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节

华盛顿政府对如何实施这场战争意见不统一，美国媒体长篇大论，详细叙述了他们的分歧。所报道的文章就下列议题展开了广泛的大辩论：布什的空中打击计划是否能够成功？是否需要动用地面部队？军事联盟是否有效？等等问题。至于这场战争是否合理？是否存在不同的意见？“9·11”事件是否能够激发美国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其外交手段？这些问题就根本没有被提出来，更不用说加以讨论了。 假如美国人民了解那些被媒体对他们隐藏的事实，世界将会出现多么大的变化！报道国际事务的时候，应少做一些表面强硬的外交政策的文章。这样有助于美国人民理解为什么自己的国家在海外的声誉如此不平衡，它将使我们能够充分认识到：外国人不是不可理解的、顽固不化的抽象意义上的人群，而是与我们一样的有血有肉的人；他们同样有缺点、优点和弱点。

进一步改变我们既往的新闻报道理念，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外国人看待世界的方法与我们不同，为什么他们比美国人更关心全球化的问题，为什么他们对华盛顿在环境问题上拖后腿和对美国表现出霸权的帝国主义姿态表示愤怒，为什么他们大多数人仍然渴望与美国建立更友好的关系。当然，完善新闻工作并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丰富新闻信息也不会自动改进国内的政策，或者马上能够自动加强与海外的合作。但是，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如果美国的媒体仍然埋头于牟取暴利，仍然保持他们宫廷新闻的姿态，美国的公众注定会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这种情况对于任何人都是不利的。

神圣的上帝与非神圣的上帝谁也没有义务去适应美国

那是在5月下旬的巴黎，一个天气十分宜人的上午，初夏的阳光洒在蒙圣米歇尔大街上，使邮电局的黄底蓝字的徽标显得更加光彩夺目。这个邮电局里面熙熙攘攘，顾客排着一行行长长的队伍，在等候着服务。 在过道的中央，站着一位40多岁的中年妇女，她满面愁容，旁边站立着已到大学年龄的女儿。这位妇女不耐烦地环视了一周排列的长队，然后走到一个没有人排队的窗口前面，那个窗口上摆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停止营业”。在那个窗口后面约15英尺处，放了一张办公桌，有一个像经理模样的职员正坐在那里全神贯注地数着一叠叠现钞。这位妇女面朝他的方向开始用英语大声地喊叫起来，同时挥舞着她手中的一把旅游支票。“喂，喂！你们这里兑换这些旅游支票吗？”那个男人吃惊地抬起头来，他似乎感到很纳闷，为什么这位妇女要朝他大喊大叫？看来他的票子无法再继续数下去了，便索性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位妇女喊出的连珠炮似的问题上，然后用不熟练的英语回答了她的问题。“对不起，夫人，我们这里不兑换旅游支票！这里是邮电局。”这位妇女迷惑不解地问：“你们不兑换这些东西吗？为什么不兑换？你们都兑换什么东西？”

其他顾客的目光一时全集中到她的身上，并且对她表示出厌烦的神色。但是，那个职员仍然显得很有礼貌。他从他的办公桌后面缓缓地站起来，对这位妇女耐心地解释道：“夫人，在银行里才办理兑换旅游支票业务，银行在道路的那一边，就在蒙圣米歇尔大街上。”现在，她几乎哭出声来：“哪一条是蒙圣米歇尔大街？是外面的这条街道吗？”他还未来得及对她提供进一步帮助，她已经跺脚走出了邮电局。这位妇女并没想到对帮助她的人表示感谢，而是气愤地对她的女儿抱怨道：“听我说，詹妮，我对这个鬼地方真是感到失望！” 也许，这位妇女只是那天的运气不好。但是美国人在国外的表现，绝对不会都是那样没有修养的。我曾经遇到过的最讨厌的旅游者就是一帮英国狂热的足球迷，那群乌合之众把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简直变成了公共厕所，他们嘴里还哼着带着种族主义倾向的小曲儿。每一个国家的人在讲他们的国语时，都会有一种更加舒服的感觉。而且，当我们美国人讲我们自己的语言时，还会有一种更强烈的优越感。这是任何其他国家的人都不会有的一种特殊的感觉。因为，与其他大多数的国家不同，美国进口的外语书和电影非常之少。在我们的新闻广播中，几乎听不到外国人的语言。

