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11.孤岛（2）

这时，高长虹和他的“狂飚社”同仁向鲁迅发起了攻击。起因大约因为向培良有一个剧本投给《莽原》，主持人韦素园答复说可以发表，却因版面的关系而拖延了两期，后来接获消息，说是剧本已由作者收入即将出版的书中，便将原稿退还。为此，向培良愤愤不平，认为压制稿件是别有用心的，并将情况写信告诉了上海的高长虹。高长虹接信后，接连发表文章，说韦素园“曾以权威献人，今则用以自献”，又说鲁迅自任编辑的莽原社内部有“党伐”现象，“几无处不显示有入主出奴之分”。接着步步进逼，又著文说鲁迅想获得一个“思想界的权威者”的空名，连年龄，疾病都成了嘲笑的材料，说：“鲁迅遂戴其纸糊的权威者的假冠入于身心交病之状况矣!”高歌和向培良也相跟着漫骂诅咒，指鲁迅为“世故老人”、“绊脚石”、“前一个时期的人物”。鲁迅一面忍隐，一面调查，但当忍无可忍时终于出手反击了。对于狂飚社特赐的“思想界先驱者”的“纸糊的假冠”，他联系了此前陈源类似的嘲笑，指出，这是“暗中所加，别有作用”；至于自己对“假冠”的态度，则是“头少帽多，欺人害己”，“本人事前并不知情，事后亦未尝高兴。”他接连写了两篇文章：《〈走到出版界〉的“战略”

》和《新的世故》，深入批判了高长虹一类青年中的“天无二日，惟我独尊的酋长思想”。高长虹还在文章中暗示说：“我对于鲁迅先生曾献过最大的让步，不只是思想上，而且是生活上。”又作诗说：“月儿我交给他了，我交给夜去消受。”高长虹明显以“太阳”自况，“月儿”是许广平，鲁迅则是“夜”了。对此，鲁迅特别愤怒，便写了小说《奔月》，用了影射的手法，作了猛烈而刻毒的回击。对于这些年轻朋友，他坦言道： 我乃党同而伐异，“济私”而不“假公”，零卖力气而不全做牺牲，敢卖自己而不卖朋友，以为这样也好者不妨往来，以为不行者无须劳驾；也不收策略的同情，更不要人布施什么忠诚的友谊，简简单单，如此而已。 《奔月》发表后，这场近于“内讧”的斗争便告结束。斗争使他深化了关于中国社会尤其是青年问题的思想，此即所谓“新的世故”；所以，斗争的结果非但不曾使他感觉沉重和痛楚，反而更加激越了。 在与高长虹的交战中，只要涉及他与许广平的关系，他会对自己说：“我可以爱!”可是当他要对两人的关系作出最后的决定时，便又犹豫起来。

他的顾虑有好几重，从朱安的处置到自己的固有的地位的保持，都是他所不能不虑及的；尤其重要的是对人生的毫无把握，耽心因此而连累了许广平，让别人替自己再做牺牲。在通讯中，光是一个“牺牲论”的问题，两人就足足讨论了一个多月。最后，他还是把决定权让给了许广平，希望朋友给他“一条光”。许广平回答说：“你的苦了一生，就是一方为旧社会牺牲，换句话，即为一个人牺牲了你自己，而这牺牲虽似自愿，实不啻旧社会留给你的遗产，听说有志气的人是不要遗产的……。”这“遗产”显然是指朱安。关于“遗产”的处理，她又说：“而事实上，遗产有相当待遇即无问题，因一点遗产而牵动到管理人，行动不得自由，这是在新的状况下所不许，这里就正当解决讲，如果觉得这批评也过火，自然是照平素在京谈话做去，在新的生活上，没有不能吃苦的。”至于所谓的“牺牲”，许广平明确说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说：“天下断没有人而肯甘心被人宰割，换言之，这一方出之爱护，那一方出之自动愿意，则无牺牲可言。”这样一来，鲁迅心上的疑云便全然消散了。对于许广平的决心和智慧，他深为感佩，不禁说：“置首于一人之足下，甘心十倍于戴王冠……”

此间，鲁迅接到广州中山大学发出的聘书，鉴于厦大环境的恶劣，尤其是与许广平的关系的深入发展，如他所说，有了“害马”做“保镖”，所以通知了校方，提前考试，并辞去一切职务，于1927年1月16日乘船南下。 鲁迅的离校，使厦大变得十分紧张，风潮随之而起；同时，演讲送别饯行，又多少显得有点热闹。行前的鲁迅却是从容得很。当他应了泱泱社的邀请到南普陀西南门的小山岗上照相时，还特意挑拣了一座许姓祖坟做背景，单独地照了一张，说是要将照片印到即将出版的《坟》里去。下午，他立即写信告诉许广平道：“今天照了一个照相，是在草木丛中，坐在一个洋灰的坟的祭桌上，像一个皇帝……” 此刻，他的心里，已为“跟踪”的神秘的快感所充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