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缺钱花的日子这是一个提示—关键位置
如果这种位置处于国有企业中，它往往更能带来直接的行动便利和激增的收益。比如我们是一个承包协议的承包方，是个厂长或者承包集团的某个成员，那么我们便可以在“包死基数，确保上交”的政策保证下，得到基数以上的余额。当我们的各种行动花销就像差旅费一样可以在相对的职务专项基金里得以报销时，我们就不必去索要什么高薪。 那么，我们可以抱着与做买卖时同样的热诚，去努力争取获得一个关键位置，以突破贫穷。这是和做生意一样的劳动所得，只是需要另外一种不同的气质罢了。 首先，要从做小人物时就开始培养一种习惯，即，把自己从事的具体业务与整个工作的全局性联系在一起。假设有三个人在建筑一幢楼堂，当我们发问：“喂，你们在干什么？” 一个人回答：“垒砖头呢！”另一个人说：“我在砌墙。”第三个人说：“我在营建一座壮丽的大厦。”我们可以断定，前者一辈子只能是泥水匠，第二个人能当建筑工程队长，第三个人很可能会成为设计师或者总裁，他有热忱和全局性的眼光。 其次，与上司保持通畅的联系，从开始就选定一个年富力强而又有升迁可能的优秀上司作为自己的导师，以求锻炼和日后的相随迁举。
再次，要保持异常冷静的头脑和沉默寡言的工作热情。无论什么时候，要清醒地知道做官意味着负责和服务，要注视客观环境的每一丝动向，而少说多干总是人们喜欢的模范性格。 最后一点是保守关于野心的秘密。多年前，田壮壮对他的《猎场扎撒》和《盗马贼》说了一句戏言：“拍给下一世纪的人看。”这让他大吃了一回苦头。中国是一个不能弘扬壮志的环境，所以25岁的为官壮志，只能藏在心里，早早暴露自己对某个位置的渴望，无异于自行宣告退出角逐。 既然降生在这个有特色的国度，我们也就有着以特殊方法变算物质待遇的理由。只要我们自己想通了，我们就不必非要计较自己使用的汽车究竟是不是自己的。是谁的也都是为了使用，而不是为了能在挡风玻璃上贴上“这是我的私人汽车”的条子。 □ 自己同胞可怜巴巴的钱袋，满足不了我们的欲望。试一试看，与海外客人做笔交易，挣洋人的钱。这并不难，不仅收益很大，富佬们还不会觉得花费过高。 1987年盛夏，我在北京某商场化妆品零售专柜，当了两个月的售货员。每天看到那些对玻璃窗里五光十色的商品啧啧叹息的中国消费者，我的心里就会感到难忍的苦痛，觉得我们的定价好高，中国人好可怜。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确立了两个信条。第一，为了使人更像人，必须消灭贫穷；第二，永远不在自己的同胞口袋里打主意。 中国是个低价格的国家，但时而会有些在海外走红的小商品卖到极高的价格，同时国内市场反应迟钝，依旧维持低价。这种时候，内外两种异常悬殊的价格就会形成有利可图的落差。如果我们把这种产品略微抬起一些价格，卖给洋人，不但没有混乱国内市场，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大量水货不因低价出国而毁掉它的国际售价。我们又可以把抬起的那段差额抽归己有，作为自己操劳奔波的补偿。 与洋人交往中，不必拒绝小费（Tip）。施小费是文明国家的文明习惯，它是客人对侍者良好服务的奖励。如果我们不是传教士或者慈善事业的工作者，我们就不必小里小气、紧紧张张地拒绝它。这种拒绝，实际上并不能像宣传上讲的那样，受到洋人的尊敬，相反他们会认为我们像野蛮人，有一种原始的不开化的豪爽。 我们还可以关心一下自己的佣金（Commission）。在成功的交易里，我们一般可以得到2%～5%的佣金。如果是私人帮忙，我们还可以更主动地争取让受助者提供更高一点的报酬。和接受小费一样，洋人不会因此而讨厌我们。