美国人认为，外国人应该来适应我们，而不是我们去适应他们。 我认为，这是我们的损失！我之所以有这种看法，是因为许多欧洲人都讲两种到三种语言。在非洲，多语制更为普遍。我记得在肯尼亚北部的一个积满灰尘的小村庄里，一个12岁的小孩可以讲四种语言：他母亲部落的语言、他父亲部落的语言、斯瓦希里人的泛非洲语言与在他学校里学习的英语。那个男孩并不感到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更令他感到骄傲的是，他能用废电线拼装起来一辆辆玩具小汽车，经常驾驶着它在村里的小巷里四处招摇。非洲人和欧洲人并非天生就比美国人聪明。他们拥有的正是我们恰恰缺乏的。英语在美国是至高无上的语言。尽管世界上有些地方离我们非常遥远，但是，一旦我们走出国门观光旅行时，你就会发现世界的许多地方，讲英语的人正在变得越来越多。特别是在欧洲，在那里的许多跨国公司，甚至在德国的邮局服务中，英语已经成为他们官方准许的工作语言。假如，美国的旅游者们真正学会几句当地的习惯用语，如“早晨好”、“劳驾”、“这种食品真好吃”等，他们肯定会对自己正在体会的地方民间文化有一种更加丰富的体验。

然而，用一种刚刚学会的新的语言结结巴巴地与人讲话，确实很费时间，而美国人一直感到所缺少的正是时间。在意大利托斯卡纳区的蒙塔尔奇诺一个到处都是鹅卵石的山城里，有一家自1808年开业、一直持续至今营业了200多年的酒吧。在那里为我服务的店员是一个动作麻利、性情开朗乐观的摩洛哥人。虽然我们彼此之间一直用意大利语谨慎地交流，但是从他与其他顾客的交谈中，我发现他英语讲得很流利。然而，就在那天下午繁忙的工作之后一个短暂的休息间隙里，他坦率地承认，有时候他也会与美国客人闹纠纷。他抱怨说：“美国人总是匆匆忙忙。他们花15分钟时间喝酒，再用15分钟时间参观大教堂，然后还要留出15分钟到另一个城镇去。所以，他们总是显得风风火火、烦躁不安，一不小心就要产生口角纠纷。他们一进门，就想即刻得到他们的饮料，甚至在还没有喝完饮料之前就要买账单。我怀疑，他们是否真正品尝了这里的美酒。”那个美国人确实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当时他招待美国客人的酒，是意大利的极品布鲁耐洛葡萄酒。 像许许多多发生在自己家乡的事情那样，只有在与其保持一定的距离之后，才能看出美国人的生活已经疯狂到如此地步。

10年前，我记得在我第一次环绕世界旅行的时候，途中路过旧金山。由于需要带一瓶酒去与朋友们聚餐，便走进了我们社区里一家经常被人光顾的商店，那里摆放的琳琅满目的商品立刻使我看花了眼。我的前六个月是在东部非洲和泰国度过的，那里的商店要简单得多。我终于选中了一种酒，然后转身朝着付款台走过去。这时，另一位顾客看见我走过来，他便急急忙忙抢先赶到了付款台前。他二话没说，先将他手中的那瓶酒随意地放在柜台上。收款员也没有说一句话，他只是查看了一下标价金额，把它输进了收款机。然后，便将一张打印出来的商品金额的账单，塞给了那位顾客。而那位等得不耐烦的顾客，早就把他的信用卡准备好了。在匆忙的交易中，他们好像没有使用过语言，即使使用语言也就是单音节的英语单词。总之，我几乎没有听懂他们说了什么。当时，我简直是目瞪口呆。因为我现在仍然保持着非洲人的习惯。在非洲，如果店员和顾客是这样的表现，不是被当作毫无修养的人，就是将被视为精神错乱者。这种不进行目光交流，不相互问候，不相互致谢，不相互闲聊一下对方的健康，或者聊聊任何其他的什么事情，在非洲人的眼里，将被视为野蛮人的举止。

