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2）
3.语境二：蜘蛛侠与章鱼人？ 不过，上面之所以提及西方，是因为感觉中国知识界百年以来的许多论争虽与本土现实相关，亦常有浓重的外来色彩。比如，上世纪20年代那场论战中，有感于双方学者征引的思想资源大都来自他们的西方导师，张君劢就曾说过：“今国中好为学问家者，何一人能真有所发明？大家皆抄袭外人之言耳。各人读书，各取其性之所近者，从而主张之。”“五四”时期如此，眼下这个中国人急欲重新与世界接轨、资讯高速流通的全球化时代，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回首8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精英们此伏彼起的种种思潮论战，作张君劢之想者恐怕不止一人。 问题是真实的，但由于许多问题内外互动犬牙交错，我们的问题意识以及对问题的读解判断也往往真伪难辨鱼龙混杂。忙乱之中，误读误解在所难免，甚至有时忘记了“这丫头不是那丫头，头上没有桂花油”，错将别人的问题横移过来、预期焦虑，美其名曰“未雨绸缪”、“理论超前”。其实轻则给观者以对空乱发高射炮之荒谬感，重则“瞄星星打月亮”“歪打正着”——炮弹落地恰恰砸死了急需生长的幼苗。 科学的确是把双刃剑；不顾语境的“反科学主义”也可以变成一把双刃剑。
科学之傲慢的确可怕；人文之傲慢同样可怕。借鉴西方很有益处，因为他们在现代性方面走在我们的前头。所以，我同意作家阿城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去西方多走走多看看，知道别人已经做过了些什么，这样就不会再费尽心机发明自行车了。”所以，我也同意作家史铁生对我说过的一句话：“美国的问题是人类的问题。” 但是，毕竟美国不是中国，中国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永远不会是美国——我希望。所以，我愿在此再次强调语境之别。 让我再举一个例子。今年夏天,我在纽约带8岁的女儿去看新上映的《蜘蛛侠2》。这个片子影评票房俱佳，该算是那种老少咸宜的美国大片。坐在黑洞洞的影院里看着看着，我忽然想起了秋天要在青岛举行的这个会议。为什么呢？原来《蜘蛛侠2》的剧情和主题，正是关于“以人为本与科学的发展”，关于“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不信，就请大家听听开演不久出现的一段对话。这场戏描写的是科学家把蜘蛛侠请到家里作客，然后主人夫妇讲起了他们当年恋爱的情景。下面是那段对话的大意： 科学家妻子：我们在大学校园的台阶上结识，当时我就知道这个关系不会容易。 科学家：我那时在读科学，她在读英国文学。
我试图向她解释相对论，她试图向我解释T.S.艾略特。 蜘蛛侠：T.S.艾略特？ 科学家：是呵！相信我，T.S.艾略特比高级科学更复杂，直到今天我也还是没有弄懂。不过，如果你要一个女人爱上你，那就给她写诗吧！ 这不正是科学与文学在调情、数学家（物理学家）与诗人在对话吗？那么，这场“科玄之恋”是如何结束的呢？影片接下去，科学家的尖端实验出了问题，文学家妻子在爆炸中身亡，科学家的身体被他一手研制成的魔鬼控制，变成了“章鱼人”，给城市带来无穷灾难。当然故事远未结束，影片接下去就是铺陈蜘蛛侠如何与章鱼人搏斗，最终解救了城市和他心爱的姑娘。观众得到了一个好莱坞式的乐观结局。 这部片子表现了美国电影中常见的一个主题，即人类对高科技忧喜参半的心情。当然，电影剧本一般是文学家创作的，科幻片实际上是一种“小说家看科学”，而文学家对科学技术的破坏性往往极其敏感恐惧，对高科技给社会和人可能带来的异化与灾难特别忧虑。所以，“章鱼人”这类形象其实是文学家为科学这把双刃剑的邪恶一面打造的夸张化身。蜘蛛侠呢，则是正义的人文精神的化身。 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中美语境之别。
首先，科幻片之所以是好莱坞历久不衰的一大品种，其中既有“Bladerunner”、“Matrix”（“黑客帝国”？）这类哲理型的成人片，又有“蜘蛛侠”这类的青少年娱乐片，是因为高科技对经济和社会的渗透早已成为美国日常生活现实。就连代表人文精神的蜘蛛侠也是古代侠客与现代科技的结合，所有那些城市特技场景都不可能离开电脑制作和种种高精密度的影像操纵。在这种现实下，对高科技以致“科学主义”的怀疑批判便不仅是学院里的阳春白雪，而是以普通人为对象的大众文化的有机部分。除了影视业，种种具有批判色彩的科幻小说、科幻漫画在美国遍地皆是。 再看中国，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绩举世瞩目，但我们的经济仍然基本属于劳动密集型，科学技术的研究创新远未成为经济的火车头，文化复苏与复兴也仍旧任重道远。所以，“皇帝片”和“功夫片”占据着影视屏幕的半壁江山，本土原创的科幻片至今鲜有，优秀的科普读物长期供不应求，“科学主义”仅仅是学院里少数人的热点甚至“学术科幻”。不信，就看看张艺谋的《英雄》、《十面埋伏》里边的特技场景应可代表国产大片的最高水平了，但科学的影子在哪里呢？遑论科学主义。
当然，我绝不认为学者作家只能步大众文化之后尘，也并不认为科学的进步必定带来人类的幸福。我衷心盼望中华文明对世界现代文化的创造性贡献早日从有识之士的凌云壮志变为现实。但我想说，有些历史大限是无法超越的，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在目前的中国语境里，也许胡适之那句“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仍然是一句至理名言。当年那场“科玄之战”中最早提出休战建议的张东逊先生曾说：“争论下去必定强学哲学的人来临时抱佛脚谈科学，同时强学科学的人临时抱佛脚谈哲学，这当中便难免不有疏忽。这事太不经济，还是其次，而给社会以恶影响则为害却大。”过多过早争论大问题之弊端，前辈人早已看得很清楚了。 当然，在一个健康开放的社会里，必需品与奢侈品，务实与谈玄，通俗与高雅，科学与人文，完全应该也可以并存、互补。天道幽微，人生大于任何一门学科。只要我们明白个体的局限与渺小，只要我们抱着好奇心和“风物长宜放眼量”的耐心和胸怀，避免对我们尚未了解透彻的复杂现象和历史过程轻易下结论，那么我们至少可以超越简单的愤世嫉俗、杞人忧天的焦虑、似是而非的诠释、武断偏执的裁判，使我们的所思所为保持一份谦卑，一种冷静。
这样的态度，我觉得既符合真正的科学精神，也符合真正的人文精神。 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硕士。先后在纽约、芝加哥、休斯敦、香港、北京居住工作，并发表小说、专栏文章、随笔。中文著作有小说集《到美国去，到美国去》、《丛林下的冰河》；杂文集《说东道西》。英文著作《ChinaPop》（《波普中国》），被美国《VillageVoice》(《村声》)杂志评选为“1995年度25本最佳书籍之一”。2003年获美国Guggenheim（古根汉姆）NonFiction(非小说)创作奖。为纽约NewSchoolUniversity中国—印度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