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第67节 从夫妻对换15年的故事说起

从西方性学研究的历史来看，在19世纪到20世纪前半期，每一个性学家都遭受了非同寻常的个人“待遇”，这种个人的遭遇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性观念。中国现代性学也是从20世纪开始的，从性学先驱张竞生到“中国的金西”刘达临，可以说性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张竞生的一生充满了坎坷与传奇，那么，刘达临呢？他的人生境遇和研究是否反映了中国近百年的性观念？ 1947年3月，同山乡的刘仁智、王宝珍、陈玉含、李淑英四人奉各自父亲之命结伴去常德师范求学。李淑英是刘仁智的表妹，王宝珍是陈玉含同年爹的千金。不说青梅竹马，也是沾亲带故，各人的父母让他们去读书，当然醉翁之意不在酒，只是没有明说而已。在常德读书的时候，他们之间发生了错位。王宝珍爱上了刘仁智，李淑英恋上了陈玉含。 但父母坚决不同意，《红楼梦》中“钗”换“玉”的诡计在现实中上演了，等他们发现并不是自己意中人时，生米已成熟饭，闹也无用了。 刘仁智提出私奔，出处闯荡，但宝珍和淑英不想远去，不敢公开地违背家庭之命。于是，四个白天按父母之命结为两对夫妻，夜里则按自己的意愿结成真正的夫妻。

1950年，各自生了子女，但将错就错，陈玉含的儿子叫刘明阳，刘仁智的后人叫陈月强。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仍然没有勇气来改变现状。1960年，两对夫妻设法调进了县林业局，在一个单位，“瞒天过海”就更方便了。不料，在“文革”期间，他们的“通奸”行为被人发现，经过一番批斗后，刘仁智、陈玉含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遣送农村劳动改造。淑英、宝珍因“作风败坏”受开除。 1978年7月，他们终于被平反昭雪，换回了妻子，在知天命之年才真正地举行了隆重的洞房花烛夜。 就像我从未想到今天会写这样一本有关性学的书一样，刘达临也从未想过他的性学研究会跟他的家世有了联系。时至今日，他仍然犹疑未定。实际上，一个人从他一生下来那天起，就已经成为一个性的兴趣者和研究者，无论后来他是否承认，也无论他有没有认真地研究过性，但他几乎每天都要跟性打交道，都要不自觉地挤出一点时间面对性。性是人的根本之一，如同吃饭一样难以逾越。往往是那些禁欲主义者，他们一生的痛苦，倒是更多地来自于性。越是想斩断人性，人性的鞭子却抽得越猛。谁敢说，他一生从未跟性打过交道？

徐兆寿：无论是《红楼梦》，还是上面这个非常现实的《红楼梦》，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父母是子女婚姻的命定者，无论子女如何要求，爱的是谁，他们是绝不会考虑的。 从您写的《我的性学之路》中可以看出，您的祖父早年留学日本，受东洋进步思想的影响极深。您的伯父也是美国耶鲁大学的毕业生，您的父亲则先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后又在美国哈佛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回国后在美商上海电话公司当工程师。从您的家庭情况来看，您从小就接受了不少新思想。您的祖父、伯父和你的父亲正好生活在新旧思想剧烈争战的时期，而且他们的生活也是一半是旧式的，一半是新式的，现在回过头来想想，他们的婚姻是什么样的？幸福吗？ 刘达临：我的祖父与鲁迅大概出于同一个时期，是典型的旧式婚姻。他的第一个妻子是他私塾老师许配的，而且我祖母比我祖父的年龄要大。后来，在祖父年纪大的时候，还纳过一个妾。 我父辈的婚姻也是祖父辈指定的，而且他们都是结完婚才到国外去读书的。当然他们的婚姻已经有些半新不旧了，有媒人先介绍，他们要去看一看，同意了才决定的。他们的婚姻基本上是一个新旧婚姻的过渡时期。

徐兆寿：人人都惋惜林黛玉的死，我们可以想想，若林没死，贾宝玉会像陈玉含、刘仁智一样如愿以偿吗？回答是肯定的，但也会是否定的。因为那时候的男人谁没有三妻四妾呢？在读陈玉含四人的故事时，我一直悬念重重，提心吊胆。他们竟然那样生活了十五年？十五年内，他们难道从来没有过假戏真做？十五年内，难道他们从来没有过“算了，就这样过吧”的灰心？十五年内，多么个夜晚啊！他们竟然就偷偷摸摸地过来了！他们比起贾宝玉等来说，简直就是幸福之极，然而对于今天的我来说，那是何等地惊诧。我简直不相信这是人世间就有的真事。 应该赞美他们吗？准确地说，他们是无需赞美的，因为他们没有勇气来反抗传统，没有那些革命者的大无畏精神。 那么应该批评他们吗？生活是由他们选择的，谁由批评的权利呢？更何况他们在十五年的“白色恐怖”中从来没有违背爱情，这样的精神是一般人能具备的吗？ 我矛盾了，但是我后来也霍然了。这才是真正的人生：多少矛盾在交织啊！这才是真正的人性，一段情从无数的苦难中袅袅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