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科学是把双刃剑

赵长天 从1999年到2003年，我用了三年多的时间撰写了一部传记，传主是个英国人，叫赫德。这位英国人，曾经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长达半个世纪（1862—1911年），对中国近代史产生过重大影响。因为写作的需要，我沉浸在一百多年前的文献资料中，搜索着那个年代的大小事件，感受着那个年代人的喜怒哀乐。我的生活不断地在相隔一百多年的时空间切换，便生出了不少的感慨。一百年，在人类历史上，是非常短暂的一幕；在地球的历史上，更是电闪般一瞬。但这一百年，人类的生活状态，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地球的生态面貌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一百年前，再有想像力的人，也想像不出，仅仅一百年，世界就这样的面目全非了。 都是因为人！因为人掌握了科学，科学的力量威力无比！我们从来认为，科学是个好东西，科学就是力量，科学使我们摆脱了蒙昧，科学创造了文明，科学使我们过上了好日子。

你看看，我们住上了高楼大厦，因为空调而免除了炎夏隆冬的酷暑严寒；我们坐上了飞机汽车，爱上那儿上那儿，即便远隔大洋也可以朝发夕至；我们人人揣个手机，形影不离，想找谁就手到擒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们天天看电视上电脑，声色犬马，五彩缤纷，稀奇古怪什么都有……现代科技给我们带来的方便实在太多太多，我们的生活前所未有的幸福。凡是有条件享用现代科技便利的人，包括我本人，都不舍得舍弃这样的便利和官能享受，虽然，我们全都明白这一切的得来，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付出的代价都是根本性的：土地的荒漠化、淡水的短缺、空气的污染、大气层的破坏。这些代价也来源于科学。而这些根本性的破坏，不仅仅是对我们的子孙欠债，也使得我们眼前的幸福脆弱得不堪一击。于是我们继续对科学抱有希望，希望通过科学来恢复被我们破坏的自然；但我们至今看到的，是继续破坏的力量远远大于保护的力量。科学实在是把双刃剑啊！于是我们想到了，除了科学的力量之外，还应该有别的力量，比如人文。 我们现在把人文也是称做科学的。什么是人文科学呢？《辞海》解释说：“原指同人类利益有关的学问，以别于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神学。”

按照这个解释，人文科学需要回答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是人类的根本利益，人究竟需要什么，我们理想的世界是怎样的世界，我们理想的生活是怎样的生活。 现代化的那些东西好不好呢？当然好。比如有了飞机，哈佛大学的教授可以一周两次到北京来上课，跨国公司的老总可以在满世界穿梭，坐飞机就像坐地铁一样家常便饭。可再一想，这么急急忙忙赶来赶去干吗呢？人们说是在创造财富，或许是的，但创造财富的同时必不可少的也在消耗地球的不可再生性资源。人们说是在传授学问，可在这样生活状态下的学者，怎么静下心来做学问。这么浮躁心态下做出来的学问，不传授也罢。 关于新的发展观，关于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现在已经被很多人接受，变成很时髦的说法了。但现实的情况是说归说，做归做。也难怪，追求幸福是人的本能，而现在的幸福观就是以科技为基础的现代化的生活。这样的幸福观不改变的话，人和自然永远不可能和谐相处。 所以我们现在来讨论科学和人文的关系。我希望改称人文科学为人文学说、人文研究，并且把人文研究置于科学之前。就是说，科学需要有人文目标的指导，科学是为人文目标服务的工具。理由不言自明，难道还有比人类利益更重要的东西吗？

而且我们已经明确，因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人类的利益和自然密不可分。所以科学的首要目标是认识世界，切勿轻率地把改造世界作为自己的目标。改造世界的结果很可能使科学离开它的初衷，走向反面，和人文的终极世界对立。 遗憾的是，现在我们人文研究的目标也变得很急功近利了，并且随着人文学科分得越来越细而被切割成支离破碎的局部知识。我们缺乏整体把握的高屋建瓴的真理的力量。我想，我们恐怕需要从老祖宗那里，去寻找人类文化的源头，从而正本清源。两千五百年前后，人类出了一批大思想家：中国的孔子（公元前551—479）、庄子（公元前369—286），印度的释迦牟尼（公元前565—486），希腊的苏格拉底（公元前469—399）、柏拉图（公元前427—347）、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54—322）……很难想像这些大师圣人集中问世是一种偶然现象。我没有研究，无法解释这个现象，或许那个年代人类简朴的生活，才使得人具有和自然沟通的能力，人的认识也就比较接近真理。那些先哲的著作是真正的经典，那里有人类早熟的智慧。

但这个话题超出了我的学识和能力，我们这辈人的教育背景，使我们习惯于从别人转述的哲学史、思想史来接触人类文化的巨人，而那些转述的准确性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这些哲学史、思想史是按照近代科学的逻辑重新归纳整理的，就像用西医的方法来学习中医一样，很可能破坏了经典最本原的内容。我想在座的年轻人将不会重复我们的教训，你们会直接从经典中去获得真理，去研究人文。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是文明持续发展时间最长的国家，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我们不可避免地面临最为严峻的局面。我们常常讲跨越式发展，如果仅仅从自然科学的涵义上去追求跨越，跨越而入的或许不是天堂而是绝境。当然，假如正因为被逼入绝境，促使我们反省现在流行的生活方式，实现人文目标上的跨越，那么，或许我们倒是能够引领人类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一个简朴的、对其他生物不那么霸道的、敬畏自然的生活态度，应该是健康和先进的。 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副会长，上海写作学会会长，《萌芽》杂志主编。１９８５年调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曾任书记处常务书记、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兼秘书长。

著有小说集《外延形象》、《天门》、《怀旧的旅行》，长篇小说《伽蓝梦》、《天命》、《不是忏悔》、《肇事者》；散文集《过渡年代》、《半秋》、《秋水长天》、《六眼看世界》；传记《孤独的外来者》；电影剧本《面对生命》、《寻找玛丽雅》等。长篇小说《不是忏悔》获上海市第三届长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奖。电影文学剧本《面对生命》获第五届夏衍电影文学奖二等奖，影片获国家华表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