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21.左联时期（1）

1927年5月，鲁迅只身返京省亲。 年前，他就接到“老太太的命令”，但因为陷身斗争，无暇他顾，再者恐怕同许广平的关系有关，便一直拖延着。而今，“害马”已经怀孕，他不能不把两人同居的“秘密”向家人公开了。 在北京逗留的大半个月里，鲁迅在燕大，北大，以及两所师范学院里一共做了四次讲演，很出了一下风头。讲演的内容有新文学问题，妇女问题，还有其他的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他讲话时总是处处联系着个人过往的斗争经验，执著于记忆中的创痛，“照例从成仿吾一直骂到徐志摩”，如他写给许广平的信中所说。他强调政治先行，强调改变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意义；相对于“阶级斗争”，提出“同级斗争”这一特别富于民族文化内涵的概念。他的意见是，应当及早消除普遍的“互斗”现象，致力于阶级的抗争。由于思想的魅力，他每到一处，听众如潮。在北大讲坛，因为拥挤，他不得不通过后台走上讲坛。还有报道说，青年看到讲演的海报，奔跑相告，争先恐后，以致一度使周围一带的警察受惊。 鲁迅先后三次前往未名社，同曾经一起战斗过的青年朋友晤谈，又特意到西山疗养院去，看望了重病中的韦素园。

此外，他还访问了几个教育部里的旧同学，得悉因有学校拟留他教书，遂使一些教员惴惴危惧的消息。往日的北京，已经变做北平，然而，城市非但不见进步，反而日见停滞和颓废。感慨之余，更加坚定了他在外“漂流”的决心。 返回上海后，第一件事是同老板李小峰打了一场版税官司。虽然，官司以鲁迅获胜告终，但《奔流》也因此失去经济上的给养而夭亡。由于这场官司，林语堂同鲁迅在一次晚宴上起了争执，终至友情破裂；究其实，在思想倾向上，两个早已是分道扬镳了。 9月，海婴出生。从此，在精神上不免多出了一种负累。过份的关怀就是负累。虽然在日常生活中孩子也能给他带来少有的欢愉，但是并不能减少他的隐忧；这从后来关于转地疗养的通讯，从遗嘱，都可以看得出来。他对孩子的爱是感人的，《自嘲》诗里有一联曰：“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至今为人们所传诵。他的《答客诮》，作为父亲的自画像，更是传神： 无情未必真豪杰， 怜子如何不丈夫。 知否兴风狂啸者， 回眸时看小于菟。 国民党在形式上统一中国之后，政治控制日益严密。党中央高踞于国家之上，党政不分，从军队直到所有的群众团体都成了党的御用工具。

1928年8月，蒋介石宣布：在“全国统一”的形势下，应进行“巩固国家基础”的工作，从“军政时期”进入“训政时期”。次年1月，国民党中央颁布《宣传品审查条例》，规定凡“反对或违背本党主义政纲政策及决议案者”，均为“反动宣传品”，应予“查禁查封或究办之”。3月封闭晓山书店，8月封闭创造社出版社，上海几所学校也遭到查封。10月，国民党政府动员全国军政机关，一致行动，严密查禁进步书刊，“以遏乱源”。自由，民主和人权公然遭到践踏，专制秩序代替战争和混乱。中国陷入更深的黑暗之中。 1930年2月，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在上海成立。 鲁迅同青年朋友柔石一起出席自由盟的成立大会。在这个知识者群体秘密召开的会议上，他没有正式发言。他向柔石的朋友，会议主持人冯雪峰表示说，他是不赞成这种方式的，但同意发表一个宣言。但当发起人名单正式发表的时候，他却同郁达夫一起，成了领衔的人物了。 接着，上海又成立了20多个分会。自由盟敦请鲁迅等出席系列讲演活动，宣讲自由的真义。

他先后做过几次讲演，都是讲说文艺和美学，是自由的边缘主题，并没有进入组织者指定的中心；然而，通过他特有的策略和方式，却成了自由和人权的最出色的宣传家。可是所有这些，都骗不过嗅觉发达的“文探”。他们跟踪自由盟的活动，利用党国的传媒，诽谤，漫骂，无所不用其极。这些文章，最恶毒的是，强调“以党治国”而否定自由盟存在的正当性，目的在于鼓励当局采取镇压活动。果然，国民党政府下令上海各校禁止自由盟派人来讲演，并通过巡捕房，秘密逮捕主持人。浙江省党部得悉自由盟的情况之后，随即呈请南京当局通缉“堕落文人”鲁迅等51人。起初，鲁迅并不以为意，仍照常出入内山书店；后来经过许广平和友人的再三规劝，才不能不在书店的假三层躲了起来。除了柔石，冯雪峰，郁达夫等有限的四五个朋友之外，他不敢公开寄寓的地址。每隔几天，许广平便抱海婴去探望一次；偶尔外出，还有人跟踪。这种境遇，既是禁闭，也是流亡。他写信给章廷谦说：“半生以来，所负的全是挨骂的命运，一直听之而已，即使反将残剩的自由失去，也天下之常事也。” 但他仍然珍惜这仅有的一点“残剩的自由”。避难期间，他曾数次觅屋，后经内山介绍，于5月中旬进入北四川路公寓。

为安全计，他只好在门上贴上写有“内山完造”字样的纸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