我再一次强调，非洲人不是天生就比其他的民族友好。在适当环境里，美国人也非常友善。其根本区别在于非洲人居住的社会条件鼓励交流，不提倡匆匆忙忙的生活，他们将公共福利事业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在一个未工业化的社会里，时间是靠太阳的弧度和季节的变化来大致估算的。他们之所以有聊天的时间，是因为没有人愿意急匆匆地走来走去。在非洲的大部分地方，是那种典型的炎热而潮湿的气候。无论如何，在那里匆匆忙忙的奔走只能是愚蠢人干的事情。实际上，非洲人的生活不可能太浪漫。在大多数非洲人的生活当中，约会较少，娱乐不够，人们没有太多的义务感。当然，能够摆脱传统限制的机会也很少。另一方面，那里的人们彼此之间都相处了一辈子，在社会群体居住中普遍存在的妒忌、欺骗等丑陋现象与人类其他的弱点在那里也广泛存在。但是，在那里的一切事情中，都渗透了不可动摇的集体主义观念。他们之所以能够从过去漫长而艰难困苦的岁月中顽强地生存下来，其原因在于他们的积极合作，共同分享食品和其他人类稀有可贵的东西。他们坚信，假如自己厄运降临的时候，别人也会与他们同甘苦共患难。在非洲，社区交流与团结，以及一种从容不迫的生活节奏，是关系到自身利益的事情。

而在美国，大家人人只关心自己，不愿意放慢速度，否则你会被抛弃在时代生活的后面。 在开罗，一位年轻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吉娜对我说：“我在美国观光的时候，发现美国与这里差别很大。美国人不像德国人那样好斗，人们的行为也非常正派，思想开放，但是他们的个性非常强。美国的离婚率为50%，我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美国人将自己的个人欲望放在首位。父母也不太了解他们的子女，如果父母不允许他们的孩子们做任何事情，那没有关系，孩子们无论如何总是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的。在埃及，家庭非常重要，我们大部分时光是与家人、朋友在一起度过的。我的印象是，美国人比较孤独，压力比较大，心情比较压抑，因为他们没有像我们这样宽松的社会交流网络。” 《新观察家》的编辑劳伦特·若弗兰说：“我认为，大多数法国人羡慕美国人的活力和创造力，但是他们对美国人也存有疑惑。譬如，他们认为美国人太强硬了，把钱看得太重了，太注重物质生活了，而对于生活中非物质性的方面重视不够，例如家庭关系和社区交往。即使给他们提供机会，大多数的法国人也不会选择美国那样的生活方式。

他们也许会模仿美国人的一些习惯，例如喜欢去麦当劳餐厅，或去购买空间较大的轿车，但是从总体上说，他们还是更喜欢法国人自己的处世方式。” 可能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里，例如法国，家庭成员共同进餐是家人联络感情的基本方式。但是在美国，各种生活计划安排存在冲突，各种快餐方式也正在取代传统的就餐方式。一位重要的法国知识分子苏珊·乔治说：“今年夏天，我13岁的孙女在美国的朋友家里住了几个星期。然后，她惊奇地发现，朋友家的4个女孩子很少与家人共同进餐，大家都各吃各的饭。她们争先恐后把冰箱抢劫一空，再用微波炉加热方便食品。”《法国绿色和平组织》的导演布鲁诺·勒贝莱说，法国人对于转基因食品的批评要比美国人多，这仅仅是因为两种文化对于食品的看法不同。他嘲弄地说：“在美国，食品就是燃料；而在法国，食品是爱情故事。” 美国人对于建筑和公共空间采取了类似的实利主义的态度。每当我从国外旅行回来以后，看到被无数汽车造成的极不协调的丑陋风景时，我常常感到很泄气。美国的许多地方自然环境很美丽，尤其是在那开阔的室外空间里。

