口音，可能是因为她值班时经常要和南方来的士兵打交道。总之，她是个很有魅力的女性，可以毫不费力地赢得男人们的喜爱，至少可以吸引男人们的注意力。
她对女人产生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辛西娅看来是被她折服了；也有一些女人觉得她很可怕，尤其是丈夫或男友和她关系密切的那些女人。至于另外一些女人对她有什么看法还不得而知。为了打破沉默，我说：“我们的任务还没完成呢。”
于是，我们接着搜查书房。我们拿起书架上的一本影集，一起翻看起来。它看起来像是家庭影集：有将军夫妇，还有一个小伙子，可能是将军的儿子。有安穿便装跟将军的合影，有和叔叔阿姨们的合影，有西点军校的、野餐的、圣诞节的、感恩节的……我觉得这本影集像是她母亲为她整理出来的。这影集在告诉人们，坎贝尔的家庭是世界上最幸福最和睦最富有爱心的家庭。我说道：“这本影集平淡无奇，但可以说明一件事，不是吗？”
“什么事？”辛西娅问。
“他们一家人可能彼此痛恨。”
“你太多疑了，”她说，“而且很妒忌。因为我们都没有这样的家庭。”
我合上影集说：“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这些虚伪的笑脸背后藏的究竟是什么了。”
辛西娅好像有些开窍了，她说：“保罗……我们必须审问坎贝尔将军……还有……坎贝尔夫人……”
我回答说：“谋杀就够糟糕的了，而此案是奸杀，而且不是一般的奸杀，被害人的父亲是一位民族英雄，那些调查被害人生活的傻瓜们就应该清楚自己的对手是什么人，懂吗？”
辛西娅想了想说：“我真的想参加侦破这个案子。我觉得……唉……觉得对她有一种亲切感。我虽然不认识她，但我知道，她在父亲统帅的军队里工作肯定很不容易。”
我们走到书房的另一边。我看了看墙上的一些证书与奖状，有安·坎贝尔在西点军校的毕业证书、军队的委任书、各种训练班的结业证书，还有许多奖状，还有国防部和其他部门颁发的证书。其中有一张表扬她为“沙漠风暴”行动做出了贡献，但没写是什么贡献。我清了清嗓子，对辛西娅说：“你听说过沙漠风暴中的那个‘疯狂计划’吗？”
她回答说：“记不清了。”
“有些研究战争心理学的聪明人想出了一个主意，把一些赤裸裸的黄色照片撒到伊位克战场上。因为大部分可怜的伊拉克士兵已经很久没见过女人了，所以那些心理战术性虐侍者决定把他们埋进色情照片里，使他们疯狂起来。这个计划传到了多国部队指挥部，看来是稳操胜券了。可是，不幸的是，沙特人听到了这个消息，马上发动了进攻。他们的军队很守旧，对待女人裸体可不像我们的军队那么开明。
所以，计划就这么泡汤了。但仍有些人觉得这个主意很高明，说如果这个计划实现了，这场战争至少可以提前一刻钟结束，最多能提前4天。”说完，我笑了。
辛西娅冷峻地说：“真令人恶心。”
“从理论上讲，我同意你的看法。但是，如果那个主意能挽救一条人命，也说明它有点儿价值。”
“可是挽救一条人命并不能改变战争的结局。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这个主意不是出自一个下流的男人，而是出自一个女人，你认为怎么样呢？”
“你是指坎贝尔上尉？”
“当然。因为那个主意出自这儿的特种军事学校。我们可以去核实一下。”
辛西娅又陷入了沉思。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来问我：“你了解她吗？”
“只是听说过一些事。”
“都听说过些什么？”
