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19.革命文学家的围攻（4）

对于革命文学家的围攻，鲁迅一经战斗，便颇不以为意了。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第四阶级文学家对于我，大家拼命攻击。但我一点不痛，以其打不着致命伤也，以中国之大，而没有一个好手段者，可悲也夫。” 然而，革命文学家并没有轻易放过他；最后的进攻仍然是凶猛的，连主帅也挥戈上阵了。 6月，钱杏发表《“朦胧”以后——三论鲁迅》，宣布对鲁迅的绝望，说鲁迅“始终是一个个人主义者”，“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有的坏脾气，也是一种不可救药的劣根性，”“只是任性，一切的行为是没有集体化的，”“不是革命的”。对于如何看待暴露黑暗和歌颂光明问题，钱杏的文章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他批判说，只要留心鲁迅的文的人，很容易看到他是怎样在矜持他的黑暗的暴露。他认为，如果要暴露黑暗，也必须同时创造光明；没有光明的创造，那么暴露也是“盲目的暴露”。因为“鲁迅的眼光仅及于黑暗，”所以“出路只有坟墓”，“只有‘没落’到底”。李初梨在一篇题作《普罗列塔利亚文艺批评标准》的文章中，把艺术定义为“阶级对立的强有力的武器”，悬拟了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即包含“结构和技巧”在内的艺术标准与“反映着何种的意识”

的政治标准，并且规定了它们先后的位置。这种庸俗社会学和机械论的观点，到了40年代被经典化和教条化，影响就深广许多了。 《创造月刊》第二期集中刊发了批判鲁迅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明确地把鲁迅当作“敌人”，“在现阶段是有害的”，“可以变成一切无为的，消极的乃至反动的ineelligentsia的浦逃薮”；因此批判鲁迅，“‘除掉’鲁迅的教训”，便成了“我们对于现阶段的任务”。化名杜荃的郭沫若的文章对鲁迅的歪曲和攻击特别厉害，把鲁迅当成极端敌视青年的“老头子”加以描绘，“杀哟!杀哟!杀哟!杀尽一切可怕的青年!而且赶快!”最后“决定”鲁迅的“时代性和阶级性，”就是： 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 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 鲁迅是二重反革命的人物。 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 正是郭沫若等人的文章发表的当日，鲁迅又写下一组短文：《革命的咖啡店》《文坛的掌故》《文学的阶级性》。这是他进行正面论战的最后一组文章。他想及早结束这种近乎无聊的纠缠。

对于论争的焦点之一——文学的阶级性问题，鲁迅有一段十分扼要的说明：“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他并不以阶级性否定人性，但也反对以人性抹杀阶级性。他指出，创造派“自以为唯物史观”，其实是“唯心的”。在迎战创造派的同时，也批了一下新月派如梁实秋者流的面颊。 此后，革命文学家多少还有一些明枪暗箭，但都断断续续；而鲁迅，也还时时提起旧事，像当年同现代派斗争那样“不能带住”。然而，作为一场思想文化方面的战役，毕竟已告结束了。 关于这次论争，鲁迅写信告诉朋友说，“上海书店40余家，一大队新文豪骂了我大半年，而年底一查，拙作销路如常，提提脚膀，胖了不少，此刻差堪告慰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