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30.救亡与启蒙（4）

1933年是一个特别严峻的年头。 从这时开始，在鲁迅的文字中，不断出现“文网”的字眼。其实，“文网”除了从删改、禁毁作品直到通缉等来自官方的干预手段之外，还有文人为同行设置的陷阱。鲁迅本人即陷入了上海滩文人——他称为“狐鼠鬼蜮”、“小虻”、“富家儿的鹰犬”、“无赖”、“覆面英雄们”——的恫吓、诽谤和攻击之中。 自北京回来之后，便有小报登载消息说鲁迅要出版一本新著，名为《北平五讲与上海三嘘》。所谓“三嘘”的对象是：梁实秋、杨人、张若谷。考其出处，原来是在一个饭店里，在家闲谈到几个人的文章时，鲁迅曾经说过：这些都只要以一嘘了之，不值得反驳的。这时，同梁实秋的论战已经过去，至于张若谷，实在连“嘘”的资格也没有；三个人中，杨人或者还有值得一“嘘”的必要。 杨人早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太阳社成员，后来加入左联。1933年1月，他公开发表“脱离政党生活”的自白；2月，在《现代》发表《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一文，宣称“自由”地站在“政党生活战壕”之外，来“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号召同志，整齐队伍，也来扎住我们的阵营”。分明扯起“自由人”的旗子，背叛了革命，却仍以“革命”

标榜自己。早在1930年，他便化名“文坛走卒”，造谣说鲁迅“拿到当今国民政府教育部大学院的奖赏”，于是乎大开汤饼会，庆祝海婴周年生日，不料引起郁达夫对亡儿的记忆，顿时伤感起来云云。大学院的钱是拿了的，但并非“奖赏”，当然后来到底被教育部裁撤了；至于“汤饼会”之类，更是无中生有。对此，鲁迅一直保持沉默；直到杨人的自白出来之后，才作文加以揭露。然而，杨人逼人太甚，又发表《给鲁迅的公开信》，说鲁迅以诸葛亮自居，把无产阶级大众都当成阿斗。信中还说鲁迅向他放冷箭，而他实际上又如何为鲁迅的老态而惶恐，如何“出诸至诚”云云。 鲁迅终于写了一篇《答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他认为，答复的必要，是因为杨人不失为一个类型，事关革命和社会，“个人倒还在其次”。 对于杨人，信中称作“革命场中的一位小贩”，以同“奸商”相区别。在《伪自由书》后记里，还对杨人一类革命小贩有过很深刻的批判，说：革命文学者，借革命来推销他自己的“文学”，则革命高扬的时候，他正是狮子身中的害虫，而革命一受难，就一定要以各种理由，走出阵线之外，好则沉默，坏就成为叭儿。杨人不甘沉默，结果成了叭儿。

鲁迅因为接待过萧伯纳，还遭到文学社同仁的一场袭击。 《文学》杂志是郑振铎从北京到上海后创办的，鲁迅出席过组成编委会的一次晚宴，按理说，关系是算比较友好的罢?杂志第二号即登出主编傅东华化名伍实的文章：《休士在中国》，无端虚构事实，对鲁迅加以奚落。 文章说：“美国黑人作家兰斯吞休士(Langston Hug-hes)于7月初经由苏俄到中国，比之不久以前萧翁来华的声势，真所谓‘不可同日而语’；不但码头上没有女士们的欢迎，就是日报上也不见他的名字。这里面的道理自然很简单：萧翁是名流，自配我们的名流招待，且惟其是名流招待名流，这才使鲁迅先生和梅兰芳博士有千载一时的机会得聚首于一堂。休士呢，不但不是我们名流心目中的那种名流，且还加上一层肤色上的顾忌!”倘事实如此，鲁迅不就成了一个势利小人了么? 他气愤之极，立即给文学社写了一封信，要求公开发表。 信很短，但简要。他严厉指出：“我看伍实先生其实是化名，他一定也是名流，就是招待休士，非名流也未必能够入座。

不过他如果和上流的所谓文坛上的那些狐鼠有别，则当施行人身攻击之际，似乎应该略负一点责任，宣布出和他本身相关联的姓名，给我看看真实的嘴脸。”其实，休士他是见过的，只是认为在此并无辩说的必要，只要求对方就捏造的事实加以澄清。作为同仁或朋友，分明在背后捣鬼，见面时倒又装得十分客气——他是不愿意看到的。后来提到退出文学社的事，他说：“宁可与敌人明打，不欲受同仁的暗笑也。” 《文学》第三期同期刊登了鲁迅、伍实的来函，以及编委会的复函。伍实在函中作了解释，承认没有侮辱或奚落之意，希望能够消除误会。编委会的复函公开了傅东华的名字，对发表伍实文章作了说明，末了表示歉意，希望取得鲁迅的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