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第74节 性学遇到的阻力

今天我正学校办公，李庆云（当时的上海文学院党委书记）来了，在我办公桌前一坐，谈起来了。 “老刘啊，听说你最近搞性科学研究，搞得很起劲，我有些担心。你搞婚姻家庭研究已经小有名气了，继续搞下去不是很好吗，何必搞什么性不性的呢？弄不好有危险呢！”他说。 “什么危险，难道会开除党籍吗？”话一说出口，我感到有些顶撞了，不礼貌了，于是尽量语气和平地说：“性学研究是社会迫切需要的，总要有人去闯，让我去闯吧！” 他停顿了一会，看着我，略带微笑地说：“那好，你可要谨慎小心啊！” 这位老干部很爱才，心很好，他完全是关心我爱护我。我想，我还是要继续干下去，但的确要谨慎小心。 我的妻子也是爱护我的，也担心我会出事。枕边的劝告不知有多少次了，我都没听。我在刊物上多次发表有关性科学、性教育的文章，发表一次，惹她不高兴一次。常有这种情况，她一下班回家就略含不悦之色地责问我：“你又在某某杂志写性文章了，对吗？” “是啊，人家来约稿，情不可却。” “哼，我们医院的同事说，你们家老刘又写性文章啦！叫我多难为情！” “有什么难为情？”

我半开玩笑地说：“难道你没老公，你们没老婆，做和尚、尼姑才不难为情？” “我不管，不许你再写了，再写我就和你吵。” 怎么办？妻子的这种心情我能理解，可是也不能为此搁笔呀！不过，别把矛盾激化了，最后我答应她，文章不写不行，以后多用笔名，不让人知道是我写的，这不就两全其美了吗？ 徐兆寿：这是你在1986年10月9日写的一则日记，也是你研究性文化最早遇到的阻力。不过，这两个人后来都给予了您很大的支持。那么，除了这些最近的阻力外，来自社会的阻力有哪些呢？ 刘达临：1987年1月17日，我的《性社会学》被封了，整整4万册。当时是因为政治原因。后经过一年的审查，才开始发行。1987年2月1日，我听到一个不好的消息：邀请他到哈尔滨讲课的那位负责人被降职调离工作了。我的心里很难过。 1988年7月21日，中国第一个性学杂志《性教育》创刊号终于出版了。我像是生了个大胖儿子一样高兴。这是一本既有学术性、又有普及性的性学双月刊杂志。创刊号首印6万册，工会、妇联、计划生育、大学等系统有不少内部订数，海内外报刊也纷纷报道，认为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具体表现。

但是，后来深圳方面不但不给允诺的几万元钱，也没有了把内部刊物《性教育》转成公开发行的行动，最可气的是在1989年6月单方面撤销了他的总编一职。至此，这个总共才出了五期的全国第一份性学杂志就此停办了。6月14日，上海性研究会开了会长、秘书长办公会议，讨论《性教育》杂志的问题。会议决定，因为我与深圳方面合作的很多事情都未及时向研究会汇报，才造成了这种损失，所以经济上的损失应由我个人负责。在当时的几万元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但是，我没有怨言。 徐兆寿：您最早得到的支持来自哪里？ 刘达临：1982年，我离开了上海自动化议表一厂，进入复旦大学分校（后改为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杂志编辑部担任编辑工作，主要做社会学和婚姻家庭研究。1985年1月，我们对杂志进行改革时，大家提出应该对性问题进行研究，并举办了“现代社会中的性问题”系列讲座，我是主持人和主讲者。所以说是《社会》杂志把我引向了研究性的道路。在那次讲座中，学员们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也是这些学员帮助我完成了后来1989年至1990年全国两万例“性文明”的调查工作。

1988年6月18日，国家教委和国家计生委在上海联合召开了“推广中学生青春期性教育”的会议，我认识了时任国家计生委主任的彭云。这是个划时代的会议，从此，性教育以及性科学研究可以说获得了官方的正式认可，再也不是民间的或学术界的行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