“不外乎是别人听说的那些。她各个方面都很完美。如果把她比作牛奶的话，那么这牛奶产自美国，经过公共情报部消毒调匀，然后送到了你的门口，既干净又新鲜，绝对有益于你的健康。”
“难道你不相信这些？”
“是的，我不相信。如果将来事实证明我错了，那我会自动辞掉我的工作，因为那说明我不称职。”
“你的结局很可能就是这样。”
“很可能。”我补充道，“你想一想，她死得那么蹊跷。如果罪犯是个陌生人，那他绝对不能制服她。因为她很机警，很灵敏，又随身带着手枪，随时可以向对方开枪。”
她点了点头，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我也这样想过。对于一个女军官来说，生活具有两重性是不足为奇的。她表面上总是那么正直严肃，但她肯定也有自己的私生活……不管是怎样的一种生活。我以前接触过的那些强奸案里的被害者中，有结了婚的，也有单身的。但她们的私生活都很正常，遭到强奸完全是偶然的。我也接触过一些不守妇道的女人，她们遭强奸也与她们放荡的情人毫无关系，也都是偶然的。”
“会有这种可能，我并不想把它排除。”
“不要太武断，保罗。”
“我并不武断，但我也不是圣人。你呢？”
“这还用问嘛。”她走到我身边，出乎意料地把手搭在了我的肩上，“我们能破这个案吗？我是说，如果我们齐心合力，能破这个案吗？我们需要鼓足勇气去面对它吗？”
“不只是面对，我们要把它查个水落石出。”
辛西娅用手指在我肚子上戳了一下，好像是给我的话画了一个句号。然后，她又走回安·坎贝尔的书桌前。
我重新研究起墙上的那些奖状来。有一张是美国红十字会为表彰她发动献血活动而颁发的；另一张是一家地方医院颁发的，表彰她精心照料重病儿童的事迹；另一张是扫盲组织发的教师证书。我不禁纳闷：这个女人怎么会有时间去干这么多事情？除了本职工作，她还经常自愿报名值勤，还有时间过私生活吗？而军队的规矩又是那么严格……难道这位美貌出众的女人竟然没有自己的私生活吗？还是我对她的认识完全错了？
辛西娅大声对我说：“瞧，她的通讯录。”她把通讯录放进自己的手提包里，然后走过去打开了录音电话机。
只听一个声音说：“喂，我是福勒上校。将军让我转告你，今天早晨下班后到他那儿吃早饭。”上校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生硬。他接着说：“坎贝尔夫人给你准备了早点。你现在可能正在休息。起床后请你给将军或夫人打个电话。”电话挂断了。
我说：“可能她是自杀的。但如果我是她，我就会自杀。”
辛西娅说：“做将军的女儿当然不容易。可是这位福勒上校又是什么人呢？”
“我想他可能是将军的副官吧。”我问辛西娅：“你听了这段录音有什么感想？”
“官腔十足。从他说话的语气看，他和安·坎贝尔很熟，但丝毫没有热情。好像给上司的女儿打电话只是为了完成一项任务。因为他的级别比安高，可安又是他上司的女儿。你觉得呢？”
我想了想，说：“听起来好像是故意编造的。”
“哦……你是说这像是为了掩盖什么而打的电话？”
我又把录音放了一遍，仔细听了一会儿。我说：“可能是我想象力太丰富了点。”
“也可能不是。”
我拿起电话来，拨通了宪兵司令的办公室，找到了肯特上校，向他汇报：“我们现在还在被害人家里，你通知将军了吗？”
“没……还没有……我还在等牧师……”
“比尔，这件事不出几小时就会传遍整个基地。你马上通知被害人家属。不要用信件或电报。”
“保罗，你看，我已经准备好了专车，而且跟牧师通了电话，他现在正在路上呢──”
“很好。你把她的办公室搬出来了吗？”
“搬了，我把她的东西都放在乔丹机场的一个飞机库里了。”
