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社会政治状况与科技发展（2）

艰难顿挫可鉴者多 清王朝的败亡已成定局。问题是由谁来完成推翻千年帝制这一历史使命？推翻帝制后中国又该向何处去？ 1850～1865年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声势浩大，波澜壮阔，再一次证明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中国农民一旦动员组织起来，对旧政权有巨大的摧毁力量。不幸的是以洪秀全为首的领导集团并不具备革命领袖应有的才能和品格，致使起义走入歧途。洪秀全对当时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全然不晓，在农民起义的大潮涌起时，他没有从国外引入先进的理论和政策，更不可能引入先进的科学和技术，只能用历代农民起义的平均主义思想和口号来动员造反。他像邪教主似的杜撰自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的兄弟，创立了拜上帝教。他靠装神弄鬼的手段摆布信徒，他自己又被更会装神弄鬼的杨秀清所摆布。攻破南京，天下未定，领导集团内部的宗派思想、保守思想和安乐思想就日渐抬头。等级差别、贫富差别也逐渐拉大。普通夫妻不能同室，洪秀全等人却妻妾成群。太平天国的失败是必然的，也并不可惜。可惜的是15年征战，2000多万人丧生。战火所及，百业萧条。起义农民对城市实施报复，商业活动被摧残。

至今在山西平遥、太谷、安徽绩溪、徽州一带当年晋商、徽商活跃的地方，仍能追踪到太平军对当地民族资本和地方经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可惜的是付出了这一切代价后，除对清王朝作了一次强力的冲击外，中国的社会问题一个也没能解决。就在太平天国失败的那年，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胜利结束。林肯满怀信心地向世人宣称：要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 19世纪末，中国和日本都进行了变法维新。维新人士都想影响最高统治者从上而下地推动变法图强。两国维新人士的初衷和目标大致相同，但结局却完全不一样。并不是光绪皇帝不如明治天皇开明和积极，而是中国的封建势力实在太强大。戊戌变法的失败不必过多地归咎于光绪皇帝的无力、袁世凯的叛卖、慈禧太后的顽固和维新人士的焦躁。他们各自都在中国这一特定历史舞台上真实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整个问题是中国的社会发展还没有成熟，社会变革的条件还没有到位。应该肯定的是，维新人士在那期间大量介绍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和政治经济等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到19、20世纪之交，推翻封建帝制的历史任务终于由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完成了。

但中国的封建势力根深蒂固，帝国主义又纷纷勾结中国军阀，阻挠革命。孙中山提出的政治纲领是正确的，孙中山的人格也是伟大的，但中国资产阶级当时还很弱小。辛亥革命的第二年，胜利果实就被袁世凯所篡夺。孙中山之后，背叛三民主义的恰恰就是他所信任的学生们。辛亥革命后，皇帝换成了总统，但建设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并没有实现。 对中国近代社会政治历史作如上回顾后，聚焦在中国科学技术问题上就比较清楚了。“康乾盛世”时拒绝了科技，“康乾盛世”后又无力发展科技。科技兴则国兴，国兴则科技兴。这是被无数现代化国家所证实了的客观规律，却未能在中国实现。中国古代，以四大发明为标志，科技曾是辉煌的，但近代落后了。在古代，科学技术处于科学家自发的小规模实验探索时期，对社会政治状况的依赖较少，因此在动荡的社会中，科学家还可以关起门来，潜心钻研，做出成果。如南北朝兵荒马乱之中，祖冲之祖孙三代人在数学上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即使近现代，这种类型的科学研究受社会政治的影响也相对小些。但近现代科学研究的主流已经不是这种方式。

从小科学时代进入大科学时代以来，科学研究需要安定的社会环境、民主的政治氛围、自由的学术空间、独特的创新思维、相应的经济保障、合格的人才队伍。这一切，在那战乱纷纭的年代，都是无从谈起的。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落后，首先是社会政治经济落后的结果。世界各国的情况表明，凡社会政治经济进步的国家，科学技术也都相应地进步；社会政治经济落后的国家，科学技术也不可能单独进步。 1921年，灾难深重的中华大地上，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全国解放，中国人民站了起来。科学技术得到了长足的进步。50多年来，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也屡有失误和挫折。今天，在庆贺辉煌的胜利时，同样应该反思经历的曲折与坎坷，总结经验教训，继往而开来。 全国解放后，中国共产党执了政。执政党的工作千头万绪，但首要的任务是掌舵，就是把握中国革命的历史方位，决定行止。这在解放前是比较明确的。毛泽东同志在当时很多著作中都反复阐明过。简单说来，就是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解放后到1956年“八大”，把握得还是比较好的。因此各条战线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国际地位空前提高。

科学技术研究蓬勃开展，十二年规划启动，很多科研机构建立，科技队伍壮大，一派兴旺景象。但“八大”以后，我们党在对中国革命历史方位的把握上出现了分歧。是继续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以经济建设为工作重心呢？还是要尽快进入社会主义，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就成了尔后20年国内政治斗争的焦点。现在很清楚，以经济建设为重心是对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就错了。抓经济建设，国家就治；抓阶级斗争，国家就乱。这在科技战线上同样表现得非常明显。1950～1959年科技成果呈指数增长，每隔1.6年成果翻一番。1959～1962年进入非常时期，科技成果呈困难的饱和增长；1963～1965年科技成果又呈指数增长，每隔1.4年成果翻一番。1966～1975年又进入非常时期，科技成果几乎呈零增长。1976年以后科技成果再度进入指数增长期，增长率基本上与世界水平相近。社会政治状况对科技发展的影响在这30多年内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尽管以阶级斗争为纲时，党的领导主观上也希望多出大的科技成果，在抓科技工作上也是花了力气的。但从事科研工作的基本条件被破坏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被打击了。要求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发展科技，无异缘木求鱼。

当十年动乱、全面内战正酣，西方发达国家已开始了以高科技为标志的新的产业革命，差距又拉大了一截。直到1978年后，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全面拨乱反正，才正本清源。1982年“十二大”明确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7年“十三大”明确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拨正了中国革命的历史方位。1992年“十四大”明确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7年“十五大”提出邓小平理论，中国革命的巨轮又重新在正确的历史航道上前进。 但是，习惯于“左”倾思维方式的同志认为这是倒退，退到新民主主义阶段去了云云。纠正“左”，容易被“左”倾观点的人视为退，因为参比点不一样。历史上纠“左”，都似乎在退。欧洲文艺复兴时曾如此，我党早期纠正多次“左”倾错误时也如此。“左”了，该退就得退，还得退够。为此，我们现在对私人资本的政策，对市场经济的政策，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等都有别于以往任何时期的政策，都更符合中国现阶段的社会实际。对进入社会主义的时程估计也比过去的估计长得多。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从经济崩溃的边缘回到了繁荣昌盛的道路，科学技术迎来了新的春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

在当前社会大转型时期，各种思想异常活跃，这不奇怪。执政党的主要工作始终是掌好舵，不为“左”右倾言论和思潮所干扰。一个领导13亿人口国家的执政大党，耳边有一些不同声音没有坏处。改革伊始，难免七嘴八舌，难免意见分歧。不必争论，更不必搞什么运动，批这批那。千钧之弩不为鼷鼠发机，万石之钟不以挺撞起音。改革成功了，思想自然就统一了。真正应该担忧的是我国现有上亿文盲半文盲和上亿失业半失业者。尤其令人不安的是，贪官污吏不绝，假冒伪劣泛滥，社会治安严峻，贫富差别拉大。因此，当务之急是应尽快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以德立国；尽快完善我国的法制建设和管理机制，依法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