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第63节 关于“第三者”的质疑

刘达临：《北京青年报》1993年2月13日“人间指南”特别版，曾专门就1986—1993年的婚外情报道作了一个剪辑： 1986年，“第三者”被一般人唾弃，被社会舆论谴责为道德的败坏者。《社会》杂志呼吁对“第三者”要造成舆论压力，进行综合治理。而《婚姻与家庭》杂志采取了比较客观的态度：不要一刀切，要区别不同的情况，有区别地对待。 1987年，中国提出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光明日报》有篇文章把“婚外情”看成是自由化的反映，是违背道德的行为。 1988年，形势发生变化，出现了许多关于“第三者”的质疑：什么是第三者？婚姻的第三者与感情的第三者有没有区别？怎样评价缺乏爱情基础的“凑合婚姻”？由于第三者的介入而造成这种婚姻解体，是进步的，还是应该谴责的？等等。 90年代初，人们的态度较为明朗了。据全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在近8000名城乡的已婚者中，认为一个和配偶感情破裂的人和其他异性发生性关系是可以理解或不必干涉的占50％以上，认为对“第三者”要加以教育引导的占70％以上，认为要“绳之以法”的只占16.5％。

20世纪最后两三年，国家有关部门在讨论、修改并准备颁布共和国的第三部《婚姻法》时，它又成了一个热门话题。有人主张对“第三者”绳之以法；有人则认为这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因为从世界上看，一些保守、落后的国家都对“通奸”者处理得十分严酷，而一些发达国家已先后废除了“通奸罪”。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但是，不论人们对这个问题怎样争论，社会总是在向着开明、开放的方向发展，尊重人性，崇尚自由，提倡以科学、健康、宽松的态度对待性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