“很好。听着，现在你要派几辆卡车，再派一个排的宪兵。这些宪兵必须是能吃苦耐劳而且能守口如瓶的人。让他们把安·坎贝尔的住房清理出来，我是说清理出所有的东西，上校。家具、地毯、电灯泡、马桶坐圈、冰箱，还有食品。现场进行拍照，然后把所有东西都运到那个飞机库去，按照原来的样子放好。行吗？”
“你疯了吗？”
“是疯了。一定要让宪兵戴上手套。请法医取下他们的指纹。”
“你究竟为什么要搬走整个房子的东西？”
“比尔，我们在此地没有司法权，而我又不相信米德兰的警察会做出什么好事。所以当他们来的时候，唯一可以没收的东西就剩墙纸了。在这一点上请你务必相信我。犯罪现场需要军事保护。这完全是合法的。”
“不，这不合法。”
“我们只能按我的意见来处理这件事，否则我就不干了，上校。
电话里出现了一阵沉默，随后我听到他咕哝了一句，好像是说：
“好吧。”
“再派一个军官到城里的电话公司，把安·坎贝尔的电话接到基地去，就是说在那个飞机库里给她开一个线路。把她的录音电话机插上，放上磁带。不要把那盘旧磁带扔了，因为那上面有电话录音，在上面写上‘证据’字样。”
“这件事已经成了全州的头版头条新闻了，谁还会给她打电话呢？”
“你怎么知道？法医到那儿了吗？”
“他们已经到了现场。尸体也在现场。”
“圣·约翰和罗宾斯呢？”
“还在睡觉。我把他们安排在两个单间里了，没有上锁。你想让我对他们宣布他们的权利吗？”
“不用了，他们不是嫌疑犯。但是在我没和他们谈话之前，你把他们当成目击者就行了。”
“士兵是有一定权利的。”肯特告诉我说，“圣·约翰是有家室的人，罗宾斯的上司以为她擅离职守了呢。”
“那就替他们打电话解释一下。但是他们俩是不能与其他人接触的。安·坎贝尔的病历和档案怎么样了？”
“都在这儿了。”
“我们还有什么没想到的，比尔？”
“有的，我们忘了宪法。”
“别小题大做。”
“你知道，保罗，现在和我打交道的是亚德利局长，而你们来去自由。目前我和亚德利相处得还可以，因为考虑到有好多问题──”
“我说过责任由我负。”
“最好这样。”他又问：“你在那儿发现什么令人感兴趣的东西了吗？”
“还没有，你呢？”
“四周的搜查除了几片废纸一无所获。”
“警犬也没发现什么吗？”
“没找到别的受害者。”他说，“他们让狗在吉普车里嗅了嗅，而它们径直地跑到尸体那边去了。然后它们又跑回吉普车，跑过看台，跑到树丛那边的厕所里，没有发现异味就又跑回吉普车了。”他接着说，“我们无法确定警犬是嗅到了她的气味还是罪犯的气味。但是，肯定有人到过厕所，也许是他们俩中的一个，也许是两人一块儿。”他犹豫了一下，接着说：“我有一种感觉，罪犯有自己的车。但我们在现场没发现车印，这说明罪犯的车从未离开过土路。可见罪犯在她停车之前就到那儿了，也可能是她到那儿后罪犯才到。然后两人都下了车，罪犯用枪对准了她，强迫她到了作案地点，而后作了案，之后又回到路上……”
“带着她的衣服吗？”
“是的，罪犯把衣服放进自己的车里，然后……”
“然后到厕所里洗了洗，梳了头，钻进汽车里，溜之大吉。”
肯特说：“事情的经过可能是这样。但这只是一种设想。”
“我也有一种设想：我们将需要另一个飞机库来容纳这许多设想。好了，我们需要6辆卡车，还需要一个细心的女军官前去监督，还需要公关部出一个人在宪兵搬东西的时候去安抚周围的邻居。再见。”我挂断了电话。
辛西娅说：“保罗，你的脑子反应真快，而且分析得头头是道。”
“谢谢。”
“如果你有点情意有点真心的话，你就会是个更好的人了。”
“可我不想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我问道：“嗨，难道我在布鲁塞尔时不是个好人吗？我没给你买比利时巧克力吗？”