但是，我们许多的公共场所，已经逐渐被开拓为无边无际的商业地带，例如大型购物商场、快餐店、打折连锁店、加油站、停车场等等，被搞得杂乱无章、乌烟瘴气。这些建筑风格千篇一律，无法彼此分辨。这些类似普通纪念碑的建筑物，已经使社区失去了原有的魅力和个性。它们表面上为人们提供了选择商品的方便，实际上是磨灭了我们的文化个性，毁灭了我们美国人的灵魂。 电视，这个控制我们室内生活的东西，起着大致相同的效果。电视是美国人最喜欢的麻药。美国是世界上电视消费量最大的国家。大多数家庭都有两台或者更多的电视，尽管没有什么值得观看的电视节目，但其中一台至少平均每天工作7小时。正如布鲁斯·斯普林斯廷几年前在歌中唱到的那样：“57个频道，却没有什么值得看的节目。”但是，电视已经变成家庭生活的组成部分，我们既爱它，又恨它。没有时间顾及孩子的家长，将电视机当作免费看管孩子的保姆。上了年纪的人和因疾病被困在家里的人，靠电视做伴，靠电视连通外面的世界。各个年龄层的观众，在忙碌了一天之后，坐在电视机前，天真地谈论着“频道冲浪”。他们在奔波了一天之后，通过电视来寻求精神安慰。 我们知道，看电视太多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我们甚至嘲笑电视是“傻瓜显像管”。研究表明：人的大脑在睡眠状态要比看电视节目时更活跃；我们看电视时的判断能力要比阅读书籍时下降许多。同时还考虑到，如此之多的美国政策，都是通过电视播放出来的，因而这种被动的看电视的状态就十分危险。同样令人不安的是，我们正在日益忠诚于电视所传达的价值观：暴力主义、消费主义、贪欲主义、自我宣传癖、纠纷等等。一个12岁的孩子，平均在电视上看到过8000个谋杀场面。研究表明，这种孩提时期的感官刺激，将导致人成年后的攻击行为和暴力犯罪的概率明显增加。当然，除了播放垃圾节目之外，美国电视有时也播放娱乐节目和启发性教育节目，但是这种情况十分罕见。媒体传播者的主要目的就是吸引观众的目光，出售他们的产品。因此，广告和欺骗一般情况下要战胜智力和智慧。我们的电视癖已经使我们的文化贬值了，使我们的大脑变得迟钝了，并促使我们的社会分化成了孤立的个人主义。但是，要摆脱这个习惯，我们似乎无能为力。

神圣的上帝与非神圣的上帝制造更好的捕鼠器

1908年，西格蒙德·弗罗伊德访问美国回国之后，他不断地抱怨美国缺乏文化品味。他的一位同事问他，为什么如此仇恨美国这个地方？“恨美国？”弗罗伊德回答道，“我不是仇恨美国，我是后悔！我后悔哥伦布为什么要发现美洲大陆！” 这位精神分析学之父说出了很多外国人想要说的话，他认为，美国人或许是富有的，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如何利用财富。他对美国人的评价：友好，却俗气；聪明，却浅薄；富裕，却孤独。他们被物质财富所淹没了，从而缺少家庭、朋友和社会的温暖。他们的道德观念很古怪，似乎认为性行为可耻，而暴力光荣。最需要指出的是，他们生活的目的是为了工作，而并非工作的目的是为了生活。根据美国人的行为准则，欧洲人每年两周的休假时间是不文明的自我虐待行为。一位瑞典社会工作者看起来像是英国男演员亚历克·吉尼斯的同胞兄弟，他叫德特勒夫·舒尔茨，曾对我说：“我们要坚持我们的休假制度！生命太短暂了，不能一生都用来工作。” 他说得太对了。

然而，使美国人变成了世界上第一工作狂的根深蒂固的动力，是来源于我们的历史，我们从小受到教育所形成的价值观，无情地推动着我们现代文明朝着不可估量的方向发展，变成了强大的经济结构和技术现代社会。我应该指出的是，美国人不一定就喜欢这一切，我们只是已经习惯了这一切。我们当中一些人，已经被这种永远马不停蹄的社会生活搞得筋疲力尽了。诚然，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一件新鲜的小玩意，譬如像电子邮件、无绳电话、掌上电脑都为我们带来了更多的自由和方便，但是也使我们的科技社会与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相距更遥远了。我们常常抱怨所承受的压力，抱怨没有更多的时间来陪我们的孩子们玩耍。我们怀念我们过去的田园生活，怀念更平静的生活方式。但是到头来，我们还是变成了社会的傀儡，我们既不承认社会给我们造成的全部损失，也看不见生活当中真正可以选择的余地。 那句美国人信奉的格言暴露了问题的实质：“时间就是金钱。”从一开始，我们文明的主要抱负就是肆无忌惮地追求财富。因此，在生活中其他方面所花费的时间就相对减少了。同时，我们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新教，倡导了一种工作的伦理，它使任何不努力工作的人，会有被他人远远抛到后面的内疚感。