相反，如果我们无私帮助他们，一般的商人会认为我们没有学会尊重自己的价值和劳动，奸商会笑话我们傻。但假使我们有把握为了大鱼而放长线，那么坚持不要第一笔佣金会收到绝好的效果。 在领取佣金和索贿受贿之间有一种难以理清的关系。如果我们是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员工，那我们便无权借工作之便，收受这些奖赏。但如果我们只是一个普通公民，而且没有因此而牺牲本国和本公司利益，那么我们无妨接受这种礼金。如果明知一起交易会损害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我们却没能克制住自己，那不久后我们就会发现，这种鼠目寸光的私欲已将自己引入了陷阱。外方可以因此永远胁迫我们，做更多的不该做的事情。有许多外事经理正是因为不想再受洋人摆布而被行贿者残忍地揭穿了的。他们大都还在狱中，这辈子就算完了。 我们前面还曾提到过一种挣洋钱的办法，那就是离家渡海。即使是最苦的工作，每个月也可以存上1 000美元。不过，最好还是拿回家花这些钱，既是主人，又像个富翁。 最后说一句，假如有一天我们自己成了企业主，千万别把眼睛只盯在国人的腰包上，那太残酷了。去挣美元吧！
□ 寻找一个使我们信任和倾心的人，支持他，帮助他，使他大获全胜，然后与他共享幸福生活。成功经常属于集团，集团里面需要主帅，也需要助手。 发财并不一定是自己一个人的事。如果我们自认为还年轻，或者24年的成长经历注定我们不适合自己去主打天下，只适合做个参谋和副手，那么不妨去寻找一个值得我们钦佩，值得我们给予其帮助的人。这样，对自己更实际，也更有利。打赢几次，我们有了经验，也有了当然的报酬。打败几次，我们有了教训，损失的钱完全由主人承担。事实上，许多成大器者，青年时代都曾做过助手，用别人的钱，练自己的兵。 做助手，对于女人来说尤有现实意义。女人大约在23岁时已达到知觉的顶峰，此后不会像男人那样继续前进，屡进屡智。她们24岁时就已渐渐明白，世界是男人的，如果没有相当的天才和运气，她们便很难再得到什么。我不想谈论女权问题，只想重申，在这个已经如此的文化传统中，女人就是女人，她们的青春要完成一种转变———从“梦想做操持世界的主人”向“通过贤内助的方式间接调配环境的妻子”转变，而所谓男女平等，不是半边天对另外半边天，不是体力、智力、工作职位上的均同，而是人格尊严上的平等。
一个女人领受了上苍造就的柔弱的身躯和后天文化铸成的受式心理，如果她能独自打败前进途中的拦路虎，那简直是件难以想像的事情。但是，假如她选中一位她所信赖和爱戴的武士，站在他的身后，为他磨砺刀剑，制造铠甲，提供粮食和淡水，给他以每时每刻的鼓励和安慰，这位武士就会比其他只身一人的武士要勇猛，这对合而为一的夫妻也会在荆棘丛生的旅途中和谐而快速地前进，并在终点一起分享果实和胜利的喜悦。如果不是这样，这位女人或许会在半道上被恶狼吃掉。假如做助手还是被我们习惯地称做“牺牲”，那么请注意，这种牺牲会使我们在活着的时候，看到回报。 1990年前后，我在杭州、北京、哈尔滨对20位卖淫女孩做了调查。她们有的发了大财，那时的每月存款即可不低于1 000元，可那种紧张的精神压力和淋病的折磨，却始终追逐着她们。她们有一种共同的倾向，那就是要自己拥有更多的金钱。于是，除了卖淫，没有别的更快捷的办法，她们只得铤而走险。 而另外一些本分而又不安于现状的女孩子则劳累和拼搏，以便求得独立的财富。但是，她们却很少成功，因为这个社会对女性有着种种成见和限制。
所以，女性最为明智的办法，就是附丽于丈夫身上，滋润他成为大树。自己化为藤，增添他的美丽，而且最后的生长结果，藤不一定比树矮，甚至常常高出一截。最后，让我们记住M·K·芭宁写给《四海杂志》的一篇文章：“如果他真的失败了，他的老板将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但是在家里，在早餐的时候，在床头，我们应该鼓励他，‘你可以成功’。向丈夫说‘你无论如何也不会成功’的妻子，只会使这句话更快地实现。”