她没有马上回答，过了一会儿才说：“是的，买过。喂，在楼上的东西还没被搬走之前我们上去看看？”
“好主意。”
正如我前面提到的，这儿最大的房间是主人的卧室，收拾得既干净又整齐，只是盥洗室有一些刚被扔进去的香水瓶的碎片，此时香气已经变得难闻，弥漫了整个房间。家具都很实用，也很时髦，有些北欧的格调，一点也不柔和，让人很难相信这是一位女士的房间。我突然产生了一种想法：我可不愿意在这间屋子里做爱。一条织得很紧的柏柏尔Ⅰ地毯铺在卧室里显得很不协调，上面连个脚印也没有。但也有一样东西很显眼，屋里摆着20瓶香水。辛西娅说这些香水都很昂贵。壁橱里还有几套便装，也相当昂贵。另外还有一个小一点的衣柜，如果她有丈夫或者常住的情人，那柜子肯定就是他的。我们打开一看，里面全是放得整整齐齐的夏季军装，有绿军服，有迷彩服，有军靴，还有各种各样必需的附属品。更有趣的是衣柜的最里边有一支上满了子弹的M-16型步枪，有一发子弹已在枪膛里，上了桂，但随时都可以开火。我说：“这可是真正的军用武器──全自动的。”
Ⅰ生活在北非的伊斯兰教土著人。
“这在基地外是不允许的。”辛西娅说。
“我的天哪！”我又翻找了一会儿，正准备再检查一下安·坎贝尔装内衣内裤的抽屉，辛西娅过来阻止我说，“那儿你已经看过了，保罗。你可别变成心理变态者。”
“我想找找她西点军校的戒指。”我很反感地回答她，“戒指不在她手上，也不在首饰盒里。”
“有人从她手上摘走了，我看见她手指上戴戒指的痕迹了。”
我狠狠地关上了抽屉，说：“以后有什么情况要向我汇报。”
“你也要这样。”她也没好气地说。
盥洗室收拾得很干净，正像部队里流传的一种说法：西点军校的学生把盥洗室收拾得像洁白的手套一样干净。连便盆也是按规矩擦得一尘不染。
我们打开了她的药品柜，里面除了有化妆品，还有妇女用品之类的东西，但没有凭药方买来的药，没有男人用的刮胡膏，也没有比阿司匹林药性更大的药，只有一支牙刷。我问我的女搭档：“你能看出些什么？”
“噢，她没有总是怀疑自己生病的毛病，中性皮肤，不染头发，避孕工具肯定放在别的地方了。”
“还有一种可能……我们现在怎么称呼这类人呢？同性恋？”
我们从盥洗室里出来，辛西娅说：“我们去看看另一间卧室吧。”
我们穿过二楼大厅到了那间小卧室里。现在我已经没有戒备心了，但当我钻到双人床下查看时，辛西娅还是拿着枪机警地掩护着我。
屋里除了床，还有一个梳妆台和一张桌子，一盏台灯。有一扇门通向一个小小的盥洗室，看上去好像从来没有人用过。很显然，整个房间都没人用过，安·坎贝尔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客房而己。
辛西娅把床单掀开，露出了一块光秃秃的床垫。她说：“这儿没人睡过。”
“显然没有。”我拉开梳妆台的抽屉，也是空空如也。
辛西娅向对面墙上的两扇门走去。我站在门边，撞开了一扇。里面的灯自动亮了，我大吃一惊，辛西娅肯定也吓了一跳，因为她正猫下腰把枪对准门里面。她很快站起来走近一看，原来是个可以走进去的雪松木大壁橱。我们都走了进去，里面的气味很好，好像我当年用来防范蛾子和女人的那种廉价的古龙香水的味道。橱内两边各有一根长棍子，上面挂着她一年四季穿的便装，可更多的还是军装，还有她在西点军校时用的军刀。上方的架子上放的都是和衣服配套的头饰或帽子，地上摆着的则是与衣服配套的鞋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