这样做，确实取得了一些令人羡慕的成效。金钱至高无上的价值观，以及对于金钱的无限追求，已经使美国的经济获得了相当可观的动力，带来了发明和创造，从而改变了世界。但是，我们肯定在一些方面也到了精疲力竭的地步。 人们曾经将美国看作是一个宗教自由的避难所。早在这之前，美国曾经是寻找出路的人们所崇拜的地方。1540年，西班牙探险家科罗纳多带着发家致富的梦想，第一个闯入“这个新世界”，随后他在这里待了3年，寻找虚无缥缈的“7个金城”。历史书籍中大量记载了1620年以来到这块圣地的朝拜者。而事实是，大多数欧洲移民是带着改善经济状况的愿望来到美洲的。财富梦激励了我们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一次移民运动，1849年的淘金热，吸引了数百万人来到加利福尼亚，就像20世纪初欧洲人掀起的为了美好生活向美国大量移民的浪潮一样。 当今的美国人与其他国家人民的区别在于对枪支的溺爱，其根源也可以追溯到我们的经济历史。因为，从我们一开始追求财富时，使用武力就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外国人感到害怕和恐惧的是，在美国允许普通老百姓携带枪支，甚至还颁发枪支许可证。

外国人认为，这种自由使用枪支的现状，很可能导致国家的高犯罪率、校园枪击事件，以及其他的谋杀案。“9·11”事件之后，所有枪支的销售量大幅度增加。特别对欧洲来说，我们对于死刑的狂热，也使许多人感到惊恐万分。然而，枪支和暴力很早就在美国历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而且这种枪支文化从来没有衰退过。在偏僻的边疆，人们需要自卫的武器。因为在那里要经常与美国的土著人打交道，防御武器常常不可缺少。在美国，正像自由的存在早于权力一样，在有效的强制法律出现之前，火器已经普遍存在了。对捍卫生命财产、土地分界线与对水的所有权的争端，可以通过火力的较量得到很好的解决。在西部野蛮的荒漠地区，光天化日之下的抢劫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尤其发生在矿区，因为在那里聚集着大量的财富。 在19世纪90年代，奥斯卡·王尔德访问了美国，他在当时号称世界上最富有的城镇科罗拉多州的一个盛产铅的村庄发表演讲。在他开始讲演之前，台上抢先上演了一场序幕：两个本地人被指控犯了谋杀罪，进行公开审判，并且面对一大群观众被执行了枪决。王尔德对此感到十分震惊，他接下去开始演讲关于艺术伦理学，叙述本维努托·切利尼的自传。

后来，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他的听众“似乎很兴奋，但是我却受到了责备……因为我没有把切利尼带来。我解释说，他已经在不久之前就谢世了，接着就有听众问道：‘是谁将他枪毙了？’” 身处边疆的人，几乎不在乎语言上讽刺与赞美的微妙差别。美国人很豪爽，很直率，他们不会为自己追求财富的欲望而感到羞耻。无数名到过美国的人都议论说：美国人喜欢根据金钱来评价事物的价值。19世纪80年代，英国外交家莱佩尔·亨利·格里芬评述道：“美国人满足于体积大的东西，如果一个东西的体积不大，它必须是很值钱的东西才受欢迎。在芝加哥密歇根大街有两栋结构非常漂亮的房子，领着我参观的人说，它们每一栋都价值50万美元。赞扬一匹良马，不是着眼于它具备哪些良好的体格特征，而赞扬它的高贵之处是因为它花了数千美元。” 如果说，美国人对于金钱有过分的自豪感，其原因可能是因为那些钱常常是他们自己辛苦挣来的。而在欧洲，财富一般都是继承下来的，社会的机动性非常有限。一般情况下，你出生的时候属于哪个阶层，你去世的时候仍然还是那个阶层，你的子女的情况也同样是一成不变。这也发生在中产阶级的家庭中，因为多数人没有选择权。

有时候，根据法律和传统规定，长子可以继承父亲的全部财产，其他人则什么遗产都没有。因为如果将遗产平均分配，每个人分到的份额就太少了，不足以维持生计。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风险和令人振奋的机会。边疆的财富是向所有人开放的，任何人只要有勇气，敢于奋斗、冒险与拼搏都能够得到它。美国大体是这样，财富对所有的追求者都敞开着大门，他们当中，只有最佳的选手才能赢得最多的报酬。 因此，商业在美国要比在欧洲更为重要，更受到人们的尊敬。控制欧洲统治阶层的大财阀们，将商业活动蔑视为有损于个人尊严的工作。但是，它毕竟意味着进行一种劳动的生活，而不是自在和悠闲。在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